鄧小平與李政道_風聞

2024年8月22日是鄧小平同志誕辰120週年紀念日。

我們普遍知道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發揮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但相比之下，不那麼為國人所知的，是他同樣對中國的科技和教育也發揮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力。比如鄧小平一錘定音地讓高考得以恢復，還比如，在李政道先生諸多報國之舉背後，鄧小平是最大的支持者。

深切緬懷鄧小平和李政道先生！

撰文 | 黃慶橋（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教授）

在新中國的發展史上，海外華人在國家建設的許多方面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美籍華裔著名科學家李政道就是典型的代表。李政道因長期致力於推動中國科學和教育事業的發展而備受世人稱道。從1970年代開始，李政道通過各種方式和途徑，為推動中國科技事業的改革發展，促進中國科技事業的對外交流合作，加快培養優秀科技人才，作出了獨特貢獻，產生了深遠影響。比如，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成功建設，博士後制度的創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設立等等，都與李政道密切相關。

那麼，李政道的報國之舉是如何得以實現的呢？這當然首先歸因於李政道的赤子之心、遠見卓識和出色的動員能力，但也離不開中國國家領導人的鼎力支持，鄧小平就是最大的支持者。筆者依據《鄧小平年譜（1975—1997）》、《李政道文選》等信史資料以及上海交通大學李政道圖書館館藏檔案文獻和口述史資料，較為系統地梳理出鄧小平與李政道的交流歷程和內容，分析總結改革開放初期國家領導人與著名科學家之間的交流在推動中國重大科學工程建設、科技人才培養、科教政策改革等方面所發揮的重大而獨特的作用。

1968年，李政道在歐洲核子研究中心演講

鄧小平初識李政道

李政道第一次見到鄧小平是在“文革”後期的1974年5月。

1974年5月，時隔兩年之後，李政道作為美籍華裔著名科學家第二次回到祖國。5月24日，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李政道全家。這次接見，不僅鄧小平參加了，“四人幫”也參加了，更重要的是，李政道與“四人幫”之間展開了一場關於科學和教育問題的辯論。這場辯論，讓參加此次接見的鄧小平了解到李政道的赤子之心和為人為學，這為日後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問題上支持李政道的建議和想法奠定了基礎。因此，有必要在這裏花些筆墨介紹一下這次會見以及“辯論”的來龍去脈。

周恩來接見李政道起因於李政道寫給他的一封建議信——《參觀復旦大學後的一些感想》。在這封建議信裏，李政道對祖國的科學研究和教育事業被嚴重忽視以及科技人才面臨斷層的狀況表示了極大的擔憂，並提出了效仿培養芭蕾舞人才的做法培養年青一代的基礎科學人才。李政道在信中寫道：

應用科學對人類的服務是及時的，是直接的。基礎科學對人類的服務，不是立刻的，是間接的，是通過應用科學後才能使用的。基礎科學是應用科學的基礎，應用科學是基礎科學的應用。

做基礎科學的人員不要多，但必須精。此外還有兩個要點：一、基礎科學人員的訓練，必須經過一段相當長時期的有連續性的培養時間。二、基礎科學人員能力發揮效率的最高峯，往往在年紀相當輕的時候，約20至30歲之間。因為有這兩個要點，基礎科學人員的訓練，是否應該在更年輕的時候，13或14歲左右開始？

在上海的時候，也參觀了上海舞蹈學院。討論了舞蹈人員的選擇和訓練，受到很大啓發。覺得雖然基礎科學和舞蹈是大不相同，但對基礎科學人員的選擇和訓練，是否也可以採納一部分相類似的方法？

有現在的基礎科學才能有將來的應用科學。要中國人在科學上有不斷的新成就，能開闢出自然界中還沒有人到過的新天地，從而對人類有所貢獻，一支少而精的、不脱離羣眾的中國基礎科學工作隊伍，看來是很必要的。

這封信是於5月22日經李政道的好友朱光亞轉遞給周恩來總理的，僅僅隔了一天，5月24日，周恩來就立刻要接見李政道，而且接見時周恩來沒有寒暄，開門見山就對李政道説：“您有些話要告訴我們，請您先講。”顯然，李政道的建議信觸動了周恩來，而周恩來是想借這個接見的機會推動幾乎停滯了的科學和教育事業的發展，但這又受到“四人幫”的阻撓，李政道與“四人幫”現場辯論的原因就在於此。

李政道以幾天前在上海蔘觀復旦大學和芭蕾舞學校的經過作為開場白，當講到選拔基礎科學人才也需要像選拔芭蕾舞人才那樣從年輕的時候做起，江青突然發言：“難道50歲就不行了嗎？”李政道回答説：“舞蹈演員不是從小的時候就培養起的嗎？”江青説：“舞蹈演員要有持續性。”於是李政道又解釋為什麼基礎科學人才也要有持續性，效率最高也是在年輕的時候，基礎科學人才也應該在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訓練。

在其他在座的科學家不願發言的情況下，周恩來讓李政道繼續講，於是李政道就解釋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的重要性以及兩者的關係，強調基礎科學有理論和實驗兩個方面，應用科學也有理論和實驗，沒有什麼孤立存在的基礎理論。基礎科學十分重要，必須給予充分的重視，因為沒有基礎科學，就不會有應用科學。因此，培養基礎科學人才是非常必需的。

李政道第二次講完後，“四人幫”的筆桿子之一、當時的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謝靜宜加入到對李政道的責難之中。謝靜宜説：“我認為首先要解決為誰服務的問題。”李政道回答説：“問題是怎樣才能為人民服務，怎樣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沒有現在的基礎科學，就沒有將來的應用科學，就不能很好地為人民服務。”就這樣，李政道堅持真理，和“四人幫”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辯論。

1985年，李政道對周恩來與鄧小平的接見有過一段回憶，“我第二次與周總理長談是在一九七四年五月，那時他身體已不太好。那次主要談教育工作，當時‘四人幫’都參加了，還有鄧小平。這次會見的背景是，一九七四年我回國到上海，在那裏看到不要説基礎科學，連教育也幾乎沒有了。我就寫信向周總理反映我的意見。”

“周總理對教育非常關心。雖然這時他的身體已很不好，也知道説服那些人非常困難，但他還是儘量説服他們。少年班有周的支持，‘種子’是種下了，可是還有人控制此事，他們有陰謀，對這件事進行歪曲。”

“我認為，應用科學與基礎理論都要發展，要平衡。研究人員不能關在象牙塔裏，也不能覺得自己了不起。知識重要，但知識並不是一切。周總理永遠對國家忠心，並不覺得有知識就了不起。我們中國以農立國，應平衡發展，基礎、應用、生產是三部曲。有了基礎理論才能掌握自然界的規律，才能應用。”

會議最後，周恩來總理對李政道説，“你寫的那篇文章，我已經讓他們把字放大，送給毛主席看。今天的會議記錄也會送給毛主席看的。你的建議可以試驗一下。”

參加此次會見的鄧小平並未與李政道直接對話——鄧小平由毛澤東親自點名剛剛獲得“解放”而復出，但李政道真心報國、堅持真理、不屈服“四人幫”淫威的表現無疑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會見結束的那天晚上，李政道又緊急寫成《關於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的補充説明》，對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關係進行了詳細的闡述。第二天，李政道就把這份“補充説明”呈交給周恩來，並且也給參加會議的人員每人一份。這樣，鄧小平也看到了這份“補充説明”，從而加深了對李政道的印象。

據王垂林先生轉述，李政道曾説，在這次會見中，周恩來總理曾三次主動問鄧小平：“小平，你多大了？”周恩來總理這種不尋常的問話可能是有深意的。正常情況下，在這種會見客人的場合問另一個人的年齡本來就不大合適，更何況周恩來總理居然在不長的會見過程中問了三次。李政道認為，這可能是周恩來總理的某種暗示，暗示李政道以後回國要多找小平同志，而小平同志對此也心領神會。李政道説，後來他每次回國都要拜會小平同志，就與這次重要的經歷有關，這是周恩來總理的囑託。而小平同志也是有求必應，在整個1980年代，年年會見李政道，與李政道交流互動密切，聽取並採納李政道的意見和建議，為推動中國科教事業改革發展，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鄧小平為什麼特別青睞李政道？

鄧小平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與李政道的正式交往，從目前可考的資料來看，是在1979年春鄧小平訪美期間。據李政道回憶：“第二次見到小平先生是1979年在美國，在那次中美間高級領導人的會晤中，科技合作是很重要的方面，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被寫進了雙方協議中。”李政道這裏提到的“高能物理”，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重點發展的科學領域之一，核心是建造中國自己的高能加速器。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這一直都是中國政府和科學家的願望。然而，實現這一願望的過程卻極為曲折複雜，有“七下八上”之説，也就是七次下馬，第八次上馬的意思。而第八次上馬，也即1981年中央決策建造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就是李政道付出很大心血並且一直得到鄧小平鼎力支持的一個重大科學工程。

在一篇紀念鄧小平的文章裏，李政道先生對他與鄧小平的交往進行回顧總結：“近20年來，我為推動祖國科學和教育事業做了幾件事，如：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建造，博士後流動站制度的設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制度的完善，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CUSPEA），以及建立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等等。這些工作大多是我直接向小平先生提出的，無不受到小平先生的直接關懷和幫助。我與小平先生交往中的話題，主要是圍繞上述工作創意籌劃和實施而進行的。小平先生對上述工作一直是重視和關心的。最使我佩服的是，他眼光很遠大，非常廣闊……小平先生是非常有遠見的，處處從基礎着手，面向全局，一方面注意基礎，一方面注意人才，注重全局性的發展，這是了不起的。”這可以看作是李政道先生對他與鄧小平之間交往的總結，他對鄧小平的評價也非溢美之詞，應當説是二人交往的真實寫照。

鄧小平與李政道的交流不拘形式，有單獨接見、共同接見、書信交流、相關批示、現場交流等多種方式和途徑。僅就面對面的會見而言，根據筆者的考證，從1974年到1989年，鄧小平與李政道至少會見14次；1978年至1989年的11年間，鄧小平年年會見李政道（1982年除外），有時一年還不止會見1次，1984年二人的會見更是達到3次之多。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1980年代的鄧小平可謂日理萬機，即便如此，鄧小平堅持每年接見李政道，有的年份還不止接見1次，這足可以看出鄧小平對李政道的重視。鄧小平與李政道的14次會見，其中的10次在《鄧小平年譜（1975—1997）》裏都有明確的記載，而另外4次會見因《鄧小平年譜（1975—1997）》記載不詳等緣故，常被研究者忽視。但這4次會見同樣具有實質性內容，是鄧小平與李政道交往歷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1980年代的其他的領導人如趙紫陽、胡耀邦、方毅等也都多次會見李政道。進入1990年代，江澤民、李鵬、朱鎔基也多次接見李政道，聽取他的意見和建議。在海外華人中，能夠如此頻繁受到鄧小平的接見與高規格禮遇的，僅李政道一人！

1980年代前後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的肇始，封閉的國門打開了，如何改革、怎樣開放，都是全新的偉大事業，需要中國人摸着石頭過河，需要中國人去探索。在從封閉走向開放的過程中，全新的偉大事業急需向全世界“借智”，學習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而積極聽取、吸收海外華人傑出科學家的意見和建議，推動相關領域的先行先試，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辦法和選擇。鄧小平之所以如此重視與李政道等海外華人交往交流，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正是時代呼喚的結果。1985年，7月14日接李政道給國內寫了一封科技改革建議信，交給了聶榮臻，隨後這封信同時送國內各有關部門。來信建議，“祖國在自力更生、依靠科技進步、大力派人出國留學深造等前提下，來實現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目標。”18日，聶榮臻覆信李政道：“您的華翰及精論，我已拜讀，感謝您對祖國建設的深切關懷。這些年來，您為祖國出了不少力，貢獻是卓著的。現在，您又提出寶貴的建議，我認為都很中肯，很重要。國內有關部門將會結合體制改革進一步研究落實的。我現在精力已大不如前，但看到您熱情洋溢的書信和精闢的論斷，還是興奮萬分！謹此函謝。”

另一方面，李政道都是在他熟悉的科技和教育領域向鄧小平建言獻策，強烈的報國意願、傑出科學家的遠見卓識、豐富的科學實踐經歷、對世界科教事業發展的深刻把握，使得李政道能夠針對中國的情況和國際發展趨勢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見和建議，因此效果非常好。實踐證明，這些建議都是符合中國改革開放發展需要的，而這又反過來提升了李政道建言獻策的分量，實現了良性循環，這就可以解釋鄧小平為什麼如此頻繁地接見李政道並高度重視李政道的意見和建議。

作為海外華裔科學家，做一件有益於祖國的事不難，持續不斷為祖國作貢獻則很難。李政道就是後者，他的赤子情懷與貢獻經受了時間和歷史的檢驗。在改革開放進入新的歷史階段的當下，如何充分發揮好海外華人的作用，是一個具有現實意義的重大問題，鄧小平與李政道之間的交流經歷，或許會帶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啓示。

本文原載《科學文化評論》，經作者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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