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判文明間是非的標準是根本利益而絕不是階級歸屬或良知_風聞

　　梅華龍的《狹隘民族主義，讓一位曾有良知的以色列學者變成種族屠殺的幫兇》（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288675），將以色列的狹隘民族主義歸因於階級意識形態，這是錯誤的。梅華龍先生無視了太多的歷史事實，這些事實用他的階級歸屬或良知論斷根本無法解釋。

　　中國歷史上的南北匈奴或東西突厥，境遇完全兩樣。他們和當時的中原文明都各自有自己的階級劃分，對內也都有各自的良知認同，但最終完全不是各自的被壓迫階級消滅了統治階級並且被壓迫階級融合到一起，也不是雙方共同和不同的良知將遊牧文明分割開來，而是在中原更強大的實力基礎上，讓能改變為定居農耕方式的遊牧文明留下來和中原文明融為一體，不能改變的則被打敗後或者逃亡西去，或者被屠殺乾淨。獲得勝利的，不是階級意識形態也不是良知，而是中原文明的本位根本利益——自己的農耕文明必須能生存發展，而當時條件下與此發生衝突的對方遊牧文明則不能，這首先是用實力打出來的，然後才是用自己的意識形態和良知去教化與融合。

　　蒙元和滿清，似乎是相反的情形，但問題在於遊牧民族的文明沒有實力去改變中原文明的形態，也無法消滅他們，只是以軍事實力的暫時領先而獲得了統治權力。而意識形態和良知，除了為維護其統治而做的有限改變之外，中原文明的大部分內容連統治者都必須被迫學習和適應。中原文明的本位根本利益受到損害、遊牧文明的根本利益被擴大都是事實，但這是一種妥協而不是根本的替代，軍事和政治上游牧民族獲得了勝利，但文明的征服關係是相反的。

　　西方人歷史上的殖民入侵和掠奪，則是徹底摧毀和替代了原住民的文明，他們的意識形態和良知更是隻適用於他們自己，並且連這也事實上是口頭上的——無論是圈地運動還是西方內部的混戰，都一樣毫無良知可言，只不過因為實力相當而不能互相消滅，西方人最終只能選擇共存和共同對外掠奪，但依舊和勾心鬥角混在一起。這裏在決策中起決定作用的依然是本位根本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或良知。

　　當然，以本位根本利益為名進行的遠非都正確。中國早期歷史中的血腥和掠奪行為也並不少，但最初在自然地理環境等客觀條件的驅使下，更在長期生存發展的實踐推動下，讓中國人逐漸認識到了合作與共存在相當多的時候生存發展的成本和代價更低，而西方人對此則至今都缺乏起碼的認知。這個差別最初被自然地理因素所賦予，但不是被它所決定，而是根本上説是實踐範圍和認識能力的不同造成的。在這個差別之上，產生了對本位根本利益的更正確和更錯誤的分歧，也正因為如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也始終是整個人類社會進步的巨大阻礙，儘管他們的高科技也同時在推動整個世界的進步。而蘇聯／俄羅斯，則是把本位根本利益的重心始終狹隘地放在強大軍事實力上，而缺乏足夠的文明構建能力，他們同樣難以最終實現真正的本位根本利益，連為此做的正確事情，也會被講成除了自己出沒人信的所謂道理（比如普京對“特別軍事行動”的解釋）。

　　如果對本位根本利益的認知正確，它肯定是可以評判文明間是非問題的：有共同前途和出路的文明，選擇最快和最小成本的方式走向共同前途和出路是正確的，反之則是錯誤；沒有共同前途和出路的文明，要堅定地以自身最終前途和出路為核心去做，為此也有可能毀滅對手的文明，絕不能受任何意識形態或良知束縛——道德和良知只是文明內的有條件約束，而不是文明間關係的無條件約束。

　　中國歷史上中原文明，在與遊牧民族的衝突中，是符合這個標準的正確選擇——我們的現在就是共同前途和出路，所有的遊牧民族遲早都都改變搶掠為生的生存方式；遊牧民族的南侵、五胡亂華、元／清的征服，都是與這個共同前途和出路相悖的，最終都已失敗告終。農耕是比遊牧更先進的生產力，無論單獨對哪一方而言，先進替代落後是進步，反之才是倒退，這不能用民族平等和團結來混淆是非。

　　西方的殖民入侵，則是相反的錯誤。整個世界的現狀，以及西方社會自己的現狀，清楚地表明瞭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有共同前途和出路，西方人當初視作沒有而去倒行逆施，已經給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整個世界帶來了無盡災難，沒有這些災難的話，世界要遠比現在發展更好——幾十年內的中國和美國的發展對比，就非常清楚地論證了這一點。

　　以色列的行徑，則是明顯在重蹈西方人的殖民道路覆轍，把有共同前途和出路的巴以之間關係硬給搞成了幾近沒有共同前途和出路——巴勒斯坦人當然在這其中一樣在對立立場上扮演了類似角色，但雙方的能力、行為後果和責任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應該被譴責的當然是以色列，它的錯誤根本就不在階級意識形態和良知，而在錯判雙方本位根本利益關係的類型，並無視人類整體的前途和出路。

　　用階級鬥爭意識形態來理解當代社會問題，無論對國內還是國際，都早已被歷史上的實踐論證為至少是有大問題的。

　　自馬克思時代以來，階級鬥爭意識形態曾在相當長時間內主導了包括我們在內的社會進步，曾經的社會主義陣營及現在的我們自不必説，就連老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內，勞動者也遠比十九世紀及之前遠遠更被善待，這都是階級鬥爭的成果，絕不能否認。

　　但隨着社會發展進程的繼續，馬克思的生產力－生產關係的二元對立統一哲學模型的時代侷限就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來，相當多的現代社會問題遠不能只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及其互動來解釋和解決，由這個二元對立模型引申出來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也就越來越難發揮我們預想的作用。冷戰就完全不是純粹的階級鬥爭對抗，東歐陣營內部並不一致，中蘇、中越都爆發過沖突，中美更是曾走到一起對抗蘇聯。而我們自己，堅持以階級鬥爭意識形態解釋和解決一切的思路也最終走不下去了，“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不得不換成“發展才是硬道理”，國際上的主要矛盾也不再是主要集中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這麼主要和眾多的事實，包括作者梅華龍先生在內的很多人選擇了故意充耳不聞和視而不見，繼續堅持用實踐否定過的認識來分析和解釋社會問題，怎麼可能正確？

　　現在的直接問題在於，西方的各種社會發展理論不僅政治立場有問題，還完全不顧實踐結果，早已走入空談誤國的境地而根本就沒有可信度。而我們自己，則一頭扎進中國特色，根本沒人對發展哲學和社會發展的基礎理論這樣的一般性認識有興趣，更不見有成果出來，我們可用的相關一般性理論資產只有馬克思的遺產，階級鬥爭這樣的意識形態就是其中之一。作為中國人還有祖先傳下來的道德良知，國際上還有主要由西方人建立起來的國際規則和共識（用起來還經常是有雙重標準問題）。這種現實狀況，是很多人仍然單一地堅持以早就暴露出問題的階級意識形態觀點來分析一切的原因。

　　我個人的解決辦法是有，但必須用我自己的哲學觀點——我的主張是首先針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時代侷限性錯誤做升級換代的創新。對這裏的問題而言，我主張的創新是，用新的“文明本質原理”替代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二元對立模型。

　　我認為，文明的本質在於，它是有序性進化的載體，是文明就必須去承載有序性進化，否則必然最終滅絕；能承載有序性進化的系統實體就是文明，無論它們和目前我們理解的文明有多大表面上的差別。同時，文明有自身不可放棄和不可被任何其他東西凌駕的自身本位根本利益（絕不可以説其他文明能更好承載有序性進化就可以替代更落後文明）。這裏的有序性，有專門的針對社會運動的定義：系統內要素間相互配合與協調的水平，其高低由系統整體的生存發展能力來衡量。

　　而馬克思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對立統一的模型，則是這個新原理所描述的社會模型的一個有條件的近似特例，條件就是社會發展水平足夠低，產品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等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遠遠高於其他一切。我們自己國家的現在，已經相當程度上不符合這個條件了，而且不符合已經有很長時間了，這是馬克思的模型不再擁有解釋和解決一切能力的原因所在。

　　處理文明間關係，需要以自身文明的本位根本利益為核心，並且有序性進化的需要，也要求要儘量用有利於提升文明內和文明間的相互配合與協調水平的方式來處理，以達到儘量減小文明生存發展的代價和成本的目標，這就是我的新原理的推論，給出上述評判是非標準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至於道德良知，則是文明內部建立在實在成型的共同利益基礎上的一種約束，沒有共同利益基礎的文明間本就不存在道德良知問題，共同利益基礎不充分的文明間作為共識的道德良知也肯定不充分和不完善。想用它們來評判是非，無論如何是缺乏實在的客觀利益基礎的，這種想法很天真，懂得該以根本利益為核心的人肯定把這當幼稚的無稽之談，這和對待道德良知是否有雙重標準沒任何關係。我們祖先看重道德良知的作用，是因為中華大地上很早就建立起來比較牢固的共同利益（至少從大禹治水開始），而祖先們沒有注意到這個背後關鍵的真正事實。這種道德良知放在國外未必會被認同，即使良心上認同也抵不過相反的根本利益需求，拿來講國際道理的話只會是開國際玩笑。

　　我們政府處理國際關係，早已從階級意識形態主導的革命輸出時代轉換到了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時代，這至少是實踐檢驗過之後的結果，但的確有很多人看國際問題依舊無法適應這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