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腐敗暗流湧動？互聯網大廠反腐風暴_風聞

流量腐敗暗流湧動？互聯網大廠反腐風暴方圓2024年08月26日 12:18:43 來自北京市0人蔘與0評論

圖片來源：攝圖網

反腐的風吹到了互聯網大廠

從年初至今

小米、騰訊、抖音等互聯網大廠

陸續曬出“反腐成績單”

小到虛報幾百元的加班餐費、打車費

大到收受上千萬元的賄賂

從傳統的利用職務之便侵佔公司財物

到利用刷單套利、薅羊毛

刷禮物、推熱度等

新型腐敗手段

越來越多地浮出水面

在行業高速發展下

腐敗問題已被“確診”為

制約互聯網企業發展的“大廠病”

大廠齊發聲治“病”

意味着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反思

反腐的“顆粒度”

和企業的發展速度對齊了嗎？

互聯網企業成內部舞弊犯罪新高地

一名頭部互聯網大廠的普通員工，究竟有多大的權力？今年5月浙江杭州警方披露的一起企業內部腐敗案件，給出了令人咋舌的答案——在短短一年的時間裏，一家企業員工王某某收受商家賄賂高達9200餘萬元。

能如此快速獲取驚人的非法利益，只因王某某手中握有一項審批權：對商家店鋪入駐他所在的電商平台進行初審。

“普通員工將審批權變現為鉅額利益，是互聯網大廠腐敗的一個縮影。作為當前網絡經濟和數字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大廠具有一定規模和行業影響力，其腐敗問題對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產業創新等方面有重要影響，也具有一定傳導性，因此成為民企反腐的重點。”北京科技大學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偉接受《方圓》記者採訪時表示。

《方圓》記者從北京、上海、浙江等地檢察機關獲悉的辦案數據表明，民營企業經營與內部舞弊刑事案件受案數量呈現逐年上升趨勢，涉案公司行業集中分佈在經濟活躍度高的第三產業，互聯網企業成為內部舞弊犯罪新高地。

據北京市檢察院相關人員介紹，近期，北京市檢察機關開展打擊治理互聯網企業商業腐敗犯罪專項工作，2023年5月以來，全市檢察機關辦理互聯網企業商業腐敗犯罪案件126件207人。

“近年來，互聯網大廠腐敗問題高發、多發，成為制約互聯網行業發展的重要問題，嚴重影響了行業健康發展、破壞公平競爭秩序、損害消費者權益。不僅案件數量呈上升趨勢，涉案金額巨大、特別巨大的個案數量也在不斷增加。”上海市徐彙區檢察院檢察官宋珊珊告訴《方圓》記者。

在宋珊珊看來，互聯網大廠多為規模較大的初創期或高速發展期的科技公司，具有成立時間短、經營活躍度高、資產充足流動性強的特點，雖然風險控制結構較為穩定齊備，但存在尋租手段隱蔽化、尋租空間線上化、尋租成本虛擬化、尋租變現金額高等風險因子，使得員工頻頻以身犯險。

“大廠的發展是一個從野蠻到規範的過程，早期大廠在迅速擴張時並不會太多關注腐敗，而是集中力量做研發、推廣等核心工作。但企業的長遠發展要在法治化、規範化的軌道上運行，外部的擴張需要後方穩定，內部反腐問題逐漸被重視起來。”宋珊珊表示。

流量腐敗暗流湧動

《方圓》記者瞭解到，與傳統的商業腐敗往往集中在企業高管、銷售、財務等關鍵崗位和商品流轉等重點環節相比，互聯網大廠腐敗則與運營服務、流量變現、數據權益等互聯網行業特點密切相關。

“從近年來辦理的案件來看，互聯網大廠裏有大量看不見摸不着的虛擬財產，但‘流量為王’之下暗流湧動，流量能變現，意味着相應的權力也能變現。”

上海市徐彙區檢察院檢察官張洪認為，與公司實物財產有形可見相比，遊戲公司裏的道具、貨幣、皮膚，電商企業中的刷單套利、薅羊毛、刷禮物、推廣所需的流量等，均屬於虛擬財產，對這些虛擬財產的職務侵佔，屬於互聯網大廠腐敗裏的新型手段。企業若不跟進監督核實，不容易察覺，易造成經濟損失。

比如，該院辦理的一起互聯網大廠員工非法侵佔遊戲“鑽石”案。2014年7月，周某某入職A公司擔任遊戲項目組負責人，後台賬號擁有直接向玩家發放“鑽石”和充值獎勵道具的權限。為謀取非法利益，他利用公司後台找到玩家ID，以低於官方定價的折扣價向玩家售賣“鑽石”。

據統計，2019年4月至2023年3月，周某某通過販賣“鑽石”共非法獲利200萬餘元。2023年11月，經徐彙區檢察院依法提起公訴，周某某因犯職務侵佔罪、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並處罰金人民幣4萬元。

“隨着數字經濟新業態的不斷發展，不少互聯網企業都有直播電商領域相關業務，其權力尋租存在着極大的空間。打擊大廠運營管理人員收受賄賂等直播電商領域腐敗行為，有利於構建健康有序的直播經濟生態。”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檢察官王嬋媛表示。

在該院辦理的一起大廠員工受賄案中，2021年7月至2022年11月，萬某某利用其負責直播管理、賬號維護等職務便利，以借款、購房、購車等名義向其管理的多名電商帶貨主播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財物，為主播提供快速解封、快速加“白名單”等幫助，多次收受上述主播錢款共計人民幣300萬元。

2023年6月15日，海淀區檢察院以萬某某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提起公訴。萬某某後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並處罰金人民幣30萬元。

“在流量為王的時代，投放廣告流量對一些互聯網大廠是很大的收入來源。看似只是一個投流的廣告位，但‘一位’難求，背後是複雜的平台經濟亂象。”

一位互聯網大廠員工向《方圓》記者透露，平台內部會對廣告進行分類，包括白名單、黑名單和灰名單。白名單內是合法的廣告，黑名單是違反廣告法規定、不允許投放的。但灰名單的廣告，雖然並不違反廣告法，但比如壯陽、增高、減肥等內容，根據平台內部規定並不允許投放。

“不過大家在平台瀏覽時偶爾會看到一些本不宜出現的內容。這些黑灰廣告經過包裝，讓後台審核時看起來是正常的食品、服裝等，得以正常投放。那麼它是如何從黑灰廣告變成白廣告的呢？這是現在平台裏一種蠢蠢欲動的新腐敗手段。”這位員工説。

上海市徐彙區檢察院辦理的某大廠人員受賄案就是如此，受賄人是廣告流量投放人員，利用職權規避公司廣告審核規則，實現對禁投類廣告投放，通過開一户收一筆賄賂，行賄人則是為增加廣告推薦度行賄，以賄賂款博取鉅額利益，擾亂了正常市場經營秩序。

網絡讓腐敗手段更加隱秘

“互聯網大廠腐敗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規律性，比如基於企業所具有的技術手段，在內部或外部輸送不正當利益，例如數據買賣、刷單套利、違規派單等，因此也具有高度的隱蔽性。”宋偉認為，由於互聯網平台企業規模大、影響廣，逐漸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壟斷優勢，內部員工通過這種優勢謀取不正當利益，例如收取好處幫助商家置頂促銷等。

與此同時，大廠內部管理運行中，由於規模擴大過快，制度尚未健全，在管理運行中出現各類腐敗，例如侵吞資金、招聘賄賂等，這類腐敗與其他民營企業內部腐敗沒有本質區別，但在大廠中相對處於易發高發狀態。

“腐敗是互聯網大廠快速發展中一個逐漸暴露的通病。現在互聯網大廠腐敗案件犯罪主體以中青年為主，年輕化趨勢也逐漸顯現。”張洪表示，一方面普通職工呈現出從事出納、採購、倉庫管理等職位較低、資金密集的“蠅蟻作案”的特點，另一方面犯罪主體中經理、項目負責人等中層管理人員較多，崗位集中於銷售、財務等資金密集管理部門。

“這是因為中層管理人員雖然相較於高管管理決策權限更小，但對基層業務環節及流轉有着更深入的瞭解和接觸，日常工作中經手公司財物機會更加頻繁，更易利用業務經營漏洞實施犯罪行為。”

張洪説，比如技術大廠，一些高層投資人其實並不瞭解程序和代碼，監管人員也不懂，技術人員、中層人員等關鍵崗位實則掌握了大量權限和虛擬財產。專業性強使得互聯網腐敗的技術手段更加隱蔽，犯罪行為時間跨度長，案件發現週期一般為2到3年。

“如果大廠的內部風控制度不健全，監測預警不及時，電子數據等證物滅失，再去指控犯罪時很多證據可能就沒了。”張洪説，“我們在辦案中明顯能感受到互聯網大廠腐敗案件呈現疑難複雜態勢，‘互聯網+行業’的新業態模式使犯罪手段呈現線上化、虛擬化，內部人員特別是關鍵崗位上的人，只要把握流量審批、分配、賬户解禁等任意環節，便能把職權‘變現’為非法所得。”

“除了犯罪手段隱秘，涉互聯網大廠腐敗案件中還頻頻出現內外勾連型共同犯罪的情況。互聯網大廠內外部人員、供應鏈上下游公司相互勾連，提前謀劃合意、事後串供辯解的情況普遍，致使案情複雜，辦理難度顯著提升。大部分為窩案串案，涉嫌多個罪名，在被告人訂立攻守同盟、故意偽造毀滅證據等情況下收集固定證據、還原認定犯罪事實存在較大難度，在法律適用上亦存在一定定性爭議或法條競合等問題。”張洪表示。

非國家工作人員腐敗如何定性

“互聯網大廠腐敗反映出互聯網公司的組織架構呈現出扁平化的特點，企業層級少，減少了審批層級和溝通成本，但也導致了每層級的工作人員職權相對集中，業務流程中相互制約不足。”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檢察官王嬋媛向記者表示。

那麼，大廠員工作為非國家工作人員，腐敗行為應該如何定性呢？

“互聯網大廠內部腐敗，對應着職務侵佔、挪用資金、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等企業內部人員舞弊行為可能觸犯的罪名。從受理案件的罪名上看，主要集中在職務侵佔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等。”

王嬋媛説，刑法修正案(十二)修改的重要內容之一便是完善了民營企業內部人員腐敗相關犯罪規定，不僅形成有效的震懾作用，對相關企業的合法經營也有重要引導作用。

在上海市靜安區檢察院副檢察長馬瑋瑋看來，民營企業腐敗往往是企業自身發現然後移送經偵調查，最後移送檢察機關，不是一個固有機關來做，並且企業自身的調查手段也有限。

因此民營企業腐敗案件的線索核查、追贓挽損、取證固證都面臨挑戰，而如何完善線索核查、追贓挽損、取證固證恰恰彰顯了檢察機關的治罪力度。

“在辦理涉互聯網大廠腐敗案件中，檢察機關結合互聯網新經濟模式特性，對案件準確定性，嚴懲企業內部腐敗。針對案件暴露出的企業內部腐敗問題，制發檢察建議，推動企業建章立制、堵塞漏洞，為互聯網企業與行業健康發展營造更加公平的法治環境、提供更加優質的法治保障。”張洪表示。

據北京市檢察院相關人員介紹，近期，為紮實推進“檢察護企”專項行動，服務和保障北京全球數字經濟標杆城市建設，找準切口做實“檢察護企”，不斷為數字經濟注入“法治基因”，北京市檢察機關開展打擊治理互聯網企業商業腐敗犯罪專項工作，不僅依法嚴厲懲治商業腐敗犯罪，將數字檢察賦能“一案多查”，還助力互聯網企業清廉建設，積極開展反商業腐敗法治宣傳。

互聯網大廠反腐如何對齊“顆粒度”

檢察機關的做法無疑和互聯網大廠的反腐節奏對齊了“顆粒度”。

隨着互聯網行業的快速發展，企業規模逐漸擴大，業務複雜度不斷增加，各互聯網大廠對反舞弊工作的力度也不斷加大。例如，騰訊在內部設立了專門的反舞弊部門，制定了嚴格的反舞弊政策和規定。阿里巴巴內部設有專門的部門，負責腐敗調查、預防及管理。華為在反舞弊方面採取了三道防線的策略，包括業務管理者的自我約束、內控及風險監督部門的監控以及內部審計部的深入審查。

“互聯網大廠掀起的內部反腐風暴，涉案人數之多，涉案員工級別之高，內部反腐力度之大，應當説是前所未有的，體現了他們對反腐的高度重視和堅定決心。”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刑法研究所副所長彭新林向《方圓》記者表示，互聯網大廠反腐關乎企業的核心利益和長遠發展。通過查處並通報這些內部的腐敗案件，觸犯法律的移交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一方面可以提醒和警戒企業員工堅守企業制度和廉政底線，另一方面可以向外界表明企業對腐敗零容忍的態度，增強企業軟實力，打造誠信、公平、公正的經營環境。

2023年7月底，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於依法懲治和預防民營企業內部人員侵害民營企業合法權益犯罪、為民營經濟發展營造良好法治環境的意見》，制定12條檢察措施。對此，彭新林表示，在治理大廠腐敗過程中，檢察機關要嚴格依法辦案，依法懲治和預防民營企業內部人員侵害企業利益犯罪。

結合最高檢部署開展的“檢察護企”專項行動，檢察機關應以更加務實的檢察舉措，依法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積極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

彭新林還建議，企業要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具體來説，要從加強企業內部反腐倡廉教育制度、監督制度、預防制度、懲治制度建設入手，把企業內部員工尤其是高管的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堵塞腐敗行為發生的制度漏洞，強化對企業員工尤其是高管權力運行的制約監督機制，形成防範企業內部腐敗的預警系統，完善查處內部腐敗的懲戒機制。

“互聯網大廠腐敗治理具有一定系統性和複雜性，一是從國家治理角度，要進一步健全完善相關配套制度，對相關腐敗行為進行有效約束；二是加快推進互聯網平台企業廉潔體系構建，結合數字技術發展趨勢，形成更加科學的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減少內部腐敗風險，全面提高企業反腐敗能力；三是加大對企業腐敗的懲治力度，堅持行賄受賄一起查，進一步明確企業腐敗立案標準，產生更強有力的震懾效應。”宋偉表示。

本文雜誌原標題：《警惕流量之下的腐敗“暗流湧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