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社會治理容易出現“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現象？_風聞

本文首發於公眾號“貓哥的視界”

最近與一個朋友喝茶聊天，朋友突然提出一個問題：

貓哥，為啥我們宏觀治理屢屢出現“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現象？

然後朋友就舉了一個例子。

十九大的時候，國家在金融領域開了一個口子，也就是鼓勵金融創新。

本來國家的初衷是好的，希望通過創新來活躍我們金融市場，結果呢？

卻被一幫人以金融創新的名義搞出一堆P2P來圈錢，造成很壞的社會影響，最後國家不得不將金融創新一刀切全部叫停。

對於這個問題，我本來準備從監管等各個層面做出解釋，但是朋友突然又提出一個問題：

為什麼在歐美國家（以美國為例）就沒有這種“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現象？

呃，這個問題一下子就把我問住了。

不得不説一個好的問題是很能夠啓發自己的深度思考的。

我最初還向AI提出這個問題，但是AI給出的答案卻是泛泛而談，令人失望。

所以我只能自己去尋找答案，帶着這個問題我整整思考了幾天，也查閲了一些資料，現在可以給大家聊一聊這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我認為核心原因還是我國與美國相比，其基本社會結構是有根本性差異的。

1 治理結構

我國是一個大政府小社會的結構，美國呢？

恰恰相反，是一個小政府大社會的結構（歐洲也大同小異）。

這個社會指的就是社會組織。

簡單地説，就是我國社會自治組織非常弱小，幾乎發揮不了社會治理的作用；

老美社會組織則非常發達，很多時候甚至能超越政府對個體行為進行強有力的約束。

舉個例子。

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業主委員會，這是一個最為常見的社區自治組織。

在中國業主委員會也就是處理一些物業管理的問題，比如水電維修，物業費收取等等。

就這些破事，很多業主委員會還搞得雞飛狗跳一地雞毛。

在美國業主委員會説起來可能一般人難以相信——

它對業主具有很強的約束力，對於業主違反業主公約的行為不但可以強制罰款，甚至還可以強制性拍賣業主的房子！

不僅如此，美國的業主委員會甚至還可以向市政府提出申請，要求停掉通往本社區的公交線路，市政府對於業主委員會的申請還不得不照辦。

按：美國中產階級以上的社區都會向市政府提出類似申請。原因就是一旦公交線路開通，就會有流浪漢乘車過來佔用社區的公共設施，造成治安隱患。

如此強大的業主委員會對於中國民眾而言簡直不可思議。

這是社區自治組織，再來一個行業自治組織。

美國律師有一個律師協會，這個律師協會也是一個社會自治組織。

本來這樣的組織對於律師是沒有處罰權力的，但是美國的律師協會卻設有一個道德委員會。

這個道德委員會負責擬定律師行為規範，這個行為規範被美國地方政府幾乎不修改直接作為本地律師執業的約束性法律規範。

協會擬定的標準直接成為法律，這是第一。

然後美國司法機構要對某個執業律師進行處罰時，比如取消某人的律師資格，還必須由律師協會道德委員會派出人員進行調查。

這個調查報告直接決定某人的命運。

小時候看過一本書叫做《天使的憤怒》，裏面就有一個類似的情節。

女主第一次工作就是擔任地區檢察官的助手，結果被人利用，在關鍵時刻居然給證人送去一個裝有捏死的金絲雀的信封，直接導致證人崩潰。

這個事件讓地區檢察官對女主大為光火，啓動司法程序要取消女主的律師資格。

啓動調查的就是美國律師協會道德委員會的一個律師，這個律師也是未來的男主，然後男主頂住壓力保留了女主的律師資格。

這個案例説明了什麼？

司法機關要取消某人的律師資格只能通過律師協會，不能由司法機關派人調查。

如果律師協議不同意，司法機關也無可奈何。

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美國律師協會能量驚人，甚至可以無視司法機關的壓力強行保人。

所以，這樣的協會對於律師會員具有怎樣的約束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麼現在問題來了，為什麼美國這些社會自治組織擁有這麼大的能源呢？

這個就與美國政治底層邏輯有很大關係。

2 底層邏輯

美國政治底層邏輯就是兩點，選舉與自治。

州長是本州人民選舉的，理論上只對本州人民負責，其他人説話都不好使，即便是總統。

同理，市長也是本市人民選舉的，理論上只對本市人民負責，其他人説話都不好使，即便是總統或者是州長。

這樣層層傳遞到基層就變成社區業主委員會以及行業協會都是同樣邏輯。

同樣最底層的社會自治組織因為成了氣候，這就代表着特定人羣的選票。

這些選票對於官員或者政客就會有制約，就能無視政府與官員的壓力。

所以，為什麼美國沒有“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現象？

原因就很好理解了，上面的政府或者政客不管怎麼折騰，因為民間有強大的社會組織制約——

社區有業主委員會，行業有行業協會，所以沒有誰敢亂來。

如果亂來，都不用政府出手，社會自治組織分分鐘教你做人。

所以呢，朋友去美國總能看到這樣的現象。

那些排屋住宅，外立面都是整齊劃一，沒有亂搭亂建，也沒有雜草叢生——

不是説在美國自己的房子想怎麼整就可以怎麼整嗎？怎麼美國的房子還是如此乾淨諧調？

這就是業委會的強制約束力。

同樣的我們也可以看到，老美的媒體、記者很講政治紀律，與我們某些媒體記者相比簡直就是天壤之別。

背後的底層邏輯還是行業協會的強制約束力。

所以，為什麼中國會有“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現象？

因為大政府小社會的結構下，我們這裏社會自治組織很弱小，對於個體幾乎沒有約束力。

所以一旦政府開一個政策口子，總會有一些人動歪心思，因為沒有社會組織的約束，只要能賺錢，啥都敢幹。

在美國則不一樣，不管上面政客怎麼折騰，任何人的一舉一動都有鄰居（業主委員會），有同行（行業協會）盯着，沒有人敢亂來。

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中央集權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國家治理都強調治大國如烹小鮮。

也就是國家治理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在收與放之間尋求最佳的平衡，稍微用力過猛就有可能造成社會的動盪。

這套治國理論到了美國則不適用了。

看看這幾年的老美，幾任總統都不是治大國如烹小鮮了，完全是不折不扣的治大國如做江湖菜——

猛火、重油、重鹽、重辣快速翻炒。

奧巴馬在任搞一套政策，特朗普上台全部推翻，又搞一套政策，四年一度的政策急轉彎；

再加上美國現在族羣撕裂，階級對立這麼嚴重，換其他國家這麼折騰早就天下大亂了，但是美國居然還亂不起來。

原因就是小政府大社會結構下，強大的社會組織在維護社會穩定上發揮了定海神針的作用。

在大政府小社會的模式下，政府也就成為無限責任保姆型的政府，老百姓啥事都找政府，形成很強的依賴關係。

比如我們110接警中心，正常情況下警務資源應該是處理治安與刑事案件，實際上呢？

老百姓啥事都報警，包括不限於鑰匙掉了，貓狗丟了，與鄰居吵架了等等。

同樣因為政府的無限保姆責任，甚至還形成按鬧分配的潛規則，某些人羣不管是否佔理，先耍潑大鬧一場，政府總會和稀泥滿足其部分訴求。

所以，客觀的講，歐美這種小政府大社會的結構模式，在維護社會穩定層面還是很有優勢的。

但是硬幣都有另一面。

3 兩個缺陷

歐美這種小政府大社會的結構模式雖然在維護社會穩定上有優勢，但是也有其明顯的缺陷，這個缺陷表現為兩個方面。

其1，階層固化，阻礙社會進步。

前段時間，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分析了歐洲空調滲透率極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安裝費太高了。

一部空調通過擁有執照的專業工人安裝費用是購買空調幾倍的費用，甚至是自己買來空調自己安裝都要被罰款。

為什麼歐洲空調安裝費高？

原因就是圍繞着空調安裝這個產業鏈的社會自治組織包括工會、安裝培訓機構組織、發放安裝牌照的組織形成固化的既得利益集團。

這個既得利益集團針插不進，水潑不入，新人即便千辛萬苦拿到安裝執照，也要等老人退出才有可能獲取這個安裝工人的名額。

歐洲這些社會自治組織就這樣把持着空調安裝市場，攝取高額的壟斷安裝費用，讓需求空調的民眾深受其害。

政府卻奈何不得，以至於出現奧運史上的奇觀——各國運動員代表團居然要自帶空調去巴黎安裝的地步。

再來一個。

2021年美國港口世紀大堵塞大家都知道吧，因為美國各大港口的堵塞直接導致美國通脹飆升。

導致這個美國港口的大堵塞的直接原因就是，美國港口裝卸工人不足（新冠疫情讓很多工人請假）。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各級政府居然一籌莫展——

如果在中國遇到同樣的問題，政府早就強勢介入，從其他地區調集人手來加快輪船的裝卸速度。

在美國政府居然啥都不能做，只能眼睜睜看着大量貨輪在港口堵塞幾個月。

為什麼？

因為美國港口工會很強大，根本就不鳥任何政府的指令，即便造成世紀性大堵塞也是如此——

港口堵塞與我們港口工會有啥關係，也不會為此承擔任何責任。

不僅如此。

在中國，大部分港口已經迭代變成無人化智能化裝卸，而在美國還是原始的人工裝卸貨物。

這是中國掌握了美國不擁有的高科技核心技術嗎？

不是。

核心原因還是美國港口工會太強大，已經形成一個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個既得利益集團排斥一切可能導致工人失業的技術進步。

所以，雖然歐美髮達國家普及互聯網的時候，絕大部分中國人甚至都不知道怎麼發電子郵件，甚至一開始中國初創的互聯網企業都是學習老美同類企業的模式。

但是短短二十幾年時間，中國互聯網經濟已經一騎絕塵領先全球，將老美甩了八條街。

主要原因還不是我們發展太快，而是因為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擾導致歐美國家互聯網經濟基本停滯。

別的不説，光是更為便捷的移動支付要替代信用卡支付就要觸動金融企業巨大的奶酪，金融企業不配合，那麼移動支付就無法做起來。

在中國大政府小社會的結構下，沒有任何既得利益集團有能力阻擾政府或者説國家的意志。

政府一聲令下，任何資本都只能乖乖從命。

美國幾百年的積累科技實力全球第一，現在美國的科技創新也是引領全世界，但是現在美國最大的問題就是科技創新很難落地應用。

比如AI創新，目前基本就停留在視頻、圖文、遊戲等虛擬世界領域。

而對比一下中國，我們科技創新不如美國，但是我們科技應用卻遠遠超過美國——

無論是工廠、礦山、醫院還是港口等生產性領域，還是駕駛、超市、停車場、餐廳等服務型領域，智能化與AI應用遍地開花欣欣向榮。

究其原因還是美國社會自治組織太強大，極大阻擾了AI與人工智能的應用與推廣。

其2，就是遇到天災人禍的時候，救助乏力。

這幾年我們經常看到這樣一些新聞，比如澳洲火災、美國加州火災。

作為中國人很不能理解的就是，不管這些火災會摧毀多少森林，甚至會摧毀多少房屋，給老百姓生命財產造成多大損失，但是這些國家政府就是聽之任之，讓大火自身自滅，完全沒有一點全力以赴動員全國力量去滅火的意思。

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匪夷所思的現象？

根本原因還是歐美國家基本社會結構就是小政府大社會。

整個社會的政治結構就是各級自治組織層層疊疊搭建的一個社會形態——其基本政治底色就是自治與選舉。

自治是核心基礎，選舉的官員或者政府只賦予很小的職責。

上一級政府（其實也就是更大型的自治組織）既沒有干預下一級政府（或者説更小型的自治組織）的權力，同時也就沒有多少對下一級政府進行救助的責任。

所以一旦遇到天災人禍，需要各級政府合力集中資源進行救助的時候，歐美這種政治結構是不具備形成這種合力的政治基礎。

所以就只能聽之任之，並且不用擔責。

2021年德州因為雪災導致當地電網崩潰而停電，直接造成當地居民在嚴寒天氣下面臨嚴重人道主義危機。

在這種情況下當地政府不但不積極解決被凍結的發電設備問題，儘快恢復居民供電，當地一個市長反而發文怒懟求救者——

政府不欠你們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別再發牢騷了。

這位市長敢於在本地居民面臨人道主義危機時候怒懟求救者，背後的原因就是歐美國家政治底層邏輯就是自治。

4 未來之路

現在我們可以總結一下中美社會結構性不同所帶來的治理與發展的優劣性。

美國是小政府大社會的結構，這種結構下社會穩定性比較好，容錯率也比較高；

缺點就是階層固化現象會因為社會自治組織的強大而放大，從而阻礙社會的發展。

另外就是遇到天災人禍政府救助能力很差。

中國是大政府小社會的結構，這種結構對政府治理水平要求很高，否則就有可能出現“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現象。

優點是發展潛力大，沒有任何既得利益集團能夠抗拒政府的意志。

另外就是政府動員能力很強，遇到天災人禍政府救助能力很強。

但是現在卻出現一個比較意外的現象，這個現象就是中國互聯網經濟發展太快，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小社會的缺陷。

中國現在是一個自媒體異常發達的社會，人人都有攝像機，個個都有話筒。

這種廣泛監督下，導致中國民眾道德水平大幅度提升，特別是在公眾場合，任何違背公序良俗的行為都可能被曝光，直接導致當事人社死。

但是在社會自治組織職能缺失的環境下如何約束人的職業行為，目前看還是一個難題。

自家人知自家事。

歐美精英階層太清楚自身政治體制的優劣勢了，説白一點有利於穩定卻不利於發展。

為了維持自身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居於頂層的優勢，歐美國家不遺餘力向廣大發展中國家搞意識形態輸出。

要將歐美的民主制度複製到全球，為此甚至不惜在其他國家發動顏色革命。

但是，歐美的政治體制核心基礎是選舉與自治，選舉是一張皮，底色卻是自治，但是自治的基礎卻是要構建強大的社會自治組織。

構建強大的社會自治組織的基礎卻是整體社會必須是一個紡錘體的結構——也就是整個社會的主體人羣是中產階。

這需要經濟發達，城市化高度集中才有可能實現。

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無論是經濟基礎還是城市化水平都不具備這個基礎。

所以，發展中國家複製歐美的民主制度就變成一個結果，皮（民主選舉）是拿過來了，但是底子（自治）卻無法複製，最後的結果就變成兩個極端。

或者是烏克蘭模式，政客輪流坐莊，社會急劇動盪，經濟停滯不前。

最後選出一個不負責任的野心家澤連斯基上台，將整個國家與民族帶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或者是俄羅斯模式，依靠政治強人來強行維繫政治穩定。

但是強人政治副作用也很明顯，比如現在俄羅斯，普京年齡已經超過70歲，普京之後的俄羅斯隱患很大。

最後再囉嗦幾句。

中國與歐美這種社會結構的差異是由不同的歷史傳承發展決定的。

歐洲歷史就是一個個碎片化的封建城邦組成的散裝國家，比如德國統一就是由200多個城邦組成的聯合體。

這種長期城邦化的自給自足的個體經濟是歐洲自治組織形成的基礎。

美國同樣如此。

美國立國基礎就是13個移民自治領地合併而成，大家都是平等加入聯邦。

除了統一對外的軍事與外交，所有的自治領（後來的州）內務都是自行負責，誰也別指望能干預其他自治領的內務。

這就是美國社會自治組織形成的歷史基礎。

只不過後來隨着經濟發展，人口逐漸集中在城市，然後才漸漸形成各種社會性的自治組織。

中華文明發源於黃河流域，我們的祖先逐水而居，但是黃河卻不那麼安分，三天兩頭就各種水災發生。

為了實現對黃河流域的治理，就需要廣泛動員人力物力才能與惡劣的自然環境抗爭，這就是中國中央集權形成的基礎，也是大政府小社會結構的歷史傳承。

所以我們不能因為現在歐美是發達國家就可以將其政治制度簡單向其他國家複製。

不同國家有不同國家的國情，都有探索適合自己政治制度的權力。

所以中國傳統文化講究和而不同，現在講人類命運共同體，並不像西方那樣虛偽的推廣所謂的民主制度，這才是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正道。

通過對比我國與歐美國家社會結構性差異，大家就應該知道，在大政府小社會結構模式下社會治理的難度很高，站在宏觀管理者的層面，也只能不斷的試點、試錯進行探索。

這個過程可能會導致政策有反覆，大家也不要過多抱怨，我們國家宏觀治理的探索過程目的不是求穩，而且求發展，力求在發展中解決問題。

事實上，我們社會結構最大的優勢就是發展潛力很大，這是美國先天性就無法比擬的，也是美國一直把我們當做最大的競爭對手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