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黯然關停的百年機構，和一羣學者的無聲消亡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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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周舒義
凱瑟琳·普萊爾（Kathleen Pryer）停住了腳步。
燈光昏暗。擁擠的房間裏，一排排鉛灰色鐵櫃沉默着。足有一人高的櫃子塞得滿滿當當，讓人想起圖書館：像是層層疊疊的書架，還有次第排列的書脊。只不過，架子上不是書，而是各色硬紙裝訂的臘葉標本——這裏是杜克大學下屬的植物標本館。
普萊爾在這裏度過了生涯的大部分時光。34年前，她來這裏讀博，戀愛，當上生物教授。過去近20年裏，她一直是這裏的館長。
過不了多久，這裏除了記憶的空殼，什麼也不會剩。她收到了自然科學學院院長蘇珊·阿爾伯茨（Susan Alberts）的郵件，對方告知，杜克植物標本館將會關停，館內藏品要在兩到三年內騰出位置。
兩到三年，是這座標本館的生命倒計時。而它建成現在的樣子，足足花了一個世紀。1921年，那時候杜克大學還叫“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植物學家雨果·布隆奎斯特（Hugo L. Blomquist）用鞋盒運來第一批標本，成為館藏發端。到今天，館內擁有超過82.5萬份植物標本，規模在全美私立大學中位列第二，僅次於哈佛大學。除了花卉、樹木等維管植物，這裏還有全美首屈一指的苔蘚、藻類、地衣和真菌收藏。進化生物學家帕梅拉·索爾蒂斯（Pamela Soltis）曾感嘆其館藏深度、豐富程度出類拔萃——“杜克作為全球植物學研究發源地，素來備受推崇。”
但現在，普萊爾只能眼睜睜看着風光消散，歷史在自己手上終結。“簡直不可理喻，這裏有我的黃金歲月，我不想把心血交給別人……憑什麼？”
泥潭
危機早有預兆。靴子落地之前，標本館已經麻煩纏身。
首要的麻煩是空間不足。標本館坐落在60年前落成的生物科學大樓，約40萬份標本存放於此。隨着藏品數量與日俱增，總共6000平方英尺的存放面積已不能滿足需求。新增藏品不得不裝進標本箱，擺在房間外的走廊裏。到2005年，500多箱標本已經擠滿了大樓的全部五層走廊。
這些標本一度被轉移到校外存放，但事後看來，這是個糟糕的決定。普萊爾回憶，藏品在校外遭遇了可怕的水患，“到處都是黑色的黴菌。”潮濕和發黴對標本來説是致命的——高濕條件下，菌物侵害會導致植物組織腐爛，使其特徵模糊、樣貌損毀，喪失研究價值。
2006年，普萊爾爭取到80萬美元撥款和額外空間，把標本帶回了杜克大學。但這只是暫時的喘息。現在，空間再度捉襟見肘，積壓等待入庫的標本越來越多。
不止如此，生物科學大樓年久失修，老掉牙的暖通空調時常漏水，已經入庫的標本也岌岌可危。“生物科學大樓和校園內其他一些老建築……一直處於無人照管的狀態。”杜克大學生物教授裏塔斯·維爾加利斯（Rytas Vilgalys）説，“它們存在嚴重的水損問題……我認為一切已經到了崩潰邊緣。”
除此之外，領導權分散也是個問題。包括普萊爾在內，標本館的負責人共有五名。他們彼此獨立，分管不同部分的藏品。雖然這五人同屬生物教授，但他們的細分研究方向不盡相同，對標本館的發展方向意見相左。分歧經年難以調和，標本館在各方角力下不停做布朗運動，在學校裏備受惡評。
為了改善標本館處境，普萊爾四處奔走。2022年，她的努力似乎迎來了一點光亮。生物系主任艾米麗·伯恩哈特（Emily Bernhardt）告訴她，生物科學大樓的翻修處於“早期規劃”，學校已經瞭解到，有大半藏品需要臨時安置。伯恩哈特讓普萊爾擬訂一個“戰略計劃”，規劃標本館的未來發展。
在副館長保羅·馬諾斯（Paul Manos）的協助下，普萊爾完成了計劃。在這份長達18頁的報告裏，她詳細闡述了標本館面臨的麻煩。普萊爾提出，標本館“需要打破過去70多年來陳舊的僵化模式，變得更加現代化和可持續”。針對現狀，她列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進建議：包括統籌管理，將領導權集中到一位教員身上；為標本館尋找新的資源支持；加強與生物學、環境科學等課程的協同；統一籌款協議，以及加強標本館的校外影響力。
2023年2月，普萊爾興沖沖地將報告提交給伯恩哈特。誰知此後，這份報告如同暗夜中投出的石子，遲遲不見迴音。
直到3個月後，一場風馬牛不相及的會議上，她從伯恩哈特那裏聽到了偶然的隻言片語——計劃“並沒有得到學校管理層重視”。追問之下，伯恩哈特建議普萊爾，再準備一份“願景計劃”，具象化改進措施，向管理層強調標本館的重要價值。
普萊爾再次制訂計劃。她自學建築製圖，繪製了新館的平面設計圖紙，並再次將計劃發給伯恩哈特。不知道該説是意料之外還是意料之中，這份計劃再次石沉大海。
有時候，沉默本身就能説明很多問題。在普萊爾為翻修標本館而奔走的這一年裏，風向在悄然轉變。
最壞的情況發生了。2024年2月13日一個平淡無奇的中午，五名負責人收到來自阿爾伯茨的郵件，郵件正式宣佈了標本館關停的消息：“我們仔細考慮了維護標本館所需的條件。得出的結論是，由於資源缺口過於龐大，為這些藏品找到一個或多個新家，符合杜克大學和標本館的最佳利益。這些藏品理應存放在一個有足夠資源為後人維護它們的機構中。”
普萊爾沒想到，翻修變成了關停，臨時安置變成了永久搬出。
零和遊戲
在事後發給媒體的郵件中，阿爾伯茨解釋，關停的主要原因是資金緊缺，學校需要將資源投入到其他地方。“若要負責任地收藏如此珍貴的藏品，需要生物系和學校長期投入大量資源……而這會犧牲很多其他緊急、重要的事項。”
伯恩哈特稱，她與普萊爾、馬諾斯等人探討了關於標本館未來的各種方案，比如搬到校內更加現代化的處所，或是將標本安置在校外，甚至還包括向其他植物標本館尋求合作。她表示，儘管自己和普萊爾一樣，支持最“積極”的方案，“但校方認為，普萊爾計劃所需的資金和內部合作關係是無法實現的。”
這與普萊爾等人的説法不同。他們強調，此前一年裏，校方與標本館的溝通極為有限。“行政部門從未與我們討論，也從未與我們對話，説‘讓我們一起想想辦法，看看能做些什麼’，或是發起眾籌。”普萊爾説。作為替代方案，她曾提出自籌資金在校園內新建一座標本館，但校方對此視而不見。
“有杜克校友聯繫我，提出一項300萬美元的捐贈計劃，他承諾捐出第一筆100萬美元。就在那時，杜克大學攤牌了，他們沒有抓住這個好機會，反而讓我們關停標本館。”
阿爾伯茨承認，捐贈計劃確有其事，但若要翻新設施，維持標本館日常開支，至少需要2500萬美元。這超出了杜克大學的承受範圍。她還強調，此次決定更應該看作“搬遷”，而非“關停”。“誠然，標本館搬遷無論是對杜克大學，還是對教職員工來説都是一個損失……但長遠來看，我們打心眼裏認為這都是為了藏品着想。”
“有些人覺得，搬遷是對標本館價值的否定。這讓我既好奇又困惑，還有點沮喪……實際上，情況恰恰相反。我們認識到了這些藏品獨一無二、不可替代，也知道其中藴藏的驚人價值。只是説，我們不再是這些藏品的合適管理者。這和説標本館沒有價值是截然不同的事情。” 阿爾伯茨認為，植物標本最好交由自然博物館保存。
緬因大學的植物生態學副教授傑奎琳·吉爾（Jacquelyn Gill）反駁，截至2023年，杜克大學的捐贈規模高達116億美元，財力遠勝很多公立大學。“現在這所大學居然説，他們擔憂藏品的前途，想要把它們轉手給別的機構。我不禁要問，如果杜克沒有資源，誰能有這個資源？”
普萊爾補充，2500萬美元的數字“毫無根據”。教員們向杜克大學學生獨立報紙《紀事報》透露，生物科學大樓的翻新計劃讓校方重新審視了標本館的“實用價值”，管理層決定，將資金集中在“更見成效”的項目，犧牲標本館。校方則始終拒絕對此置評。
面對《紀事報》問詢，杜克大學公共事務副總裁弗蘭克·特蘭布爾（Frank Tramble）回應，校長文森特·普萊斯（Vincent Price）、教務長亞歷克·加利莫爾（Alec Gallimore）並沒有參與關閉標本館的決定，但他們完全支持阿爾伯茨和伯恩哈特，“確定項目的優先順位”。
顯然，標本館的優先順位並不高。阿爾伯茨表示，與圖書館等普惠機構相比，標本館更像是大學裏的“研究核心”，僅服務於少數學生和教員。“這絕不是貶低植物標本館的價值，但在討論標本何去何從的時候，沒有哪個理性的世界會忽視這一點。”
“這是一場零和遊戲，”阿爾伯茨補充，“沒有誰擁有無限的資源。”
飄蓬無定
關於標本搬遷的討論已然開始，一個可能的接收方是得州植物研究所（BRIT）。但業內人士認為，如此大規模的藏品，接收方空間和人手有限，很難將其整體搬到一處。更可能的做法是，將館藏分割，分別託付給許多不同的機構。這樣一來，產生的成本將會高得離譜。不止如此，在搬遷過程中，標本也很容易散佚。
“情況會非常混亂。東西會丟。無論多麼小心翼翼，東西也會受損。”吉爾在播客中説，許多標本只此一件，損失會難以彌補。“無論如何，搬到新家的物件總要丟幾樣，對吧？”
這些擔憂前車可鑑。位於加州克萊蒙特的蘭喬聖安娜植物園曾多次接收搬遷的標本，植物園負責人露辛達·麥克達德（Lucinda McDade）回憶，其中一次搬遷趕上了暴風雨，標本被工人隨意傾倒在裝卸貨物的地方。“我們不得不放下手頭的一切，趕去把它們搶救回來。”
2023年10月，日本奈良縣立大學在重建校舍時，誤將1萬多件珍稀植物標本當成無主廢品丟棄。當時，現場工作人員簡單詢問了“這些標本還有人要嗎？”——在未得到回覆後，就匆匆將標本當作垃圾清理了。這些被丟棄的標本還包括一些已經滅絕的珍稀植物。
問題不只是把藏品搬到另一處這麼簡單。標本館不是遺世獨立的桃花源，而是和研究者、所在地時時發生着溝通和聯繫。在多年的標本積累過程中，館內培養了一批熟悉這些植物的專業人員；杜克大學地處美國東南，這裏是生物多樣化熱點地區，杜克標本館60%的藏品來源於此。毫無疑問，搬遷會斬斷這些聯繫。
不搬的理由很多，現實卻無可奈何。中國農業大學植物保護學院的劉星月教授告訴我，“從結果來看，在現實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將巨量的標本分散保存到條件更適合的單位，實際上是科學合理的方案。”
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的白明研究員認為，這顯然會“讓原有學科積累一下子清零”，但在美國大學看來，也是追求效率、提升創新力的一種做法。“當然，對分類學這個基礎學科非常不利。至於這種做法對後世的影響，只能讓歷史去回答，很可能要看運氣了。”
流離的標本就像無定飄蓬，無法紮根的標本館不止杜克一家。2015年，密蘇里大學決定關閉歷史長達119年的鄧恩-帕爾默植物標本館（Dunn-Palmer Herbarium），逾17萬件標本被轉移到200公里開外的密蘇里植物園。2017年，路易斯安那大學門羅分校為了擴建體育場跑道，將近50萬件標本遷至得州植物研究所。從1997年到2015年，由於預算和空間緊張，北美的700多家植物標本館中，有100多家被迫關停。
“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哈佛大學進化生物學家斯科特·愛德華茲 (Scott Edwards) 表示。“許多大學博物館和植物標本館的命運，取決於學院院長和地方行政部門是否重視他們的活動。”
存放標本的場地要錢，例行維護修繕要錢，僱傭教職工管理標本館也要錢。“而挑戰在於，與其他炙手可熱的新興領域相比，用於支持標本館運作的撥款接近於0。”埃默裏大學植物標本館館長卡桑德拉·奎夫在博文中寫道，“要是再讓我看到有文章扯什麼人工智能拯救地球，我可能會發狂尖叫！”她回憶，在擔任館長的過去12年裏，“我不得不乞求、借貸、以離職相要挾，才能拿到經費，勉強週轉。我們甚至靠賣T恤來籌措資金……”
經費短缺的一個直接原因是大學運營模式。奎夫舉例説，假如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NIH）提供一筆125萬美元的撥款，70萬美元會用來承擔研究項目的基礎成本（包括人員工資、耗材、設備等）。大學會在此基礎上抽取一筆管理費（overhead），可能佔基礎成本的56%或更多。很多大學已經開始對這些管理費形成依賴。
她指出，在政府資助機構看來，運營標本館是大學的事，不會撥款支持；而在大學看來，標本館白白佔着空間資源，卻收不到管理費，相當於淨損失，自然也不待見。植物標本館就此在夾縫中備受冷落。
“這到底有什麼用？”
布萊克·福斯基（Blake Fauskee）是普萊爾實驗室的一名博士生。他認為，校方所謂“資源有限”只是幌子，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依託於標本館的植物學研究不被重視。“一種感覺在我心頭揮之不去：杜克大學正逐步淘汰我的研究領域。”
維爾加利斯補充説，標本館的職能本質上是記錄植物，這不夠吸引眼球，給人一種老派的感覺，外人常常會有“不合時宜”的刻板印象。很多人並不清楚標本館“有什麼用”，不幸的是，這其中甚至包括杜克大學領導。“他們對此一頭霧水。”普萊爾回憶，“每來一位主席、院長參觀，我都要花幾個小時來介紹説明。”
向行外人解釋“這到底有什麼用”，是所有冷門學科的宿命，也是幾乎註定徒勞的事情。因為這個問題往往意味着，提問者已經拋卻了敬畏和好奇心。你甚至能想象，對方是如何以懶洋洋的睥睨姿態，等一個比泡麪還要開包即用的簡短總結。任何自證的努力在實用主義面前都不堪一擊——畢竟，所有人總是要死的。已故植物學家維基·芬克（Vicki Funk）曾做過一次堂吉訶德式的掙扎，她羅列了標本館的足足一百種用途，並殷切寫道：“希望像這樣的清單可以幫助人們繼續鬥爭，使那些珍貴的館藏免於被肢解和破壞的命運。”
杜克標本館沒能逃出命運——普萊爾也一樣。快要退休的她迎着各路媒體，一遍又一遍回答“有什麼用”，在播客裏磕磕絆絆地談論“重要價值”。她選擇向風車發起一次又一次衝鋒。
在華盛頓郵報的採訪中，普萊爾向記者展示了幾份粉紅杓蘭（Cypripedium acaule）標本。
通過分析1886年到2022年間採集的200多份標本，研究發現，粉紅杓蘭現在的開花時間要比150年前平均提早12天。照這個趨勢，它們可能會在蜜蜂等傳粉昆蟲活躍之前開花，影響授粉和繁衍。普萊爾説，這些標本“代表了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的特定植物，承載着絕無僅有的歷史。”
標本館是一份微縮的自然檔案，見證了植物演化和環境變遷。在杜克，部分標本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近200年前。星星點點的綠意，曾傘擎一個世紀的氣象，鼓奏大西洋的颶風。如今芬芳散盡，只剩乾花褪去嬌怯，沉澱成一份遙遠的懷想。80多萬枚凝固的時光斷面靜置於此，正如植物標本館的拉丁文名hortus mortus，這裏是字面意義上的死亡花園。
“它們無需澆水，也用不着人操心。”訪談中，普萊爾略顯侷促，“植物們在這兒很快活。”她咧咧嘴，泛起久違的笑容。
無名之物
標本館的作用不止於此。
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中寫道：“世界新生伊始，許多事物還沒有名字，提到的時候尚需用手指指點點。”然而直到現在，有“名字”的事物仍然是少數。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2024年7月統計，我們迄今發現、描述和命名的物種約215萬，僅佔全部物種估計數量（以3000萬計）的7%。2013年發表於《科學》（Science）的一項研究估計，約20%的已知物種存在重複發表現象——我們已知的物種實際還要更少。
人類對物種多樣性的無知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就連“地球上有多少物種”這個問題，到今天回答仍然莫衷一是。牛津大學動物學教授羅伯特·梅（Robert May）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給出了300萬到1億種的寬泛估計；流傳最廣的一項研究來自卡米洛·莫拉（Camilo Mora）等人，他們得出的數字是870萬種；新近的更多研究則表明物種數量在10億數量級。巨大分歧背後，“物種”定義本身都長期意見不一。達爾文（Charles Darwin）在《物種起源》中寫道：“迄今為止，沒有一個定義能夠令所有的自然學家都滿意；雖然每個自然學家在談論物種時都隱約知道他所指的是什麼。”
1753年，植物學家林奈（Carl von Linné）發表《植物種志》，首次建立了雙名命名法和人為分類系統。他寫道，“如果不知其名，則知識難以承續。”此後近300年裏，分類學逐漸成長為一門對生物體進行命名、描述和分類的科學。生物在特定類羣中的分類位置，提供了有關其特徵、親緣和演化的關鍵信息。這些信息從活體植物那裏只能得到一少部分，大部分則依賴於標本館長期積累的收藏。
標本館採集的植物實體，是分類學的起點，也是旨歸。在新物種發表時，依據的主要材料被稱為模式標本（type specimen），是具有唯一性的實體憑證。《國際植物命名法規》規定: 植物新屬或新屬以下分類羣名稱的合格發表，必須指明模式，分類羣的名稱永久依附於那份模式——而這樣的命名模式標本，杜克植物標本館有近2000份。據此進行的發現、描述、定義和識別，如同迴轉不息的燈塔，為我們照亮物種海洋裏的日月浮沉。
遺憾的是，許多物種還沒有被發現，就在悄無聲息中湮滅了，悲風甚至不曾傳來遺響。據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發佈的《2023年世界植物和真菌狀況報告》評估，約3/4的未知維管植物面臨滅絕威脅。許多植物在得到正式命名、被認定為新物種時，就已瀕臨滅絕。這一趨勢近年來愈演愈烈：2020年新發現的植物物種中，有59%瀕危（Endangered），24.2%極危（Critically Endangered），總體受威脅比例高達77%。
2018年，在幾內亞孔庫雷河（Konkouré River）沿岸的急流淺灘上，植物學家丹尼斯·莫爾穆（Denise Molmou）發現了一種未知植物，她將其命名為Saxicolella deniseae。到2022年5月，該物種正式發表時，研究人員查看衞星地圖發現，早在半年前，由於下游修建水電站大壩，Saxicolella deniseae原本的棲息地已變成一片汪洋。現在，這種植物也用丹尼斯的名字命名：“Denise’s Saxicolella”——丹尼斯可能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親眼看到它的人。
“道理很簡單，你無法拯救一個你不瞭解的東西。”植物學家拉斐爾·戈瓦茨（Rafaël Govaerts）不無傷感地寫道。
分類學家請回答
在氣候變化、物種消亡的背景下，杜克標本館的命運可以看作是相關學科處境的一個縮影：依託於標本館的生物分類學，同樣步入了生命週期的寒冬。
2022年，白明、劉星月等33名專家聯名發表文章《分類學者成“瀕危物種”，搶救生物分類學刻不容緩》，指出生物分類學已經“瀕危”。文章寫道，隨着生命科學整體研究深入到分子水平，分類學的發展岌岌可危。很多生物分類學者的狀態就如同他們研究的瀕危物種一樣，數量急劇萎縮，某些類羣的分類學者甚至已經“絕滅”。
白明告訴我，這篇文章誕生的契機，是業內普遍意識到一個問題：“我們的學生畢業後都很難找工作。”
“傳統分類學成果很難發高影響因子雜誌，分類學崗位也很少設在頭部學校，學生未來畢業後看不到出路。”白明説，這導致大批優質學生被“勸退”，生源質量下滑。
即使是留下來的學生，也很難堅持下去。與其他領域的學者相比，生物分類學者在求職、晉升、研究經費等方面面臨更大的困難，大量青年分類學者被迫放棄自身專長，改變研究方向。在我國，分類學研究生80%以上未能從事本學科研究，人才嚴重流失，梯隊難以維繫。
目前的學術評價體系，主要以論著影響力、經濟效益、社會影響等因素為標準，分類學的貢獻和價值被嚴重低估。“正是因為生物分類學太過基礎，以至於其他學科在使用分類學的研究成果並取得實際成效時，忘了分類學不是‘免費’的，是需要有人為它‘買單’的。”
當下，學科主流轉向分子生物學幾乎成為必然趨勢。許多人被分類學的描述性工作誤導，認為分類學工作簡單且缺乏科學性，將其武斷歸為僅是在鑑定物種的學科。但實際上，生物分類學不是一門“手藝”，而是綜合性很強的科學，需要具備形態學、遺傳學、細胞學、生態學、分子生物學等多學科知識。像DNA條形碼（DNA barcode）這樣的新技術能快速識別、分類物種，但並不能取代傳統的形態學分類方法。昆蟲學家昆汀·惠勒（Quentin Wheeler）打比方説，認為DNA條形碼能取代嚴肅的分類學，和認為計算器能取代純數學沒什麼兩樣。
2023年10月，《物種和分類學家的無聲滅絕》（The Silent Extinction of Species and Taxonomists）一文在業內引發廣泛討論，文章剖析了生物分類學遇冷的根源。
伊凡·勒布爾（Ivan Löbl）等人在文中指出，分類學需要花費大量時間進行修訂工作，往往幾年才能發表一篇論文。這顯然與“publish or perish（不發表就出局）”的現行評價體系格格不入。而且分類學成果通常在最初幾年裏引用較少，但在未來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的時間裏會持續被引用。目前的發表指標，不論是期刊影響因子還是H-index，均未考慮到這種特殊的引用模式。這就導致分類學學者在職業生涯關鍵期獲得的引用量很低，墜入惡性循環。
此外，開放獲取（Open Access）出版模式近年來方興未艾，知名期刊往往會向作者收取高昂的文章處理費（APC）。例如PLoS Biology要價高達3000到5300美元。但很多分類學學者都是沒有基金支持的業餘學者、退休人員，即便是背靠機構的專業研究人員，也大多囊中羞澀。發表費用成為他們眼前一道不容忽視的門檻。
“未來會怎樣？”對談末了，我拋出一個只有時間知道的問題，問白明，也問千千萬萬未來的分類學家。
白明沒有絲毫遲疑：“光等着別人重視是不行的，關鍵是利用和研發新的技術來擁抱改變，推動下一代分類學的發展。”
未來會好嗎？
杜克標本館的故事還遠沒有結束。
2月16日，有人在change.org發起請願，呼籲杜克大學撤回關停標本館的決定。短短10天內，支持人數就突破了14000；半年後的今天，支持人數更是來到了……20000出頭。一鳴驚人習見於文藝作品，平平無奇才是現實的多數。但普萊爾仍不放棄：“也許會發生奇蹟？”
奇蹟也許永遠不會來，也許明天就來。普萊爾傾其所有。
她站在沉默的鐵櫃面前，能聽見這座花園的古老心緒。自16世紀30年代植物學家盧卡·吉尼（Luca Ghini）首創植物標本製作技術、建立第一座植物標本館以來，這種古老的研究範式始終站在技術前沿。現在，標本館的收藏不僅包括臘葉標本，還有液體浸泡標本、種子、木材切片、花粉、顯微切片，甚至冷凍的DNA材料。我們可以從200年前的標本里提取DNA，可以用機器學習分析標本，研究昆蟲的食草習性。往後200年、500年，又會湧現出怎樣的技術，那時的人們，又將從標本里解碼出怎樣的信息？許多物種湮滅在演化長河裏，標本是屬於全人類的地球記憶。
昏暗逼仄的房間裏，普萊爾從標本櫃抽出一封紅色紙夾，紅色代表標本採集自北卡羅來納。打開封面，又厚又硬的台紙上，壓着一株南方鐵線蕨（Adiantum capillus-veneris）。
“1934年5月13日，弗蘭克·史密斯在哥倫比亞縣採集的標本。”她把標本捧高，對着光亮，“瓦卡莫湖北端。”
身形孤直、倔強，彷彿灰暗夾縫中拱起的新芽。
主要來源
[1] https://www.change.org/p/urge-duke-university-to-reconsider-closing-their-herbarium?recruiter=false&utm_source=share_petition&utm_medium=twitter&utm_campaign=psf_combo_share_initial&utm_term=psf_combo_share_initial&recruited_by_id=ea280c50-ccc9-11ee-ac76-ebd9702eae1b
[2]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tragic-mistake-decision-close-duke-university-s-herbarium-triggers-furor
[3] https://www.kew.org/sites/default/files/2023-10/State%20of%20the%20World%27s%20Plants%20and%20Fungi%202023.pdf
[3] https://www.mdpi.com/1424-2818/15/10/1053
[4]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2/5/479521.shtm
[5] https://www.dukechronicle.com/article/2024/02/duke-university-timeline-decision-to-close-duke-herbarium-reveals-limited-communication-over-multiple-years-backlash-closure-specimens
粉紅杓蘭標本照片來自The Washington Post, Kate Med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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