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都在努力引戰亞洲, 我們必須做好準備”| 文化縱橫_風聞

鄭永年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

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長

【導讀】在經歷幾十年的和平與發展期後，面對近年來日益複雜的地緣政治態勢，有人開始議論“S3”（第三賽季，指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

**作者指出，隨着區域經濟的發展，一國國內社會階層之間的不公平，與國家之間的不公平逐漸浮出水面，**內部不公平將導致民粹主義的崛起，而國家間的不公平則導致民族主義的崛起。當內部問題無法通過革命來解決時，對外發動戰爭就成為優選手段。

本文指出，**當前****主要大國都在努力把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主戰場引向亞洲，亞太地區註定成為下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在過去數十年裏，亞洲是世界上發展最快和最為和平的區域，而美國將自身利益深度嵌入亞洲，積極主動將中國視為蘇聯之後的下一個外部敵人。**俄烏戰爭以來，美國進一步將中俄捆綁，聲稱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持是俄支撐戰爭的“主導性因素”；在日本等國的配合下，北約更是不斷將其軍事聯盟轉向亞洲。**無論是地緣政治、常規戰爭，還是核威懾，亞洲的局勢在迅速惡化。尤為嚴峻的是，越來越多的國家還在紛紛加入這場威脅的戰爭遊戲中，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如何應對如此深刻的地緣政治變局，是這一代人所面臨的最艱鉅的挑戰。

本文原載公眾號“大灣區評論”，原題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及其亞洲“火藥桶”》**，延伸閲讀亦來源於作者訪談。**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第三次世界大戰及其亞洲“火藥桶”

**▍**世界大戰的陰影重現

隨着二戰以來所確立的以聯合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解體，以大國競爭為核心的地緣政治越來越動盪不安，這使越來越多的人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已經不可避免。實際上，對很多人來説，新形式的冷戰早已經在大國之間開始了，接下來的問題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主戰場會發生在哪裏？

所謂的世界大戰是國家之間的戰爭，戰爭是相關國家制造的。但是，國家並非抽象，國家是由人組成的，國家之間的戰爭最終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戰爭。儘管參與（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戰爭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但決定戰爭與否的並非普通老百姓，而是相關國家的掌權者。

即使對決定戰爭的掌權者來説，戰爭並非毫無理由。自古至今，戰爭背後便是赤裸裸的利益之爭。是利益驅動人們發動戰爭。

這方面，人們可以把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其《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思想從內部革命延伸到國際衝突。**托克維爾認為，貧困不見得造就革命，****革命往往發生在一個社會從貧困到富裕的過程之中。也就是説，革命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為有了利益分配。**國際衝突也具有同樣的邏輯。一個區域的經濟發展往往導致兩種不公平：一是一國之內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不公平，也就是馬克思所説的，階級之間的不公平；二是不同國家之間的不公平。**內部不公平導致民粹主義的崛起，而國家間的不公平則導致民族主義的崛起。**歐洲的一戰、二戰便是歐洲高速經濟發展過程的產物。

有了這個結構性條件，形成戰爭的“導火索”則成為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沒有客觀的“導火索”，也會有人制造“導火索”。有人好戰，有人不好戰，但總體上看，當政治、外交和威脅等其它方式解決不了利益糾紛的時候，人們就會訴諸戰爭。好戰的政治人物較之不好戰的政治人物更傾向於訴諸戰爭來解決爭端。

俄烏戰爭和以巴衝突依然在進行，人們擔心這些地區性衝突可能會演變成多國捲入的更大沖突。不過，大部分觀察家並不認為這些地區會演變成新的世界大戰的主戰場。同時，各種跡象表明，主要大國都在努力把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主戰場引向亞洲，亞洲正在迅速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火藥桶”。

**▍**亞洲成為“火藥桶”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亞太地區註定成為下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道理很簡單，這裏具備了導致世界大戰的所有要素，可以作這樣的表述：經濟利益+美國+亞洲版“北約”+軍事現代化+民族主義。也就是説，美國正在成為亞洲戰爭的重要組織者，而美國策劃戰爭的主要原因是其在亞洲可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如果考慮到美國無法通過革命來消化其內部所面臨的嚴峻問題時，外部戰爭變得更具可能性（參見《美國的“革命”與“反革命”》一文）。**至少自近代以來，內部革命和外部戰爭是兩種解決問題的最有效手段，人們沒有任何理由低估美國發動戰爭來解決其內部問題的可能性。

為什麼是亞洲？在論述亞洲之餘美國（和西方）的重要性這方面，美國方面的論述比比皆是，這些論述無數次地被重複。美國外交界兩位重量級專家羅伯特·布萊克威爾(Robert D. Blackwill)和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在剛剛出版的著作《失去的十年：美國重返亞洲與中國實力的崛起》(Lost Decade: The US Pivot to Asia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中對此作了最為直接的表述。在這兩位外交家看來，亞洲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亞洲在全球範圍內所佔據的“數據”和中國的崛起。亞洲擁有世界60%的人口，有前五大經濟體中的三個，佔全球40%的GDP，全球總出口量的41%和進口量的37%，有全球一半的現役軍人，前十大軍事力量中的六個，九個擁核國家中的五個，以及世界前十大碳排放量國家中的六個。但在他們看來，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對國際秩序的持續威脅”。

這些數據來之不易。**在過去數十年裏，亞洲區域是世界上發展最快和最為和平的區域，可以説是世界經濟史的另一奇蹟。上一個這樣的奇蹟發生在一戰三十多年前的歐洲。**當時歐洲也實現了高速的發展，繁榮與和平是那個時代的主要特徵，以至於當時的人們認為，沒有人會訴諸戰爭來解決國際問題，訴諸暴力（革命）來解決內部矛盾。但不管人們對和平寄予多大的期望，戰爭還是發生了，並且不僅一次，而是兩次戰爭，還是捲入多國的世界大戰。

現在輪到亞洲了。如同一戰前的歐洲諸國，今天，經濟發展也加快了亞洲各國的軍事現代化。儘管亞洲國家經濟上也實現了互相依賴，甚至是高度的互相依賴，但也如同歐洲，由於各種歷史恩怨和現實矛盾，亞洲的和平極其脆弱。在經濟互相依賴的表象下，亞洲國家之間的競爭史無前例，國家之間的現實矛盾往往伴隨着歷史問題不時地浮上台面。**亞洲國家之間的矛盾給“域外”大國——美國——一個極其有利的結構性條件來主導亞洲事務。**儘管美國聲稱要實現的是美國治下的亞洲和平，但事實上剛好相反，美國主導下的亞洲正在快速地滑向戰爭。

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實際上並非“域外”。所謂“域外”國家僅僅指的是地理位置，即美國處在太平洋的東岸。但從利益來説，美國是深度嵌入亞洲的。近代以來，尤其是二戰以來，美國一直深度介入亞洲事務，從日本到朝鮮半島，從東亞到東盟，**沒有一個國家如美國那樣深入嵌入亞洲。****尤其是自1980年代以來，隨着亞洲成為世界經濟重心，即使在經濟上，美國也越來越成為亞太國家，而非傳統上的大西洋國家。**如此，美國維持“帝國”（霸權）的慾望和其在亞洲實際的經濟利益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構成了巨大的動力，在維持霸權的同時獲取着巨大的經濟利益。

一般上，人們把奧巴馬提出的“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政策廣泛視為美國開始把其注意力、時間和資源大幅轉向亞洲地區的標誌，從而增加美國在本世代決定性競爭中的勝算。“重返亞洲”是專門針對中國的。就這點而言，實際上，這一政策的起源更早。前蘇聯的解體意味着持續半個世紀的冷戰結束了，美國傳統上的“敵人”不復存在。自那之後，美國開始重新界定“敵人”，那就是中國。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一上任，美國就開始盛行保守主義外交政策，並且也是專門針對中國的。只不過“9·11”恐怖主義事件改變了美國的戰略重點，拖延了美國的亞洲戰略。

上引兩位作者布萊克威爾和方丹書中總結了美國“重返亞洲”戰略失敗的幾大原因，包括：第一，美國長期低估了中國帶來的挑戰；第二，其他地區衝突不斷，分散了美國的精力，舊的衝突有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以及敍利亞、伊斯蘭國等問題，新的衝突有俄烏戰爭，以及再度爆發的中東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的衝突等；第三，美國曆屆政府對“重返亞洲”的具體目標、財政開支、政策細節一直存在分歧；第四，這個議題在美國國內關注度過低，導致沒有一任總統給予足夠重視；第五，亞太地區沒有發生類似“珍珠港偷襲”或者“9·11”那樣的爆炸性事件引起足夠關注。

因此，顯而易見的結論是，在失去了十年之後，美國必須重新轉向亞太了。這也是自明的。正如我們之前多次討論過的，**自“印太”概念產生以來，美國已經在這個地區構建了至少7個“小多邊”，並且都是針對中國的。**在美國的各種聲明中，總是強調美國這樣做是為了“遏制”所謂的因為中國可能產生的衝突，或者説“避免”戰爭。但是，經驗地看，發展的方向恰恰相反，美國的作為正在構建一個總體戰爭構架，並且是全球性的構架，至少包括“北約”、亞洲版“北約”和亞洲國家。同時，美國的作為也引發了俄羅斯和朝鮮的戰略急速調整，也同樣把“衝突點”引到亞太地區。

**▍**美國的亞太佈局

北約戰略重點轉向中國是美國遏制中國的核心要務。中國和歐洲國家並無直接的地緣政治之爭，雙方的交往一直以經貿為主。但是，美國把中國和俄羅斯捆綁在一起，大搞認知戰，塑造了所謂中國對歐洲構成了“威脅”的認知。俄烏戰爭開始以來，美國和歐洲本以為很快就可以拖垮俄羅斯，但顯然並沒有達到其目標。因此，美國把矛頭對準了中國，認為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持是俄羅斯能夠支撐這場戰爭的“主導性因素”。美國主導的諸多歐洲政策研究機構竭力配合和落實認知戰爭。這很快促成了北約戰略轉向中國。

今年，北約成立75週年，已經擁有32個成員國，自2022年烏克蘭戰爭爆發以後新增了芬蘭和瑞典。但是，北約早已經不再是其所宣稱的“和平使者”，而是成為了十足的戰爭製造者。俄烏戰爭的背後便是北約的擴張對俄羅斯造成的極度不安全感。**今天，北約在努力往亞洲移動，並且充滿了準備戰爭的味道。**2024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峯會7月9日在華盛頓召開。美國國會兩黨議員紛紛表示希望尋求加強與歐洲盟友合作，來應對所謂的“中國在印太地區咄咄逼人的軍事行為”。任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邁克尓·麥考爾（Michael McCaul）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表示：“北約成立的宗旨是為對抗任何外國壓迫者，而這個壓迫者現在是由中國、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組成的‘邪惡聯盟’”。麥考爾還表示：“讓我擔心、讓我夜不能寐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戰，而北約可以阻止它”。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人們可以説，這次峯會是專門針對中國的。**圍繞中國，北約聚焦五個議程。第一，北約為什麼要把戰略關注轉移到中國？第二，北約要向中國傳達什麼信號？第三， 抗擊“中國威脅”，北約要如何發揮實質作用？第四， 北約是否會與中國直接硬碰硬？第五，北約為什麼要再次邀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在北約峯會前期，美國和西方政治人物和媒體竭力妖魔化中國，一如既往地把中國和俄羅斯捆綁在一起。北約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在接受美國媒體訪談時表示：“烏克蘭戰爭表明，俄羅斯與中國、朝鮮和伊朗的關係是多麼緊密。中國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主要推手。”

正如國際事務觀察者們所預期的，北約峯會發布聲明，首次公開譴責中國為俄羅斯提供軍事支持。

（一）北約轉向亞太

**為了把北約引向亞洲，或者建立亞洲版北約，美國主導的北約近年來積極尋求與亞太國家合作。**今年的華盛頓北約峯會再次邀請了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這幾個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國領導人與會。自2022年以來，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這所謂的“印太四國”（IP4）一直受邀參加北約峯會。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的話來説，這四個國家歷次受邀參加峯會體現了歐洲夥伴國和亞太地區夥伴國日益認識到，彼此的安全挑戰正在日趨融合，“這是我們政策中非常刻意的部分，就是打破歐洲聯盟與亞洲聯盟之間的隔閡。”

**在這個過程中，日本扮演着美國代理人的核心角色。**儘管內政無成績可言，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在塑造亞洲北約方面鉚足了勁。**首相岸田文雄在今年6月舉行的烏克蘭和平峯會上呼應了北約國家在歐洲的安全重點關切，再次提醒“今天的烏克蘭可能就是明天的東亞”。當然，這不是岸田文雄第一次做這樣的表述了。近年來，日本一直在異常頻繁地向國際社會尤其是亞洲國家“推銷”這一觀點。

在岸田文雄的推動下，日本日益成為歐洲和東北亞之間的橋樑。2023年，日本和北約簽署的《個性化夥伴計劃》（ITPP）涵蓋海洋安全保障、虛假信息、太空等廣泛領域，雙方將提升軍事安全力量間的互操作性與互適用性、提高聯合演練頻率、強化情報信息與經驗合作。日本還一直在與北約成員國分別談判並簽署新的《互惠准入協定》（RAA），加強防禦訓練和能力建設。2023年初日本就已經與英國簽署了一份《互惠准入協定》。日本和意大利今年發佈了一份至2027年為止，涵蓋外交、防衞和安全保障等7個領域的行動計劃，意大利也是日本開發下一代戰鬥機的核心夥伴之一。

日本也和菲律賓在7月8日簽署了《互惠准入協定》(RAA)，允許兩國軍隊進入對方國家進行意在針對中國的聯合軍事訓練。《互惠准入協定》簡化軍隊互訪及武器彈藥運輸的程序，減輕聯合訓練的程序負擔，促進兩國軍隊的互相操作性，被視為“準同盟”的防衞合作。

（二）朝鮮半島核武問題

在亞洲正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火藥桶”進程中，更不可忽視的因素是朝鮮半島。二戰以來，朝鮮半島一直是亞洲區域衝突的一個現實的和潛在的引爆點。朝鮮歷來是中國、俄羅斯、美國、日本和韓國的關切點。對中國來説，儘管美國也在南海和台海問題上大做文章，但在這兩個問題上，中國是直接當事人，可以調整自身的戰略，從而有效地管控潛在的衝突。朝鮮半島則不然。如朝鮮戰爭所告訴人們的，儘管中國不是直接當事人，沒有任何有效的機制來管控朝鮮的局勢，但中國勢必被拖入半島的衝突。自朝鮮半島核武問題產生以來，中國一直處於這種被動的局勢之中。

今天朝鮮半島局勢看似平靜，但實際上孕育着更大的危機。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朝鮮一直是俄羅斯的堅定支持者。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今年6月對朝鮮進行了國事訪問，雙方簽署了共同防禦協議。儘管朝鮮駐聯合國大使金成向安理會表示，“沒有理由擔心俄朝兩國簽署的協議”，因為這一協議旨在“促進兩國關係的發展”。但西方並不這樣認為，西方把此視為是“聯盟”之舉。人們認為，這一協定一方面是俄羅斯和朝鮮兩國各自的安全需要，另一方面或許是因為俄羅斯感覺到歐洲戰場的壓力，也在努力通過把矛盾的焦點引到亞太地區來，減輕其在歐洲戰場面臨的壓力。不管如何，這一協定更進一步促進了日韓與美國的聯繫。最近來自美國的消息更不容忽視。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在它們的新黨綱中均刪除“朝鮮無核化”的陳述，韓國自然擔憂美國是否承認了朝鮮為事實上的擁核國家。同時，根據《紐約時報》報道稱，現任總統拜登（Joe Biden）已經於今年3月批准了一項高度機密的美國核戰略計劃，首次調整了美國的威懾戰略，將重點放在所謂的中國核武庫的迅速擴張上。

**▍**亞洲社會的挑戰

從地緣政治大轉移的角度來説，亞洲面臨前所未有的戰爭危險。無論是地緣政治、常規戰爭和核威懾，亞洲的局勢在迅速惡化。**但令人悲觀的是，亞洲社會不僅對這種危險沒有足夠的認識，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在紛紛加入這場威脅的戰爭遊戲中，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不僅如此，亞洲各國之間的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歷史上看，民族主義情緒經常成為導向國家間衝突與戰爭的重要因素。在社交媒體時代，各國決策者更容易受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從而失去理性，作出非理性的決定。

中國無疑是這場地緣政治中的“風暴眼”。從地緣政治劇變的角度，人們對“百年未有之變局”會有更深刻的理解。也很自然，如何應對如此深刻的地緣政治變局，是這一代人所面臨的最艱鉅的挑戰。

​

【延伸閲讀】

如何回應和管理美國****的“綜合中國恐懼症”？✪ 鄭永年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

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長

**▍**美國的對華恐懼及其特徵

正如一些美國學者所承認的，**今天美國對中國的恐懼已經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如果讀者注意一下剛剛被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選擇為其競選搭檔、副總統候選人的俄亥俄州參議員萬斯（J.D. Vance）近年來有關中國的言論，人們很容易感受到美國政治人物對中國的恐懼。實際上，如果經常閲讀美國的報紙，就可以讀到大量的歇斯底里的文字，逢中必罵、逢中必反、逢中必戰。例如最近就有幾個充分反映這種情緒的重大反華新聞，在這些新聞中，儘管當事者想盡各種辦法來包裝和理性化其觀點，卻無論如何都掩蓋不住其對華的恐懼。

**新聞一。**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黨綱委員會小組在今年7月9日於內部通過2024年黨綱草案，新版黨綱已於7月18日晚上在密爾瓦基（Milwaukee）舉行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中正式公佈。在2024年黨綱中，除了與美國的聯盟合作以對抗中國和打擊恐怖主義之外，也將在經貿上對中國實施更多制裁，並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防止中國汽車進口美國。

**新聞二。**在共和黨黨綱草案公佈的同日，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約翰遜（Mike Johnson）也在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發表外交政策演説，強調“中國是我們頭號的敵人”。他透露，中國對全球和平構成最大威脅，眾議院會致力在年底前通過一系列針對中國的法案，以便明年初新一屆會期開始時實施，當中包括制裁協助俄羅斯和伊朗的中國軍工企業、進一步限制對華投資，以及堵塞被中國用以損害美國利益的貿易制度漏洞等方案。他又表明，下屆國會將保留側重解決中美經濟和安全風險的“中國威脅專責委員會”（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reat）。約翰遜還強調説，以中國為首的威脅網絡每天都在想着如何取代美國，包括俄羅斯、伊朗、北韓（朝鮮）、委內瑞拉以至古巴等網絡成員會互相借力坐大，在各方面盜取美國科技和顛覆該國經濟。作為應對，不好戰的共和黨人會做好準備，實行以實力爭取和平，絕不退讓。

**新聞三。**屬保守派的《華爾街日報》，其社評委員會在7月9日發表題為《約翰遜 - 自由世界的領袖》的評論，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恐怕也不會比他説得更好，特朗普在黨的大會上照抄了他對中俄等國的拒絕綏靖主義言論。

**新聞四。**2024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峯會從7月9日起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拉開帷幕，美國國會兩黨議員紛紛表示希望尋求加強與歐洲盟友合作應對中國在印太地區咄咄逼人的軍事行為。一位眾議院外交領袖對美國之音（VOA）説，“讓我夜不能寐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戰，而北約可以阻止它。”

**新聞五。**北約首次公開譴責中國成為“俄羅斯對烏克蘭戰爭的決定性助推者”，要求中國停止向俄羅斯運送“武器部件”和其他對重建俄羅斯軍隊至關重要的技術。

**美國的對華恐懼呈現出幾個特徵。**第一，這種恐懼症是綜合性的，涵蓋地緣政治、軍事、經貿幾乎所有的方面。第二，這種恐懼症是全政府模式的。過去，美國政府也一直在叫囂“中國威脅論”，但主要侷限於幾個政府部門，例如軍方（為了爭取更多的軍費）、國務院和國會，但現在的恐懼症遍佈全政府。正因為如此，特朗普政府期間提出的應付中國的“全政府模式”不僅延續至今，而且變本加厲。第三，這種恐懼症是全社會模式的，也就是這種恐懼症蔓延到美國社會的各個角落。美國社會是分權和分散的，社會各個領域的中國認知不見得和政府的認知具有一致性，相反，在更多的場合，社會的認知和政府的認知不僅不同，而且相反。但今天則不一樣了。美國政府的恐懼感已經蔓延到美國社會的各個角落。這點反映於各種民意調查中。第四，這種恐懼症具有強大的擴散和傳染性質。首先傳染到美國的盟友。越來越多的美國盟友接受美國的對華認知，至少從表面上表現出一起和美國“抗中”。這次北約峯會，罕見地集體公開指責中國正在大力支持俄羅斯的國防工業基地。美國很顯然已説服了一些北約懷疑論者，他們以前不認為中國是俄烏戰爭的關鍵參與者。美國也在努力把這種恐懼感傳播到包括全球南方在內的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因為美國掌握着話語權和話語權的基礎設施，美國的傳播性相當高。

實際上，在很多美國精英那裏，只有徹底打敗中國，美國才可能從這種恐懼感中解脱出來。這種情緒顯著地反映在了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ering）和美國眾議院“中美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前任主席麥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今年4月中旬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這篇文章的題目就是：“除了勝利我們沒有選擇：與中國競爭，美國必須取勝，而非管控”。

****▍****美國對華恐懼的核心——“綜合症”

1****經貿領域的對華恐懼

在經濟領域，美國依然是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與美國的距離依然很大。**無論是市場還是科技，美國依然為很多國家所向往。**在這個領域，美國的恐懼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儘管從特朗普開始發動對華貿易戰爭以來，美國花費了巨大的人財物來打壓中國，但中國經濟不僅顯現出巨大的韌性，在越來越多的領域不僅生存下來了，而且越來越強大。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在諸多新經濟領域（主要在新能源領域）開始引領世界經濟。在眾多的實體經濟領域，儘管美國可以拖慢中國的進步，但已經毫無能力扼殺中國經濟了。

然而從現實來看，美國的投資審查和限制顯然並不是很成功。2024年7月9日，美國財政部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在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作證。肯塔基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安迪·巴爾（Andy Barr）問耶倫：“財政部已禁止美國與某些與中國軍工複合體有關聯的公司公開交易的證券進行交易，但自被列入中國軍工複合體（CMIC）名單以來，海康威視的收入增長了30%，中化集團的收入上漲了60%，中國移動的股價飆升了90%，華為和中芯國際繼續開發先進的5G芯片，而華為本來就不是上市公司。顯然，對公開交易的證券的交易進行監管已被證明是無關緊要的。為什麼財政部不對這些中國軍工複合體公司實施限制性的制裁呢？”

對此，耶倫無言以對。但即使是很多人所擔心的金融領域，美國也已經變得憂心忡忡。**儘管這個領域，美國一霸獨強，佔據全球範圍內的絕對主導地位，但美國發現自己並不能隨心所欲。**在同一場作證會上，當問到“在國際金融領域，她最大的擔憂是什麼？”這個問題時，耶倫回答説：“我有很多不同的擔憂，**但在制裁領域，我們可以採取非常強有力的制裁措施，因為美元在國際交易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切斷外國銀行或其他企業或個人通過美國金融體系進行交易的能力，以及參與美元化的能力”。**但是，“我們實施的制裁越多，越多的國家會尋找不涉及美元的金融交易方式”。與此相反，人民幣的國際化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很多年來，中國一直在努力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希望能夠逐漸擺脱對美元的依賴並使人民幣也能像美元和歐元那樣，躋身全球主要儲備貨幣行列。2022年爆發的烏克蘭戰爭導致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這使人民幣至少在俄羅斯已取代美元成為交易量最大的貨幣。

**美國在不斷深化和升級對華經濟認知戰，意在影響國際資本對華投資行為。**美國已經制造出試圖達到這一目標的話語，包括“中國經濟見頂論”“中國經濟衰退論”“中國可不投資之地”“中國資產泡沫論”等等。美國也就中國的新能源產品製造了“中國產能過剩論”，試圖影響和阻止中國新能源產品的出口和國際化。

更為重要的是，正如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羅格夫（Kenneth Rogoff）所警告的，**美國與中國貿易鬥爭會“害慘美國平民”****，從而引起美國社會的反彈。**羅格夫認為，美中的自由貿易壁壘，是造成價格上漲、人民對政治反彈的主因。羅格夫認為，在近年來的美國政策論述中，中國衝擊經常被描述為一個巨大錯誤，它摧毀了鐵鏽地帶（Rust Belt）的城鎮，並導致經濟不平等的情況更嚴重。但是，雖然與中國生產商的競爭，對一些製造業的工作機會產生不利影響，但自由貿易無疑創造了更多贏家，而不是輸家。

低收入美國消費者一直是低價中國產品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如果美國繼續對中國實施進一步貿易限制，恐將導致物價上漲和人民的反彈，因為世界上除了中國大陸外，沒有國家可提供那麼低廉的產品與市場，若繼續在貿易方面與中方對抗，將影響美國一些低收入民眾。

2****科研領域的對華恐懼

**美國甚至在科研領域對中國產生了恐懼感。**在中國看來，這個領域可以説是美國的最強項。二戰以來，美國憑藉其開放的教育和人才系統，吸引了大量的國際人才，使得美國成為世界人才高地，從而賦能美國佔據科研的絕對霸主地位。但美國人並不這樣看，相反，他們開始恐懼於在這個領域被中國趕超。

“今天美國在科學領導力方面表現如何？這方面的消息可不太好。”近日（6月27日），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馬西婭·麥克納特（Marcia McNutt）在一場演講中對美國在全球科研領域的領導地位進行分析，指出了這個她稱之為“令人不安”的趨勢。

麥克納特特別強調了中國在很多領域正在奮起直追甚至已經反超美國。她認為美國需要採取行動，以確保其在科學領域保持強大。

例如，雖然美國目前仍然是研究與試驗發展投入最多的國家，但中國在研發方面投入大幅增長，相信不久後就會追上美國。並且，中國的投資已經產生了成果。例如，2006年至2020年間，美國在全球頂尖論文中的佔比呈下降趨勢，中國則逐年上升，已經超過歐盟，和美國的差距越來越小。

例如，在藥物研發方面，2013年，中國處於I期至III期試驗的藥物在全球所佔份額只有4%。僅僅十多年，現在已經達到28%。而美國的曲線正在緩慢下降。

再如，在2023年世界500強公司中，中國上榜企業有142家，超過美國的136家。這一趨勢反映了中國工業的崛起。

麥克納特坦言，儘管美國在諾貝爾獎數量上保持領先，但諾貝爾獎是一個非常滯後的指標，通常是在獲得科研成果之後幾年甚至幾十年才頒發。

麥克納特因此認為，美國應該重新思考當前的模式。她認為，美國科學麪臨的一大挑戰在於非常依賴國際學生。依靠外國學生的情況不太可能持續下去，美國必須創造未來的科學勞動力。

麥克納特表示，儘管美國希望培養自己的本土人才，但也仍然想要繼續吸引全球最優秀的學生。**她特別提及，2021年到2022年間，中國赴美學生的數量下降，“這令人擔憂”。她認為，中國學生數量下降原因之一是中國加大了研發投資，並由此指出，國際學生的選擇更多元了，美國不再是他們的首選。**麥克納特稱，中國現在授予的科學和工程學位比美國多，我們的損失就是他們的收益。

3****制度層面的對華恐懼

**美國對華最深層次的恐懼莫過於制度層面。**在這方面，美國參議員盧比奧（Marco Rubio）的表述最具有代表性。這位激進的反華議員在近期表示，美國曾希望用資本主義改變中國，但反而是中國改變了資本主義，美國因此面臨災難性錯誤。

盧比奧強調，美國現在最關注的問題，是與中國的競爭，這是歷史性的挑戰。在這項挑戰中美國要記住，核心問題不是中國本身，而是幾十年來在美國的經濟和政治中根深蒂固的美國兩黨共識，即經濟全球化帶來財富、自由與和平是必要之物。盧比奧指出，**經濟全球化及自由和平，幾乎已成為一種宗教信仰。**美國相信人員、金錢和貨物跨境自由流動的力量，可解決幾乎世界所有問題。這就是美國建立政治的方式，也是美國製定外交政策的方式。

盧比奧認為，冷戰結束後，美國為增加民主盟友，進行史無前例的賭博，美國邀請了各種非民主國家，在國際範圍內簽訂了各種貿易協定、條約以及規則和條例。在所有達成的協議中，影響最大的就是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 WTO )。美國向人口眾多的中國開放了美國的經濟。因為美國認為，資本主義將改變中國。但資本主義沒有改變中國，中國還改變了資本主義。

更有甚者，中國開始在世界各地試圖輸出中國模式。盧比奧説，對於世界各地的發展中國家來説，中國模式可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不過，盧比奧所恐懼的不僅是他所説的“中國模式”，更在於美國民主所遇到的困境。**儘管美國總統拜登顯示出“美國民主必勝”的信心，**但美國社會本身對美國的民主早已經沒有了往日那種“歷史的終結”的氣勢，因為美國民主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來自內部的挑戰，主要是絕對的社會不公平與分化。**同時，非西方國家對西方民主的認知也有了巨大的變化，他們並不認為西方民主是唯一的政體選擇。這也是盧比奧所説的“中國模式”對發展中國家具有吸引力的另一個原因。

4****地緣政治層面的對華恐懼

**所有這些恐懼最終轉化成為美國的對華地緣政治恐懼。**在這個領域，美國實際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其為兩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所包圍，周邊只有兩個國家（加拿大和墨西哥），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威脅到美國本土。更為重要的是，儘管中國的軍費在增加，但也僅僅是美國龐大軍費的一個零頭。相反，中國周邊地緣政治則複雜得多，被數十個國家所包圍，並且迄今依然有領土和領海之爭。儘管如此，在這個領域，中國做什麼都可以被美國解讀成為和美國的地緣政治之爭。這至少具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這與美國“二元對立”的世界觀有關。**美國學界和政策界一直有“修昔底德陷阱”一説，類似於中國傳統的“一山不容二虎”的説法。因此，美國是絕對不會容許另外一個國家來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當今，中國正是那個被美國視為“另一個國家”的國家。**另一方面，強調地緣政治也是因為只有通過地緣政治衝突，美國才會有可能遏制和圍堵中國。**因此，拜登政府明確説過，美國已經放棄了改變中國內政的企圖（儘管實際上美國從來沒有放棄過，也不會放棄），改為塑造中國的周邊環境。正如我們之前數次討論過的，美國在中國周邊已經營造了7個小多邊（即我們所説的“團團夥夥”），意在遏制和圍堵中國。

****▍****如何管理美國的對華恐懼？

顯而易見，對中國來説，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裏，在國際關係和外交層面，一個核心問題是如何管理美國的對華恐懼症？幾個主要方面的問題需要考量。

**第一，首先是需要理解美國為什麼會對中國產生如此巨大的恐懼感。**美國對華恐懼感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其中最常見的便是妖魔化中國，對中國搞各種認知戰。但如果我們以牙還牙，互相妖魔化，那麼我們就很容易被美國人牽着鼻子走，因為議題是美國設定的，我們只能跟着回應。“以牙還牙”的方式可以理解，因為國家的崛起在民眾當中已經產生了巨大的驕傲感和榮譽感，人們也經常把對美國的“以牙還牙”視為是愛國主義的表達。儘管如此，但效果並不好。尤其是在社交媒體所導致的“流量”經濟驅使下，商業民粹主義和商業民族主義盛行，很多自媒體只講流量，不講任何道理。因為在今天的技術條件下，**內部媒體和外部媒體幾乎很難分開來，諸多極端的言論實際上有效幫助美國的強硬派去動員着美國社會層面的力量來應對中國。**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所謂的“大翻譯運動”就是如此。實際上，這些年來，美國在各個方面大打對華認知戰，其引用的大量資料即來自國內的各種媒體。

也就是説，針對美國的對華恐懼症，我們首先需要的是定力，先要看看美國的恐華具體表現，思考為什麼會這樣，然後再有的放矢，找到有效的對策。

第二，我們更重要的是要從正面來敍事中國，也就是這些年一直在強調的“講好中國故事”。“講中國故事”的目標就是讓人家理解我們，在理解的基礎上接受我們。如果講了之後，人家不能理解，甚至理解反了，那麼就表明我們沒有把故事講好。儘管對國外的一些反華人士來説，我們怎麼講，他們都不會接受，但這並不影響多數人。我們講故事的對象並非這些反華分子，而是大多數。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情況便是上述“以牙還牙”方式的必然結果，因此太過於急着回應人家，被人家牽着鼻子走。因此，表現上好像針鋒相對，但實際上在幫助對方。

第三，在具體的領域，包括經貿和技術、政治體制、地緣政治等，我們可以回應，但應當意識到，回應不是簡單的反彈和反應，而是在總體國家戰略中的回應。也就是説，回應必須具有很強的目的性，是理性的反應，而非簡單的情緒回應。

**第四，在地緣政治領域，中國沒有美國那樣的地緣政治的企圖，中國最大的地緣政治利益在周邊。**但正因為如此，美國遏制和圍堵中國的重心也在中國的周邊。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加快國防建設，有足夠的能力保家衞國。不過，要有效回應美國，中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必須“走出去”，超越周邊。類似“一帶一路”這樣的倡議和機制能夠帶來地緣政治利益，儘管其本身是經濟合作倡議。在今天的世界，各國越來越難以把經濟發展和安全區分開來，實際上，發展是安全的基礎，沒有發展就談不上安全。中國把“一帶一路”定義為我們賦予國際社會的“國際公共品”，主要是因為這個倡議能夠使當地國家和地區獲得發展利益。但同時，正是因為當地社會獲得了發展，當地國家就要平衡對華的經濟利益和對美的安全利益。這有助於中國化解美國帶來的地緣政治壓力。簡單地説，**如果在地緣政治領域和美國的競爭不可避免，我們也要選擇“異點”和“異軌”競爭。**在周邊，美國把重點放在通過拉幫結夥來遏制和圍堵，我們把重點放在防禦，並通過包容性多邊主義尋求突破；在全球範圍內，美國把重點放在安全軌道，而我們把重點放在經濟軌道，讓當地國家來平衡其安全和發展的需要。

**第五，在經貿上，如前所述，美國的對華“卡脖子”和“脱鈎”政策並未如期所願。**美國的打壓不會停止，但中國企業依然會找到相應的方法。也就是説，儘管中國經濟和企業會繼續受到影響，但美國強硬派所設想的完全的脱鈎幾乎很難實現。實際上，在這個領域，我們還有巨大的空間和更為有效的方法來應對美國。在內部，我們可以繼續擴大單邊開放政策。無論是針對特定國家的簽證免籤政策還是上海進口博覽會，都是我們單邊開放政策的組成部分。迄今，這些政策已經產生了很大的效果。今後，我們還可以擴大單邊開放的範疇和範圍。例如，我們可以根據《中歐投資協議》、CPTP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和DEPA（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等區域協定的內容，自己先做起來。實際上，中國的單邊開放政策是我們在國際層面最好的“統戰政策”，可以起到分化西方國家資本和政治、分化歐洲和美國、團結最廣泛力量的作用。對外，我們繼續踐行包容性多邊主義以應付美國的排他性多邊主義。

在與此相關的技術領域，如同早些時候的日本和韓國等東亞經濟體，中國在經歷了數十年的技術應用之後，實際上在轉型成為創新創造國家。但是，**要真正實現對美國的趕超，科技體制的改革必須深化。**因為沒有足夠的行政體制改革，我們很多創新很難落地，主要是獨角獸企業。在互聯網、人工智能和生物醫藥等領域，**中國孵化了很多的創新技術，但因為審批通不過或者審批時間過長，或者落地了不賺錢等原因，這些創新技術不得不流落海外，成為他國的獨角獸企業。**也就是説，新質生產力需要能夠容納新質生產力的生產關係。一種新的生產關係需要通過自覺的改革而產生。

在最為核心的政治體制領域，和美國的競爭更不可避免。美國已經把中美之間的競爭界定為制度的競爭，我們無可迴避。實際上，我們必須直面。在這方面，**我****們必須做好中國的制度敍事，一種基於中國製度實踐之上的中國敍事，而非用西方理論對中國製度的闡述和解讀。**我們要把中國製度的諸多方面，包括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三權分工合作”（即決策、執行和監察）體制、全過程民主、混合經濟體制等加以系統性、理論化和實證化的敍事。必須強調的是，正如“中國式現代化”，我們要強調的是，我們的政治體制是符合中國文明、文化和國情的最佳制度，是一種“非”西方的制度，不是“反”西方的制度。與西方的制度共享普遍性的共性之外，也存在差異性，這種差異性源於基於自我文明和文化之上的制度的特殊性。**作為一種“非”西方制度的選擇，我們不會把自己的制度強加給他國之上，更是希望所有國家都能找到符合其文明、文化和國情的政治制度。**同時，我們也提倡文明間的互學互鑑，各國通過文明對話，學習和吸納其他制度下的一些最佳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