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反轉”？-寧夏出租屋女子為何而死？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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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網網友為何對”寧夏33歲女子餓死“一事如此冷血

如以往一樣，一旦有什麼不幸的公共事件發生，一大幫觀網網友就等待“反轉”

對他人的生死全然無動於衷，冷漠，麻木，不僅如此，還要挑出死人的錯處來，奚落，嘲笑，這就叫做用人血蘸饅頭吃。

這就是人與人之間缺乏聯結的散沙化社會景象，魯迅“呈現”出來從而被“看見”的這個景象，就是説的此類“冷血”之人，吃那些“熱血之人”的血。

公共事件，都有時限性，首發媒體，只要基本事實沒有差錯，即使一些細節不全面，或者有偏差，其他媒體跟進就好了，政府有關部門，在回應這些問題的時候，媒體繼續進行一些詳細的追蹤報道。這本來是一個健康社會正常的運作

而在這些觀網網友看來，別説自媒體，就是機構媒體，他們要求媒體和記者越俎代庖，包攬所有細節，所有問題都有溯源和結論才能發佈，否則就是”嚴重不實“，或者就是什麼選擇性報道；

然後他們就可以聲稱什麼“反轉"，進行”中國式闢謠“

這種苛責刁難，無非就是要人閉嘴罷了。如果一個社會，這種做法形成聲勢的話，以後哪個人哪個媒體還敢關心社會問題？以後誰還敢講真話，做實事？

天氣預報也是沒有把握住最後真相，就發佈了，是否屬於”嚴重不實“？科學家發佈了一個發現，最後證明是錯誤的，是否屬於”不實“？在發佈的那個時間點，發佈當時認識條件下認識到的事實，就不屬於什麼”不實“

出身貧苦地區的33歲的女子死在出租屋後因為大熱天屍體腐爛發出的臭味才被知道，上過的大學卻不屬於211而是北方工業大學，在家鄉考公考編只有三次，沒進面試，但也不能排除在其他地方考過，警方排除他殺，但沒有排除餓死。

原文標題是”一個外地女孩，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正文裏寫的是”極大可能是餓死"，北方工業大學和北京工業大學容易混淆，這裏無非是哪裏溝通出了偏差。説次次面試通不過，是死者家人提供的信息

死者家人説次次面試通不過，還是當地負責人説一次都沒進面試，這裏是矛盾的，這裏有多種可能，1，死者本人愛面子，沒對家人講實話；2，家人也知道，但在作者面前沒講實話；3，死者不僅僅參加過家鄉的考試， 還參加過外地的考試。4，當地負責人説一次都沒進面試，是説瞎話，所以連露個臉蓋個章都不敢，怕擔責任。5，也有可能是作者自己編造的，但現在這樣的環境，以及作者的公安身份，去無中生有編造的概率可以説是最小的。

機構媒體到了都到了人家村口，親屬一個都沒采訪，都是縣委宣傳部某負責人回覆記者，鄉政府主要負責人回覆記者，這算是真相大白了?露了臉，蓋了章沒有？他們要是瞎説，責任是誰的？這種信息，在進入市場後，與原文是平等的，甚至還不如原文呢，原文還是直接親歷者呢！這種信息，對於公眾來説不過是“又多了一條信息”而已

幾天了，本來以為還會有下文，看來不會有了，機構媒體，看來沒有為公眾交上一個合格答卷，你們都到了人家村口，就不該只滿足於信息核查，還應該另外講述逝者陳女士的人生故事，需要一篇人物特稿，在新聞倫理上也該有這等自覺。‍‍‍‍‍‍‍‍‍‍‍

在不幸或者慘烈的公共事件之後，報道逝者，總有一些特殊羣體説是吃人血饅頭！

其實，不報道才有違新聞倫理，逝者的個體形象越具體越人性化，越能激起社會反思，這是新聞完全正常合情合理合法的動機。

現在一些不希望有真新聞真記者的特殊羣體，動輒指責媒體追求流量，你們知道什麼叫新聞嗎，新聞本身就是大家普遍想知道而不曾知道的新鮮事，本身就是吸引人的，本身就是有流量的，新聞的流量不是今天才有的，自有新聞自有媒體開始就是天然有流量的。

沒有流量的，那就不是新聞。沒有流量，那就是因為它們不是真的新聞。真正的新聞，從來都自帶流量。希望記者和媒體躺平的人，要麼是腦子有問題要麼是心思有問題。

報道逝者是完全有必要的，是正常的新聞生產行為，也是完全符合新聞倫理的。採訪逝者的家屬，有的人會拒絕，有的人會接受，這很正常。但是，如果一場不幸或者慘烈的公共事件發生後，媒體完全沒有逝者及家屬的聲音，那一定是出了某種嚴重的新聞事故，腦子稍微正常一點的人都會意識到那是極不正常的。

不要輕易拿隱私權來質問披露的信息是不是侵犯了他人的隱私權，這個權利需要當事人或者當事人的法定關係人來主張，而不是毫無法律關係的旁觀者來代替主張。

不幸甚至慘烈的公共事情發生後，勢必要涉及善後等問題，難免會有矛盾。社會矛盾發生後，個體如果發現自己的聲音完全被人為忽視，那他們一定會不安甚至恐慌，就算媒體不去找他們採訪，他們也一定會主動尋求媒體的關注。所以，災難發生後不僅僅是媒體需要採訪報道逝者的故事，遺屬也有尋找媒體發聲的主觀動機。

此時媒體如果不關注他們、不去採訪他們，那麼一旦他們被高額金錢封口，事情最後就淪為有錢可以買命的交易，也就難以追問和反思。而如果不追問為何發生、不反思，那就會不斷髮生。

對他人的生死全然無動於衷，冷漠，麻木，不僅如此，還要挑出死人的錯處來，奚落，嘲笑，這就叫做用人血蘸饅頭吃。這就是人與人之間缺乏聯結的散沙化社會景象，魯迅“呈現”出來從而被“看見”的這個景象，就是説的此類“冷血”之人，吃那些“熱血之人”的血。

恐怕魯迅還是低估了“冷血”之人，他應該沒想到，後來此類“冷血”之人，反過來把魯迅的深入探究，罵作“吃人血饅頭”。

一旦有什麼不幸甚至慘烈的公共事件發生，只有人人沉默不語，讓這事就這麼過去，人與人之間缺乏聯結的散沙化繼續發展下去，這才不算此類“冷血之人”眼裏的“吃人血饅頭”。

如果發聲關注，就可能反過來被“冷血之人”扣上這麼一頂帽子，用來阻止對事情的深入探究，阻止被“呈現”出來從而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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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出身寧夏貧苦地區在北京上過大學的年輕女士，死在出租屋後因為大熱天屍體腐爛發出的臭味才被知道

上過的大學不屬於211而是北方工業大學，在家鄉考公考編只有三次，沒進面試，但也不能排除在其他地方考過，警方排除他殺，但沒有排除餓死。

不過清楚的是，首先她上過大學有畢業證；其次出身寧夏貧苦的村莊；再次，她還很年輕

不是211的，而是北方工業大學，不是筆試第一名的，死了就無所謂了，是嗎？

現在一些人，將年輕人的就業困境歸結為他們沒有脱掉“孔乙己的長衫”。打這個比喻的人，自作聰明地將“長衫”比作學歷，認為當代年輕人之所以遇到就業挫折，是因為他們思想迂腐，只要破除頭腦中的“長衫”思想，就能在勞動中獲得新天地。

大學生的就業觀念從來不是問題，就業崗位驟降，源於經濟，而經濟，是因為有複雜因素在蔓延。最應該檢討的是創造就業的動力何以放緩，以及怎樣使得它重新恢復，以吸納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就業人口，而不是責備大學生的“長衫”。

在就業困難的形勢下，大學生的就業傾向已經向體力勞動階層遷移，這種向下就業的趨勢並不是什麼好事。當勸誡年輕人要放下文憑的面子，投向體力勞動崗位時，勢必會進一步壓縮原本就業人口的生存空間，這就是就業場景下殘酷的內卷。

所以，如果每年畢業的一千萬大學生都只能湧向體力勞動崗位，就業市場的內卷將愈演愈烈。

説教者在呵斥大學生不肯脱下“長衫”時，興許能預想到這一後果，但問題的本質，被刻意無視。

號召孔乙己脱下長衫去幹其他的工作，不考慮他的工具置辦之類的細節問題，打個比方，讓他像駱駝祥子一樣去拉車吧。

即便是孔乙己們響應號召，脱下長衫去拉車了，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拉車雖然不需要高精尖的理論知識，但是在實際操作中也是需要基本的體能儲備和工作技巧的。

從來沒有拉過車的孔乙己們要去跟祥子競爭上崗，獲得車行老闆以及乘客的選擇，能夠靠什麼？當然不是靠他知道回字有幾種寫法，也不是靠他能夠背幾則論語，只能靠壓價——現在叫內卷。

祥子一天拉八個小時車，他拉十個小時；祥子拉一趟收十個銅板，他只收八個；祥子一個月給車行老闆交五個大洋，他交七個大洋。

除此之外，還能有什麼辦法呢？

短期來看，這的確解決了孔乙己們的就業問題，但是不要忘記了，拉車的市場就這麼大，湧進這個行業的孔乙己越多，祥子們的收入就更低。

並且，因為孔乙己的壓價行為，他們也不得不跟着壓價，在乘客這裏少收錢，在老闆這裏多交錢，否則他們也競爭不過搞價格戰的孔乙己。

這樣下去會是什麼結果呢？

總有熬不住的祥子離開，總有能夠承受更低價格的孔乙己入場，接下來車行拼的就不是體力、技術，而是誰更能忍。

孔乙己可以決定脱下長衫去拉車，祥子能夠脱什麼呢？

脱下自己的短衫，難道可以接過孔乙己脱下來的長衫，去研究回字有幾種寫法嗎？

去年天門山四個沒上過大學的底層年輕人，別説211了，普通大學都沒上，他們死了就是無所謂的，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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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長衫”的真實面貌是什麼呢？正如魯迅描述的，“穿的雖然是長衫，可是又髒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假如真以為大學生為“長衫”所困，該要追問的是“長衫”的價值，而不是苛責大學生的價值觀。

長衫為啥就這麼破？

首先，從大學擴招開始，學歷就不斷貶值，從天之驕子到就業困難户，這個長衫是越來越破了。以前因為開放的環境、經濟規模的不斷增長，大學生還勉強可以被消化。但近年來，因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大學生越來越多，就業機會卻越來越少，自然就出現了閒置。

其次，大學課堂的無所事事，難以給學生們一技之長，也讓這長衫越來越破。如今，大學裏不知所謂的專業太多了，這個管理、那個管理……基本上就是啥都不學，其他專業雖能教些知識，但所教的知識也跟實際沒啥關聯。學生上學時，學習成績好就是一切，但是畢業之後找工作就僅憑成績好顯然是不夠的，教育只注重課本知識，而課本之外的求職謀生本領，卻沒有教給學生。

再説，長衫是芸芸眾生花了大價錢買的、最體面的外衣，哪是説脱就能脱！

對一個底層人而言，讀書是一個耗錢、耗時、耗力的事情。不但所費不菲，還要搭上整個青春年華且帶拐彎，再歷經五年高考三年模擬的煎熬，成為小鎮做題家一枚，再再通過種種考試，才有了學歷，也才有了穿着破“長衫”找不到飯吃的今天。

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獲得的學歷，別人看不上，自己卻無法不珍惜。

再説，出身底層的人們，除了學歷，就剩下“窮”了。所以，破長衫，是孔乙己們最大的不捨，與唯一的尊嚴，豈是説脱就能脱。

況且，脱了長衫，像駱駝祥子一樣裸奔，也還是窮命。你以為外賣行業就好做嗎，頂着嚴寒酷暑，疲於奔命，卻沒有一點保障，掙的是名副其實的裸奔錢。

大學生找工作時面對的困境，根本就不是之前以為的”專業不對口“的問題，而是活生生的學校教育體制與實際工作狀況的嚴重錯位，赤裸裸的付出與回報存在不可逆的嚴重剪刀差問題，是難以調和的結構性失業問題。

之所以決定不就業（包括決定考研或考公），直接原因是大學生對教育投資回報的預期落空了。

更加重要的是，我們的社會還提供了一種激勵機制

古代除了皇權，只有官紳階層的地位才是穩固的、尊貴的，而且只要進入了這個階層，錢財名聲等一切都會自然而然地匯聚過來。其他階層，哪怕是富户、豪強，都可能跌落至底層。因此，對孔乙己而言，只要仍然有一線“中舉”的機會，就應該繼續投資、繼續考下去，而且考的次數越多，沉沒成本越大，也就越“值得”再考一次。

這種教育“投資”，已經與真正意義上的人力成本積累全然無關了，用現在一個很流行的詞語來説，這就是一種無效率的“內卷”，因為在這種教育的過程中習得的知識和技能，已經是沒有任何實用價值的。

現在有一些大學畢業生，之所以難以脱下“長衫”，是與孔乙己、范進類似的沉沒成本困境，尤其是當他們把希望寄託在“考公”上岸的情況下。

許多人變得越來越熱衷於進入體制，眾所周知，這與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增大有關，而政府部門（包括國有企業）掌握了太多的社會資源；另一面則是，民營企業的生存風險增大，無法提供足夠多的“優質崗位”了。

有人將當今的“考公上岸”類比為科舉制度下的“中舉”。就導致沉沒成本無法快速貶值（甚至反而上升）的激勵機制而言，兩者確實有極大的相似之處。

例如，公務員考試對“應屆畢業生”的優待，就特別容易激勵大學畢業生暫時不就業而去參加“考公”，從而加大其沉沒成本。

許多崗位都要求“只限應屆畢業生”報考，而“應屆畢業生”實際上有可能包括了很多年的畢業生——除了畢業當年的那一年之外，在兩年的“擇業期”內，如果沒有落實工作（沒有簽訂合同、繳納社保），檔案又保留在原學校或者是畢業生就業指導服務中心或者是人才市場，那麼就仍然算應屆畢業生。

其次，包括“大學生村官”、“三支一扶”人員、“大學生志願服務西部計劃”人員和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教師特設崗位計劃等中央和地方項目人員，他們在服務期滿、考核合格後2年內，都可報考限應屆畢業生報考的職位。

再次，考上了研究生，那麼畢業後又可以成為應屆畢業生，繼續享受傾斜政策若干年。現在為了將來“考公”而去報考研究生的人，也不在少數。

大學畢業後，不斷“考公”考研，那麼必定會導致越來越大的沉沒成本，以致許多人越來越脱不下“長衫”。

在個人層面，這可能會給個人帶來非常大的損失。而在宏觀層面，當然會導致人才資源浪費、創新活力下降。

然而，在給定當前社會提供的激勵的情況下（政府掌握的資源過多，考公考編作為一種職業的優越性越來越突出），不能把落入沉沒成本的陷阱這個責任，完全歸咎於大學生自身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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抨擊大學生不識好歹，是困在“長衫”中的盧瑟。針對這些衞道士，一個疑問揮之不去：你們不也穿着“長衫”嘛，憑什麼你就顯得高明？

説教者靠長衫論規訓，一套一套地PUA年輕人，試圖用幫閒的嚴厲指責讓年輕人怪罪自身、自我悔恨，並且指桑罵槐地朝向讀書人與知識分子，這就是另一類“長衫”黨的惡意。

如果重新讀一下《孔乙己》，你會發現：對孔乙己的批駁都出自圍觀者之口，而魯迅先生對孔乙己的正面描寫雖表現出他的迂腐，但都不乏温情。告訴小夥計“回”字有四種寫法時，給小朋友們分茴香豆時的孔乙己，既有童真又有善良，比那些圍觀者不知強了多少。

魯迅在孔乙己這篇小説裏創造的，不只是居於舞台中央的孔乙己，還頗有深意地寫進另一類“長衫主顧”，他們形象隱約，行為鮮明，“踱進店面隔壁的房子裏，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批判大學生被“長衫”遮望眼的人，恐怕就是這類在“隔壁房子裏”“慢慢坐喝”的長衫主顧。

為什麼同樣穿長衫，有的人就可以是“慢慢坐喝”？

孔乙己那樣，哪怕最後被打折了腿，終於脱去了髒破的長衫，穿上了短夾襖，仍要忍受某些短衣主顧“嘮嘮叨叨纏夾不清”？

穿長衫的不只是孔乙己，還有丁舉人、以及“慢慢坐喝”的長衫主顧；孔乙己最終也脱了長衫，只不過是他被“打折腿”的結果；即使孔乙己褪下長衫，那些“嘮嘮叨叨纏夾不清”的短衣主顧仍在笑話他。

當下大學畢業生之所以找不到工作，難道是因為他們清高愛面子嗎？如果只要拉下臉，擺地攤就能過上好日子，那現在的年輕人真不在乎。

別看現在社交媒體上許多博主紛紛曬出“脱下長衫後，孔乙己的生活有多快活”，但且不説這些靈活就業的收入不穩定（美國和日本早就證明，靈活就業導致年輕人的貧困率上升），真要做好，除了少數幸運兒，那絕對是開啓hard模式。把這樣艱難的轉型説成只是“脱下長衫”那麼輕巧，這本身就是脱離實際的口吻。

説教者以為可以用“長衫”教導年輕人如何如何，甚至多數“短衫主顧”也參與到這一大型的現實諷刺劇中，最後襯托出的小丑，只是他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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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當年為什麼要寫孔乙己這樣一個形象？僅僅是為了嘲諷讀書人放不下架子嗎？當然不是。

那一襲長衫，並不只是無謂、無用的“臭架子”，也是孔乙己的尊嚴。咸亨酒店裏有身份的“長衫客”可以坐下來慢慢品酒，平頭百姓（“短衣幫”）才站着喝，而孔乙己卻是“站着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這點明瞭他的尷尬處境：他是一個有着“士”的身份，但卻不得不混跡於底層的人物。

人們之所以嘲笑孔乙己，並不只是因為他的品行，而首先是這種身份上的格格不入。實際上，魯迅交代得很清楚：儘管總因這樣那樣的缺點飽受譏諷，但孔乙己“品行卻比別人都好，就是從不拖欠”。

乍看起來，魯迅是在批判孔乙己，但其實，他真正批判的其實是那些看客們——對於孔乙己的處境，沒有一個人能感同身受，只有隔膜、冷淡、嘲諷，包括小説中的“我”。在此，他以一種冷峻而剋制的筆觸，展現出一幅真實到可怕的散沙化社會景象：人與人之間缺乏聯結，人們對他人的生死全然無動於衷。

諸如孔乙己、祥林嫂、阿Q這樣的人物，千百年來在中國社會上一直都有，但從未有人寫過這一羣像，直到魯迅將一束光投射到他們身上，他們的生活處境才第一次被“看見”了。魯迅之所以是魯迅，就在於他把國人長久以來視為理所當然的無意識存在，轉化成了令人震驚的反思對象。

這是魯迅作品中反覆出現的主題，魯迅意識到，改造中國社會的首要前提，就是批判那些對同胞遭遇麻木不仁的“看客”，喚起人們的共情，因為這種共情才是產生聯結、促成行動的基礎。

1926年，在《紀念劉和珍君》一文中，他沉痛地説：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閒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閒人做“流言”的種子。

錢理羣在《遊戲國裏的看客》洞悉了魯迅何以對此耿耿於懷：

整個中國就是一個“大遊戲場，大劇場”，一切真實的思想與話語一旦落入其中，就都變成了供看客鑑賞的“表演”。魯迅在他的小説中反覆描寫的“看客”現象，就是一種全民族的“演戲”與“看戲”。

這樣的全民表演，是一種極其可怕的消解力量：下層人民（祥林嫂、孔乙己們）真實的痛苦，有理想、有追求的改革者、精神界戰士（夏瑜們）真誠的努力與崇高的犧牲，都在“被看”的過程中，變成哈哈一笑。

當然，魯迅所謀求的並不只是讓這些小人物博取廉價的同情，至少他在對他們近乎悲憫的共情之下，對他們身上的弱點、缺陷也從不有所隱諱。這就是魯迅：他既呈現真實的國民性，但又並不因此而拒絕給予同情。他們都是人。

然而，近些年來，對魯迅筆下人物的理解卻帶上了一種迥然不同的意味，所謂“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原本是對這種人物既有共情又具批判的審視，但現在這句話的意思通常都側重在“可恨”上——“別看那人很可憐，其實必有可恨之處”，這就阻止了對他人的共情，倒是更接近於“受害者有罪論”了。

“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有人經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用以為自己拒絕同情他人辯護。這背後隱含着一種絕對化的道德觀：“只有毫無可恨之處的人，才值得同情。”然而，且不説這樣的人未必存在，這也意味着對“同情”設定了極高的門檻，完全違背了魯迅的本意。

同樣的，祥林嫂原本是一個遭際悲慘的女性，周圍人對她只有膚淺的關心，而談不上有什麼深切的同情，但到現在，“祥林嫂”通常被用來挖苦那些囉嗦哀怨的人物。

至於《藥》裏的“人血饅頭”，本來是指“冷血”之人，吃那些“熱血之人”的血。然而在這些年的輿論場上，這個詞常常倒是被用以阻止深入探究，一有什麼不幸的公共事件發生，如果發聲關注，就可能被扣上這麼一頂帽子，彷彿只有沉默不語，讓這事就這麼過去，才算是對死者及其家人的尊重。

魯迅已遭到“反轉”，像這樣的種種誤讀，意味着人們和魯迅之間已產生了距離，雖然魯迅的經典看似仍是鮮活的，但它已得到重新闡釋。

從某種意義上説，魯迅作品已經獲得了“經”的地位，而任何一個社會的發展，也確實需要對經典的全新的闡釋來“適今”，並在現實的創造性實踐中深化理解。

以中國與時俱進的速度之快，不同世代的人有不同理解也不算意料之外；

然而，如果當代對魯迅作品典故和人物的詮釋，竟然走向了他曾經批判的那一面，那這種誤讀，難道不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