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廢除超級富豪會怎樣?_風聞

如果我們廢除超級富豪會怎樣**?**

《憤怒的熊》

2024年8月30日下午5:17

《廢除超級富豪》是湯姆·馬勒森的一篇研究文章、一本書和一篇觀點評論。湯姆副教授就職於加拿大西部大學國王大學學院。湯姆給我們介紹了他的書《反對不平等:廢除超級富豪的實踐和道德案例》(2023)。

對內容的評論/回顧讀起來很好，教授的觀點也很連貫。由於我們是一個經濟博客，也涉及其他問題，我認為這很適合發表在憤怒的熊。我敢肯定，這對一些人來説是有爭議的。

“為什麼我們應該廢除超級富豪”

接受收入和財富巨大不平等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腳。

在世界許多地方，不平等現象正在失控。基本事實已變得令人沮喪地熟悉。在美國，最富有的0.1%的人現在控制的財富與最貧窮的90%的人所控制的財富差不多。從全球來看，最富有的8個人擁有的財富相當於半個地球人的財富總和。舉個例子有多少是可以改變的?

1. 美國只要對傑夫·貝佐斯和比爾·蓋茨這兩位億萬富翁的財富徵收2%的税，就可以徹底消除無家可歸的問題。

2. 如果我們重新分配世界上所有億萬富翁的2%的財富，讓世界上99.9%以上的人口的財富完全不受影響，我們就可以完全消除極端貧困。

在這個過程中，億萬富翁甚至可能不會損失一分錢，因為他們每年的收入通常超過其財富的2%。

儘管有這樣的統計數據，每當有人膽敢建議重新分配鉅額財富時，同樣的反對意見就會像意識形態殭屍一樣一次又一次地出現。

第一個反對意見是:減少不平等仍然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富人總是能夠避免支付對他們徵收的任何新税。第二:如果我們可以對富人增税，我們不應該這樣做——因為社會的成本總是大於任何收益。第三個反對意見?從道德上講，富人的好運是應得的。

我一生都在聽這些爭論。有證據支持他們嗎?

為了找到答案，我花了五年多的時間篩選堆積如山的研究，決心保持開放的心態和非教條主義的態度。其結果是:一本剛剛出版的書《反對不平等:廢除超級富豪的實踐和道德案例》。

我(馬勒森教授)發現了什麼?

富人確實經常採取手段來避税。但任何一個認真想讓他們繳納公平税收份額的政府都可以有效地對他們徵税。政府有一系列廣泛的可行措施，它們可以隨時實施。政府可以填補漏洞，僱傭更多的審計員。他們可以要求銀行立即向税務機關報告重大收入激增。

政府還可以加大對逃税行為的懲罰力度。富人們現在只需要對他們欺騙山姆大叔的行為表示輕微的處罰。相比之下，窮人因為偷了少得多的錢而進監獄。

政府還可以加大對逃税的處罰力度。目前，富人在欺騙山姆大叔時，只會受到輕微的懲罰。相比之下，窮人因偷錢入獄的次數要少得多。

如果我們扭轉現實，讓富人真的面臨真正牢獄之災的前景，你可以打賭，我們幾乎肯定會看到，美國公司董事會的逃税行為會少得多。

還有那些為富有客户避税的會計師和律師呢?我們可以開始認真努力，讓他們承擔刑事責任，因為他們幫助富人利用避税天堂逃避繳納公平的税款。

這一切都是可能的。歷史記錄顯示，許多國家都成功地實施了嚴格的税率，美國就是其中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最高税級的聯邦所得税率達到了驚人的94%。上世紀70年代，英國、瑞典和丹麥等國的最高税率超過了90%。總的來説，從1932年到1980年的近半個世紀裏，美國的最高税率平均為81%。

對富人徵税的成本大於收益的説法又如何呢?證據顯示的恰恰相反:對富人徵收高税收導致的不平等程度降低所帶來的好處遠遠大於成本。結果是完全不同的數量級。

高税收的確會帶來一些成本。但這些很少有多大意義。舉個例子，有人認為富人會減少工作以應對高税收。很少有寶貴的證據支持這一論點。有人真的相信，比如説，勒布朗·詹姆斯如果面臨更高的税率，就會放棄打籃球嗎?許多高收入者並不僅僅為了錢而工作。他們從地位、權力和聲望中找到動力，有時甚至是對自己所做事情的熱愛。

反對對富人徵收高税收的最嚴肅的論點很可能是，高税收會減少私人投資。但對富人徵税並不一定會減少投資。在許多情況下，高税率只是重新安排了投資。如果國家收税，然後把錢用在生產性的地方，經濟就會增長。事實上，最先進的證據表明，考慮到所有因素，高度不平等實際上往往會降低經濟的整體增長率。

對我們當中最富有的人大幅徵税的成本就是這麼多。福利怎麼樣?其中5個脱穎而出。

我們的環境。最富有的20個人排放的碳比地球上最貧窮的10億人加起來多8000倍。將最高財富的一部分重新分配，投資於公共交通等項目，將直接減少排放，並有助於建設急需的低碳基礎設施。

我們的民主。不平等侵蝕民主。在美國，正如政治學家馬丁·吉倫斯和本傑明·佩奇所指出的那樣，多數人“並不統治——至少不是在實際決定政策結果的因果意義上。”民主已瓦解為寡頭政治

人人有機會。不平等是對我們聲稱珍視的平等機會的嘲弄。今天，芝加哥最貧窮的居民的預期壽命比最富有的人短整整30年。高額的再分配税可以扭轉這種最殘酷的差距。

減少仇外心理和種族主義。右翼民粹主義通常與經濟不安全感相伴而生。我們可以通過向富人徵税來資助免費的公共服務，建立更強大的社會安全網，甚至有保障的基本收入，來減少這種不安全感。

減少社會摩擦。證據還表明，減少不平等可以建立社區健康和凝聚力。減少不平等可以促進更大程度的信任和寬容，改善心理健康，減少犯罪。也就是説，我確實發現了一個我最初的懷疑不成立的地方。不平等是否明顯縮短了預期壽命，目前尚無定論。

最後一個問題:任人唯賢。富人真的配得上他們的鉅額財富嗎?

左派的標準答案是**:**

我們根本沒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遺產繼承、財力雄厚的私立學校以及其他各種優勢，給了富人一個巨大的、不公平的領先優勢。窮人繼承了各種各樣的劣勢，從貧窮到性別歧視和種族主義。

沒錯，但精英政治最基本的問題甚至更為深刻。高水平的經濟表現從來不是單打獨鬥的結果。從根本上説，所有的生產都依賴於一個基本的社會和協作過程。我們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所有的市場生產都依賴於我所説的基礎結構，即人類和環境的勞動和關懷，這使得生產成為可能。

微軟公司的比爾·蓋茨受益於父母和老師們對他的關心和社交。他受益於他所居住的安全、乾淨、和平的社區，受益於幾代科學家和計算機工程師，他們創造了他賴以建立的巨大的智力大廈，也受益於無數支持這些科學家和工程師的輔助工作人員和護理人員。

蓋茨個人也從法律基礎設施中受益，這些法律基礎設施使版權保護和“股東至上”法律成為可能，這些法律允許他佔有他的工人創造的大部分價值，同時剝奪了這些工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任何發言權。蓋茨並沒有創造美國經濟龐大而富有成效的基礎結構，因此也不配得到由此帶來的回報。

總的來説，我計算出，收入最高的1%人羣中，大約99%的收入實際上不能歸功於富人的個人努力或才能。他們99%的財富的真正來源是別人的勞動。這一現實使得他們的財富在很大程度上不值得擁有。

“精英政治”內部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我們所有的才能和努力都反映了我們無法控制的力量。我們不能選擇擁有我們現在的身體。我們不能選擇自己的個性、智力或殘疾。然而，這些事情極大地影響了我們的能力。精英政治本質上宣稱，那些身體和頭腦不如別人強壯和聰明的人，理應過上更糟糕的生活，而這並非他們自己的過錯。這種真正有害的假設導致我們獎勵一些人，懲罰另一些人的隨機運氣。

一個好的社會應該摒棄“應得”的説法。社會主義歷史學家霍華德·津恩説得對:

“給人們所需要的東西:食物、藥品、乾淨的空氣、純淨水、樹木和草地、宜人的居住環境、一些工作時間和更多的休閒時間。不要問誰配得上。每個人都值得擁有它。”

我們不需要超級富豪。事實上，如果沒有它們，我們會過得更好。

原文標題是：What if We were to Abolish the Super R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