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左傾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了什麼樣的危害？_風聞

以史為鏡，以史為鑑，在任何時候都不過時。

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讀史明智，學史明理，鑑往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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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神州大地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深入農村，開展土地革命，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然而，黨內一些人卻主觀地認為革命形勢“一直高漲”，不顧敵我力量對比懸殊，確定實行以城市暴動為中心的全國暴動總策略，不顧客觀可能，盲目舉行武裝起義。由於大革命失敗後反動派對共產黨人實行極其殘酷的大屠殺，在黨內有些人也由此產生了強烈的階級復仇情緒，因而在起義過程中不注意政策與策略，一味地採取燒殺政策。因此大革命失敗後一段時間，黨內一度出現了左傾盲動錯誤，使革命遭受到了不應有的損失。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傳部部長李立三主持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認為中國革命一爆發必然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已經具有全國性武裝暴動的條件，沒有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就不會有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而農村包圍城市是“極其錯誤的觀念”。李立三等人還制定了一個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計劃，要求力量還相對弱小的紅軍攻打敵人設防堅固的中心城市，甚至還提出了“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口號。

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嚴重的危害。在執行“立三路線”的過程中，紅二軍團由一萬六千人減少到三千人，並喪失了洪湖根據地；紅七軍由六千多人減少到兩千人，喪失了右江革命根據地。白區黨的力量也遭受嚴重損失，先後有11個省委機關遭到破壞，武漢、南京等城市的黨組織幾乎全部瓦解，這本是可以避免的損失。

以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為標誌，一種比“立三路線”更左的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開始統治全黨。在這次中央全會上，瞿秋白、周恩來等受到嚴厲指責，由於出席會議的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負責人米夫的支持，原本僅是一般幹部的王明竟然搖身而變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共中央領導權的實際操縱者。王明等人為了推行其左傾路線，採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手段開展所謂黨內鬥爭，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的危害。

1932年7月，蔣介石調集約30萬軍隊，發動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當時擔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張國燾，貫徹左傾教條主義甚為積極，而且排斥異己，導致肅反嚴重擴大化，而且衝昏頭腦，竟然認為國民黨軍已是不堪一擊，盲目輕敵致使紅四方面軍未能打破這次圍剿。

與此同時，蔣介石集中10萬兵力向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發動進攻，六屆四中全會後被派去擔任中央分局書記兼紅三軍政委的夏曦，堅持其冒險主義和宗派主義方針，採取錯誤的肅反擴大化政策，造成根據地和紅軍的嚴重內傷。在敵人進攻面前，先是輕敵冒進，後又消極防禦，致使紅三軍（原紅二軍團）被迫離開湘鄂西革命根據地，轉戰到黔東地區。

1933年秋，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開始的時候，中央紅軍已發展到了8萬人，如果策略和指揮得當，是有可能粉碎這次圍剿的。但是，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自己不懂軍事，將紅軍的指揮權全權交給了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李德並不懂得中國革命戰爭的特殊規律，提出了“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口號，採取“以堡壘對堡壘”、與敵人進行短促突擊的作戰方針，先是命令紅軍全線出擊，攻打敵人的堅固陣地；進攻受挫後，又分兵把守，與敵人拼陣地戰。

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召開。這次全會不顧敵強我弱和第五次反圍剿的不利形勢，宣稱中國革命進入到“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鬥爭”階段，把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推向頂點。全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中央書記處，博古仍為黨中央主要負責人。

1934年4月上旬， 在第五次反圍剿的第三階段 ， 蔣介石集結11個師兵力，向中央蘇區重鎮江西廣昌進攻。為此而設立的司令部，博古擔任政委，李德實際上是總司令，親自指揮作戰。博古等人下發《中央、軍委、總政保衞廣昌之政治命令》，要求全力保衞廣昌，大量消滅敵人並最後粉碎圍剿。雖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軍令如山，中央紅軍只得主力盡出。

廣昌之戰開戰前，彭德懷心急如焚，面對李德決定構築永久工事堅守的態度，再三向李德進言：廣昌不能固守，敵軍有飛機大炮，技術裝備高於我軍。紅軍就算有比較堅固的野戰工事，在敵人的裝備下也不起作用，固守廣昌會使紅三軍團全部毀滅。然而李德並不採納。結果在李德命令修建的所謂“永久工事”裏擔任守備的營，全部壯烈犧牲，一個也未出來。

博古、李德的司令部不顧紅軍十分疲憊、減員嚴重、武器裝備落後的現實，提出“為保衞廣昌而戰，就是為保衞中國革命而戰”和“不讓敵人侵佔蘇區寸土”的拼命主義口號，命令紅軍以所謂堡壘戰、陣地戰的方式，與敵軍進行正規戰。這是紅軍作戰史上最典型的陣地戰、消耗戰。血戰18天，紅軍付出了五千多人傷亡的慘痛代價，最終紅軍被迫撤出，廣昌失守。可以説，紅軍後來開始長征的直接原因是源自於該戰鬥失敗。

廣昌失陷後，**彭德懷當面批評李德的指揮“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怒斥李德給紅軍造成的損失是 “崽賣爺田心不疼”。**在後方的毛澤東指出，廣昌保衞戰對紅軍來説是個災難，毫無戰績。林彪從前線致信中央，堅決主張在蘇區只能進行運動戰，且只有在地形有利和勝利在握時才能作戰。張聞天嚴肅批評博古、李德的軍事錯誤，指出廣昌戰鬥同敵人死拼是錯誤的。彭德懷當時因為與上級“頂嘴”，做好了思想準備，備好了簡單換洗衣服，準備着要被押送監禁審判。

博古、李德卻抱定軍事教條不鬆手，博古送給張聞天一頂“普列漢諾夫反對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思想”的帽子，李德給彭德懷扣上“右傾”的帽子，他們還批評林彪，説不能迷信地形，任何戰鬥中誰也無法事先確認一定能取得勝利。

國民黨軍在對中央蘇區和紅軍進行第五次圍剿時，對鄰近蘇區也發動了清剿或圍剿。湘贛蘇區紅6軍團在根據地大部被敵佔領的情況下奉命轉移；湘鄂贛蘇區紅軍在敵重兵圍攻下，遭受極嚴重的損失；閩浙贛蘇區紅10軍團在轉戰浙皖邊時，主力在贛東北遭敵人重兵合圍，大部犧牲，軍團領導方誌敏被俘就義。上述各蘇區都曾有過很好的革命形勢，紅軍都發展到萬人以上，但隨着左傾冒險主義軍事戰略的貫徹和嚴重錯誤的肅反擴大化政策，加上國民黨軍的反覆進攻，終使蘇區喪失。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8.6萬餘人被迫撤離中央蘇區，從江西于都等地出發，開始走上漫漫長征路。到1934年12月渡過湘江後（就是國內軍史上記載的慘痛的湘江血戰），紅軍由8.6萬人鋭減到3萬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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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為鏡，以史為鑑，在任何時候都不過時。

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讀史明智，學史明理，鑑往知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