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敦煌興衰看香港未來_風聞

**作者：**方舟，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敦煌從荒漠到輝煌又到衰落，到成為今天中國的文化中心之一，興衰依靠時代同時也依靠管理它的人。

上週筆者參加全國港澳研究會的調研團，在甘肅進行了為期6天的考察交流，行程的最後一站到訪了敦煌。

很多人對敦煌的印象就是以莫高窟聞名於世的旅遊城市，但實際上，敦煌在漢唐時期遠不止是個旅遊城市，而是整個中國對外交流的門户城市。

《舊唐書．地理志》中有「元宵燈會，長安第一，敦煌第二，揚州第三」的記載。因為元宵燈會體現了一個城市的繁榮程度，敦煌的繁華僅次於長安。

敦煌不僅僅是絲綢之路上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門户，還是中外文明的交滙地，有着極其輝煌的歷史。

司馬遷在《史記》中寫，漢武帝為了打擊匈奴，派張騫出使西域，以「鑿空西域」來形容張騫打通西域的壯舉，即今天被稱為河西走廊。

漢武帝在河西走廊設置了4個郡，分別是武威、張掖、酒泉、敦煌。

於當時的漢朝而言，這4個城市是對外開放的前沿。在功能定位上，它們與中國改革開放後在東部沿海地區設立的4個經濟特區及14個沿海開放城市有神似之處。

在「河西四郡」中，敦煌因其地理位置處於最西端而成為整條河西走廊的咽喉，也是東西方使者、商旅滙聚的關鍵節點。

當時從敦煌往西進入西域有兩條路，一條沿着塔里木盆地北側的綠洲，另一條則沿塔里木盆地南部邊緣的綠洲，兩條路對應的兩座關隘在今天敦煌市的郊外。

一座是沿北線通道的玉門關，另一座則是通向塔里木盆地南側路線的陽關。這兩座有着特殊地理位置的關隘，也留下了兩句大家至今耳熟能詳的詩，一句是「春風不度玉門關」，另一句是「西出陽關無故人」。

季羨林先生有過一句經典評述，「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這4個文化體系滙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

在絲綢之路繁榮興盛的幾百年間，敦煌扮演着東西方商業貿易交流樞紐的角色，是西域、西亞乃至歐洲進入中原的門户城市。

這與香港很相似，過去香港也作為海外國家進入中國內地的門户樞紐而發揮作用。

敦煌曾經和香港一樣是東西方文明的交滙地。

今天的香港滙聚東西方文化及傳統，有着不同文明交滙的獨特面貌，敦煌也曾是歷史上東西交往中四大文明滙聚的「十字路口」。

敦煌的興盛在唐代達到頂峯，但是後來為什麼衰落了呢？

當時和敦煌面臨着外部和內部兩個大的變局。

從外部看，唐代後期歐亞大陸上的戰亂不斷，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崛起，導致原來中國和歐洲的貿易通道被阻斷。宋元之後，航海技術的進步使海上絲綢之路開始興起，並逐漸取代陸上絲綢之路。

從內部看，整個陸上貿易通道的線路變遷也對敦煌產生了很大影響。唐代中期以後，沿着天山北麓的新北線通道地位開始提升，逐步取代了原先南疆的兩條線路，併成為最主要的貿易線路。

在內外部兩大變局下，敦煌逐漸衰落。其實今天香港也處在兩個大變局的歷史關口。

第一個是國際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過去香港承擔的是中國對接歐美等西方國家的橋樑功能，更多承擔了一個「經紀人」的角色，但今天中國和西方的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

尤其是西方的領頭國家美國，對中國輕則視為戰略競爭對手，重則作為「冷戰」對象，在經濟、金融、科技領域全方位打壓中國。

所以香港慣用的中介角色實際上現在面臨很大挑戰，但可做好離岸人幣中心兼進軍「帶路人」的角色。

第二個是從香港自身看，也面臨着內部發展的變局。

過去常説香港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其實所謂金融中心是中國內地和外部的資金通道，貿易中心是營商網絡的通道，航運中心是貨物進出中國的通道。

實際上這3個通道和香港所扮演的角色在新的內外變局下都面臨着很大挑戰。

在金融中心方面，儘管金融業依然是香港具有優勢的產業，但近年來受到的衝擊非常明顯。

2023年恒生指數全年跌幅13.8%，在全球主要股市表現中敬陪末座。

然而，最大的問題還不僅僅是股市低迷，而是香港金融中心最重要的上市集資功能嚴重下降，港股全年IPO集資額不足500億港元。

在傳統歐美資金撤走和內地經濟轉型的兩大壓力下，香港要從現有金融體系中培育出新的增長點。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做強人民幣離岸市場，豐富離岸人民幣的投資用途。

香港可以拓展更多的人民幣期權、期貨、指數、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及業務，特別是要主動參與服務中國同「一帶一路」國家之間進行的國際金融業務，為市場注入信心。

在貿易中心方面，香港其實面臨兩大問題。

一是過去內地很多城市沒有直接與海外進行貿易的網絡，需要通過香港進行，而如今隨着內地城市的全面開放和信息技術的發展，令內地可以不通過香港公司就與海外公司展開貿易。

特別是電商崛起之後，對香港貿易中心功能的衝擊更加大，香港在當前新貿易形式下的轉型速度明顯慢於中國內地。

二是過去中國的貿易主要是和歐美進行，但今天歐美特別是美國大搞貿易保護主義，全球供應鏈市場隨之重組佈局，中國愈來愈多地通過在東南亞、拉美等地佈局企業，迂迴地進行貿易合作。

2020年以來，中國和東盟已經連續4年互為對方的最大貿易伙伴，中國與其他「一帶一路」國家的貿易額也在上升。

但是香港更習慣過去和歐美日開展貿易的模式，並不擅長與「一帶一路」國家進行貿易，所以在新的變局下，香港自身是需要積極努力去轉型的。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今年《財政預算案》中提出，將香港建構為「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其實也反映了特區政府在努力推動香港國際貿易中心轉型。

在航運中心方面的挑戰就更加大了。隨着內地城市港口和機場的發展，很多貨物不需要通過香港轉口，也可以直接和海外城市建立聯繫。

從海運統計數字看，香港貨櫃碼頭吞吐量連續7年下跌。

貨物空運方面目前香港還有優勢，這得益於香港的直接腹地是內地大灣區城市，珠三角一帶是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出口地。

可是，隨着供應鏈轉移，香港的空運地位也會受到挑戰，所以也要主動謀劃變革去適應新變局。

過去香港被視為優勢的三大中心在當今的內外部變局下承受着很大壓力，不改革就面臨着要衰退甚至是被淘汰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