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關鍵詞決定中國經濟未來_風聞

這篇文章要談的，是經濟體制問題。

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

這裏有三個關鍵詞：**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三者缺一不可，整合為一，形成引領我們走向未來的經濟體制。

三中全會還提出，“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全面部署各領域各方面的改革”。顯然，在所有改革中，經濟體制改革是牽一髮動全身的“牛鼻子”。

市場經濟

一國的經濟體制（system/structure），是指配置經濟資源、組織經濟活動、協調經濟關係的機制與方式的總和。

對經濟體制，可以從所有制與分配形式的角度理解，也可以從計劃與市場的角度理解，還可以從決策、信息和動力的角度理解。

最後這種角度（Decision, Information, and Motivation，DIM法）認為，經濟體制的本質在於決策、信息和動力三種要素的相互作用，如決策權是集中還是分散，信息流通是縱向還是橫向，動力結構是正面激勵還是負面激勵。

1992年春，鄧小平在視察南方談話中説，“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當年10月，十四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於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什麼新的要求？

總書記在關於三中全會《決定》的説明中指出，“主要任務是完善有利於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

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20週年座談會上，他又指出，“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統籌推進各領域各方面改革，堅決破除妨礙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不斷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勁動力和制度保障”。

那麼如何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呢？核心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關鍵是加快轉變政府職能，該放給市場和社會的權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該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堅決扭轉政府職能錯位、越位、缺位現象。

還要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推進簡政放權，深化權力清單、責任清單管理，同時要強化事中事後監管。

總書記也講過，我們國家這麼大、人口這麼多，又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把經濟社會發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齊心協力來幹，眾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

社會主義

接着，來談一談社會主義。

總書記很早就説過，永遠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要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要在高質量發展中推動共同富裕，等等。

就大眾的普遍理解，社會主義更多是和共同富裕聯繫在一起的。2021年8月17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羣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

會議指出，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要鼓勵勤勞創新致富，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形成人人蔘與的發展環境。

這些話的精神實質，我體會有三：

-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少數人富裕不是社會主義，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

- 共同富裕要靠發展去實現；

- 實現共同富裕，要保障和改善民生，要靠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人人蔘與發展，也就是説“幸福是奮鬥出來的”。

最近幾年，社會上尤其是社交媒體上，有一種不斷瀰漫的看法，就是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那麼社會主義，所以要矯正和整頓。

我個人認為，這是完全錯誤的。首先，中國的市場經濟本就是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條件下孕育成長的；其次，不是説市場主體、市場秩序不存在問題，不需要矯正，而是説，過去這些年，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優越性得到了極大體現。

- 中國已經建立起世界最大的社會保障網，截至去年底，參加基本醫療保險人數13.34億人，農村低收入人口和脱貧人口參保率在99.9%以上；

- 截至今年6月底，全國基本養老、失業、工傷保險參保人數分別為10.71億人、2.43億人、2.99億人；

- 中國的脱貧攻堅取得了歷史性成就；

- 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年年上漲，在經濟下行壓力下，2024年也按照2023年人均基本養老金的3%予以上調；

- 無論城市還是鄉村，和公共服務相關的各種設施都有巨大改善，而且像公園等大量服務基本趨向於免費；

- 相對落後貧窮的地區，在人均享有的公共服務水平上，和發達地區的差距，遠遠小於GDP和財政收入的差距，這在相當程度上拜中央政府的財政轉移之所賜。

我在基層調研時，去過一些相對落後地區，如西部某地級市的財政收支情況可以這樣簡約理解：掙1塊錢，花11塊錢，9塊多花在民生上。能實現收支平衡，主要靠上級補助（佔大頭）加上發債。這樣的情況正越來越普遍。我自己身邊不少親戚朋友，現在都是離退休的爺爺奶奶資助就業難的孫子孫女，我稱之為“社會主義補貼市場經濟”。

去年夏天我去神農架，和本地一位年輕創業者交流，寫了一篇文章（《信心從何來？——“如果這就是命運”之四》），結論是，神農架林區人民生活的改善，政策起了極大作用。如公路修到了村鎮，高鐵站開通了，旅遊發展了；經營成本很低，蓋民宿是在宅基地上，沒有土地出讓金，小微企業每個季度有30萬元免税額度，投資裝修酒店，銀行可以貸款，也不需要抵押，其中40萬遠是政府貼息貸款，疫情期間小微企業2年期20萬元貸款免息，政府來貼。這也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具體體現，即扶助欠發達地區，扶助小微。

而市場經濟現在是什麼情況呢？讓人有些擔憂。在充分競爭環境中生存與發展的行業的從業者，包括所謂“高淨值人羣”甚至“首富”們，這些年無論是收入還是財富，特別是在越來越細密的監管和倒查之下，總體看壓力與挑戰很大，可謂風雨綿綿。為什麼高校畢業生那麼熱衷考公考編？穩定啊，不像在市場之海里那麼難。

所以，今天真的不能再隨便説，各種社會問題都是市場經濟帶來的，老闆帶來的，“資本家”帶來的。事實是，大量市場主體已經很卷、很累、很憂慮，財富縮水也很厲害了。

這裏，我們還必須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這些年，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能夠充分體現？

除了中央加強了對“社會主義這個定語”的重視與落實，也是因為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不斷發展，我們積累了比較多的物質財富，有了一定的家底。基於對未來的樂觀預期，過去地方政府的土地也才能源源不斷地“變現”，進而支持各種建設和公共服務。也就是説，市場經濟的發展，壯大了政府在國民福祉方面的支出空間和支出能力，更好體現了社會主義優越性。

現在，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三年疫情的衝擊，很多地方的家底都空了。我就聽不少地方政府反映，他們多年的積累，經過疫情的消耗，又缺乏補給，基本都沒了。

如果我們不能正視目前的現實，而被社交媒體上那些似是而非的聲音所幹擾，那麼市場主體的預期和動能就還是上不來，我們的物質基礎就會被侵蝕，最終也會拖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實現。

高水平

最後談談高水平。

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認為是服務於高質量發展所需的體制。而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

何謂高質量發展？中央指出，高質量發展，就是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

我完全認同也一直在調研和弘揚高質量、高水平的案例，但我始終認為，高水平、高質量不等於少數高精尖產業，一般消費、一般製造、一般服務也存在高質量、高水平的發展。可惜在現實中，很多部門的做法帶有過多、過度的選擇性。

前不久我在上海碰到一個年輕企業家，做的是互聯網營銷，是抖音、微博、小紅書等平台的代理服務商，企業很有創新活力。他創立的公司原本已經在IPO排隊了，結果被“無理由勸退”，意思是你們互聯網企業就不要考慮A股上市了。他對我説，我就認了，可是我有一個同學，辦了一個很牛的創新企業，做360度全景相機、運動相機、手機穩定器、視頻會議相機等產品，利潤很好，在全球賣的很好，也上不了市，就真的有點不理解。

這家企業叫影石創新，以VR及全景相機起家，2017年切入運動相機市場，有消費級和專業級兩條產品線。2020年7月，影石創新接受中信證券輔導，2020年10月科創板上市申請獲受理，2021 年9月通過發審會，2022年1月提交註冊，但至今沒有等到監管批文。

8月中旬，影石創新創始人劉靖康在朋友圈發文，就公司IPO過程中的一些敏感問題進行澄清，並表示希望相關部門公道定性。他強調，公司與敏感股東無利益輸送，也非隱瞞入股，“我不求批文，僅求公道定性”。

我問上海這位企業家，影石創新到底存在什麼問題？據説當年有一位離職的證券監管人士入股過。而劉靖康表示，敏感股東非審核崗，入股時出價最高（比深創投高 50%），無利益輸送；非隱瞞入股，《規定》（即證監會發布的《監管規則適用指引—發行類第2號》《證監會系統離職人員入股擬上市企業監管規定（試行）》等規定）是IPO申報後半年才出的，在《規定》出後一兩個月內已給監管提交專項核查報告。

這樣的事情，我在日常採訪中也聽到過不少。我們一些部門，對“正確”的要求越來越極致，結果是，大量市場主體，哪怕是非常優秀的創新企業，會因為被挖出的“芝麻”，導致整個“西瓜”被拖累。

就影石創新的情況，我請教了監管方和交易所相關人士，得知影石創新仍在IPO序列中，且監管方也與他們進行了溝通，努力防止誤傷。這令人欣慰，説明行業監管部門面對新興產業、新興公司，也在想方設法促發展。不過這麼久都沒有批文，企業也不怎麼想上了。

前不久我在北京主持了一場討論，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白重恩教授提到了另一個例子。他説，中國的醫藥行業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藥的開發需要密集的高素質人力資源，而中國人力資源的供給非常充沛。

**曾經有一段時間，醫藥行業每年有800億元的風投資金投資到原創藥，現在只有200億了。**原因是，“在集採定價後，藥價很低，開發新藥不可能盈利。在這種情況下，潛在的新質生產力存在，但是發揮不出來”。

他説，“我覺得我們要好好想想，在生產關係上有哪些是阻礙新質生產力的發展的，儘量去把這些障礙消除掉”。

真的，千萬不要搞成，每個部門都用他們所理解的“高水平”標準，像超強探照燈一般，唯恐哪裏沒有照的一清二楚。最後，是清楚了，但是市場主體幹不下去了，不想幹了，那麼會不會“空空如也”？

什麼是高水平？從監管角度，就是國家反覆強調的，“持續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在我看來，在合規前提下，給市場經濟多一些空間，給市場主體多一些關切，多一些出路，讓內生動力起得來，讓市場活力起得來，這是最大的高水平。

最後我想説，中國非常適合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由我們的文化傳統、俗世信仰、奮鬥精神所決定的。

我們既要用市場經濟去激活社會主義，也要用社會主義去平衡市場經濟，還需要法治化的好的制度與文化環境。

我們既要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體現社會主義的同理心，也要在社會主義的貫徹中引入市場經濟的績效評估和效率觀念。市場經濟前面需要社會主義這個定語，社會主義後面也需要市場經濟這個後綴與標準。

在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共同進化、演化中，高質量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必將達成。任何一方都不能偏廢，而從根本上，發展是硬道理，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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