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進行中美戰略溝通的現實內涵_風聞

此時進行中美戰略溝通的現實內涵

——其實現在美國的籌碼已經不多了！

2024-09-02

在當今世界的主要國家的政府中，大都建有一個由國家元首直接主導的專門的國家安全機制。如俄羅斯的聯邦安全會議、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日本的國家安全保障局，這是有關國家對外戰略政策的最高決策機構，而無論這個機構或機制的名稱叫什麼。

自上個世紀尼克松政府以來，美國已經形成了由總統國家安全助理、國務卿和國防部長構成的核心決策與執行機制。在這個機制中，作為非美國政府閣員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助理的地位與作用，事實上是高於閣員級的美國國務卿和國防部長的，這也是沙利文來華訪問所具有的特殊涵義。

一、看來這次戰略商還是取得了某些積極成果的

其實，當拜登政府已經進入謝幕時期，他的總統國家安全助理的此次北京之行，無論是否達成相關協議，在一個總統、一個主義的美國外交政策的背景下，已經沒有了多少兑現承諾的機會了。

對此，外界已有很多的評論。

個人觀點，就美方而言，其中核心訴求將是民主黨為了贏得今年的大選而希望中國能夠不要採取有礙於其競選趨勢的某些舉措。而中國也希望在事關中國核心利益的台灣問題上，至少在一個時期內能夠有效抑制美方掏空其對外公開宣稱的“堅持一箇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灣獨立’‘兩個中國’‘一中一台’”（1）上的各種“美台軍事勾連，停止武裝台灣，停止散佈涉台虛假敍事”（2）。外交部美大司司長在向媒體吹風時表示，“台灣、民主人權、道路制度、發展權利是中方在中美關係中劃出的四條紅線。中方重點就這些問題表達嚴重關切、闡明嚴正立場、提出嚴肅要求”（3）。

沙利文也在京再次聲明，美方不尋求打“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體系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4）。

當然，有關這次中美戰略溝通的具體內容，也許要等到數年甚至更長時間之後，我們才能有所知曉。

從“巴厘島共識”到“舊金山願景”，元首外交是中美關係穿越風雨的定海神針，也是繼續向前的動力源泉（5）。

中國最高領導人最後禮節性會見了沙利文，除遵循外交對等慣例外，這也至少説明雙方在經過兩天6輪、長達11個多小時會談的結果，還是有一些積極的成效的。

二、華盛頓對美中關係的政府基調已經難以扭轉

最近兩三年，對於中美關係基本上已經逐漸失去了興趣。

根本原因就在於美國戰略界、學術界與兩黨已經基本對於中美關係的發展達成了某種共識。即由過去的接觸政策轉化為實質上的遏制政策，儘管現在他們用“競爭”這樣一箇中性詞替代冷戰時代使用的遏制，然而於本質上卻沒有絲毫的改變。

這就是華盛頓霸權主義集團視已經崛起的中國為其的第一戰略對手，進而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地抑制中國的發展勢頭，從而希望能夠始終保持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

其實，白宮在對華政策的改弦易張，自克林頓時期就已經陸續開始啓動了，“銀河”號事件、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就是其中最突出的體現。小布什時期因“反恐戰爭”被推遲，到特朗普時期達到第一個高潮，拜登時期略有回暖。無論是哪一個黨執政，無論是誰入主白宮，這個基調都已經在可以預計的時間內很難改變了！

三、在此前提下我們需要做些什麼呢？

如何避免中美髮生直接衝突對抗，這是雙方的戰略底線。

中央外辦王毅主任將之概括為“五個關鍵”：第一，中美關係保持正確方向的關鍵，在於兩國元首掌舵領航。第二，中美兩國避免衝突對抗的關鍵，在於遵守三個聯合公報。第三，中美互動順利開展的關鍵，在於平等相待。第四，中美關係行穩致遠的關鍵，在於鞏固民意基礎。第五，中美雙方實現和平共處的關鍵，在於樹立正確認知。這“五個關鍵”有助於雙方更好開闢未來，找到中美兩個大國的正確相處之道（6）。

那麼，我們維護戰略機遇期的想法是否能夠繼續得以實現呢？

這在於白宮執政者對此的看法。

事實上，在202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奉行民粹主義的特朗普與更換總統候選人之後的民主黨政府之間，還是有所區別的。其中最基本的一點就是，在特立獨行的特朗普的執政後期，中美兩國已經基本失去了高層接觸，而拜登政府卻已逐步基本恢復了有限的高層交往，這也是沙利文北京之行的內在含義。

這至少可以為避免在“戰略競爭”狀態下中美髮生直接衝突，於維護中國發展較好的外部國際環境，相對而言，還是有一定積極的意義的。具體講，沙利文此時來京進行中美戰略溝通，而不是最近一兩年在沒有主客場背景下的第三國舉行的維也納、馬耳他和曼谷三次戰略溝通，還是有着相當的區別的。

因為，“這是王毅主任同沙利文助理舉行的第四輪戰略溝通，雙方在維也納、馬耳他、曼谷的前三輪戰略溝通以及在華盛頓的會見都取得了積極成果，此次到北京雁棲湖，離北京越來越近，談得也越來越深入。雙方都認為，此輪戰略溝通是坦誠、實質性、建設性的”（7）。

                                    初稿寫於2024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