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本不是問題,更多是傳播戰略與方法的問題_風聞
立体式大国战略创始人-关注房地产业新政红利;-为中国企业家牵线搭桥1小时前
家和萬事興。
我國是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中唯一沒有完全統一的大國。兩岸統一事涉子孫後代福祉,攸關民族偉大復興前途命運。

然而,近年來,兩岸關係漸行漸遠,對立撕扯親痛仇快,台灣問題逐漸從疥癬之疾向心腹之患演變,實在令人唏噓。
箇中緣由,莫衷一是,值得有關部門深思。下面談談我對台灣問題的幾點看法。
一、民族獨立自主與國家繁榮昌盛的關係
所謂台灣問題,其實質就是中華民族是否真正完全實現獨立、自主、團結的根本大問題。
1905年11月,孫中山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刊詞中指出:
“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
2019年1月2日,國家領導人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深刻指出:“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着民族復興而終結”。
可謂高瞻遠矚、一語中的。
從一個多世紀前,孫中山先生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宣言,到建立以民族、民權、民生為核心內容的三民主義,再到新中國誕生。
要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就必須要有民族獨立自主。
要實現民族獨立自主,就必須始終堅持抵抗侵略、徹底排除外國干涉和影響。
遺憾的是,當前,台灣島內政治正逐漸進入一個癲狂的階段,時時離不開美西方國家的挑唆、慫恿,處處與大陸撕扯、橫眉冷對。
8月26日,島內偏綠的民調機構“台灣民意基金會”發佈兩岸關係最新民調。
其中,在關於“兩岸命運共同體”認同程度方面,不贊成的比例高達67.1%,另有76.5%的民眾反對“祖國統一”。
對比1996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前的民調顯示,台灣成年人中有44.8%的人贊成追求“祖國統一”,37.2%反對。
以上,排除主辦機構的政治傾向、調查樣本(僅1075人)代表性、以及調查方法(手機和電話問答)的影響,結果確實讓人憂心忡忡。
政治本是一門最嚴肅、最深邃的社會科學,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輕則禍亂不斷,重則生靈塗炭。
遺憾的是,互聯網時代,疊加全球化,國際地緣政治陰謀在所謂民主自由快樂的包裝下,無孔不入。
於是,後真相時代的大國博弈,變得更加波譎雲詭。
一些所謂新潮流的“年輕世代”成了原被傳統帝國槍炮支配、操縱的迭代杆杆和工具。
例如,賴清德、蔡英文這類深諳網絡流量、卻缺乏政治常識的網紅紛紛跨界進入政壇,搖身一變成為當地領導人。
這些“跨界政客”往往不知深淺,最後,一頓騷操作,讓地區秩序備受震盪、危機此起彼伏。
沒有民族的尊嚴和意識,就沒有國家的尊嚴和獨立;沒有民族的獨立自主,就沒有經濟的真正繁榮強盛。
比如:即使中國台灣地區的芯片有競爭力,但,其實,台積電、富士康等巨型企業卻難以自主。

一有風吹草動,美國就對他們行刑逼供、予取予求,擁有生殺大權。島內企業屢覺狼狽不堪。
縱觀世界地緣政治,從亞洲的韓國、日本,再到歐洲的德國、烏克蘭,無一不是這個基本道理。
某種意義上,原被譽為歐洲糧倉的烏克蘭就可算是自己賣命、被人當槍使的最鮮明例子。
未來,韓國尹錫悦、菲律賓小馬科斯的任性折騰,也或將讓自己的國家人民受罪。
二、台灣地區政治特點,及對台策略得失
縱觀台灣社會心理獨特,難以產生民族英雄、真正的政治人才。
從社會學來看,早期,台灣由於長年孤懸海外,又不能進入世界主流,成為所謂“悲情城市”、“亞細亞的孤兒”。
彼時,台灣社會心理普遍陰鬱。
後來,隨着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台灣“小確幸”流行,又有了莫名其妙、自娛自樂式自信,顯得“玩世不恭”。
進入21世紀,1405、蛙軍更是上竄下跳、玩得不亦樂乎。
這種地位邊緣化與習慣娛樂化雜糅的焦慮型商業社會,動盪不定,很容易歇斯底里,甘為附庸、被他人利用。
親痛仇快、兄弟鬩牆基本不在話下。
被這種烏合之眾追捧出來的地方領導自然也五十步笑百步、難堪大任。
無論是國民黨的侯x宜、還是民眾黨的柯x哲、無黨籍的郭x銘,當然,更不用説民進黨的蔡英文賴清德。本質上,都是投機政客,並非戰略人才,缺乏應有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懷和民族尊嚴。

比如:每次選舉,各候選人無一例外都要首先去美國“面試”、拜碼頭、繳納投名狀。
如此精神卑下、連獨立人格都沒有的地區領導人,又何談民主自主,繁榮台灣地區經濟?
但,就是這樣一個政治常識,多年來,我們的某些媒體、專家學者卻似乎束手無策。
以致台獨逐漸成了當地主流。甚至在國際輿論場也三不五時颳起陣陣陰風。

台灣問題實際已成為部分國家勢力、別有用心之徒對抗、阻滯中國式現代化繁榮發展的抓手,時不時拿台來噁心一下中國政府與人民。
當前,台灣逐漸從疥癬之疾向心腹之患演變,媒體、專家學者在如何主導台灣議題、策應國家大計方針、實現民族利益上,應要有新思路、新策略。
作為獨立社會觀察者,我注意到新加坡的獨特立國理論、戰略思想,及其在國際地緣政治中長袖善舞的獨特做法。
以區區城市小國,卻能縱橫捭闔、折衝樽俎,將一眾有名字的大國玩得溜溜轉,成為東盟實際領袖,確實耐人尋味,值得研究借鑑。
一定程度上,新加坡的成功就是國際傳播智慧和輿論文化戰略的成功。
新加坡雖小,但新加坡人才似乎無處不在、新加坡説客影子無處不在,國際影響也無處不在,值得我們媒體、專家學者學習借鑑。
坦率地説,台灣問題積重難返,與相關對台輿論策略簡單、傳播形式單一是分不開的,還需大幅優化、提升。
比如: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以及台灣主人,在相當多涉台議題上,我們的媒體反而是最被動的一個。
常常按下葫蘆起來瓢,疲於奔命。
在國際輿論場,我們的媒體、專家學者常常被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任意牽制,似乎隱身人,根本無法體現出中國是台灣主人、祖傳繼承人、話事人這一點。
顯然,這不太正常。
值得注意的是:兩岸問題延宕至今,加上多年的教育毒害,包括精英階層在內的台灣社會各界幾乎與國家、民族完全沒了任何情感鏈接。
大陸在他們心中,僅僅是一個可以發財的大經濟體,台灣需要學會與之和平共處。
更需特別警惕的是,台灣某些枱面上的人物對祖國大陸的對立、仇恨之心。
有香港前車之鑑在先,這種疏離、冷漠和仇恨,對於大統一後的民族復興偉業當然不會有益。
對此,我們的媒體、專家學者也應前瞻研判、充分對策。
三、重新認識對台輿論戰略
作為獨立社會觀察者,我一直認為:
解決台灣問題更需要的是全民上下對民族獨立自主的意志和傳統家國情懷,必須時時刻刻、分分秒秒體現出來。
比如:從中美決定建交那一刻起,台灣就已被對方拋棄。

理論上,核武器時代,任何正常的國家和政治領袖都不會為了所謂台灣,忽略核損益,選擇與一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直接對抗。
2015年5月26,國務院發佈《中國的軍事戰略》指出:
“維護和平的力量上升,制約戰爭的因素增多,在可預見的未來,世界大戰打不起來,總體和平態勢可望保持。”
作為獨立社會觀察者,整體來説,《軍事戰略》的這個判斷是值得參考、具有戰略眼光的。
換句話説,台灣問題早已不是問題。
因此,我們自己想怎麼做就怎麼做,能怎麼做就怎麼做,應當怎麼做就怎麼做。
但,似乎我們媒體、理論學術界在這方面缺乏有力的理論氣魄。
即使中國早已出台《反分裂國家法》,面對國際挑釁,我們輿論翻來覆去的都只是幾十年前的幾句套話。值得商榷。
水至清則無魚。國際政治本來就有陰謀、骯髒與不堪的一面。在可預見的將來,短期內也不可能自動消失。
至於某些美日政客炒作竄台話題,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
只要有國家存在,這就是國際地緣政治的現實和常態,以後它還會炒作百萬次。
對方不利用、不炒作才是傻瓜。
抗辯本來就是美國社會基本特色。辯訴與交易深入美國社會各個角落,各種千奇百怪的人物層出不窮,各種千奇百怪的觀點想法無孔不入 。
部分媒體專家學者在討論涉台問題與方案時,如果過多考慮美國因素反而是“倒持泰阿,授楚其柄”,純屬畫蛇添足。
其實,既然台灣是14億祖傳資產,那麼,為什麼我們的媒體在輿論場要畫地為牢、自縛手腳,不斷陷入自證清白?
對此,我們應主動出擊,積極塑造有利態勢,警惕輿論上受制於人,被對方牽着鼻子走。
再如:為什麼我們的媒體很少談一點:
即台灣是全中國祖產,祖國大陸960萬平方公里的美妙也是台灣2300人民取之不竭的優質資源。
只有傻瓜才會自動放棄。未來,又何以面對台灣自己的子孫後代?
中國台灣畢竟是亞洲的中國台灣。
無論是情理還是邏輯上,今後,我們都應將輿論重點放在亞洲,特別是東盟各國。
1月5日,新加坡資深外交家馬凱碩在聯合早報網發表新文章《2024年:另一場突如其來的戰爭的開始?》。

其中,提到的亞洲幾大危機幾乎都與中國密切相關。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馬凱碩是知名的“對華友好人士”,但其實文章字裏行間透露出來的卻是對中國戰略的憂慮。

換句話説,雖然中國是地緣政治的實際受害者,但由於傳播策略不給力,在國際輿論場,我們反而成了幾乎所有危機的肇事者、不受歡迎的一方。
由此可見,未來,我們有關媒體、專家學者要真正做到為國家現實利益服務還任重道遠。
比如:在台灣問題上,我們輿論如何做到讓各國深信:中國惹不得;惹中國,沒道德。
我一直認為:在紛繁複雜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輿論應該是全方位、立體的。
輿論力與政治力、軍事力、外交力、科技力、經濟力應該互為犄角、有所區別、各有側重。
它們分進合擊,共同組成中國堅如磐石聲譽和不怒而威形象。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
只要沒有真正的戰爭,不是必須上下一致、同仇敵愾的時候,那麼,輿論形式不妨柔弱、低調一點。
未來,我們的媒體、專家學者要少打一點雞血,學會如何理性表達對亞洲和平、對世界利益的憂慮、巧妙塑造中國負責任的形象,以贏得國際更廣泛理解、同情和支持。
換句話説,就是我們的媒體、專家學者要學會如何説最軟的話,捍衞最堅實的利益、得到最實在的好處。
綜上,
潤物細無聲。
祖國統一,事涉民族尊嚴和國家獨立自主,乃長盛不衰萬年之計。
既要意志堅定,雷霆之怒,當怒則怒;又要學會水滴石穿,百鍊成鋼繞指柔。
這一切,都有賴於有關部門充分用好、用透輿論傳播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