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維規 | 論世界文學與全球化的結構性關係_風聞

從人類命運共同體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維度重審“世界文學”，它便不僅是一個對象，而更成為一個問題。從歌德奠基性地提出“世界文學”概念併為其追溯以歐洲經典文學為基底的譜系開始，世界文學便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種歐洲版本。近兩百年來，世界文學雖經演化發展，舊的歐洲中心主義也發展為另一種新的西方中心主義，但包括中國在內的廣闊的東方文學在其中尚未獲得應有的重視與位置。進入21世紀，“世界文學”觀念所包含的不對稱格局和庸俗化理解首先迎來了西方內部的反思和重構，莫萊蒂、達姆羅什、卡薩諾瓦等一批學者以自身研究和文學史實踐撬動了“世界文學”的堅硬底座。今天，“世界”不再是一個既定的對象或事實，而處在不斷生成、流動之中（worlding）。作為動詞的“世界”與此前《探索與爭鳴》編輯部策劃並推動的“講理”“説義”“味道”“言情”一起構成“迴歸日常，回到常識”系列討論的關鍵詞。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當如何談論一種生成中的“世界文學”？走出西方中心主義模式的世界文學如何可能？如何對中國文學展開面向世界文學的介入性研究？“中國敍事”如何參與世界文學的知識生產？中國學者如何在其中發出自己的聲音？為回答以上問題，不久前上海市高峯學科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學科等單位聯合主辦的“概念·問題·譜系：世界文學”高層論壇在上海召開，與會學者開展了熱烈討論。編輯部在此基礎上特約請相關領域專家撰文，重審大變局下的“世界文學”模式與格局。

王寧教授追溯了“世界文學”概念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指出中國學者應以積極的姿態介入國際性理論討論，從中國視角出發，通過與國際同行的對話，重繪世界文學版圖。陳眾議教授從外國語言文學學科危機及現代主義以降西方文學的問題出發，指出討論世界文學應更多關注文學本體及其歷史與常識，關心處於弱勢的國族和發展中國家的聲音，關注新的時代和歷史契機孕育的新世界主義及世界文學。方維規教授圍繞世界文學與全球化的結構性關係展開，指出相關研究應力避“全球化”淪為話語的空轉，關注文學和文化在過去和現在如何被捲入全球化的進程，以及如何應對跨國族的後現代秩序。宋炳輝教授指出，世界文學並非簡單是全世界文學的總和，而是一個不斷衍生的複數，是一種創造性的、跨文化的、未完成的文學實踐和文學事件，基於此“歷史進程性”可展開對世界文學的“譜系研究”。張輝教授認為，關於世界文學的討論重點應挪移到“文學”上，抽象、宏觀的世界文學是空洞的，只有從具體的文本、現象、文學自身歷史出發，才能揭示文學為我們認識和展現世界複雜性與豐富性所提供的無限可能。劉洪濤教授以21世紀西方學界出版的三部代表性世界文學史著作為例指出，這一去西方中心主義實踐可為中國學者借鑑發展，進而打開中國去西方中心的世界文學史寫作新局面。張帆教授指出，“中國故事”對世界文學的介入式研究，旨在於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語境中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構建“中國故事”的世界譜系和方法論，探索具有世界性的中國故事話語機制和知識生產機制，從而補益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

——主持人　葉祝弟　屠毅力

論世界文學與全球化的結構性關係

方維規 |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訪問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6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方維規

我近期發表的兩篇文章，《全球化與世界文學概念之爭》和《再論全球化與世界文學》都試圖圍繞世界文學與全球化的結構性關係討論問題，或許對認識（新）世界文學有所裨益。本文既是在前文基礎上的延伸思考，也是對相關問題的進一步闡釋。**在這個研究領域內，要力避“全球化”淪為套話，就應關注文學和文化在過去和現在如何被捲入全球化進程，如何受到全球化影響，以及當代各種研究如何應對跨國族的後現代秩序。**這篇小文所追求的是根究整個問題的歷史和現實維度。

歌德概念要旨

《資本的內部：全球化的哲學理論》是德國著名哲學家和文化理論家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名著，他在20年前欲以此書發展一個真正的全球化之哲學理論時，發現哲學傳統中能夠讓他援引的文本少得可憐。**而讓他備感欣慰的是，世界文學中卻有不少可圈可點的文本，它們與全球化或全球性之名相配，不是因為這些名著蜚聲全球，而是其主題關乎世界整體。**誠然，“世界”概念常常是抽象的，其抽象性在於確認一種現實存在的整體，不一定總是在乎形象化的理解和描寫。

作為一種歷史現象，“世界文學”的存在早於這個詞語的出現，這同精神分析的情形相仿：精神官能症、精神變態和其他一些心理疾病，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已存在，而直到1896年他才第一次説出“精神分析”這個詞。儘管“世界文學”一詞第一次不是出自歌德之口，但這一歌德概念是目前許多討論的出發點，並且，當代圍繞文學之世界關聯的理論探討，一般也會聯繫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只是不少人還不知道或不願意弄清“世界文學”在歌德那裏的歷史語義。我在多處談論過這個問題，在此我想重申，歌德所言“世界文學”，指的並不是經典傑作，而是不同民族通過文學來相互交流。

歌德

歌德專家施特里希（Fritz Strich）在1914—1915年間就開始探討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他在《歌德的世界文學思想》（1928）一文中指出，歌德説“世界文學”，想到的不是“脱離民族特色的”文學，不是“國際的、無特色的、世界主義的文學”，而是各民族通過文學“相互瞭解，彼此理解，即使不能相互喜愛也至少學會相互容忍”。

歌德較晚一次説及“世界文學”的時候，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唯其如此，才會出現普遍的世界文學；各民族都要了解所有民族間的關係，這就不可避免，一個民族會看到別的民族的令人愉快之處和令人反感之處，值得學習的方面和應當避免的方面。這也會對日益頻繁的工商業活動大有裨益，因為有相同的理念，就會有更快、更深的信任。”另須指出的是，在200年前，歌德首先看到的是歐洲內部的文學交流（當然不排除他還想到東西方文學直接交流的可能性）。**而我們當今的研究模式，則是要探究世界範圍內國族間或跨國族的文學關係，尤其是顧及文學的全球南北交往。**對“世界文學”的不同理解，總在引發各種爭議。美國學者皮策在當代文化的全球化語境中討論了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論及歌德概念與當今文學狀況的共同點和不同之處，認為不像歌德生活的年代，當今至少有一部分文學在全世界得到了廣泛傳播。

全球化與文學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認為，全球化之發展進程，將遠隔萬里的羣體通連起來，令其脱離本土鄉俗、融入全球關係。想當初，船隻遠渡重洋，產生新的人際交往，今人稱之為“文化相遇”。**但我們要認清兩個歷史事實。其一，這種相遇通常是不對稱、不平等的，歐洲船舶，19世紀之後加上美國船舶，它們到岸往往是要佔領；而隨風漂浮的非洲小船上的人所希望的，是在歐洲海岸被打撈起來。其二，船隻首次航行某一水域往往是例外，一般情況都是在已知航線上把貨物和乘客從一個地方運到另一個地方。文化不再都是純正的，而是早就如歌德在卡萊爾（Thomas Carlyle）著《席勒評傳》德譯本（1830）的“序言”中談及“世界文學”時所説，“人們發現並吸收了一些陌生的東西”。《白鯨》中的捕鯨船“裴廓德號”就很典型，敍事者伊斯梅爾鄭重其事地説，該船是以馬薩諸塞的一個著名印第安種族的名字命名的，這個種族在美國白人殖民後被滅絕。

從“長時段”（longue durée）視角來看，人類經歷過許多“全球化推力”。文學的世界通連不僅是全球化帶來的效應，它更是一種融入世界的訊息和方式，積極推進着全球化進程，且不只見諸當代全球化發展。文學史中一再出現追求世界關聯的歷史時期和運動，或文類和表現形式：**從放眼世界的古代史詩到現代具有普遍主義傾向的百科全書式長篇小説，從巴洛克戲劇的“世界大舞台”到浪漫派的“綜合文學”（Universalpoesie），從神話中的宇宙起源到後殖民文學試圖廢除疆界。**在這些歷史發展中，我們都能見出文學藝術中的世界構想與社會、經濟、政治的全球性語境的變化和相互影響。

在近代世俗化的世界，現實社會以及身在其中的人都成了問題，其結果是科學的世界模式與前科學的世界圖景漸行漸遠。19、20世紀的“世界觀”經常回溯前現代形態，為的是找到方向。只有在一些特定媒介的思維形態中，世界圖景的歷史才是可追尋的。關於起源和末世的神話圖景和小説重又出現，宗教象徵和實踐又在民族思維中獲得青睞。但從整體上説，文學似乎不得不屈服於全球化浪潮，且越來越被視為全球現象。世界觀上的“認祖歸宗”導向，也不是向過時觀念的倒退，而是源於新舊解釋模式之錯綜複雜的動態交織。曾幾何時，在一個變化着的世界中給人指引方向，常被看作文學的任務。這種看法已經令人生疑，它至少不是文學的唯一功能。然而，倘若文學透過神話、隱喻、敍述、修辭等手段，對解釋世界的不同模式進行反思，那它就會成為塑造世界的特殊途徑。

**前文述及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是指相互認識、相互觀照、相互接受，也就是一種現象、一種態度、一種行為，或他喜歡説的“精神貿易”。**他甚至直接説出國際交往“對日益頻繁的工商業活動大有裨益”，這一思考的背景是彼時剛開始的工業化進程。澤艾因夫（Hans-Joachim Sehrimpf）指出，歌德談論世界文學時使用交通、商品經濟、貿易等概念，絕不只是借喻。在他看來，經濟的“全球化”也要求文學的普遍化，並視之為不同民族相互走近的重要因素。歌德期盼世界文學之時已經預見到全球化趨勢，他的世界文學概念的時代感和歷史性是顯而易見的。同樣，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認識到資本主義是跨疆界、無邊際的，他們在《共產黨宣言》（1848）中已經預見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並把世界文學看作“精神生產”，同時也是不同國族之間的交流工具：各民族的精神產品將成為公共財產。民族狹隘和拘囿會越來越難，許多民族的、地方的文學正在成為世界文學。

在此，我們當然還會想到倡導文學研究之全球視野的一個綱領性文獻，即德國語文學家和比較文學家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撰寫的《世界文學的語文學》（1952），他在逃離納粹統治，長期流亡之後，宣揚精神的世界性：無論如何，我們的語文學之故鄉是地球，不可能還是國族。的確，語言學家所繼承的語言和其民族的養成，依然總是最寶貴、最不可或缺的。可是唯有切割和克服，它才會起作用。在改變了的情勢下，我們必須返回前國族時代之中世紀已經擁有的學識：認識到精神不是國族的。

全球化與文學

19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研究亦即與之相關的理論建構，先是在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學中展開，然後見之於人類學和文化研究。專業文學研究對全球化論題的興趣和探討，總的來説是在進入21世紀後才開始的。在我們這個全球化時代，世界文學究竟意味着什麼？人們更多地認識到文學之跨國特性，看到其中相通相連的內涵，另有人則帶着“輪流坐莊”的心態，更熱衷於或者多半隻看到那些區分彼此的東西。這意味着，我們要學會感受其他文化及其文學，對同一與差異要有足夠的敏感度。如此，研究世界文學就是踏上文學的世界之旅，穿行於大大小小的文學區塊，來往於過去和現在、熟識和陌生的事物。探討過去和未來的世界概念，當為世界文學研究的應有之題。

説到當代世界文學中的“世界”概念，我們可以見到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向。**一種是從非對稱的中心與邊緣的關係來考察全球關聯，另一種則從多中心的網絡來把握全球性。**屬於前一種的是莫萊蒂的模式，他把世界文學看作一個統一的、不平等的體系，文學門類（他以小説為例）從霸權主義的（歐洲）中心走向全球，由是在世界各地出現了西方的形式與非西方內容協調的混合形式。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的世界模式也有類似定位。後殖民取向的研究，亦喜於採用中心—邊緣的模式，然而是解構或瓦解性的：世界文學既不產生於都市（中心），亦非來自邊地，而是出現在第三空間，中心與邊緣、殖民者文化與殖民地文化在此融合，形成雜合形態。這是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視點。

第二種研究取向與霍米·巴巴亦即後殖民批評模式相近，即文學之世界體系的多中心模式，同時也是後殖民思潮對於西方文學運作的去中心化努力。其出發點是，當今世界文學不再是各種獨立、自治的民族文學之組合，文學文本在其誕生之時就已具有不同文化相互交織的跨國性。並且，文學交流可以發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全球互聯互通使之獲得潛在的世界性輻射效應，所有文本都有可能加入世界文學行列。儘管眾説紛紜，人們終究需要對“世界文學”概念做出有意義的限定：達姆羅什建議，世界文學作品當為那些在源文化（source culture）之外流傳並持續產生可見效應的作品。霍米·巴巴、達姆羅什等學者的世界文學概念，雖受到一些批評，但總的説來是有建設性的。

對於概念的認同和選擇，人們無法繞過歌德以來圍繞世界文學的各種論爭。今人所説世界文學，明顯處在兩種選擇的張力之中：一種是依舊推舉（西方）上乘之作的經典界定，另一種是後現代所強調的文化差異。經典的世界文學概念，建立在各種文化普遍認可的審美準則的基礎上，而晚近的後殖民主義追求則是徹底擺脱經典文本，強調別樣文化的文學他異性。儘管全球化強調世界統一和連接的視角，但它同時又以新的方式呈現地方性和文化差異。全球性文學如何處理和區分自我與他者、地方與全球呢？如何看待依然存在的異質性、不同時性、斷裂，並對之進行反思呢？

翻譯、語言、流傳

文學交流和流通過程已經是世界性的，不再侷限於歐洲或西方，也不再能從西方視角出發來做單向描述。經濟、政治、社會、媒介和文學之全球化的多層次發展進程，反過來對文學創作產生影響。文學正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對全球化做出反應，接受文學的世界市場給定的條件。不僅書籍在全球流傳，文學本身也體現出內在的全球化趨勢，內容和結構也因之而變，文學把整個世界當作主題，其世界關聯和世界之維越來越明顯，故而以不同形式表現全球化進程，或以批判的目光思考全球化問題。全球化語境中的文學生產總是帶着世界視野，世界意識總是伴隨着寫作行為。此為文學創作層面的內容。

在當代全球化視域中，若將文本遍佈全球的流傳視為世界文學的重要特徵，就會涉及文學流傳的物質和媒介條件。當今世界的主要傳播媒介是互聯網，它極大地提高了文本的流傳速度，文本可以即時發送到全世界。當然，文學媒介全球化並不只是速度和有效範圍的問題，對其產生廣泛影響的還有與文學載體尤其是視覺媒介相關的國際鏈接和媒介傳輸。互聯網上除了圖片，還有視頻資料和電影，這就大大增強了文學與娛樂產業的互動，電影業對文學文本的世界傳播和推廣起着越來越大的作用。

在新的世界文學概念中，翻譯和中介具有中心意義。達姆羅什《什麼是世界文學？》中的一個關鍵立論是，“世界文學”在於翻譯。**他甚至認為，“世界文學的決定性特徵是：它由翻譯領域的熱門作品組成”。換言之，世界文學作品在自我文化語境之外的廣泛流傳具有決定性意義。**就事理而言，這種情形其實早已有之：馬蒂尼（Fritz Martini）認為，12、13世紀基於凱爾特和日耳曼傳統的宮廷史詩，從法國經下萊茵地域流傳至德意志南方，不僅被翻譯，而且一再被改寫，這是“一種類型的世界文學”，傳播民眾的各種舉止和觀念。需要指出的是，馬蒂尼這位戰後德國著名文學史家此處所言“世界文學”，與歌德的“世界文學”相仿，那是早先歐洲世界的文學。

在此，我們有必要強調文學全球化過程中的語言這一重要因素：**一個文學文本要想在全世界得到傳播，就必須用強勢的世界語言進行寫作，或者被翻譯成強勢語言。**暢銷書會被譯成許多語言，陳列於世界上的許多書店。儘管如此，文學不像其他文化財富那樣容易去疆界化，這在於文學有其語言特徵，進而見出不同文化之間的差別。**文學更需要翻譯，以適應被譯入語言的文化。**因此，對於文學全球化來説，翻譯活動便獲得了極其重要的功能。可譯性是文學作品被其他文化圈接受的重要前提之一，也是其躋身世界文學的必備條件之一。

雖然世界上存在公認的世界文學，但在當今世界，什麼語言的文學才“夠格”呢？受到青睞的首先是英語，它作為全球“通用語”（lingua franca）已經牢牢佔據着霸主地位，而且能翻譯成英語也多半是一部作品在世界上成功傳播的基本前提。**為了儘可能得到廣泛傳播，當今一些新的作品一開始就瞄準全球範圍的可讀性，例如放棄方言，運用通用語，顧及文學接受地的審美趣味等，它們有一種內在的“可譯性”（translatability）。**與此相關的還有全球化進程中常見的那種算計的、投其所好的寫作，目的是“走向西方”，因為幾個最重要的國際文學獎還在那裏，所以“識時務者”要為西方圖書市場講故事，並滿足他人的期待，如卡薩諾瓦所言“世界小説”（world fiction）：“依託於百試不爽的審美套路並能儘可能多地贏得讀者的‘世界小説’產品，其去國族化的內涵可在接受時避免被誤解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