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霍仁龍：追根溯源，駁斥英印非法侵佔我國藏南領土依據找到了…_風聞

摘要

**近代英國所建構的中印邊界殖民話語是其蠶食中國藏南地區領土的重要藉口。**在察隅地區，英國從19世紀初期至1914年以非法調查和地圖測繪為手段，以山地部族的歷史歸屬及山地部族與藏人的邊界位置為對象，逐步建構和發展了有利於其侵略擴張的中印邊界殖民話語。**與此同時，英國不斷將中印邊界線向中方一側推移，最終於1914年提出了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它在察隅地區的走向，對此後的中印邊界爭端產生了重要影響。通過對近百年間英國蠶食中國察隅地區領土的歷史過程的考察，可以駁斥英國和印度非法侵佔我國藏南地區領土的所謂“證據”。南亞研究小組特整理本文，供各位讀者參考。

關鍵詞：英國 中印邊界 殖民話語 察隅地區

圖源：知乎用户"夢迴糊塗"

**當今中印之間仍存在着12.5萬平方公里的領土爭端，其中面積達9萬平方公里的中國藏南地區仍被印度非法佔領。**當代中印領土爭端是近代英國殖民擴張的歷史遺留產物，學界對近代英國侵略中國藏南地區的歷史過程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國外相關研究或將近代英國對中國藏南地區的侵略視作向“無主山地”進行領土擴張的自然結果，抑或看作對山地部族的滋擾和中國加強管控西南邊疆後“對阿薩姆的威脅”的被動反應。同時，現有研究也認識到除軍事手段外，調查、地圖測繪和話語建構等也被帝國主義用作殖民侵略的手段。國內相關研究多關注清末民國時期，尤其是西姆拉會議期間及20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在中國藏南地區的侵略活動。總體來説，現有研究多將關注點放在中、英、俄及中國西藏地方等多方博弈的背景下，英國侵略中國藏南地區領土史實的研究上，還缺乏從理論上對近代英國逐漸建構起來的中印邊界殖民話語進行研究，甚至仍未能完全擺脱英帝國時期遺留下來的殖民話語的影響。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主要依據英國印度事務部檔案、英屬印度政府和軍方檔案、調查者的報告、西方人所繪中印邊界地圖資料等，以印度阿薩姆與中國長江中上游地區之間的重要通道即西藏察隅地區為研究對象，揭示了從19世紀初期到1914年西姆拉會議期間，英國以非法調查和地圖測繪為重要手段不斷獲取察隅地區的情報，進而圍繞山地部族的歷史歸屬問題、山地部族與藏人的邊界問題，逐步建構起中印邊界殖民話語，繼而蠶食中國察隅地區領土的歷史過程，並對其進行批判。

一、第一次緬甸戰爭前後英國對中印邊界線的認知

**察隅地區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在清代初期，**清政府招撫桑昂曲宗等地，將其劃歸昌都呼圖克圖，雍正年間賞給大和shang。西藏地方政府在桑昂曲宗設立營官，在察隅等地設立協敖進行管轄。察隅河自北向南穿過察隅地區，繼而折向西偏北方向，最後南流進入印度阿薩姆地區，被稱為魯希特河（Lohit），察隅地區也成為阿薩姆通往中國西藏、四川等長江中上游地區的便捷通道。僜人是察隅地區的主要居民之一，分為達讓和格曼兩個分支。達讓主要分佈在察隅河的下游支流杜來河流域和察隅河上游的西部源頭貢日嘎布曲流域;格曼主要分佈在杜來河東部的察隅河下游地區。近代英國將中國的僜人、丹巴河流域的部分珞巴族和察隅河南部的山地部族等統稱為米什米人（Mishmi），米什米人中的西部分支迪加羅人（Digaro/Tain）大致對應為達讓人，東部分支米久人（Mezho/Miju）大致對應為格曼人。在近百年的時間中，英國即圍繞着這一地區的山地部族進行了多次殖民話語建構，不斷將邊界線向中方一側推移。

在第一次緬甸戰爭（1824—1826）以前，英國的勢力還未深入阿薩姆地區，其對這一地區的瞭解主要來自對阿薩姆人進行的訪談。1808—1809年，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漢米爾頓（F. Hamilton）通過對阿薩姆人的訪談得知，米什米人主要生活在魯希特河的北岸，位於阿薩姆的邊界之外。阿薩姆地區的首領不能進入北部山區。

**英國通過第一次緬甸戰爭和《楊達波條約》（Treaty of Yandaboo）從緬甸手中奪取了新的領土阿薩姆。**隨着軍事行動的推進，英國在阿薩姆及其周邊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活動。1826年10月，威爾科克斯（R.Wilcox）中尉從薩地亞出發，對察隅河—魯希特河流域進行了調查。威爾科克斯在迪加羅米什米人居住的地區發現，迪加羅人使用的裝火石的器具、煙管和長劍等都是中國製造，且多被刻上中國文字。威爾科克斯讓調查隊中隨行的中國人識別，刻字為“由某某商店製造”“如出現質量問題請帶回製造商處退換”等字樣，説明迪加羅人與中國其他地區的經濟往來較為密切。隨後，威爾科克斯向東部前進，進入米久米什米人居住的區域。威爾科克斯發現，相比迪加羅人，米久人與藏人的聯繫更加緊密。由於米久人的反對，威爾科克斯無法繼續前進，不得不返回阿薩姆。

威爾科克斯的調查進一步證明，米什米人不在傳統的阿薩姆王朝管轄範圍內。關於阿薩姆王朝與米什米人的邊界，威爾科克斯認為布拉馬昆德（Brahmacoond/Brahmakund，約東經 96.4°、北緯27.9°） 是阿薩姆的傳統東部邊界，同時也是米什米人分佈的西界。所以，英國在吞併阿薩姆王朝領土後，對其領土的繼承最東端只到布拉馬昆德，不應包括米什米人所在的東部和北部山區。威爾科克斯的調查結果與英國當時對這一問題的普遍認識相似，如1828年出版的《東印度地名志》即認為，在1809年，阿薩姆的領土範圍並未到達北部的山地，米什米人與阿薩姆王朝的邊界位於布拉馬昆德。

二、英國對迪加羅米什米人歸屬阿薩姆的殖民話語建構(1836—1882)

第一次緬甸戰爭以後，隨着阿薩姆地區茶園經濟的發展，英國迫切需要開闢中印貿易通道，並向西藏傾銷茶葉。作為溝通阿薩姆與中國長江中上游地區重要通道的察隅地區，自然成為英國重點覬覦的對象。至1882年，英國多次派遣調查隊和間諜等分別從南北兩個方向對察隅地區進行了非法調查。表面上看，這一時期英國在察隅地區的非法調查活動主要以小規模的經濟、交通和地理調查為主，但其不斷捏造迪加羅米什米人歸屬阿薩姆的謊言，以及對地圖上中印邊界線的篡改，多被此後的英國所沿襲和發展，成為中印邊界殖民話語建構過程中的重要一環。

（一）

迪加羅米什米人歸屬阿薩姆話語的提出

**19世紀30年代，英國東印度公司失去對中國茶葉貿易的壟斷權，大大影響了東印度公司的收入。**為獲得新的茶葉來源，1834年，印度總督本廷克（W.Bentinck）成立茶葉委員會，研究在印度種植茶樹的可能性，並派人前往阿薩姆地區進行實地調查，以確定該地是否生長本土茶樹。1836年，英國醫生格里菲思（Griffith）到米什米地區調查茶樹種植情況。除對茶樹進行調查外，格里菲思還對迪加羅人的歷史歸屬問題進行了調查並撰寫報告，對此後英帝國歪曲米什米人的歸屬問題產生了重要影響。

格里菲思調查得知，在其到達米什米人地區之前，西部的迪加羅人與東部的米久人因婚姻問題發生了衝突，米久人在藏人的幫助下襲擊了迪加羅人村莊。迪加羅人擔心如果幫助格里菲思繼續調查，他們會再次遭到攻擊。在失去了當地部族首領的幫助後，格里菲思無法繼續前進，未能到達米久人地區。格里菲思在調查報告中寫道：在阿薩姆王朝統治時期，阿薩姆對周邊的米什米人地區擁有管轄權，每年米什米人最有影響的首領都要交納一到兩頭水牛作為禮物。

**格里菲思認為阿薩姆王朝對其周邊的米什米人地區擁有管轄權，其依據僅僅是米什米人向阿薩姆首領交納禮物並幫助其修建了防衞柵欄，這顯然是站不住腳的。**他同時也承認，米什米人拒絕協助阿薩姆首領進行戰鬥。格里菲思的觀點不僅與前文所述英國以往的認識相反，而且與基本同時期任曼尼普爾聯合專員的彭博頓（R.B.Pemberton）的看法也完全相反。彭博頓認為米什米人與西部的阿波爾人（Abor，中國的珞巴族）等山地部族一樣，並不隸屬於阿薩姆政府。

格里菲思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論調，是因為他認為米什米人地區是通向西藏的交通要道，故提醒英國當局要多關注這一地區的戰略意義，並建議開闢一條經阿薩姆到達西藏的貿易通道。如果能論證米什米人歷史上歸屬於阿薩姆王朝，進而英國繼承阿薩姆王朝的領土，將米什米人地區部分或全部置於英國統治之下，有利於其利用這一地區打通印藏通道，從西南方向進入中國，進而為其順長江進入中國腹地提供便利。格里菲思的行為是英國在殖民地進行侵略擴張的過程中，利用其文化霸權篡改歷史、捏造事實，建構殖民話語，最終目的是為英國的殖民擴張服務。

1846年，東印度公司孟加拉本土步兵團民政官巴特勒(J.Butler)在其《阿薩姆概覽》中，雖然也認識到察隅地區的重要性，但書中所附的“阿薩姆全圖”中，仍然較真實地繪製了阿薩姆地區的邊界線。在這幅地圖中，阿薩姆的東北部邊界線樣式與其他區域相同，用“—·—·”表示，具體走向大致沿阿薩姆平原北部的山腳線延伸，將米什米人地區畫在阿薩姆領土範圍以外。在東部，阿薩姆與米什米人地區以布拉馬昆德為界，較為準確地反映了阿薩姆王朝時期的管轄範圍。

19世紀中後期，阿薩姆地區的茶園經濟發展迅速，到1874年底，僅在阿薩姆東北部勒金布爾地區（Lakhimpur）的茶園數量就達到112處，總面積達89370英畝，所僱的勞動力也達到1萬人以上。隨着阿薩姆地區茶園經濟的發展，英印總督梅奧（The Earl of Mayo，1869—1872年任印度總督）和茶葉商人等對開闢通往西藏的貿易通道並傾銷印度茶葉表現出極大的興趣。

19世紀60年代，受英國官方支持的加爾各答商會代表庫珀（唐古巴，T.T.Cooper）嘗試探索一條從中國內地穿越康區，經察隅到阿薩姆的商業通道，但以失敗告終。1870年，庫珀得到商會的資助，再次嘗試從南部探索一條經過阿薩姆到中國西藏東部的商業通道。

在這次調查行動中，庫珀發現，拉空村（Larkong）以東的一條山脈是迪加羅人與米久人的分界線，同時也將這條山脈捏造為阿薩姆與西藏的天然邊界。庫珀認為，在西南部的迪加羅人公開聲明與英國結盟，而東北部的米久人則效忠西藏。據庫珀書中所附“米什米人地區示意圖”，這一界山位於察隅河由南流折向西流後的南部山地，呈西北—東南走向。

當翻過界山後，米久人禁止庫珀繼續前行，並要求庫珀返回到界山，等待駐紮在日馬（Roemah）的西藏官員的指令。米久人明確告訴庫珀，他們是西藏政府的臣民，西藏政府命令他們阻止他到達西藏。在日馬的西藏官員送來信件和一條藏獒、一把刀作為禮物，讓庫珀返回。在庫珀的一再堅持下，調查隊最遠到達察隅河由南流折向西流處附近。駐紮在日馬的西藏官員派了兩名藏人前來察看庫珀的行蹤，藏人告訴庫珀，日馬接到來自拉薩的命令，禁止庫珀繼續前進。最後庫珀不得不返回阿薩姆。

從庫珀的調查報告來看，英國對米什米人歸屬問題的事實捏造又進了一步，即“發現”了迪加羅人與米久人的分界線，這條部族分界線被庫珀當作中國西藏與英印阿薩姆的天然邊界線。米久人明確表示他們屬於西藏的臣民，受西藏管轄，聽從西藏官員的命令。從駐在日馬的西藏官員的反應看，也認為至少米久人地區屬於西藏的管轄區域，所以才會向米久人發佈命令，並阻止庫珀的進一步行動。總之，這一時期西藏地方政府的管轄範圍至少包括察隅河西折後的下游地區。

**帝國主義除利用文本對殖民地的地方知識進行建構外，還往往將地圖作為重要工具來擴展和界定領土權力。**在庫珀所繪製的“米什米人地區示意圖”中，中印邊界線用“— — —”表示，沿察隅河延伸，在察隅河西折處稍北地方消失。庫珀所繪地圖中的中印邊界線不僅大大超過了阿薩姆王朝的原有管轄範圍，同時也遠在庫珀自己調查所得迪加羅人與米久人的界山以北。庫珀在地圖中邊界線的北部標註為“西藏”，南部標註為“阿薩姆”，米久人和部分迪加羅人被劃入西藏領土範圍內。庫珀的調查報告與地圖是英國建構中印邊界殖民話語的重要一環，較早將中印邊界線繪製在察隅河沿岸，對此後英國所繪地圖中的中印邊界察隅段的走向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

英國官方對迪加羅米什米人歸屬阿薩姆話語的確認

英國除公開派遣調查隊從南向北到中國察隅地區進行非法調查外，印度大三角測量局派遣的間諜班智達（Pandit）也從北向南對察隅地區進行了秘密調查與測量工作。1878—1882年，來自印度庫瑪翁地區的克桑·辛格（Kishen Singh，代號A—K）被派往西藏執行秘密調查任務。克桑的整個調查持續了4年多時間，足跡到達今天中國的西藏、青海、甘肅、川西等地區，調查路線長達2800英里，調查結果受到印度測量局的高度重視。1882年，克桑從打箭爐向西到達察隅地區，最遠到達沙瑪村（Sama），被當地人勸阻。

在印度測量局這一官方機構所出版的克桑調查報告中，罕見地附上了5幅地圖，包括1幅總圖、3幅分圖和1幅拉薩平面圖。這些地圖由印度測量局印製。在第一幅分地圖中，中印邊界線以紅色粗線表示，大致沿山腳線延伸，但樣式有所不同。在東經94°附近以西的邊界線以粗紅實線疊加“—·—·”的樣式繪製，表示確定邊界;在東經94°附近以東則以粗紅虛線疊加“———”的樣式繪製，在察隅地區沿察隅河延伸，並將這一段邊界線明確標註為“未定界”。雖然中印邊界察隅段在地圖中以未定界的形式出現，但仍代表了英國當時對中印邊界察隅段具體走向的認知，是英國官方對迪加羅米什米人歸屬阿薩姆話語的正式確認。

**其實，19世紀70年代後期，在印度測量局出版的地圖中即已經將中印邊界察隅段的走向修改成沿察隅河延伸。**如1879年出版的《阿薩姆統計性描述》一書中所附“阿薩姆省地圖”，是1878年由印度測量局局長監製出版。在這幅地圖中，阿薩姆省東北部的邊界線即沿察隅河延伸，在察隅河西折處轉向南方。邊界線樣式以粗實黑線表示。在邊界線以北用大字體標註“西藏”，在鄰近邊界線的北部用小號字體標註“各種各樣的山地部族”和具體的部族名稱，很顯然這些山地部族被劃歸到中國西藏境內。

總體來説，英國在吞併阿薩姆地區後，隨着茶園經濟的發展和對西藏市場需求的不斷增強，逐漸認識到察隅地區作為溝通阿薩姆與西藏的通道所具有的戰略和經濟意義。在19世紀中前期，英國即開始建構米什米人的一支迪加羅人歸屬阿薩姆，進而英國通過繼承關係可以“合法”吞併迪加羅人地區的殖民話語。但此時英國對這一地區的認知還不完善，地圖中的阿薩姆邊界仍然沿襲了1826年以前阿薩姆王朝的傳統邊界。19世紀70年代初期，庫珀的調查“發現”了迪加羅人與米久人之間的邊界，並在地圖上將中印邊界線推移到察隅河沿岸。19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印度測量局繪製的中印邊界地圖中，將庫珀的這一畫法固定下來，代表了英國官方對迪加羅米什米人歸屬阿薩姆話語的正式確認，並形成此後較長一段時間內英國所制地圖中中印邊界察隅段的走向。

**三、**英國對米什米人整體歸屬阿薩姆的殖民話語建構(1882—1910)

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英印阿薩姆地區的經濟發展與周邊山地部族的“侵擾”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加之中國加強對西南邊疆地區的管控，使得英國急於加強對這一地區的控制，並設法尋找藉口。就像東孟加拉和阿薩姆副省督海爾（L. Hare）所擔心的，“他們可以隨時攻擊我們，而且防禦是非常困難的”。1882—1910年，英印東北邊疆政府等建構了米什米人整體歸屬阿薩姆的殖民話語，並經由薩地亞助理政務官具體推進與實施，最後得到印度總督明託（Lord Minto，1905—1910年任印度總督）的支持，提出所謂的“新外線”。雖然明託的建議因遭到英國本土政府的反對而未能實施，但仍然為1914年非法的“麥克馬洪線”的形成提供了參考，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

米什米人整體歸屬阿薩姆話語的提出

**1883年，在印度軍需部情報處米歇爾（J.F.Michell）上尉所寫的《印度東北邊疆：地理、政治和軍事報告》一書中，進一步建構了米什米人歷史歸屬阿薩姆進而屬於英帝國的殖民話語。**米歇爾認為，在英國佔領阿薩姆之前，所有米什米人都遵從阿薩姆政府的命令，並交納貢物，在英國吞併了阿薩姆後，察隅地區的藏人與米久人才結成了聯盟，這一事件的轉折點即1835年西藏介入米久人與迪加羅人的衝突。此後，米久人停止向阿薩姆首領交納貢物，轉而效忠西藏人。

從米歇爾的論述可以看出，這一殖民話語綜合了自1836年格里菲思以來的非法調查結果，但又只片面採納有利於其的部分觀點，有意迴避了所有調查報告中提到的關於米什米人，尤其是東部的米久人歸屬中國西藏管轄的歷史與事實。在1960年中印兩國進行邊界談判時，印度政府特意將米歇爾（密契爾）的論述當作米什米人歸屬阿薩姆政府的證據。殊不知，米歇爾的這一説法出於捏造與虛構，是沒有歷史和法理依據的。

米歇爾之所以要這麼做，主要是擔心英印東北部邊疆的安全問題，其不無擔憂地寫道，“在我們廣大的印度邊疆地區，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像東北邊疆一樣掌握如此少的軍事和地理情報”，以致發生緊急事件時不能及時加強防守力量。進而他直白地強調，解決之道是突破“內線”的束縛，向北部山區擴張。

（二）

尼達姆對米什米人整體歸屬阿薩姆話語的推進

1882年，英帝國設置薩地亞助理政務官（Assistant Political Officer at Sadiya）一職，以處理與阿波爾、米什米等山地部族的相關事務。1882年至1911年，薩地亞助理政務官先後由尼達姆（J.F.Needham）和威廉遜（N.Williamson）擔任，積極推進米歇爾關於米什米人整體歸屬英帝國的殖民話語建構進程。

1885年12月至1886年1月，尼達姆對察隅地區進行了非法調查，目的之一是發展與米什米人和藏人的關係，最遠到達日馬附近。在調查後，尼達姆繼續發展了米歇爾的觀點，認為藏人在察隅河谷西南部的權威可能更加依據“偶爾實施武力”，而不是藏人與米什米人之間任何被承認的界線。尼達姆調查報告中所附的“魯希特—布拉馬普特拉河示意圖”，雖然沒有繪製出中印邊界線，但卻明確標註出了米久人與藏人的邊界門鞏（Manekre），門鞏以北是壓必曲（Yepuk）和瓦弄（Walong）。

在一封1886年6月21日阿薩姆政府給英印政府外交部的信中，阿薩姆政府將尼達姆沿察隅河—魯希特河從薩地亞到日馬的路程分為5個部分，其中第四部分為杜來河（Dalei）到察隅邊界，第五部分為從邊界到日馬附近，這裏的邊界即門鞏。阿薩姆政府認為“尼達姆成功越過邊界線，深入到西藏領土26英里”，是其試圖將門鞏這一部族邊界作為中國西藏與英印阿薩姆邊界的體現。這種觀點是與歷史和現實相違背的，直到1901年，英印軍方依然承認“米久米什米人被認為是藏人的看門狗”，因為他們會及早通知藏人有關陌生人接近西藏的信息。

（三）

威廉遜對米什米人整體歸屬阿薩姆話語的推進

1905年，威廉遜接替尼達姆擔任薩地亞助理政務官，1911年被殺。其間，威廉遜多次在中國藏南地區進行非法調查活動。1907年11月，威廉遜深入米什米人地區進行調查，其目的是“儘可能地利用當地交通工具深入山區，如果有機會的話，在英國領土限制範圍內儘可能遠地繪製魯希特河谷的地圖”。威廉遜打算到達瓦弄村，但他接到上級命令不能進入西藏，瓦弄向西藏交税，所以威廉遜最遠到達門鞏以南的薩底（Sati）。

威廉遜此次調查與尼達姆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即米什米人與藏人的邊界在門鞏附近。威廉遜在調查報告中陳述了米什米人與西藏保持着密切關係的事實，但他又自相矛盾地説：雖然在米什米人地區找不到西藏影響的痕跡，但隨着中國的覺醒，這種情況還能持續多久是英國擔心的事情。

1909年12月，威廉遜再次從薩地亞出發，到察隅地區進行調查，此次的調查目標是與米什米人建立更廣泛的聯繫，並修建一條通往米久人地區的道路。此次調查威廉遜越過了薩底，於1910年1月31日到達瓦弄。威廉遜記載：駐在日馬的官員訪問了威廉遜的營地，並互換了禮物，但他又説西藏或清王朝的權威在日馬是微不足道的。

威廉遜在察隅地區的非法調查及其在壓必曲與察隅河交匯處的插旗行為引起了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的警覺，“倮儸雖為野番，實亦我之屬境”，如被英人侵佔必有大患，故“駐兵於彼，彰我國徽，以佔先着”。趙爾豐部屬程鳳翔遂移兵駐紮於察隅，並對僜人等山地部族進行招撫，“給予護照”，以加強對這一地區的管控。

**中國在察隅地區維護國家主權的行為引起了英國的關注。**1911年初，威廉遜再次到瓦弄地區調查，這次調查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要查明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具體活動。1911年2月5日，威廉遜到達瓦弄。威廉遜發現藏人對漢人的到來並沒有太在意，他認為是由於駐軍對當地人非常友好。而真正的原因則是，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雖然此前清中央政府沒有直接管理這一地區，但察隅地區由桑昂曲宗管理，而桑昂曲宗又由拉薩管轄，所以這一地區的居民在觀念中仍然將漢人視為自己人，並沒有出現威廉遜所謂的“失去家園”的感覺。

1911年3月，威廉遜向勒金布爾副專員遞交了自己的調查日記，錯誤地提出門鞏不在西藏境內的觀點，其依據是“在沙瑪到米什米山區之間的( 察隅) 河右岸不存在西藏村莊，除了有1户6個人的瓦弄村”。威廉遜不顧瓦弄村是西藏村莊的事實，推翻了自己和其前任尼達姆的看法，提出要將西藏的東南邊界上推到沙瑪。

**英印東北邊疆官員對來自中國“威脅”的誇大，引起了英印高層的注意。**1910年，印度總督明託提出了一條遠超“外線”的“新外線”，以阻止中國的影響進入山地部族地區。在察隅地區，新外線“儘可能地到達察隅河的日馬”，試圖把米什米人整體劃歸到英帝國領土以內。但由於英國本土政府及新上任的印度總督哈定（Lord Hardinge，1910—1915年任印度總督）的反對，這一建議並未被採納和執行。

這一時期英國所繪地圖中關於中印邊界察隅段的畫法，如1888年《阿薩姆行政報告：1886—1887》所附“阿薩姆省地圖”，由印度測量局繪製，中印邊界察隅段仍沿察隅河延伸。即使威廉遜在1909年和1911年關於察隅和珞瑜地區調查報告中的附圖“魯希特—布拉馬普特拉河地圖”及“印度東北邊疆地圖”，邊界線的畫法依然與“阿薩姆省地圖”相似。

​四、“湯姆·泰德勒之地”的建構及“麥克馬洪線”察隅段走向的提出（1911—1914）

1911年3月，薩地亞助理政務官威廉遜在中國珞瑜地區非法調查時被當地人殺死，這一事件改變了新上任的印度總督哈定及英國本土政府所堅持的“不干涉”政策，派遣了阿波爾遠征軍和“米什米使團”等對珞瑜及察隅地區進行大規模的軍事遠征與調查。在此期間，英國又建構了察隅地區部分西藏村莊歷史歸屬米什米人的話語，即“湯姆·泰德勒之地”，將中印邊界線繼續向中方一側推移，成為西姆拉會議期間麥克馬洪與西藏地方代表私自劃定所謂印藏邊界線的基礎，進而形成了“麥克馬洪線”在察隅地區的具體走向。

（一）

米什米使團的目標及調查過程

由於“威廉遜事件”的發生，以及1911年初英國上尉貝利（F.M.Bailey）從四川經裏塘、巴塘到察隅地區的調查，英國發現中國正在增加察隅地區的軍事力量，進一步強化了其對來自中國“威脅”的認識。

1911年6月29日，在一封發給英國印度事務大臣克魯（Marquess Crewe）的電報中，英印政府決定在珞瑜地區派遣阿波爾遠征軍，主要目標除了懲罰殺害威廉遜一行的兇手外，“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充分利用這次遠征所提供的機會盡可能地進行測量與探險，以此我們可能獲得決定印度與中國在這一地區合適邊界的必要知識。我們現在對此幾乎是完全的無知”。

在珞瑜地區派遣遠征軍的同時，英印政府還計劃在察隅地區派遣所謂的“友好使團”，其主要目標也是為劃定中印邊界服務：“我們認為，不應反對這支使團在認為合適的邊界線上樹立界樁與界石，在未來與中國進行邊界劃定談判時，這會大大加強我們的地位。”

克魯同意了英印政府的決定，認為，“在他們（指中國———作者）向布拉馬普特拉河前進的方向劃定一條邊界的時機已經到來”，並建議“只要有可能就要通過調查決定一條適當和可防禦的邊界”。同時，英國外交大臣格雷（E.Grey）也改變了以往不推進行政邊界的態度，“在有必要建立一條更好的防禦性邊界以提供一些永久性前景”的情況下，則可以推進行政邊界。至此，英印政府、英國印度事務部、英國外交部達成了一致，加速了針對察隅地區的非法劃界行為。

這一時期英國計劃推進的中印邊界線大體沿1910年明託所提出來的“新外線”延伸，在察隅地區，米什米人與藏人的分界線門鞏附近是英國計劃中的中印邊界所在地：“在察隅河的門鞏樹立一個界樁是必要的。”

米什米使團由新任的薩地亞助理政務官鄧達斯（Dundas）負責，東孟加拉與阿薩姆政府下達給鄧達斯的指令如下：

我將發送給你一份繪有印度政府建議邊界線大體位置的地圖。極其重要的是，所有的米什米人地區都必須置於我們的政治控制之下，你也將提交一條位於印度與西藏之間，並與地圖上繪製的邊界線大體一致的合適邊界線的建議。但是，邊界線不能在實地劃定，除非那些已經找到確定的西藏或中國領土邊界與地圖上所標出的大體邊界線一致，並且沿着一些突出的自然特徵，這些特徵對一條戰略和更好確定的邊界線是重要的。在這些情況下，你可以樹立界樁。

從米什米使團的具體任務可以看出，所謂的“友好使團”只不過是在和平外衣下，由軍事力量作為後盾，利用對米什米人地區的調查活動，以1910年“新外線”為參考，將米什米人與藏人的部族邊界作為中印邊界。這是對明託關於中印邊界殖民話語的延續與實踐。

根據鄧達斯的報告，米什米使團於1912年1月4日到達壓必曲，發現中國人重新在附近樹立了界旗，“來自日馬的漢人派遣一些藏人於本月2日在道路的一旁樹立了一面旗幟，繪有一條紅色的四爪龍，同時，他們在道路的另一邊樹立了一塊刻有中文通告的木板，也有可能是藏文”。對通告的翻譯為“大清國察隅南界”。此處的“察隅南界”是察隅縣的縣界，並非中印邊界。

宣統二年（1910）五月，趙爾豐部程鳳翔成功招撫察隅河下游地區的僜人。十二月，趙爾豐上奏設置新的行政區以對這一地區的僜人和珞巴人進行管轄：“現已就撫者有：原梯龔拉、妥壩、珞夷、俅夷十餘種，地方數千裏。……擇要設治……原梯龔拉擬設原梯縣，妥壩擬設歸化州，復設木牛甲卜縣丞隸屬之。”趙爾豐還指出，僜人等山地部族“以後同為國民”。

宣統三年（1911）三月，趙爾豐派夏瑚到察隅河下游“查勘山川形勢，繪圖定界，以備設治”。夏瑚勘查英人在壓必曲南岸的插旗之處，並將其“定為縣界”。由此可知，壓必曲附近並非國界，而只是察隅縣界。隨後，夏瑚繼續沿察隅河而下，到達僜人地區，從察隅河由南流折向西流處向西兩日程的原梯龔拉，“土官覺根迎於郊外，遂住其寨。……面稱土官所轄附近三百餘户，外屬三百餘户，月前程大人處投誠，今如何辦理，盼示以便遵照等語”。説明自壓必曲至原梯龔拉之間的僜人地區都已經投誠。所以，趙爾豐新置原梯縣的南部邊界線，即中印邊界線至少可到達察隅河沿岸。

米什米使團的測量隊最遠到達察隅河西岸的沙瑪，並測量了東岸的賽梯河（Sa’al Ti）源頭，蒐集了豐富的情報。1912年2月，使團主力回到薩地亞。

（二）

“湯姆·泰德勒之地”的建構

1913年7月，阿薩姆政府將鄧達斯關於修改中印邊界察隅段的報告發送給英印政府。在這份報告中，鄧達斯將邊界線的修改建議分為察隅河西岸（右岸）與東岸（左岸）兩部分來敍述。

首先，在察隅河西岸，鄧達斯認為：

薩底是米久人在魯希特河西岸的最後一個村莊，沙瑪是第一個建立較早的西藏村莊。在這兩個村莊之間幾乎只有一個在瓦弄的西藏住户，在過去，米久人之所以允許這個住户存在，是因為這一西藏住户被當作到日馬途中的一個休息場所，也因為他們飼養和放牧米久人的牛隻。

鄧達斯建議將邊界線推移到沙瑪以南，但其面臨明顯的事實錯誤，即這一地區沒有米什米人居住，反而有一個藏人居住的瓦弄村。為了掩飾這一錯誤，鄧達斯從米什米人的耕作方式、遷移歷史與這一地區的地名特徵等方面尋找“證據”，以證明這一地區歷史上屬於米什米人居住地。

鄧達斯説，米久人的農業生產方式主要以刀耕火種為主，薩底與沙瑪之間之所以沒有米久人居住，是因為“米久人曾在數年前在此處進行刀耕火種農業並佔據了此地，我對此毫不懷疑。地表所呈現出來的顏色證明了這一點。所有適合耕作的地塊上的樹木都被砍伐，只留下低矮的索姆草（ som grass），而陡坡上則覆蓋着濃密的松樹，證明了我關於裸露平地是米久人耕作之地的想法，只是這些土地已經因缺少樹木，土壤還沒有恢復到可以重新進行刀耕火種的程度而遭到廢棄”。雖然鄧達斯在調查中發現了在瓦弄以北也存在着一些藏人曾經耕作過的土地，但他無視這一事實，聲稱薩底與沙瑪之間曾經都是米什米人居住地。

此外，鄧達斯還試圖利用薩底與沙瑪之間的地名特徵來證明這一地區歷史時期曾經屬於米什米人。如鄧達斯認為一些山脈、河流的名稱都是米久人的地名，第一個西藏語地名出現在察隅河的西岸，即多曲（Tor Chu），沙瑪村既沒有在多曲以南開墾耕地，也沒有聲明領土。最後，鄧達斯提出：“事實上，從薩底到多曲的整個區域都無人居住（除了有一户居民住在瓦弄），是一種‘湯姆·泰德勒之地’，實際上屬於數年來未使用這片土地的米久人。”

在察隅河的東岸，鄧達斯認為米久人的最後一個村莊是瓦底（Wati），第一個古老的西藏村莊是嘎合（Kahao），所以他建議將克里提河（Kri-Ti）作為印度與西藏的邊界。雖然鄧達斯也承認在嘎合村與瓦底之間有兩個藏人村莊，即提奈（Tine/Tinai）和東村（Dong），但鄧達斯又説這些村莊全是米久人的地名，而嘎合村在克里提河以南沒有耕地。此外，沿賽梯河有一條通往緬甸康提壟（Khamti Long）的重要道路，從戰略上來講，“這條道路與山口必須在我們的領土範圍內”。

1913年10月17日，阿薩姆政府正式向英印政府提出阿薩姆與西藏在察隅段的邊界劃分建議：“從塔洛克山口（Talok La）開始，向西沿迪曲（Di chu）到達其與魯希特河的交匯處，然後沿多曲到達其最遠的源頭。”

可以看出，鄧達斯與阿薩姆政府關於中印邊界殖民話語的建構，故意無視在多曲與薩底之間存在着瓦弄、提奈、東村等多個藏人村莊的事實，試圖利用這一地區曾經被米什米人耕種和這一地區的地名具有米什米人特徵進行掩蓋。

（三）

“麥克馬洪線”察隅段走向的提出

1913年11月21日，在西姆拉會議期間，英印政府正式提出了中印邊界察隅段的走向：“從塔洛克山口向北到達迪曲流域，在嘎合村以北穿過魯希特河（察隅河），再向北到達多曲流域的主要分水嶺。”至此，英印東北邊疆官員、阿薩姆政府與英印政府共同建構了薩底與嘎合之間的地區為“湯姆·泰德勒之地”的殖民話語，將中印邊界線推移到嘎合村以北，並得到英國本土政府的同意。

英國修改後的中印邊界察隅段的具體走向，成為西姆拉會議期間麥克馬洪與中國西藏地方代表私下談判並劃定所謂藏印邊界的基礎。麥克馬洪赤裸裸地説道：通過近三年來對北部山地部族地帶的大規模調查，英國已經“掌握了完整的地理知識，使得我們可以根據我們的政治利益最大化與責任最小化的原則來明確與標定邊界”。最終，1914年3月24日，麥克馬洪與西藏地方代表私下同意了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並在邊界地圖上籤了字，形成“麥克馬洪線”察隅段的走向。

（四）

英文地圖中關於中印邊界察隅段畫法的變化與矛盾

雖然在西姆拉會議中，麥克馬洪炮製了所謂的“麥克馬洪線”，但在這一時期的英國官方地圖中，中印邊界察隅段的畫法仍與19世紀80年代相同。如1914年和1917年，由印度測量局繪製的“西藏及周邊國家地圖”和“印度及周邊國家地圖”，中印邊界察隅段的形式為“……”，具體走向沿察隅河延伸。

與英帝國官方地圖中的邊界線畫法相矛盾的是，這一時期在一些英印東北邊疆官員出版的調查或研究報告附圖中，中印邊界線的畫法則多按照1910年“新外線”的大體走向繪製。如在英國駐雲南騰越前領事、西姆拉會議時以“中國問題顧問”身份出席的羅斯（A.Rose），1912年發表在《地理雜誌》的一篇文章，附圖“中印邊疆地圖”和“緬甸—中國邊疆地圖”由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繪製，在察隅地區，邊界線經過日馬以南。此外，勒金布爾副專員、擔任1911—1912年阿波爾遠征軍助理政務官的本廷克（A.H.W.Bentinck）於1913年發表在《地理雜誌》上的文章，附圖“阿波爾遠征的地理成果”，以及擔任1912—1913年米什米使團諜報官的貝利發表在1914年《地理雜誌》上的文章，附圖“1913年摩斯赫德與貝利在東北邊疆和西藏的部分調查路線”等，中印邊界東段的畫法也是大致按照1910年“新外線”的走向繪製。

**可以看出，英國官方和英印東北邊疆底層官員在1912—1914年出版的地圖中，對於中印邊界線的畫法出現了矛盾的現象。**在印度測量局這一官方地圖出版機構所繪製的地圖中，中印邊界察隅段的畫法依然沿察隅河延伸，但在參與英印東北邊疆事務的底層官員出版的地圖中，中印邊界線基本都是按照“新外線”的大體走向繪製，早於1914年“麥克馬洪線”。這説明，雖然英印東北邊疆官員極力改變中印邊界線，但由於英帝國高層承認西姆拉會議的流產，這次會議所產生的協議也沒有法律效力，“麥克馬洪線”的合法性並未得到承認，所以英帝國官方地圖中的中印邊界線依然沿察隅河延伸。

五、結語

近代英國對中國藏南地區的殖民話語建構經歷了近百年的時間，為其蠶食中國領土提供了所謂的理論依據。獨立後的印度繼承和發展了英國所建構的殖民話語遺產，將非法的“麥克馬洪線”看作“這個地區的自然的、傳統的、種族的和行政的界線的正式體現”。印度由此侵佔了中國大片領土，進而引發了中印邊界衝突。

作為英印阿薩姆通往中國西藏的重要戰略通道，察隅地區成為近代英國覬覦的重點對象。從19世紀初期至1914年，英國派遣了大量軍事調查隊、探險家、間諜和地方官員等到察隅地區進行非法調查和地圖測繪，獲取了大量情報，圍繞山地部族米什米人的歷史歸屬問題和米什米人與藏人的邊界問題，不斷建構和發展中印邊界察隅段的殖民話語，進而將邊界線不斷向中方一側推移，最終於1914年炮製了“麥克馬洪線”察隅段的走向。但由於西姆拉會議的失敗，英國官方高層並未承認此次會議的法律效力。

對不同時期英國所建構的中印邊界察隅段的殖民話語進行揭露和批判，詳細分析這些殖民話語提出的背景、過程及實踐手段，可為當代中印邊界談判提供一定的歷史與法理依據。

此外，通過本文的研究發現，英帝國所建構的中印邊界殖民話語是一個不斷累積的過程。這一話語充斥在英國印度事務部原始檔案、英印政府和軍方文件、調查報告以及所謂的學術研究和地圖資料中，在運用這些資料時一定要對其知識來源進行追本溯源，以免掉入英帝國所建構的陷阱中，這樣才能提出客觀的中印邊界學術話語。

作者簡介：

霍仁龍，四川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中國西部邊疆安全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