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打假網紅被打假_風聞

不是所有流量生意都是好生意。‍‍‍

文｜陳首丞‍‍‍‍‍‍

編｜園   長‍‍‍‍‍‍‍‍‍‍

打假網紅鐵頭，終於迎來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翻車。

8月27日，杭州市公安局濱江區分局通報，已對董某某（網名“鐵頭”）等人以涉嫌敲詐勒索罪依法立案偵查。

在此之前，鐵頭就曾因在直播間自曝涉黃而遭遇全網封禁。被封禁後不久，鐵頭還曾奔赴日本整了一個頗具爭議性的“大活”。但如今，鐵頭再度被人看見，已經是出現在一張藍底白字的通告裏。

在鐵頭之外，打假網紅狂飆兄弟也曾因為“打假”二手車商而翻車，打假“科技與狠活”的辛吉飛因為賣問題產品而翻車。如今，打假網紅被打假，甚至已經不能稱得上是一件新鮮事。

在互聯網，每一種“流量”都有按比例兑換成金錢的可能性，“打假”也不例外。打假網紅賽道的興起，本質上也是因為觀眾愛看，甲方愛投。

但當“打假”成為一種攫取流量並進而求得變現空間的手段，“打假”也逐漸變味了。真以變現空間來衡量“打假”這一網紅賽道，才能意識到打假這一網紅行為的矛盾性。

鐵頭髮家史

如果以鐵頭的行為來複盤，我們很容易發現，鐵頭並不是一個標準意義上的“打假”網紅。更準確地説，他是一個善於把握大眾情緒的“情緒”網紅。

鐵頭人生的兩次“高光”時刻，均和傳統的“打假”無關。

第一次是2023 年8 月，鐵頭接連發布四條視頻，聲稱杭州新東方違規補課，要求其暫停補課並退還費用。和往常相比，鐵頭並非補課行為的“消費者”，新東方也並非提供虛假商品的“賣方”。但鐵頭洞悉了杭州新東方所在的灰色地帶和可能具有的巨大流量，並因此迅速漲粉20 萬，還登上微博熱搜第一。

鐵頭或許並沒有那麼精準的算計。但在這個擅長操弄情緒的人有一種天生的內容直覺，他知道什麼樣的內容能引起巨大的討論。輿論的烈火熊熊燃燒，他則火中取栗。

第二次是2024 年 6 月，彼時鐵頭已經因為直播涉黃而被封禁。但他並沒有因此停了想做網紅的心，反而一口氣玩了一把大的。這一次更與打假無關，他直接來到日本，通過小便+用噴漆在寫下toilet，通過消費民族主義情緒收割巨大的流量，再度成為全網熱搜高位擁有者，乃至“出圈”到海外了。

如果鐵頭的賬號仍在，這種情緒營銷無疑會收到巨大的流量回報——可以類比於此前香飄飄的包裝諷日事件，迎來直播間的人氣大漲甚至是隨之而來的直播打賞。只是，鐵頭沒有機會了。

不過，善於把握情緒流量的鐵頭，並非一個聰明到極致的算法操控者。正相反，他自己就是一個受情緒操控的人。換句話説就是，鐵頭真的相信自己就是一個打假的英雄。而和他持相同觀點的人，也因此被他的“正義凜然”吸引，成為他的忠實追隨者。

只是，這種“真”和“不擅作偽”，也讓他“飄了”，連續出自己的弱點。

2023年 9 月，鐵頭在打假完杭州新東方後不久，便聲稱要打假東方甄選。只是，這次作為直播電商公司的東方甄選，已經和杭州新東方這樣的教培機構不同，強硬的回應態度讓鐵頭迅速服軟，發佈視頻道歉。

2024年 1 月，鐵頭在直播間中大談自己的涉黃經歷，並得意洋洋地表示自己的事情已經過了追訴期。此事迅速成為鐵頭絕難抹去的污點，隨後不久，鐵頭賬號便遭封禁。擅長操控情緒的鐵頭，再次遭到情緒的反噬。

當鐵頭再次出現在大眾視野裏的時候，網友們只能在藍底白字中尋找他的名字。

作為一種內容產品的打假

鐵頭，只是云云打假網紅中的一員，相比其他人，他是最出格的一個，也因此最先倒下。鐵頭的興起並非孤例，在他背後，有一個抖音新晉的熱門賽道。

在這條賽道里，有打假假冒偽劣食品的辛吉飛，打假缺斤少兩小販和亂收費出租車的SuperB太，有咆哮式打假鬼秤的狂飆兄弟，還有分享臨期食品行業內幕的臨期也狗，揭露茶葉行業內幕的老九好茶等等。

打假網紅們層出不窮，本質上還是因為“打假”這件事易於挑動用户的神經，是一件結合線上線下，能夠引爆多重話題的流量事件。

一方面，打假網紅作為普通消費者的代言人，站出來充當“刺頭”去揭露並整治鬼秤、亂收費等行為，實際上給曾經遭受不公平對待卻不敢發聲的普通消費者出了一口氣。這種情緒上的價值正反饋，容易讓他們收到普通消費者的追捧，成為坐擁數百萬粉絲的網紅，進而獲得商業轉化的空間。

另一方面，打假網紅的行為類似於證券交易市場上的“做空”，實際上充當了一種第三方監管者的角色。在打假網紅打假的過程中，打假網紅可以獲得流量和收益，不良市場行為被整治，監管者多了無數雙眼睛，這是市場行為的多贏。

打假網紅“無利不起早”，在背後推動這件事的平台也是如此。當一部分用户愛看，平台就會將這部分內容推到更大的流量池中，直到其獲得最大程度的曝光。平台從來不主動製造熱潮，它永遠只是熱潮的放大器。每一次流量集中曝光的時刻，都是一個需求被重新看見的時刻。

平台推動、觀眾歡迎、監管需要，打假網紅又是怎麼把自己搭進去，變成被打假的人的呢？

本質上還是因為，當“打假”成為了一種內容產品的時候，就逐漸走入了矛盾之中。在互聯網混跡多年的職業打假人王海，在抖音僅有120 多萬粉，其視頻大多由圖片和AI配音製作而成，流量非常有限。王海多次成為互聯網輿論中心，靠的都是微博，通過白紙黑字的調查報告推動熱搜。

相比起來，熱門打假網紅的視頻，就比王海的要好看的多。辛吉飛有自己“科技與狠活”的梗，“狂飆兄弟”打假鬼秤，更是把視頻拍攝地跌宕起伏，扣人心絃。B太拍攝打假視頻，也親身奔赴各地，帶觀眾體驗式打假。

觀眾可以自然想象，一個沒有鏡頭感的普通人，拿着手機對着一個普通商販説你的東西有問題，是否能在短視頻平台獲得流量呢？

很明顯，打假網紅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去推動打假這件事職業化和可持續化。前者需要相應的商業化才能夠覆蓋成本，而後者則需要持續發掘足夠有吸引力的“負面”事件，才能不斷獲得流量。

兩件事都很危險。

商業化的兩難之境

在鐵頭因為敲詐勒索翻車之前，另一位咆哮式打假的網紅狂飆兄弟早已翻車多時。

2024年7月，狂飆兄弟稱另一位擁有 300 萬粉絲的車類網紅“玩車研習社”出售的二手車輛疑為重大事故車。經第三方鑑定後，認定該車輛非重大事故車。事件隨後兩極反轉，玩車研習社因為在視頻中有理有據清楚明白地回應漲粉兩百多萬，而狂飆兄弟則因為打假翻車被 粉絲質疑，此後更是被合夥人“錘”欠款不還，如今已掉粉十餘萬、停止更新。

與其他賽道的網紅略有差距的是，打假網紅出售的內容產品往往還會夾帶一顆正義之心。網友們追捧打假博主，不單單只是消費內容，還同樣在消費一種“正義感”。也因此，當打假網紅的個人出現問題時，他就必須要付出比其他網紅更多的代價。

簡而言之，打假的正義臉譜對個人道德的標準太高，這很容易使得打假網紅迅速被非黑即白的價值觀衝擊，滑向另一面。

但當打假網紅需要將“打假”這門流量生意持續做下去，尋找值得打假又同時具備流量的視頻題材就變得難上加難。

比如，當八兩秤都在市場上消失了，或者説暫時偃旗息鼓了，消費者和監管部門的目的就達到了，但此時追逐流量的打假網紅，反而失去了易於拍攝視頻、易於獲取流量的靶子，對他們來説，打假只是一種獲取流量的手段而不是最終目的，矛盾由此而生。

而一旦如狂飆兄弟一般，最終查證不嚴、調查不清，打假網紅隨時可能“被打假”。即使目前沒有“大翻車”辛吉飛，也被屢次質疑諸如“脱離劑量談毒性”“藉助信息差危言聳聽”等問題。

在商業化上，打假網紅同樣面臨困局。一方面，打假網紅流量泛化，如果不在一個具體的內容賽道，難以尋求精準植入廣告。另一方面，當打假網紅行為偏激情緒化嚴重，也難以獲得消費者信任和帶貨轉化。此前鐵頭帶貨一晚僅賣出7 萬餘元，正是一個經典案例。任何一種流量都有其相應的價值，但不是所有流量的價值都相等。

而當打假網紅鋌而走險，選擇和鐵頭一樣，用近乎敲詐勒索的方式獲得收入，最終只能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環球經緯所律師方梓楠告訴刺蝟公社，打假網紅正常行使監督權利，本身沒有問題。但如果存在借“打假”之名威脅或要挾受害商家，試圖牟取不法利益的，達到一定金額標準或有多次行為，就涉嫌構成敲詐勒索罪。

方律師表示，即使商家可能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問題，但行為人的目的並不在於維權或挽回損失，而在於藉助社會公眾的關注，威脅曝光甚至誇大問題，以逼迫商家面對潛在風險而不得不支付高額費用。此類情況將得不到法律的支持，甚至有可能被認定為敲詐勒索。

在打假這條賽道上，走得最穩、最久的，或許還是職業打假人王海。方律師介紹道：“王海從草根出身，到後面自己養活了一支調查甚至是法務隊伍，他們的模式主要是基於法律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對問題商品進行維權獲利。”

對於王海來説，成為網紅只是其屢次打假的附加品。他獲利的方式，也從未超過法律的範疇。這顯然是一個更加安全也更加穩定的長期主義行為。

“不過，王海的出現也有其獨特的時代背景。換到現在，王海出道的話，也不一定會選擇這種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