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帆 | 中國故事”在世界文學中的知識生產_風聞

張帆 | 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中國話語與世界文學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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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帆

“中國故事”生成於中國歷史語境，基於“中國經驗”，藴含“中國哲理”，攜帶中國文化基因，以“中國敍事”體現“中國美學”，具有中國精神主體性和創生性。“中國故事”作為敍事藍本，被世界文學徵引闡釋、翻譯改編而變異流傳，超越民族文化、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的壁壘，兼具經典性、民族性與世界性。因此，“中國故事”是但不僅僅是“關於中國的故事”或“發生於中國的故事”，它源於中國，屬於世界。當下，“中國故事”作為肩負時代使命的重大命題，是中華文明精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現代化模式、中國國際話語權等的重要載體，也是中國承擔大國責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在依據。

有鑑於此，筆者領銜的教育部重大課題團隊開發建設了首個“世界文學‘中國故事’數據庫”（以下簡稱“中國故事數據庫”），設立“外文改編本”“外文翻譯本”“中文回譯本”與“中文母本”四大程序模塊，目前輯錄“中國故事”2546種，涵蓋39個語種，60個國家和地區的萬餘條“中國故事”數據，旨在以文本為據，史料為證，開展基礎性理論研究和應用性探索，繪製“中國故事”的世界版圖，抉發“中國故事”在世界文學中的變異傳播和徵引闡釋，展現“中國故事”的立體豐富性和多維流散性，系統建構“中國故事”在世界文學中的流變譜系，以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為目標積極推動中西文明交流互鑑。

一

中國故事數據庫”引入數字人文技術，以多語種關鍵詞庫、文本資源庫和研究文獻索引庫等，實現文獻數據高效檢索與網絡共享，可視化“中國故事”在世界時空維度中的流傳軌跡（時間的流動、空間的流動、文化的流動、思想的流動），進而生成“中國故事”動態傳播的世界地圖，嘗試宏觀呈現“中國故事”在中國與世界、世界與中國、世界與世界多極之間循環往返，以及不斷突破邊界、變異賦值的軌跡。

“中國故事”不斷湧向世界，是一種文化的植入、思想的衝擊、價值的確證。“中國故事”動態傳播的世界景觀，彰顯出中華文化的強大生命力、感召力和影響力，亦印證了以“中國故事”為維度反觀和透視世界的必要性。以中國故事“趙氏孤兒”為例，其在世界文學中被廣泛譯介徵引，情節在不同歷史與文化語境中被反覆改寫，既有文學審美和人性訴求的通約性，亦有各國書寫模式和徵引動機的異質性，但均折射出對中國儒家倫理與道德的多元闡釋。“趙氏孤兒”的世界傳播，不是單一線性傳播，而是發散性、疊加性、變異性同時存在，現代的、世界的、民族的敍事方式交織，形成多元敍事圖景。其中包括英國政治諷刺劇《中國孤兒》（威廉·哈切特）、法國啓蒙思想範本《中國孤兒》（伏爾泰）、愛爾蘭頌揚愛國主義精神範本《中國孤兒》（墨菲）、德國修養小説《金鏡》（維蘭德）、日本融合儒家道德與武士道精神的歌舞伎《菅原傳授手習鑑》等。不同語言民族的改編本之間存在思想的連接、情感的連接、記憶的連接，形成複雜的精神參照譜系，體現出“中國故事”的結構性變革力量。

二

以“阿爾泰－湯普森體系”（簡稱“AT分類法”）為基石的西方故事學研究雖歷經百年，但始終以歐洲中心主義標準為圭臬，中國故事處於邊緣地位。因此，利用豐富的“中國故事數據庫”資源，通過數據定量分析擺事實，透過知識考古定性研究講道理，全面採集、清洗、序化、縷析各語種國別“中國故事”的流變譜系、動態趨勢，可生成“中國故事”傳播路徑與流變關係圖譜，歸納演繹龐大複雜的知識生產系統，從而彰顯“中國故事”的延展性和結構性力量。**如此也可紮實推動故事學研究範式的根本轉換，並使“中國故事”擺脱長期邊緣依附地位，恢復其知識生產策源地的應有樣貌。**我們以“中國故事”為方法透視世界文學，將可能實現世界文學研究的中國式沉浸，在世界文學中探索一種“中國故事”的知識生產機制，包括動力機制、話語機制、傳播機制、權力機制等。

“中國故事”的方法化，不僅可以凸顯中國文化的主體性立場，抉發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可通約性，昭顯“中國故事”對世界文學的介入性生成意義；而且也可能打破一貫以歐洲為中心建立的世界知識體系，將知識資源重新問題化，形成“批判性中國話語”，克服主體缺席和知識殖民，推動“中國故事”從邊緣走向中心，使全球知識生產和話語範式實現“中國－世界”的雙向循環。

以“中國故事”對錶現主義文學大師卡夫卡的影響為例，卡夫卡1904年踏上文壇，1912年寫出《變形記》之前未曾涉及“變形”主題。1911年，馬丁·布伯翻譯了《聊齋志異》中的16個故事，結集《中國鬼怪和愛情故事》出版。卡夫卡自稱很喜歡這些“變異”故事，“變形”成為他重要的創作母題。1914年，衞禮賢翻譯輯錄97則中國故事的《中國民間童話》出版，卡夫卡滿懷欣喜地激賞該書，並於1917年作為生日禮物贈予他的妹妹奧特拉。值得一提的是，該故事集節譯《猴子孫悟空》，是《西遊記》在德語世界的第一次“西遊”。卡夫卡最著名也最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説之一《一份為某科學院寫的報告》（1917）問世，故事中的“猴子”紅彼得，為了實現人類給定的“目標”，也為了自己的“出路”，一步步拋棄自由、天性，在人類社會給定的“規則”規訓下實現“目標”，找到了“出路”。這與《西遊記》中的孫猴子何其相似！及至1918年卡夫卡創作的《萬里長城建造時》，對中國故事或中國元素的徵引闡釋已然得心應手。由此可見，1980年代中國學界推崇的以卡夫卡為代表的表現主義“現代性”“後現代性”，實則深受“中國故事”啓發。基於中國文化立場，這種有理有據的論證和推演，確證了“中國故事”作為重要的知識來源和思想資源，深度介入了世界文學話語體系，為助力中國文化自信建設提供了重要理據。

誠然，“中國故事”知識生產和世界影響的信度和效度，有賴於版本細勘的故事考辨和邏輯周延的傳播數據鏈條，這正是建設“中國故事數據庫”的意義所在。例如，學界對風靡歐洲的意大利孤兒劇《中國英雄》（L′Eroe Cinese，1752）的改編源頭存在普遍誤識——包括歐洲文學史教材、央視品牌欄目《百家講壇》“戲裏戲外説歷史·趙氏孤兒”、《中外文學交流史》著作等均認為其源於元雜劇《趙氏孤兒》。**然而，《中國英雄》與《趙氏孤兒》雖同有“舍子救孤”的核心情節，但兩劇的故事發源地、主要矛盾、角色設置、故事情節、思想意涵皆大相徑庭。**我們利用數據庫多語種文本細讀、文獻證據鏈考辨，則可以確認《中國英雄》並非改編自紀君祥所敍發生於公元前500年春秋時期的“趙氏孤兒”，其藍本實為《中華帝國全志》中記述的發生於公元前9世紀周朝的中國歷史故事“召公舍子救宣王”。該發現修正了學界誤識，同時也將西方對中國的國族觀念、宗法禮制、人性正義等文明理念的認知前移了三百餘年。

三

事實上，豐富博大的中國故事羣作為話語生產和操作的場域，在世界知識生產、流通和轉化中產生了極大效能，聯結起不同的知識社羣，在各種思想浪潮、文學運動和社會生活中相互影響、彼此建構，型構了一種文化現象或文化事件。它們有機地滲透到社會生活中，不僅具有思想性和現實性，而且具有結構性的力量（如知識結構、情感結構、認知結構等）。它們可以生成新的思想資源，並從內部產生自反性力量，參與和影響世界文明的整體性構建，包括文化思想、道德哲學、社會批評、審美形態等。民間故事“白蛇傳”作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1833年經法國漢學家儒蓮首度傳入西方後，在近兩百年的傳播過程中，不僅衍生出版本各異的譯作，也在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過程中被不斷重新演繹，涉及英語、德語、法語、波蘭語、克羅地亞語、阿爾巴尼亞語、馬其頓語等語種，成為世界性文本。其僅德語版本就有15個，各版本的改寫演繹均與德國文藝思想演進相輔相成，譯者羣體從傳教士、漢學家擴展到外交官、自由作家甚至醫生等。其中，海爾曼·格林和戈特弗裏德·凱勒對“白蛇傳説”的改編本最為經典，前者改編於19世紀中期，浪漫氣息濃厚，後者完成於19世紀晚期，更具現實主義和人文主義色彩。這是寓於德國文化思潮下的“白蛇傳”文本審美價值的特定延伸，折射出不同時期西方世界對中國文化和中國形象的認知與評價。

事實上，兩位作家都是當時柏林最著名的文學沙龍的常客，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唯心主義、唯物主義思想在這個知識圈裏交匯激盪，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保羅·海澤、哲學家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等一眾文化精英雲聚於此，海澤甚至在沙龍上朗誦了自己的“中國詩體故事”。正是他們影響和引領了柏林上流文化圈對中國故事的接受。可以説，“中國故事”的知識生產和再生產是集體想象的產物，亦是社會思想文化的結晶，更內化為當時西方知識精英文化生活的中國基因。

在此，“中國故事”不僅是敍事層面的文學、政治、思想、觀念的載體，更是認識自我與他者關係的立場方法。通過知識考古建構“中國故事”譜系，探究中國知識在世界文學中的變異、錯位、轉換、生產，可以開拓自我與他者的場域，探索“中國故事”在世界文學體系中釋放了什麼、催化了什麼、驅動了什麼、生成了什麼，以及對文化形態和政治格局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據此我們便可以考察中國話語曾經、現在和未來對世界文學知識體系發揮何種作用，在何種意義上參與知識生產和推動社會文明進程。“中國故事”無論是文學文本、文化文本，還是政治文本、思想文本，最終都演化為知識共同體的一部分，成為變革現實的思想資源和知識動力。

四

“中國故事”對世界文學的介入式研究，意味着把中國故事方法化、把歐洲標準相對化、把世界文學對象化，旨在重建一種新的歷史與理論視野：以中國故事為媒介，以中國故事為本位，以中國故事為視角，以中國故事為依據，豐富世界文學和話語格局，即在全球化多元文化語境中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構建“中國故事”的世界譜系，在不斷的知識考古和譜系實證研究中，尋找可以突破西方範式的可能性，歸納“中國故事”走向世界的方法論，探索具有世界性的中國故事話語機制和知識生產機制，推動構建世界的中國知識體系，補益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

中國故事數據鏈統計顯示，自18世紀初至1772年，德國耶穌會創作有關中國題材的戲劇至少有30部，主題涵蓋“頌揚殉道者”“戲諷違背真理的暴君”“表彰品德高尚之人”等。彼時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達到高潮，書寫中國歷史的文獻蔚為大觀，如多達9卷本記載中國的《耶穌會士書簡集》（1702—1776）、杜赫德4卷本《中華帝國全志》（1735）等。在中國歷史長卷中，他們頻頻採擷“召公舍子救宣王”的故事，改編創作了多個版本的“召公悲劇”。儘管每個版本均有創造性的情節增添、叛逆性的改寫和虛構，但召公忠君愛國的敍事核心始終未變。這些召公劇不斷在巴伐利亞選侯國及周邊區域上演，與18世紀初巴伐利亞公國保衞戰——“巴伐利亞人民起義”等歷史事件同頻共振，藴蓄着強烈的時代意涵，忠君愛國的召公形象感染和激勵着巴伐利亞人民，召公對統治王朝矢志不渝的忠誠，不僅與“美德成為受人敬仰的目標”相契合，還與奉“理性和體系”為圭臬，否認個體、情感、主觀等德國早期啓蒙運動思想若合符節。召公的故事由此成為歌頌英雄、啓迪民智、引領啓蒙思想的道德範本，這些耶穌會“召公改編劇”的思想價值和社會意義儼然不可小覷。作為一種對西方中心主義知識話語體系的反思性力量，“中國故事”具有求同存異的統合性和生產力，並在更高層次上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情和共識。

概括而言，以“中國故事”為方法的世界文學研究，首先意味着前所未有的轉向，即“中國故事”從作為對象到作為方法，在方法論層面反思歐美模式，成為我們認識世界與反觀中國文化的路徑和場域。這是一種研究立場的轉向、視野的轉向、範式的轉換，也是一種開放式、平等對話的批判性思維。其次是修正，即從中國故事的角度修正建立在歐美“特殊的社會文化基礎上”的“偏頗學説”，矯正以往故事學的西方中心主義研究傾向，重構世界知識體系。最後是超越，即在知識考古和實證研究中凸顯長期被遮蔽、被否定、被消解的中國主體性，走出歷史循環與偏見覆制，建構中國知識譜系，助力世界文學研究新方法、新視角、新路徑的探索與實踐。

今日之中國，不僅是中國之中國，亦是世界之中國，抉發中國故事的民族基因和世界性因素是並行不悖、相輔相成、一體兩面、相互轉化、生生不息的時代命題。通過交流互鑑，破解文化偏見，消融文明隔閡，祛魅西方現代性話語規訓，夯實中國話語和敍事體系的底層邏輯，可向世界傳遞積極的中國價值和文化內核，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實現中國道路的理論表達、中國經驗的理論提升、中國模式的理論總結、中國文化的理論昇華，從而在國際話語博弈中，彰顯中國話語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