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專訪】“沙漠中綠洲何以存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戴傑教授談中美關係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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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iGCU有幸邀請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政治學教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戴傑教授（Jacques deLisle）**接受獨家專訪。

在採訪中，戴傑教授就中國崛起、美國大選與對華政策、“一帶一路”倡議與“金磚”擴容、社交媒體的政治效用以及中美合作前景等多個議題展開了深刻透徹的分析。他指出，在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視角下，關於“中國崛起”的理論解讀要麼認定“中國實力增長威脅西方權力地位”，要麼因“經濟相互依存、國際制度未能改變中國”而倍感受挫，不同解讀方式相互交織，共同構成了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整體負面敍事。當前，塑造中美關係的諸多因素是結構性、深層次的，不因美國國內政權交替而改變。即便如此，中美仍有合作希望，朝着合作解決問題的方向前進總會帶來“善果”，而這需要兩國付出切實努力、梳理合作細節。

本文對採訪內容予以整理，以供讀者閲覽。趕快跟隨小i一起來看看吧！

戴傑

（Jacques deLisle）

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政治學教授

賓夕法尼亞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約3800字，讀完約12分鐘

iGCU：在您的許多文章中，您曾數次談及中國崛起，並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對中國崛起進行了多番解讀。能否請您跟我們詳細談談您對中國崛起的理解？您認為個別西方政客緣何對中國崛起感到恐懼？

戴傑：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主張，當後發崛起國家的實力不斷增強，其拓展國際影響力的潛力與慾望也會相應提升，而這終將對守成的霸權國的權力和利益形成“威脅”。在當下形勢中，“崛起國”與“守成國”的角色分別由中國和美國扮演，“中國崛起”也成為符合現實主義經典敍事的實例，這也是西方政客對“中國崛起”持消極態度的主要原因。

然而，除了現實主義的基本論斷，這種消極反應還受到其他因素的疊加影響：其一，中國的崛起是通過與世界各國構建深層次的經濟相互依存關係這一特殊方式達成的，在此背景下，西方國家經濟深受中國崛起的衝擊，於是，中國是否會將自身的經濟優勢進行武器化運用，在西方引發了額外的憂慮。其二，西方部分人士曾期望中國迅速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能夠促使其政治體制向美式體制靠攏，然而，如今的中國已成為有能力主動影響國際規則制定的國家，而中國所傾向的規則，未必與西方國家以往所青睞的規則相符，因此也在中國與西方之間出現摩擦。其三，在西方學界存在一種觀點認為，即便融入全球化未能給中國帶來觀念上的轉變，國際制度也能夠對中國施加一定程度的約束，從而改變或塑造中國的國際行為，但現實的發展卻讓西方逐漸對各類國際組織的“無能”感到沮喪。

總之，在當前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視角下，無論是現實主義、自由主義還是建構主義，有關中國崛起的結論要麼認定“中國影響力的持續增長對西方國家構成威脅”，要麼慨嘆“制度與規範未能改變中國及其國際行為”，所有解讀相互交織，共同造就了西方世界對當前中國崛起的整體負面敍事。我雖然不認為中美處於“新冷戰”狀態，但兩個體制之間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方面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的確加劇了雙邊競爭態勢，增加了潛在衝突爆發的可能性。

iGCU：隨着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的臨近，您認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基調會否發生變化？您認為中美關係在未來一年內將會如何發展？

戴傑：當下，塑造中美關係的眾多因素是結構性、深層次的，例如兩國的相對實力對比狀況、經濟摩擦、價值觀差異等等，這些因素長期存在且難以扭轉，實際上並不會因美國國內政權的交替而發生改變。能夠發現，從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國的對華政策並未出現顯著變化，對華關税依舊存在，對（中國）台灣的支持力度更是前所未有地增強，中美之間眾多既有問題也並未取得任何進展。不過，宏觀層面的“不變”，並不意味着美國對華政策在微觀層面不會做出調整，而這將取決於拜登是否能夠連任（編者注：採訪時間為2024年1月。2024年7月21日，美國總統拜登宣佈退出2024年總統大選，副總統哈里斯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外交政策通常是國內政治的映射，如果拜登連任成功，美國的對華政策將會展現出極強的連貫性；但若特朗普在新一輪大選中再次獲勝，美國對華具體政策則會更加反覆無常且難以預料。**我們目前並不清楚特朗普的對華敵對情緒會嚴重到何種地步，他或許會把上次選舉的失利歸責於中國，也可能更加傾向於共和黨內的本土主義、民粹主義以及反國際參與的立場。另外，特朗普的勝選，還有可能讓美國國內陷入一場真正的憲政危機，引發嚴重的政治衝突，這會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施行構成限制，帶來更大的政策不確定性，甚至可能致使美國偏離以往的規範。

iGCU：2023年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週年，也是金磚合作機制迎來歷史性擴員的一年。在您看來，美國為何遲遲不願加入“一帶一路”倡議？您認為金磚擴員對美國的潛在影響是什麼？

戴傑：長期以來，美國只是將“一帶一路”倡議淺顯地視作由中國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在美國，實際上無人能完全明晰該如何確切界定“一帶一路”倡議的具體內涵。再者，在美國反對世界銀行改革，也反對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援助的情形下，中國憑藉“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滿足了（發展中國家）切實的建設需求，雙方立場的競爭特性致使美國從起始階段就對“一帶一路”倡議持有負面看法。**實際上，美國往往以政治化以及“中美敵對”的框架來審視中國所有的國際投資，尤其是中國對“全球南方”的基礎設施投資，“一帶一路”也因此被理解成中國用以平衡美國影響力的一種機制。**與此相似，“金磚”機制也始終遭受着來自美國的眾多猜疑，“金磚”擴容也順理成章地被美國戰略界視作中國在一套尚未成熟、相對鬆散的政治聯結基礎上，構建更具制度化的制衡美國架構的又一嘗試。

iGCU：如今，社交媒體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們對社交媒體的依賴也使其對當今社會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有人説社交媒體像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社交媒體的發達和便捷有助於促進多元文化交流與理解，帶來諸多好處；另一方面，社交媒體上的信息過載也助長了假新聞的傳播進而造成不同文化間的誤解和衝突。在您看來，社交媒體對中美兩國人民間的關係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中美雙邊關係造成了何種影響？

戴傑：誠然，**社交媒體恰似一把雙刃劍，利弊皆存。**從積極層面來看，社交媒體具備推動跨文化理解的潛力，為中美兩國人民，特別是那些原本無意與外國人建立聯繫的普通民眾創造了相互接觸的契機，同時也為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們提供了一個極佳的平台，使他們能夠欣賞彼此的社會文化。然而，與此同時，諸多病態現象也因社交媒體而產生，社交媒體吸引着人們在網絡中搜索能夠證實自身負面情緒的信息和論據，並由此進一步放大彼此原有的偏見，致使爭議及衝突不斷升級。綜合而言，我認為，社交媒體的影響總體上還是負面居多，存在引發衝突、傳播虛假信息的可能，部分國家及黨派行為體甚至會戰略性地利用社媒影響力，在國內、國際社會挑起不和諧因素以達成某些政治目的，進而營造出更為混亂的政治生態。

iGCU：您認為中美兩國政府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恢復和促進中美兩國人民的面對面溝通，進一步加強人文交流？

戴傑：在新冠疫情最為嚴峻的時期，兩國之間面對面聯繫交流的機會近乎為零。疫情結束後，中美之間現已取得了一些進展，比如（往返兩國間的）航班數量正在增多，中國學生重新踏入美國校園，在一定程度上，簽證的簽發也更為寬鬆了，這些都是向好的跡象。

**兩國應當繼續沿着這一方向前行，美國政府還應當做出更多努力，鼓勵美國的年輕人，尤其是學生前往中國學習交流。**然而，對於那些打算在美國政府任職的人而言，存在着一個特殊的憂慮，一些人曾被含蓄地甚至是明確地告知：“不要在中國長期停留。”因為在中國長期居住的經歷會導致他們難以通過美國國內的安全審查。這種狀況是極為荒唐的，美國政府必須對此予以妥善處置。

另外，兩國高層之間的面對面溝通也極為重要，儘管當下中美關係令人憂心，但雙方高層都在竭力阻止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併為此設置了各種各樣的“護欄”，例如舉行中美元首會晤以及中美高級別官員對話等等，此類高層對話為民間交流奠定了整體基調，傳遞出鼓勵中美民眾相互交流的友好信號。近來，我本人也收到了更多的訪華邀請，我推測我的中國同事們應該也是這樣。我期望這樣的良性互動能夠持續下去，雖然並非所有的交流都是完全輕鬆友好的，分歧無法避免，但交流總歸比不交流要好得多。

iGCU：在您看來，中美兩國可以如何重啓合作？兩國之間可以在哪些領域上進行互利合作？

戴傑：從多方面審視，安全和經濟領域堪稱深陷泥沼的兩大領域。**若要探究中美能夠在哪些領域展開合作，氣候變化與公共衞生當屬最常被提及的兩個領域，且這兩個領域的合作均有着強有力的功能性論據作為支撐。**中美兩國都懷有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強烈意願，這不單是出於本國利益的考量，更是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新冠疫情向我們揭示了國家之間緊密依存的關係紐帶，以及單個國家在非傳統安全問題面前的脆弱之態，同時也讓我們意識到建立良好響應機制，以及製造應對危機所需疫苗和公共衞生補給的重要性。這些議題顯然不具政治屬性，也並非主權問題，與大國權力博弈等毫無關聯。

然而，話雖如此，可當我們開始構想中美在這兩個領域展開合作的具體路徑時，情況就會陡然變得複雜棘手起來。以氣候變化為例，氣候問題往往被視作是由“全球北方”導致的，那麼中國和“全球南方”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究竟應當承擔多少責任？雙方對此爭執不下。另外，美國迫切需要清潔能源技術，一方面擔憂中國獲取清潔能源技術以及對技術的掌控權，另一方面又無法徹底脱離中國的生產鏈，無法獨立生產自身所需的電動汽車電池、太陽能板等產品。從這個視角來看，氣候變化領域的中美合作，也是極為艱難的課題。而在公共衞生領域，倘若特朗普在大選中獲勝，美國或許會更加深陷因新冠疫情而產生的仇華情緒之中，中國人民的感情也會被新冠之後的“指責遊戲”所傷害。即便是在應對新冠疫情的過程中，修訂國際衞生條例的總體進展也相對遲緩。事實表明，哪怕是像公共衞生這類低政治問題，也難以真正實現“去政治化”，中美在這類領域的合作同樣困難重重。

但即便面臨這般困境，始終朝着合作解決問題的方向努力總歸是有所裨益，中美實現合作的前景依然充滿希望。不過，這需要兩國都付諸切實的技巧和決心，共同梳理合作的細節，以推動雙邊合作取得實質性進展。哪怕只是取得細微的進步，也意義非凡。**此前曾有一種流行説法——“沙漠之中沒有綠洲”，意即，除非兩國先在宏觀層面達成更廣泛的合作共識，否則在微觀領域就難以取得具體合作成果。**我對這一説法並不完全認同，即便中美在相互脱鈎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當這種脱鈎發展至一定程度時，也必然會出現某種平衡與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