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印學者：被西方視角帶進溝裏，你可能從未理解印種姓制度的作用…_風聞

導言

種姓制度是印度政治社會的標誌性特徵。關於種姓，我們對其的第一印象往往是落後、負面和混亂。這種認識深受西方視角影響，認為種姓制度是天生的等級制度，與“自由平等”價值觀相悖，是地位高的“婆羅門”對地位低的其它種姓的“邪惡壓迫”。**受此影響，低種姓向高種姓靠攏的“梵化説”成為種姓研究的經典學説流傳至今。**但印度政治經濟社會的新變化，正越來越與“梵化説”所描繪的情境相悖——落後種姓並不熱衷於向上“梵化”為高種姓，而是越發重視利用“落後”種姓的身份獲取政策傾斜，並通過種姓社羣爭取商業優勢。印度亟待以新學説超越已越發不符合其社會現實的西方觀點，在此背景下，印度管理大學退休教授瓦迪亞納坦的“吠舍化”説應運而生。**所謂“吠舍化”，即印度各種姓湧入商業、創業活動等原屬“吠舍”種姓所屬的領域之中尋求經濟利益。**在此背景下，種姓不再是阻礙社會發展的等級分層制度，而成為了為個體爭取政策福利、提供社會資本和商業便利的有益社羣，以及為國家社會提供凝聚力和經濟潤滑作用的積極機制。本文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種姓制度的意義和作用，並思考種姓制度在當前以及未來印度社會發展中扮演的角色。南亞研究小組特編譯此文，供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網絡

如果有一件事能夠定義我們國家，同時也能讓我們和其他國家區別開來，那就是種姓制度。我們稱其為瓦爾納、賈提等等。許多人認為，種姓制度被鐫刻在《吠陀經》的隱喻中，我們的史詩也常常引用它們，比如即使沒有太多人讀過《摩奴法典》，我們依然清楚知道書裏對種姓制度的着迷。葡萄牙人引“卡斯塔”一詞描述種姓，因為這個詞擁有血統和階級區別的含義。英國人試圖系統記錄他們所看到的“本土”類別，但最終造成了一場完全混亂的社會政治局面。因此，在當前精英們的説法中，像種姓、種姓主義和種姓主義者這樣的表達是貶義的，帶有一種邪惡的原始主義味道。

然而，精英們又錯了。為數眾多的印度選民再次站在了精英們的對立面。

**他們要求種姓普查，迫使所謂的反原始主義左派屈服於這一要求。**越來越多的羣體要求被賦予“落後”的頭銜，這樣就能讓他們獲得預留配額。那些能力一般的選舉學家不斷地告訴關心這件事的人們，種姓票倉是我們政治生活的核心。因此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人們一邊喊着種姓已死，一邊高呼種姓萬歲。

全球左翼對於受害者心態的鼓勵和許多羣體的抱怨行為有很多相似之處，這些羣體本應反對那些模糊定義的霸權壓迫者。西方，白人男性基督徒壓迫其他獲得明確少數族裔地位的團體；而在印度，上層種姓的印度教徒（婆羅門、拉傑普特、班尼亞）壓迫所有其他的少數種姓，即使他們自己並不這麼看。這種跨大洲的相似性令人深思。直到1960年，人們認為美國的黑人希望變成“白人”。在英國統治期間，印度各種姓協會多方遊説希望本種性被認定為是上層或高階種姓。如今，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印度，通過膚色或是聲稱自己的“落後”來獲得受害者地位反而變得更有吸引力。

**現代關於種姓制度的知識性討論有着悠久的傳統。**婆羅門協會（Brahmo Samaj）和雅利安協會（Arya Samaj）拒絕種姓制度。焦特拉奧·普勒（Jyotirao Phule）和拉馬斯瓦米·納依克（Ramaswami Naicker）將種姓制度視為種族主義的制度加以攻擊。他們對英國統治的支持本將使他們不得人心，但他們對種姓制度的傑出分析經受住了時間考驗，使他們依然擁有很高的聲望。祖師納拉揚（Narayana Guru）和安貝德卡爾（Ambedkar）採取了不同的方法。前者設法在虔信（bhakti）和宗教傳統（agama）中為超越種姓進行辯護，後者則主張通過在印度教範式中採用佛教傳統消除種姓制度。如往常一樣，聖雄甘地的態度高深莫測難以歸類，他一方面持續批判不可接觸制度，一方面卻對整個種姓制度態度温和。

**有趣的是，甘地與梵文學者班達克對於不可接觸的問題看法很一致。**羅摩·曼諾哈·洛希亞（Ram Manohar Lohia）認識到，種姓制度可以被用於政治動員，他的這一觀點很有見地。我的朋友、已故的耶穌會歷史學家約翰·科雷亞-阿方索（John Correia-Afonso）曾與我談及果阿的基督徒普遍存在的種姓制度。他敏鋭地説：“印度人喝下種姓制度這杯毒藥。”這讓我們想到了不可知論的費邊社會主義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他不反感同胞稱呼他為潘迪特吉（Panditji，意為尊敬的學者——譯者注），也不拒絕外國人稱他為潘迪特尼赫魯。畢竟，人們普遍承認，即使身處身份意識強烈的婆羅門之間，來自克什米爾的潘迪特和來自喀拉拉邦的納姆布杜利人（Namboodris，納姆布杜利人是喀拉拉邦婆羅門的子羣體，以其嚴格的儀式實踐、古老的家族傳統和印度教儀式守護者著稱——譯者注）也會認為自己高人一等。作為一位民主政治家，尼赫魯可能已經意識到，他的頭銜有助於提高他的地位。

對種姓制度的學術研究始於18世紀晚期，法國傳教士杜布瓦（Abbe Dubois）就是其中的先驅。由於蒂普蘇丹不太温和的勸説，他未能成功讓印度教徒皈依，還失去了幾名信徒，於是轉而投入伊斯蘭教。**杜布瓦的獨特貢獻在於，他沒有將種姓視為具有多種維度的社會現象，而是視作邪惡的婆羅門陰謀。**當今學術界對這個陰謀論及其他變種（如婆羅門主義、婆羅門霸權、婆羅門父權制——彷彿除此之外，神道、漢、猶太父權制就不值得關注一般）深感興趣。

20世紀時，另一個法國人路易·杜蒙（Louis Dumont）創造了“階序人（homo hierarchicus）”一詞。他的言下之意是，印度社會在本質上是、甚至從最開始就致力於社會等級制度，因此與自由派所鍾愛的歐洲啓蒙運動中的平等精神截然不同。

印度對種姓制度的研究興趣始於孟買大學的古爾耶（G.S. Ghurye）教授。**由於他對種姓持有寬容的觀點，所以他在當代社會學家中幾乎被遺忘。**他的學生斯里尼瓦斯（M.N. Srinivas）提出了現在著名的説法“梵化”（Sanskritization）。儘管後來印度出現了努魯·哈桑尼安（Nurul Hassanian ）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學和西方大學出現了後現代主義的“南亞”研究，但完全取代斯里尼瓦斯的研究依舊方興未艾。

企鵝蘭登書屋最近出版了R·瓦伊迪亞納坦教授的《作為社會資本的種姓：種姓在印度社會的複雜地位》（Caste as Social Capital: The Complex Place of Caste in Indian Society）一書，提出了關於種姓問的新角度。**如果斯里尼瓦斯創造了“梵化”，那麼瓦伊迪亞納坦則提出了“吠舍化”。**我敢預測，這個表述在未來的歲月裏會越來越重要。

瓦伊迪亞納坦是印度管理學院（IIM-Bangalore）退休的金融學教授，同時也是一位擁有加爾各答印度統計學院碩士學位的傑出統計學專家。鑑於這樣的背景，瓦伊迪亞納坦無需向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或者那些滑稽的後現代期刊的編輯們卑躬屈膝。他可以以統計學家的獨到視角自由地討論印度各種種姓報告。他能夠並且願意深入探討資本市場準入及其產生的後果這一關鍵領域。在看待種姓時，沒有預先設定的政治立場強加給我們的情感包袱，他是一位持有手術刀的經濟學家，敢於探討其他學者甚至不敢正視的政治經濟問題。

瓦伊迪亞納坦在他的論述中涉及了廣泛的領域，並提出了幾個觀點。以下是一些與本文作者產生共鳴的觀點：

**1.**在英屬印度，種姓往往會分裂成亞種姓。而在獨立的印度，亞種姓往往會聚集起來形成一個更大的種姓，因為在民主政治中，數量至關重要的。

2.“落後性”已經成為一個政治問題，而不是一個社會或經濟問題。**人口普查數據的神聖性基本上已經被遺忘。**落後種姓的人數可能比他們在人口中的比例還要少。但他們，特別是其中的“精英層”，成功地創造了一個環境，使他們可以佔據大部分的預留福利。

**3.**整個保留制度的鬥爭都在被操縱。

**4.**印度人被鼓勵在國家部門中爭奪日益減少的工作機會，以及在越來越不利於獲得有用技能的課程中爭奪教育機會。

**5.**在私營部門建立預留制度的理由是薄弱的。無論如何，即使這在政治上變得受歡迎，其虛幻的好處註定會被操縱掉。

**6.**與其在“工作”上浪費時間、注意力和資源，國家可能更應該專注於基層創業，創造工作安置而不是僱傭公民。（順便説一下，國家部門的工作因其工作安全性和通過賄賂獲得額外收入的機會而受到珍視）。

**7.**所謂的“非組織化”部門，由所有權和合夥關係組成，是國家的動力，並且是樂觀的重要來源。落後種姓和達利特公民是這個部門的積極參與者，有時以不成比例的數字參與。**而不是“梵化”所謂的低種姓，他們實際上可能正在“吠舍化”自己。**順便説一下，即使是高種姓也在忙於“吠舍化”，導致了意想不到的趨同。婆羅門和拉傑普特的企業家正忙於進入為吠舍規定的空間。當今政府可能希望專注於其剎帝利責任，即捍衞國家和維護法律和秩序。公民可能會自己成為吠舍。

**8.**種姓不再是關於職業隔離或等級制度，而是關於社會團體。當我們繼續花時間研究這些團體的政治權力或他們對預留的高聲要求時，我們沒有欣賞到種姓團體可以提供的網絡、信任、較低的交易成本和優越的信息。當我們將視角轉向這個方向時，種姓不再是我們放逐的“壞”類別。種姓成為一個提供社會凝聚力、經濟潤滑劑的積極機構，最重要的是他所説的社會資本，為國家提供積極能量，減少功能失調。

**9.**有經濟活力的地理集羣中，未受研究的現象在其中有種姓輪廓，這些輪廓為這些集羣注入生命。**種姓作為社會資本不僅涉及種姓團體內部的“結合”，還涉及團體之間的“橋接”，從而形成一個得到伯克和托克維爾肯定的國家社區。**泰米爾納德邦丁迪古爾縣的皮革集羣就很好展示了穆斯林、印度教和耆那教種姓之間的橋樑和紐帶關係。

**10.**作為一個國家，如果我們將種姓整合的能量從爭奪大學入學和國家部門工作配額轉向創業，我們可能會更富有。

**11.**因為基於種姓的創業集羣主要存在於非組織化的所有權和合夥關係中，他們不善於與滿是文書工作和時常拖延的正式金融機構打交道。作為替代，他們使用種姓網絡內的“信任”因素來克服這個障礙。

**12.**也許應該慶祝種姓作為一個有用的社會潤滑劑，而不是將其貶低為一個落後的現象。

**一舉之間，瓦伊迪亞納坦將種姓從抱怨、呻吟、投訴和滿是怨言的範式中轉移出來，使其在國家經濟中發揮充滿活力和積極的作用。**似乎高呼“種姓制度萬歲”或至少“部分種姓制度萬歲”也沒有什麼不妥。

瓦伊迪亞納坦引用了大量的統計數據和表格，儘管他指出印度並不缺乏數據。但當我們聽到關於印度的那些軼事小片段時，他的方法最能展現出色彩、生活和即時性，而我們的學術界和媒體往往會忽視這些：

**13.**你知道嗎，班加羅爾大部分電器商店都是由梅瓦里人（是的，梅瓦里人，不是馬瓦里人）經營的，他們僱用的“幫手和助手”通常來自梅瓦里，他們經常會自己開辦企業？很顯然，這裏的梅瓦里網絡似乎比商學院在培訓企業家方面更優秀。

**14.**達羅毗荼政黨高談反對種姓制，**但事實上，泰米爾納德邦蒂魯普的高恩德爾（Gounder）種姓和西瓦卡西（Sivakasi）的納達爾（Nadar）是兩個最成功和最有趣的種姓集羣，**他們今天在全球範圍內製造和供應針織服裝，並在國內市場上佔據了火柴盒的壟斷地位。印度許多繁榮的經濟活動中心——蘇拉特（Surat）的鑽石、納馬卡爾（Namakkal）的卡車製造和打井服務、 拉傑果德（Rajkot）的工程、賈姆納加爾（Jamnagar）的黃銅製品和阿格拉（Agra）的鞋類都以種姓網絡為基礎。順便説一句，所有這些中心都是由沒有受過多少正規教育的人創辦的，並且在沒有MBA的活躍參與下成長起來的。**也許正是因為MBA的稀缺，他們才得以成長。**這些企業家幾乎都屬於過去主要與農業相關的種姓。現存的縱向社會流動性令人震驚。在卡車業務中，司機和清潔工成為企業主並不罕見；鑽石拋光工也經常成為大商人。

**15.**2001-02年，古吉拉特邦的風箏製造業的總收入為3.5億盧比，現在已經達到80億盧比，這與州政府積極推廣“風箏節”密切相關。穆斯林作為企業家和工人也參與其中，其中70%的工人是穆斯林婦女。

**16.**你知道瓦伊迪亞納坦的“吠舍化”觀點從達利特人的案例中得到強有力的支持嗎？達利特印度商會和工業部有許多成功的男女會員。瓦伊迪亞納坦以此為例，分析了種姓羣體中的個體能動性：部分達利特人從預留政策中受益，部分從創業中受益，部分則從兩者中都受益。重要的是超越這種非此即彼的範式。

**17.**你知道印度大都市中的大部分水管工都來自奧里薩邦肯德拉帕拉區（Kendrapara）的表列種姓嗎？管道工不僅僅是作為工人，他們也是自己名副其實的企業家。有遠見的奧里薩政府（驚奇！一些州政府很上進）在肯德拉帕拉開設了一個州立水管技術學院。

**18.**你知道嗎？微不足道的華裔少數（我猜又是另一個種姓）開創了美容院業務，而今天這個業務及相關的水療業務主要由東北部的人，尤其是梅加拉亞邦的卡西人（Khasis）所主導？

**斯里尼瓦斯曾闡述特定地區存在着“主導種姓”的觀點，還探討了主導種姓對1952年後成年選舉的政治影響。**瓦迪亞納坦研究了不同州基於種姓的政黨。他主要研究了土地稀缺性問題，尤其是商業和工業土地的稀缺性，而不是作為政黨租金收入主要來源的金融資本。他提出了一個理論，鑑於與黨派資金相關的會計紀錄很少，即使是對種姓的忠誠也無法確保充分“信任”。**因此，黨派資金需要家族控制，甚至兄弟之間的競爭也會侵蝕信任，因為對財權的競爭可能會導致枱面上的政治分歧。**儘管瓦迪亞納坦提出了有趣的問題，但信息往往是零散和片段的。關於基於種姓的政黨政治，以及他提出的有關商業集羣和創業的思路，仍然需要更為深入的討論。

讀這篇文章的讀者會驚奇地發現，一場新的社會運動方興未艾。這場運動規模尚小，但或將意義非凡：部分種姓團體要求不被認定為落後種姓，不被給予預留。他們希望避免被污名化，他們對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可以憑自己的實力取得成功，而不需要任何救濟。**有趣的是，這場運動興起於泰米爾納德邦，而泰邦傳統上正是基於種姓預留政策的最激烈堡壘。**最近被稱為帕拉爾斯（Pallars）的種姓團體，已經被授予了預定種姓的地位，今天被歸類為達利特人，他們已經公開表示，他們的名字和地位被英國人口普查官員錯誤地列出，這個錯誤一直持續到今天。他們正確的傳統名稱是Devendra Kula Vellalar，他們希望取消他們的地位，希望不受保留地競爭。一隻燕子不成夏，但這很可能預示着扭轉我國社會和政治歷史的新趨勢。

當我們從早先的梵化世界轉向當代的“吠舍化”世界時，我的主要收穫是，我們早該停止通過西方學者的居高臨下的視角來看待我們永恆的種姓制度（讓我們甚至不再稱其為種姓，並記住，無論我們喜歡與否，它都是我們傳統文化的一部分），這些學者對他們所謂的自由啓蒙價值感到自負。相反，我們應該讓我們自己的知識分子探索這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的輪廓。一個無疑有疣的社會，但也擁有我們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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