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青年人來説, 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更像是一種雙向拯救”｜文化縱橫_風聞

✪ 曹豐澤

中國企業駐外工程師

【導讀】9月4日至6日，2024年中非合作論壇峯會在北京舉行。在全球化重構的時代浪潮裏，非洲對中國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這不僅僅涉及中國的對外發展空間，更關乎中國青年的未來發展方向。事實上，作為國家戰略的“一帶一路”早已與我們時代的氣質與氛圍、與每一個人息息相關。

本文開篇就指出：中國青年正深陷“內卷”，深陷一場“爭做人上人”的“永遠也玩不夠的漫長遊戲”。物質豐盈帶來的生產過剩，讓人們不再重視物質生產者**，各類“後現代議題”成為輿論中心**，各專業的“勸退學”都開始在互聯網上興起，**越來越多作為物質生產者被培養起來的人逐漸發現，自己不再真正被社會需要了。**隨着中國大踏步邁向生產過剩的時代，一大批青年卻似乎感到正被時代拋棄——選擇越來越少，競爭越來越強，青年人感到失去了“廣闊天地”，失去了“向上走”的方向。

本文的作者曹豐澤就是一位按“物質生產者”培養出來的工科博士。清華畢業後，他選擇到非洲從事建設工作。結合自身的經歷，本文對中國正在經歷的“生產過剩”與青年人的“內卷”給出了一個有力的回答：對於青年人來説，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更像是一種雙向的拯救。既是救人，也是救自己。

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人們因生產過剩而煩惱——在身份認同、意識形態上內耗；或是在“內卷”與“人上人”遊戲中內耗。**然而，****當30億生活在較發達經濟體的人口深陷生產過剩的苦惱時，還有50億人口正在為生存資源的不足而發愁。**當超過半數的人生存資源仍匱乏時，我們可能還沒有資格去妄談“生產過剩”。發達經濟體的30億人由物質生產過剩而引發的一系列後現代行為原本情有可原，但對照50億第三世界人民的絕對貧困來看，就變得荒誕可笑了起來。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正是希望在過剩與匱乏之間架起一座橋樑，幫助欠發達經濟體逐步進入良性的經濟循環。**曹豐澤在“一帶一路”的實地建設工作中看到，對於這個世界上的大多數人來説，物質生產並非沒有意義。**恰恰相反，物質生產是他們最需要的，而作為物質生產者的“我們”也是被需要的，是能夠為這個世界做出實際貢獻的。在這裏，“不論選擇何種路徑，何種事業，只要能夠堅定前行，都是向上走”。對於已經一隻腳踏進“後現代”社會的中國青年來説，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是一種雙向拯救。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8月號，原題為《假性過剩時代的雙向拯救****》，****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假性過剩時代的雙向拯救

**▍**過剩時代

**如今，“生產過剩”這個話題被炒得火熱。**的確，如果僅以發達經濟體以及中國作為考察對象進行分析，那“生產過剩”恐怕確實是個真命題。在發達國家，近半個世紀以來，伴隨着農業技術革命和大規模機械化生產的推廣，每名農業工人藉助機械所能耕種和管理的農田已經達到了成千上萬畝。如今，聯合收割機和植保無人機將絕大多數人口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在發達經濟體中，工業製造業正在逐漸進入和農業相似的階段。先是作為體力勞動者的產業工人被機械化、自動化的機器人流水線逐步替代；伴隨着AI技術的快速崛起，程序化的腦力勞動者也正在被機器迅速替代。**過去的勞動者尚且可以自嘲“實在混不下去了就找個廠去打螺絲”，如今這個玩笑已經不再好笑：很快就沒有廠可以給你打螺絲了，廠裏都是機械臂。**區區幾名工程師就可以管理一間碩大的“關燈工廠”，生產出可供數以百萬計人口使用的工業產品。這樣的場景，正在逐漸成為現實。

**當前這種物質生產的過剩，與馬克思那個年代的“悖論過剩”還有所不同。**19世紀的“過剩”，很大程度上緣於資本主義初始階段的分配不公，生產力並非真的能滿足每個人的物質需求，而是絕大多數人的貧困導致了有效需求的不足。當年，伴隨着舊行業與舊就業崗位的消亡，新行業與新的就業崗位還在不斷增加，二者的速率在總體上還算相互適應。

然而，如今的情況恐怕不同於19世紀。**當今的世界固然也存在着種種分配不公，但生產力的高度發達已然不是簡單的一句“分配不公”所能概括。**不論是農業產品還是工業產品，但凡是人類生活所涉及的必需品，而不是私人定製的奢侈品和服務，生產效率都早已達到了相當的高度，滿足全世界人口的使用早已不成問題。**由於高度的自動化，生產上述產品所需要的全部勞動力已經遠遠小於人類的適宜勞動人口。**同時，伴隨着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舊崗位正在以極快的速度消亡，這種消亡的速度是新崗位的增加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追得上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當今發達經濟體中不斷髮生的過剩，就是絕對意義上的過剩，是“真過剩”。

**▍**過剩的價值傳導

物質層面發生的變革，會隨着時間的推移逐步傳導到社會文化和價值觀的層面。物質過剩在文化層面的影響，就是物質生產者逐漸不再受到重視和尊敬。這倒並不是因為物質生產不再重要，而是因為物質不再稀缺，物質生產者的可替代性太強。這就像是空氣比黃金對人類而言重要得多，但黃金十分昂貴而空氣卻是免費的一樣，物質生產所涉及的勞動力數量太少，可替代性太強，物質生產者也就自然如同空氣一般不受重視了。

**在中文互聯網上，生產過剩的典型後果就是“勸退學”的興起。**所謂“勸退學”，簡單來講就是熟悉一個行業的人向外行和剛剛入行的學生揭示本行業的惡劣工作前景，包括收入低、發展空間小、工作環境差等，進而規勸新人不要入行或儘快轉行。它的興起最早可以追溯到21世紀最初10年，一開始是生物學科，後來逐步擴展到化學、材料、環境等不容易就業的理工科，隨後在2015年前後擴展到工作條件艱苦的土木、機械，最後是一切“傳統工科”。近年來，隨着互聯網大裁員的到來，連當年一枝獨秀的計算機也難逃被勸退的命運。在2024年，當前找工作的熱門選項是考公，因此與考公相對應的法學等學科暫時還算火熱。然而，公務員能夠容納下多少就業？絕大多數的參與者註定只是陪跑，這是所有人心裏都應該清楚的事情。

一兩門學科的勸退或許是個別行業的問題，可能是高等教育改革滯後於社會用工需求而導致的暫時性資源錯配。然而，全部學科的勸退恐怕意味着當今的整個就業市場都出了問題。或者説，也許並不是就業市場出了什麼“錯”，而是社會客觀上就發展到這裏了。

前些年，中文互聯網上經常嘲諷歐美髮達國家的人們“白左”，指責他們不關心物質生產，沉溺於種族、性少數、意識形態等“無用問題”的爭鬥，笑話他們是“認為食品是超市貨架上長出來的一代人”。然而，儘管我們可以指斥這種社會形態的愚蠢，卻不得不承認，這種社會形態恐怕是物質豐盈之後的某種必然。由於生產力的高度進步，發達經濟體中大部分的人口確實可以做到，從搖籃到墳墓，都不接觸生存必需品生產的任何一個環節，而只需享用這些必需品。美國甚至可以每天給大街上不參與勞動的流浪漢免費發放食物，儘管這些食品本質上只是大工業生產的殘羹剩飯，口味和品相也令人敬而遠之，但維持人的生存顯然綽綽有餘。在這樣的環境下，整個社會中的人把物質供應看作理所應當，對物質生產者蔑視甚至無視，並轉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所謂“對物質生產毫無益處”的事情上，恐怕並不稀奇。

**伴隨着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和工業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中國的社會形態如今也有走上這一方向的趨勢。**不光是食品，其他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工業品，包括服裝、日用品、小家電乃至汽車這樣的大件，如果你不關心它們的品牌和“面子屬性”，只關注它的功能和實用性的話，你會發現它們的價格都談不上貴。想要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實在是一道很低的門檻。在這樣的背景下，大多數人的精力被從生存問題上解放出來，轉而關注生存以外的內容是在所難免的。這些內容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文化下有不同的表現。**在美國，它是種族，是LGBT；在中國，它是“人上人”，是“內卷”。它們的共同點，就是不會隨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生產力的持續進步而被消磨。**種族的差異永遠都存在，而“人上人”則乾脆就是個相對概念。換句話説，這是個永遠也玩不夠的漫長遊戲。

這也就是 “做題家”“內卷”這些概念，在當今引發了越來越多年輕人共鳴的原因。**當今這個物質生產過剩的時代下，越來越多按照物質生產者培養的人逐漸發現自己不再真正被社會需要了。**在這個大背景下，如果他們還秉承着那種傳統的“做工—儲蓄—致富”的價值觀來指導自己的人生選擇，就會難以避免地在社會中變得多餘，成為“需要社會靠以工代賑來安置的對象”。現在這個時代，稀缺的不再是物質價值，而是情緒價值。在網上“整活兒”，直播在美國要飯，鐵鍋燉自己，為社會中他人帶來的效用反而比進廠打工、進行重複研發的科研活動還要大。相應的，社會對於這些提供情緒價值的人的金錢回報自然也比 “欲求參與物質生產而不得”的所謂“小鎮做題家”大得多。網絡小丑被社會需要，名利雙收；而只會物質生產的勞動者則成了多餘的人，這是當今時代發達經濟體所必須面對的社會問題。

****▍假性過剩

**然而，上文中所説的“生產過剩”，真的能夠代表我們這個時代嗎？**假如我們把視野放得更加開闊，不僅僅關注我們眼前的這些發達經濟體，而是望向整個人類社會的話，我們就會發現所謂的“生產過剩”背後的欺騙性。**當30億生活在較發達經濟體的人口已經深陷生產過剩的苦惱時，還有50億人口正在為生存資源的不足而發愁。**在地球上的大多數地區，人們普遍缺乏基本的生活設施，包括食品衣物、充足的電力、清潔的飲用水、基本的醫療和教育等。在非洲工作生活的三年，每每在互聯網上看到“生產過剩”這個概念時，一種深刻的內疚感就會油然而生。我時常感到自己對這超出半數的、正為稀缺所困擾的人類所肩負的責任還不夠。

單從技術層面來看，獲取上述資源原本不應該存在什麼障礙。非洲存在大量適宜開墾的土地，各種農業機械、化肥和良種的技術在發達國家早已成熟。然而現實中，這些土地並未得到合理的利用，上億的非洲人仍然陷於長期的飢餓。在非洲，適宜修建水電站的河流峽谷廣泛存在，水電站和供電、供水系統採用20世紀技術就可以輕鬆建成，幾乎不涉及任何“卡脖子”技術。然而現實中，有超過半數的非洲人在日常生活中根本得不到電力供應，與此同時，非洲每天都有價值上億美元的電力被白白浪費，流入大海。非洲人身患的各種疾病當中，有很多都是簡單易治的常見病，只需要經過簡單的診斷，服用藥物，就可以治療。除開各種疑難雜症，絕大多數治療常見病的藥品生產的邊際成本都不高，這些藥品只要能夠分發到人們手上，定期服用，就可以解決非洲相當一部分人的病痛。但現實是，大多數的非洲病人仍然深陷缺醫少藥的泥潭，在病痛的折磨中無能為力。

**在超過半數的人類仍然面臨着生存資源的匱乏時，我想我們還沒有資格去妄談“生產過剩”。**發達經濟體的生產過剩，在發達經濟體內部而言確實是真過剩；但放在整個人類社會的尺度上來看，卻是不折不扣的偽過剩。從這個角度來看，馬克思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時至今日並未過時，只不過理論的主體從發達經濟體內部的人們，變成了世界上的不同主權實體。發達經濟體的30億人由物質生產過剩而引發的一系列後現代行為原本情有可原，但對照50億第三世界人民的絕對貧困來看，就變得荒誕可笑了起來。

********▍********技術之外的阻礙

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今天，大半個世界都廣泛存在的絕對貧困究竟是如何產生的？我想，問題並不出在技術上和生產力上；而是出在技術之外，出在生產關係上。

首先，在當今世界，**生存資源的佔有與生存資源的需求是分開的。**少數發達國家佔有着物質財富的生產能力，進而也就相應地佔有着物質財富的分配權力。以各非洲國家為代表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雖然客觀上有着非常緊迫的生存資源需求，但卻因為並不直接掌握生產力，從而無法決定社會生產，不能主導自己的命運。在大多數非洲國家，精英階層和統治羣體往往嚴重依賴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前宗主國。他們幫助前宗主國從本國獲取礦產等資源，前宗主國獲取主要利益，他們則獲取次要利益。前宗主國負責對這一精英階層和統治羣體提供保護和支持。他們的統治結束後，往往會選擇移民這些前宗主國，財富也一併轉移。殖民關係雖然名義上已不存在，但在實際上仍然通過既有的模式持續着。這些財富無論是到了前宗主國，還是到了本國統治羣體手中，都無法轉變為國家的財富，為國家的再生產做出貢獻，自然也就無法用於滿足本國普通人的生存和發展需求。

那麼，這些前宗主國，或者説泛西方發達國家，對以非洲為代表的第三世界國家是否有援助呢？客觀地説，確實是有的，這也恰恰是非洲發展陷於困境的另一層原因。每年，國際社會都會投入相當的金額用於對非洲各國的援助，其中有食品、工業品，也有藥品，品類不可謂不廣泛。**然而在現實中，這些援助品對非洲而言意義並不大，有時甚至適得其反。**究其原因，非洲本身嚴重缺乏物質生產能力，這些援助的物資只是工業的終端製成品，並不能轉化為再生產的生產資料。同時，非洲國家的生育率普遍很高。在缺乏就業和教育的前提下，過高的生育率難以抑制，這些援助的物資事實上只能不斷推高非洲的人口，起不到任何促進社會進步的意義。人口越多，所需要的援助物資越多；援助物資越多，人口增長就越多。非洲始終缺乏獨立的造血能力，只能不斷地接受輸血。這樣的惡性循環持續下去，非洲人貧困落後的生活得不到根本的轉變，非洲好不容易才建立的脆弱的本土工業還會被這些外來援助物資沖垮。

**非洲需要的，絕不僅僅是這些末端的工業製成品，更是靠近前端的工業生產能力，比如基建、電力、工業設施和基礎教育。**只有通過這些基礎性的投入，才能讓非洲人親身加入現代工業循環的過程，而不是單純地接受救濟。現代化的教育和就業可以培養人的現代意識，激發人對現代生活的嚮往和理性掌控自我人生的主觀能動性，這些才是非洲社會走向現代化最為急缺的要素。從長遠看，對非洲進行系統性的工業投資帶給投資者的回報，也將遠遠大於單純地銷售工業製成品。

有觀點認為，國際社會每年對非洲進行的大量末端製成品援助，本身就是一些西方的跨國商業寡頭的陰謀，意圖把非洲的新興產業扼殺在起步階段，維持自己的產業優勢地位。也有觀點認為，蓄意扼殺非洲產業對這些商業寡頭而言毫無意義，這種陰謀論式的觀點並不能站住腳。不論背後真相如何，非洲的“援助破壞經濟”都是現實，而有能力幫助非洲擺脱這一處境的我們毫無疑問應當肩負起改變現狀的責任。這既符合全人類的長遠利益，也符合商業理性。

**以非洲為代表的第三世界國家之所以長期陷於貧困還有一層原因，就是現代組織模式的缺乏。**以非洲缺醫少藥問題為例，治療常見病的藥品本身並不昂貴。如果只是把這些藥品從生產廠家運輸到各個非洲國家的首都，成本並不高。但是，如何才能把這些藥品層層分發下去，送到需要它們的人手中？讓什麼組織來負責此事？這層層分發過程中的腐敗問題如何應對？常見病的診斷和藥品發放或許不需要太多的專業醫生，但是至少需要大量的具備初級醫療知識的衞生員，這些人員從哪裏來？原始狀態中的百姓不信任現代醫藥，與醫務人員衝突又該怎麼辦？就算暫時把這些常見病治好了，那麼下一步，又該如何教這些百姓預防疾病？這些都是極其現實的問題。所有這些問題疊加在一起，要比簡單的分發藥物難得多。

再比如，大多數的非洲村落都沒有井，取水相當困難。村裏的婦女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頂着水桶去附近的河流邊打水，一遍一遍循環往復。有些村子距離水源地相當遠，往返一次要花費數小時，但她們仍然這樣一遍又一遍地循環往復前去打水，不覺絲毫不妥。他們也從未想過要打井，即使客觀條件完全允許。舉個例子，有個村子的經濟條件還不錯，距離我們項目比較近，項目不僅給了他們錢，而且很多村民都來當了工人，賺到了工資。他們拿着這些錢蓋了一些紅磚房，但仍然想不到要去打井。我甚至見過有些村子，在一些外部組織的援助下打了井，但是根本不維護和清理，很快就廢棄了，完全沒有我們中國人所熟悉的“由奢入儉難”，彷彿每天花費大量的時間去河邊打水是一種帶有神學意義的使命一般。有些中國人來到非洲之後，看到非洲人不打井、有井不維護放任水井荒廢，把這歸咎於非洲人“懶”。可是如果真的是因為懶，那不是更應該好好維護水井，免得每天大老遠地趕去河邊打水嗎？歸根結底，這種所謂的“懶”，實質上是一種意識的缺乏，他們想不到也想不通，為什麼要有井，為什麼井需要維護，為什麼要把去河邊打水的時間和精力節省出來。這種意識的缺乏，才是非洲社會中真正值得思考、真正需要改變的地方。

要想讓這樣的百姓逐漸接受現代的生活方式，需要教育去一步步地推廣普及，這注定是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座水井的背後尚且涉及那麼多需要克服的困難，那一座水電站呢？一條鐵路呢？它們的建設過程所涉及的阻力，足以讓一個標準的私人資本望而卻步。在非洲，要想做成一件事，技術之外的阻礙才是最嚴峻的。

相比周邊的國家，坦桑尼亞的現代化進程相對順利。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在尼雷爾總統時代，坦桑尼亞在全國建立了具有一定功能的基層組織。這些基層組織或許不夠完備，也不能面面俱到，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問題，但它們至少有效地將坦桑尼亞大多數的人口成功地納入了國家的管轄之內。在此基礎上，國家的行為和意志可以輸送到末梢的基層組織上，國家治理中出現各種問題至少可以逐步着手解決，而不至於束手無策。

欠發達國家不直接掌控生產資料；末端製成品的援助破壞了工商業的起步；現代組織模式的缺失阻礙了現代化要素的傳導。此三者結合，共同促成了當今人類社會物質過剩與物質不足的矛盾局面。一邊是極端的物質富足導致發達經濟體的人民喪失對物質進步的興趣**，轉而在種族、性別、“人上人”等後現代內耗議題上消磨掉多餘的精力與生產力；另一邊則是生產力的極端落後使得落後經濟體的人民身處前現代困境中，連基本生存都難以保障。**而能夠將二者銜接起來的，工業的擴散，資金的流通，以及一種腳踏實地的生產與分配努力，卻總是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而受到阻礙。

********▍********解決嘗試

面對這樣不公的局面，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我想，這是一個漫長而艱鉅的課題。這種極端化局面的形成並非是某個個人的責任，它背後的成因也根植於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中。我們首先要做的，是要堅定與這種局面長期共存鬥爭的決心，不能幻想畢其功於一役地解決這種不公。

在國家層面，我國正在持之以恆地推進這項工作。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親歷者，在我看來，“一帶一路”的各項舉措和嘗試正是在盡力地彌合這兩個極端。它並非試圖在區區數年或者一代人之內徹底消滅世界範圍內的貧困和落後，而是儘可能地將兩個極端銜接起來，利用發達經濟體現成的產能幫助欠發達經濟體逐步渡過危機，進入良性的經濟循環，在過剩與匱乏之間架起一座橋樑。

在這項工作的實際開展中，我們不難發現，即使同在一個區域，不同國家之間的國情也相差巨大。有些國家政局相對穩定，政府行政有力，社會矛盾可控，人口循環相對良性，已經在本國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上開了個好頭，對於外國投資者而言更為友好；而有些國家則政局相對混亂，政府統治薄弱，社會矛盾激烈，人口陷入惡性循環，工業化、現代化遙遙無期，對於外國投資者而言風險巨大。

**對於中國而言，面對國情各異、風險各異的不同非洲國家，進行大水漫灌的投資，可能並非最好的選擇。**或許更好的方式是，在每個區域內，選擇少數幾個本身投資條件相對較好、對中國比較友好的國家進行重點的“滴灌”投資。

從工業發展的效率上講，將同樣的資金用於對少數優秀國家相對集中的投資，遠比大水漫灌的收益要更加豐厚可靠。所謂的“集中投資”，指的是在不違背經濟規律的前提下，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對對象國的基建、能源、支柱產業進行相對大規模的投資，確保這些項目平穩落地，並進行一段時間的扶持，讓其產業能夠從0到1初步成形。

這些國家本身的發展前景更好，對其進行集中投資，資金的利用效率會更高，因為各種原因造成的浪費和破壞會較少。對於對象國而言，這一批短時間高強度的投資，可以幫助其跨越現代化過程中最艱難的起步區間，讓其至少成形一個產業，形成良性循環。對於投資者而言，則可以在該市場建立起產業優勢，資金的回報率會更高，也能排除掉一些潛在的破壞勢力。

對非洲而言，中國是一個遙遠的域外國家，文化相隔。我國與那些殖民主義國家有着本質的區別，在國際上無論開展何種工作，都必須建立在完全尊重他國內政的基礎上。因此，即使我們的經濟硬實力相對強大，也很難越俎代庖，在非洲直接發揮影響力。**如若我國能夠在一個區域內，幫助少數兩三個國家建設成為本區域內的發展樣板，那就可以形成很強的示範效應。**這些國家可以作為工業化的種子，為區域內國家提供稀缺的工業基礎，幫助它們適應新的經濟模式；同時在文化上，也可以引導周邊國家逐步摒棄混亂的零和鬥爭泥潭，走向安定和發展。

同時，**“滴灌”也意味着更加科學合理的產業規劃。**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投資的規劃固然離不開市場化的調節，但完全自由市場環境下的投資往往帶有一些盲目性和短視性。那些投資回報週期長、風險較高的能源、基建類項目，往往因為缺乏資金而難以落地。而輕工業項目若沒有這些項目的依託，發展前景也有限。大量新建的電力設施可以輕易地帶動用電工業的大規模投資，新建四通八達的寬闊街道可以促進居民更多地買車，但這些結論反過來卻不能成立。如果能夠有更高層面的協調力量，對投資進行統籌和引導，讓基建、能源、普通工業和服務業等各行業的投資比例趨於協調，那這些投資就可以發揮出事半功倍的效果，對投資者和投資所在國而言都是有益的。在合理的產業規劃下，重複建設、過剩建設、不合理建設的情況也能減少，寶貴的投資更不容易被浪費。在長期中，這種“優先集中，逐步放大”的投資模式，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雙向拯救

**對於青年人來説，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更像是一種雙向的拯救。既是救人，也是救自己。**對於落後經濟體中生活的人們而言，沒有人喜歡食不果腹、疾病纏身的生活，我們口中所謂的“過剩產能”對他們而言或許恰恰是求而不得的救命稻草。由於文化的差異，我們與非洲人對於幸福生活的定義或許不同，我們每個人想要達成的目標也各不相同，但我想，人至少要擁有選擇的權利。人可以選擇終日躺在河邊的樹下曬太陽，不追求更多的物質享受，但那應當是在他已然經歷過多種不同的生活之後出於本人的意願做出的選擇，而不是自出生起就懵懂迷茫地被迫重複這同樣的人生。

對我們自己而言，這也是找回價值感的一種方式。**或許你也會有和我相似的體驗：工作本身帶來的疲憊感，是容易通過簡單的休息消除的；真正難以消除的痛苦在於，看不到自己工作的價值和意義，以及整日沉浸在無休無止的後現代議題中消耗自己。**我們可以在“一帶一路”的工作中清晰地看到，對於這個世界上大多數的人類來説，物質生產並非沒有意義。恰恰相反，物質生產是他們最需要的，而作為物質生產者的我們也是被需要的，是能夠為這個世界做出實際貢獻的。

只不過，要想真切地為這個世界發揮出我們的價值，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生產，不僅僅是工時的簡單投入和技術的單純進步。它需要我們持之以恆地革新和改良生產關係，需要我們對國際關係有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更需要我們面對無數個細碎難解的問題鍥而不捨但又不失靈活地轉圜面對。

在長期中，我們很難回答非洲的現代化進展是否存在一個無法突破的天花板，也不知道這個可能的天花板在哪裏。對現在的我們而言，談論這個問題未免過於奢侈。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非洲的未來究竟能發展得如何，與我們的努力密不可分。如果我們能夠以更高的效率推進非洲的產業發展，加快現代組織形成的速度，非洲就能以更快的速度安定下來，步入發展的正軌，過快的人口增長所帶來的貧困和失業問題就能更快得到遏制，由於物質匱乏導致的悲劇就能少發生一些。不論非洲的天花板位於何處，當今的非洲都與這層所謂的天花板相隔萬里。**這是一片萬物萌始的大陸，不論選擇何種路徑，何種事業，只要能夠堅定前行，都是向上走。**這裏的一切都異乎尋常的艱難，但也都異乎尋常地飽含希望。

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去企圖在地上建立天國，也不能幻想歷史的終結。發展就是這樣，它就像人的成長，我們焦頭爛額地解決了一個問題，緊接着就要湧現出成百上千個問題，令我們應接不暇。我相信，隨着非洲的逐步發展，在未來，也會有數不盡的艱難險阻在這片古老的大陸上不斷湧現。這些問題中有我們在自身的發展中曾經經歷過的，但更多的恐怕是我們也未曾經歷的。這些問題該如何解決？肉體凡胎的我們自然不敢妄下結論。**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80億人的智慧，肯定會強過30億人的智慧。**屆時，一個“真性過剩”的社會想要突破藩籬走出一條新路來，一定比現在這個“假性過剩”的社會要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