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直奉戰爭前的直吳與奉張_風聞

（前幾天發一小文，對某電視劇中張作霖吳佩孚兩位大帥那身行頭做了批評，引來一些網友對張吳二帥的討論。寫不出新東西，貼一篇寫於二十多年前的舊文，聊以應和。）

軍閥，都是那個德性，共同點遠大於不同點。但即便是兩片樹葉，總還有不同的地方，何況軍隊派系。1924年時的吳佩孚暨直係軍閥與張作霖暨奉系軍閥，這二者就有很大不同。

那這二者有怎樣的不同呢？

一，成軍的歷史不同，內部凝聚力的強弱不同

直係軍閥是由北洋軍閥分化而來的。1916年，袁稱帝暴死，北洋軍閥羣龍無首，段祺瑞欲獨攬軍政大權，結黨營私，排除異己，引起與段資望相當的老把兄馮國璋的不滿，二人的明爭暗鬥日趨激烈，最後便以鄉誼、隸屬和利害關係分裂為直、皖兩大派系。直係軍閥集團即由此而來。

1919年馮國璋死後，曹錕繼馮成為直系首領。曹御軍能力並不強，但對部下較寬厚，特別是對吳佩孚特別信任，曾在對奉張的政治鬥爭中用白話給吳佩孚打電報（那時不興用白話打電報）：“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親家雖親，不如自己親”（曹張為兒女親家），給吳以軍政全權。漸漸地曹變成了直軍名義上的首領，實際統帥則是吳佩孚了。

直皖戰爭中皖系戰敗瓦解，一些原依附於皖系的部隊倒向直系；第一次直奉戰爭後奉軍敗退出關，直系把持了北京政權，一些騎牆派也轉而投入直軍陣營。至此，直系的勢力達到巔峯。

奉系軍閥是在張作霖、馮德麟的保險隊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民初，在巡防營的基礎上採用新制編成第27、第28師，依附北洋軍閥，是為旁系。

張在任第27師師長後，先是聯合第28師師長馮德麟逼走段芝貴而奪取奉天軍政大權，再利用張勳復辟推馮德麟下水而吞併其28師，又借黑龍江內訌而得漁翁之利，最後出兵用武力佔領吉林。至此，張作霖完成了對整個東北的佔領，並以第27師、第28師為基礎，逐步形成了奉系軍閥集團。

從直奉兩軍成軍的歷史來看，不難做出對比。首先，直係軍閥集團是由原屬不同派系或分支的軍隊不斷加盟組成的軍事同盟體。而奉系軍閥集團則是通過細胞增殖的方式由小到大逐漸發展壯大起來的一個有機整體。奉軍中唯一的例外是張宗昌所部，但此時的張宗昌部還僅僅是一個旅，無足輕重，還沒有影響到整個奉軍的構成。

因為這個區別，在直軍中，由於其內部派系龐雜，動機各異，使得這一軍事同盟體從一開始便是鬆散的和不穩定的。以第二次直奉戰爭直軍參戰序列為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第1軍司令彭壽莘等均是吳佩孚親信將領，所部又都是久經戰陣的沙場勁旅，能打也肯打；

第2軍司令王懷慶等卻都是腐敗不堪的清末舊官僚，所部也多是以舊式巡防營為主改編而成的軍隊，只是委身於曹吳所把持的北京政府而已，既不能打，也不肯打；

第3軍司令馮玉祥所部，倒是能征善戰，但馮並非吳之嫡系，又因與吳的關係鬧的很僵，此時更是早萌異志，是能打卻不肯打；

第4軍曹瑛所部，是曹大帥的子弟兵，忠誠度是沒説的，怎奈這位曹七爺的“茶壺隊”，嫖賭是行家裏手，上陣打仗卻不行了，可謂是肯打卻不能打。

直奉戰爭中，直軍還編有10路援軍，可除了楊清臣、靳雲鶚等部外，其他全是陝西、河南、熱河、察哈爾等地方土著，其戰鬥力和可靠程度都很難説。

從這個陣容上，就不難看出直軍內部組成的繁雜了。

再看奉軍，由於是通過細胞增殖的方式一點一點發展起來的，其內部師旅都是一脈相承。它內部構成的純潔遠遠超過被稱作北洋正統的直系和皖系，此時的奉軍可以説是一個堅強的整體。

戰爭中，奉軍一線主力三個軍，第一軍軍長姜登選，副軍長韓麟春； 第二軍軍長李景林，副軍長張宗昌； 第三軍軍長張學良，副軍長郭松齡，除張宗昌出身綠林，其他五人全是張作霖一手提拔重用的少壯軍官，或出身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或出身國內新式軍校。軍事知識沒問題，忠誠度更是沒得説。即使非嫡親的張宗昌，投靠奉張後，此時剛剛得到重用，出於義氣，感恩戴德，那打起仗來也是拚了一百二十分的力的。

第二線三個軍算不上主力，但第四軍軍長張作相、第五軍軍長吳俊升、第六軍軍長許蘭洲，又都是張作霖的老哥們，能不能打放在一邊，至少忠誠度也是沒得説的。

實際上，經過了整軍經武后的奉軍，各軍已經是模塊化編組，各軍所轄師、旅跟這個軍的軍長已經不存在太多行政上的關係，而主要是戰時的指揮關係。那麼再看這所有師旅的長官，你就又會發現，除了張宗昌第三旅略有不同外，已經全是張作霖嫡系。

對於直系和奉系的內部構成，可以打這麼一個比喻，奉軍就好比一束自然生成的花，而直軍則是由相同的或相似的花瓣與枝葉捆綁而成的花。前者基本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而後者不是。

其次，從兩派首領和所轄部隊的關係來看，也有很大的不同。直系從北洋軍閥中分化出來後，第一代首領馮國璋的地位與聲望遠在曹錕、李純、王佔元諸人之上，當時的皖系把持着北京政權，直皖矛盾比較突出，在這種皖系勢力壓迫較大的情況下，直軍各將領還能齊擁一主共患難。馮死後，曹錕繼起為直系領袖，其能力和資歷就很難與其扮演的角色相稱了，雖有吳佩孚這麼一員能文能武、有勇有謀又忠貞不二的大將為其主持一切，但在全部直係軍閥中，吳説話也未必都好使。

吳佩孚長於治軍練兵和打仗，所率部隊訓練有素，紀律嚴明，曾因徵湘時的羊樓司大捷而一戰成名，後來又因一戰勝皖再戰勝奉而被稱為“常勝將軍”。美國的《星報》稱其為“中國軍閥的巨魁”。但在那個時代，“蓋北人對長官之忠，非發生於公的意識，全基於私的感情，服從之外，更有報恩的觀念”。對於新的上司，由於沒有歷史的淵源，其效忠觀念和服從意識都要大打折扣。不用説騎牆派和臨時依附的了，就是同屬於老直系的第2師、第6師系統，由於和吳屬於不同的支派，對吳的服從也是有條件的。吳能夠指揮裕如的，僅限於由第3師擴編的和由吳一手提拔的將領而已。

奉軍的情況又不同了。從奉軍初建到張作霖被炸身亡，張自始至終是奉系軍閥集團絕對的和唯一的領袖。其部下將領，不是他起家時的老哥們，便是經他一手提拔的軍校學生。雖然奉軍中也有老派、新派之分，新派中又有土派、洋派之分，但不管是哪一派，卻共同擁戴張氏一人，戰爭中也能做到一致對外。故在奉軍中，軍令政令可以做到高度統一和集中。這一點，是吳佩孚和他指揮的直軍做不到的。

可以這麼説，奉軍是由張作霖親手締造的，而直軍的締造者既不是吳佩孚，也不是曹錕，也不是馮國璋，而是早已死了的袁世凱。

這麼説吧，張作霖相對於奉軍，是領袖；而吳佩孚相對於直軍，則只是盟主。

二，選將用將的標準不同，骨幹結構及穩定狀況不同

首先表現在選將上，吳張二人標準不同。

吳佩孚文才武略俱佳，屬於上馬殺敵下馬作詩那一類人物。其優點是愛惜名節，為官清廉，不貪財也不好貨，因而在軍民中享有較高聲譽。弱點則是恃才傲物，驕狂自負，唯我獨尊，其部下稍有稜角，便難以在其手下長期供職，故所用之人，多是頭腦簡單、毫無見解的庸碌之輩。如其手下號稱“四大金剛”的張福來、董政國、楊清臣、時全勝等，均是出身行伍的老粗，除了聽話，並無長處。雖也驍勇善戰，不過是一介武夫。至於在政治上，則更少遠見。這一點，吳完全繼承了袁世凱的衣缽，“到底還是不識字的人靠的住”。

張福來在做河南督理時，因識字不多，日常事務全交與參謀長代拆代行，參謀長不在時，公文在案頭堆成山，也不管不問。而吳佩孚竟能容忍，最根本的原因是吳認為張不會背叛自己，讓幹什麼幹什麼，讓打誰打誰，後期投效的劉玉春也差不多，基本沒什麼政治遠見，對吳愚忠而已，但張福來、劉玉春等也正是因此而成為吳之愛將。曾畢業於陸軍大學、智勇兼備的王承斌、靳雲鶚等，便都和吳相處得不甚歡洽；而桀傲不馴、雖是老粗出身卻熟諳政治的馮玉祥，就更是與吳勢同水火。彭壽莘似乎算是既忠實於吳又有些稜角的，但彭的稜角，也和劉玉春等人的稜角一樣，主要表現在軍事指揮上的嚴厲與個性上的倔犟，在建軍上、政治上卻也是因循保守，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革命性的見解與突破，因而也就不可能跟上時代的發展與變遷。

吳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戰敗後，其所重用的親信將領便也一蹶不振，無一能助吳再起，有所作為；曾畢業於士官、陸大的直系後起之秀孫傳芳、周蔭人、盧香亭、陳調元等，割據東南，儼然一派，而屢受排擠和壓制的馮玉祥、王承斌等，則完全走到了對立面。

這是必然的。什麼樣的角色演什麼時代的戲，吳所用的親信大將，全不是也不可能是可以跨時代的人物，他們的出身以及所受到的思想灌輸註定了要與那個舊的時代同歸於盡，而不可能跨越到新的時代中來。

相比之下，出身草莽，本身並未受過什麼教育的張作霖。在選才上卻顯出過人之處，手下集中了一大批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臣武將。張的私生活極奢侈，馭軍亦寬，故奉軍軍紀始終很差，這是其劣。

但張的優點是重然諾，講義氣，對部屬不拘上下，頗善攏絡。只要是選準了的人，不惜屈身以求，不管誰反對不反對。如為借重王永江，曾和多年的把兄弟鬧僵；為支持常蔭槐，也曾使最受寵的五夫人低頭讓步。後來的事實證明，奉天的文治，王、常二人確實有很多建樹。

在武的方面，不拘一格提拔重用楊宇霆、姜登選、韓麟春、郭松齡、李景林等人，均一時將帥之選。各將領為報知遇之恩，不負厚望，在整軍經武中大膽革新，使奉軍從裏到外發生極大變革。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眾將領作戰都十分賣力。姜登選經常是攜一條皮褥子就住在一線塹壕裏不分晝夜現地指揮，郭松齡則每戰必親冒矢石，奮臂疾呼。

更重要的，由於這些接受了新知識的將領思想意識上的傳幫帶，像老雞孵小雞一樣，給奉軍以後的人才培養和使用鋪開了路子，使之能夠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在這點上，足可見張作霖的知人善任。

其次表現在用將上，吳張二人收放不同。

不論是訓練，還是作戰，吳佩孚都能做到身先士卒，與下屬官兵同甘苦，故所屬嫡系部隊都從感情上崇拜吳的為人，其部隊紀律遠比奉軍好出很多，軍民關係亦好，由其親手訓練的部隊，也的確是能征善戰，士氣高昂。但吳對部隊抓得過死，事無鉅細，極為嚴苛，也養成部下謹小慎微、事事依賴的習慣。有吳在上指揮固然可行，一旦失去吳的直接控制，則無所適從。

張作霖本身沒什麼才學，但其對部屬的使用則大膽放手，特別在軍事上，並不多加干涉。奉軍整軍經武和第二次直奉戰爭時，其部隊訓練、作戰全交給楊宇霆、姜登選、郭松齡、李景林等全權處理，使得這些日本士官生、北洋陸大生可以大刀闊斧，很好地施展。

當時外人曾有這樣的評論：“兩軍之間的主要差異……在直軍部隊中一切均由總司令指揮，但就其部下而言，則多數人既不稱職又心存不良。可是另一方面，在奉軍部隊中，當張作霖本人不在時，則一切均由其部下指揮……不考慮吳佩孚元帥的個人剛毅品質，在目前他可稱為是一位中國最有謀略的將軍，但遺憾的是，他卻缺乏挑選和訓練出優良的下屬來管理好他的部隊，正因具此特點而導致了他在1924年的戰敗，甚至大大地妨礙了他日後權勢的恢復。”

再次表現在用人不疑這一點上，吳張二人也有不同。

由於直軍內部構成的複雜，吳佩孚對編在己方作戰序列中的一些重要將領充滿了疑心。比如對馮玉祥，吳擔心馮氏坐大與己不利，在馮督河南時，即與吳不睦，後更調馮離豫，給予空頭無地盤的陸軍檢閲使虛職，賴馮與曹跪求，方保存了實力，但部隊勉強維持，步履維艱，種下馮吳之間的仇恨，從而埋下禍根。

當然，依馮的為人，即便吳把心肝掏給他，也難保他不倒戈，但如果不逼的太急，馮與胡孫等也許不至於那麼迫切地走到一起。

再如，和吳佩孚同是第三師出身的直軍大將王承斌，因是奉天人，吳疑王通奉而剝奪了其帶兵權，弄得王承斌後來真的通了奉，從而又造就了吳氏敗北的一個內奸。

再來看張作霖對部下將領的信賴。開戰時奉軍第1軍軍長姜登選是直隸人，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辛亥革命和護法戰爭，與張作霖並無淵源，但當其投靠奉張後，卻馬上受到重用，先是負責東三省陸軍整理處，為奉軍的整軍經武立下頭功。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又擔負山海關主戰場攻擊作戰，與直軍第1軍軍長，人稱“刺彭”的彭壽莘對陣，算是棋逢對手。長城線上兩軍反覆爭奪，天上飛機助戰，地下炮火翻飛，間以敢死隊白刃相拚。把個山海關古戰場弄了個屍積如山，血流成河，演出近代軍閥混戰史上空前慘烈的一幕。姜為奉軍取勝立下了汗馬功勞。

奉軍第2軍軍長李景林也是直隸人，也是在直皖戰爭後才投靠奉張的，但歸奉後，很快就得到張的賞識。第一次直奉戰爭中，李在奉軍陣營對直軍作戰表現甚佳，張當即許諾戰後升李為師長，但戰後奉軍整軍經武，廢師還旅，張作霖卻為兑現承諾，單獨保留一個師，讓李景林當了師長。第二次直奉戰爆發後，張又委李為第二軍軍長，授以西線指揮全權。李為報知遇之恩，率部拚死衝殺，而直軍在這一線迎戰的第2軍軍長王懷慶等則遠非李之對手，故奉軍第2軍勢如破竹，捷報頻傳。

直奉戰前，孫傳芳曾周旋於洛陽和奉天之間，歸來後曾對人説：“張作霖人格品德不及吳，氣魄氣量則過之”。孫的話，説得還是比較準的。

對比吳張二人選將用將的風格，如果説吳佩孚有點像諸葛亮的話，那麼張作霖則更接近曹操。

當然也必須看到，造成吳、張二人在選人用人上的不同，除了個人內在的因素外，更多也與二人所處環境有很大關係。張作霖所處的背景是東北統一已經完成，王位獨尊了，而吳佩孚所處的背景則是關內派系林立，危機四伏。那個時空下，如果將張與吳換個位置，怕是張也得這樣處處警惕，人人提防，這從奉軍入關後郭松齡倒戈和其對張宗昌、李景林等人關係的微妙變化上就可看出來。討論二人選將用將上的特點，不能把責任全推給個人而拋開這一客觀歷史因素。

三，人才的代謝不同，生命力延續的長短不同

第一次直奉戰爭中，直軍投入兵力六萬多，大炮一百門，機關槍一百挺；奉軍投入兵力十二萬，大炮一百五十門，機關槍二百挺。從雙方兵力和裝備上看，奉軍佔明顯優勢，但戰爭的結果卻是奉軍慘敗。這裏面原因很多，其中主要一條就是奉軍多是由張景惠、張作相等綠林好漢指揮，其部隊全是沒經過現代化訓練的烏合之眾，作戰仍是採用與鬍匪爭鬥時猛打硬拚的戰法，適應不了已經變化了的戰場和變化了的對手。而直軍參戰部隊多是經吳佩孚親手訓練並在關內歷次戰爭中久經戰陣的新式軍隊，故能一舉戰勝。

1921年12月，直奉第一次戰爭前夕，張作霖曾與美國學者孟祿談話，當談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新的戰術、兵器時，張作霖不屑一顧地説：“不用聽他們吹，兩軍相見，還得靠拚命，豁的出死去，便可以致勝”。大概這便是第一次直奉戰爭時奉軍的軍事思想了。

戰爭中，與張作霖預想完全相反的是，張作相、張景惠等老派指揮的部隊都潰不成軍。而新派郭松齡指揮的3、8旅，卻雖敗而不潰，全軍而退，保存了實力。所部王興文團在勢如破竹的直系追兵面前，在山海關的石門寨一帶佈置有組織的抵抗，令吳佩孚也對其刮目。雖王興文戰死，但遏制了直軍的追擊，保證了奉軍大隊人馬的安全撤退。另一新派李景林指揮的第3梯隊，在東戰場還曾挫敗直軍張國榕部，取得局部勝利，使張作霖大喜過望。

這一切，使戰前老派看不起新派的風氣有所收斂，也使張作霖戰前的一些觀念得到改變，而以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的楊宇霆、姜登選、韓麟春等和畢業於北洋陸軍速成學堂、陸軍大學的李景林、郭松齡等為首的新派開始佔了上風，並取得了張作霖的信任。於是，一場被稱作整軍經武的軍事改革在奉軍中推開。

這次改革，涉及到軍事思想、編制、服制、軍械、軍需、軍法等許多方面，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方面便是人才的更新代謝。除了破格提拔使用上述新派將領外，還用優厚條件大量吸引國內外軍事學校畢業的學生，使許多原在關內軍隊任職的軍事人才出關投效。後來成為奉軍和東北軍高級將領的何柱國、楊正治等便是在這個時候出關投奉的。

在談到為什麼投奉時，何柱國説：“在當時的北洋軍閥中，都熱衷於用行伍出身的軍官來帶兵打仗，對學生出身的人只能用作參謀之類的幕僚人物。獨有奉軍與眾不同，很多學生出身的軍官可以直接帶兵作戰。”

大概主要就是這個原因，“保定軍校職教各員接踵來奉，旅館客棧大有人滿之患。”（白堅武日記）

張不懂軍事，但對軍事人才的培養卻十分重視，比如對東北陸軍講武堂的治理，除在器械、經費、教學力量等方面給予充分的滿足外，還大力選派士官生、陸大生到講武堂執教，以強化師資。每次講武堂有重大活動，張也必親臨訓話，對於畢業的學生，也能夠很好地任用，使這時的奉軍人才建設走上了一條正規而又健康的軌道。

如果把這一時期奉軍的人才稍加斷代，則大致可以分為四代：

第一代是以和張作霖一起拉桿的綠林好漢為主，其代表人物有孫烈臣、張景惠、張作相等，年齡多在五十歲以上。

第二代是以清末民初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北洋陸軍速成學堂、陸軍大學的軍官為主，其代表人物有楊宇霆、姜登選、李景林、郭松齡等，年齡大都是四十歲左右。

第三代是以畢業於保定軍校的軍官為主，代表人物有劉翼飛、王以哲、劉多荃等，年齡基本在三十歲上下。

第四代是以整軍經武以後畢業於東北陸軍講武堂和留學日本各軍事學校歸來的軍官為主，代表人物有呂正操、萬毅、高福源等，都還是二十歲出頭的青年。

因為有了這種成梯次配備的眾多出身軍校的軍官做各級骨幹，這支起自草莽的綠林隊伍脱胎換骨，徹底變了樣，不僅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戰勝了直系，洗雪了上次戰敗之恥，而且大大延續了它的生命。

第一次直奉戰爭後，奉軍第一代退出，第二次直奉戰爭，全是由其第二代唱主角。二戰取勝後，姜登選死於郭松齡之手，郭松齡倒戈又被殺，李景林懷貳被黜，韓麟春病死，楊宇霆遭誅，其第二代基本消失。1928年，奉軍易幟變成了東北軍，跨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其第三代又開始唱主角，直到大陸解放，才被趕下了軍事歷史舞台。第四代的蜕變更顯著，他們當中的不少人，在後來風雲激盪的戰爭舞台上，華麗轉身，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開國將領。

直係軍閥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取勝後，把持了北京政權，勢力達到了頂峯。但與奉系不同的是，吳佩孚卻沒有注意到人才的新陳代謝。第二次直奉戰爭時，直軍各高中級帶兵官仍主要是一些北洋建軍初期投軍的和吳佩孚同屬第一代的行伍軍官，如張福來、董政國、彭壽莘、楊清臣等。當時陸軍大學畢業而在直軍中任職的為數並不少，但除極少數擔任部隊主官外，多數卻只擔任各級的參謀長等幕僚職務。

在直軍和由直軍分化出來的國民軍即後來的西北軍中，參謀長的職權、地位和作用是極其有限的，他們只是服務於各級主官，代行作戰策劃和政治聯絡等項工作，至於在軍隊建設和政治方向等重大問題的決策上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很小的。如師景雲、張聯棻、李濟臣、李藻麟等當時陸大生中的佼佼者，都曾較長時間服務於直軍，就連有兵學泰斗之稱的蔣方震，也曾一度出任吳佩孚的參謀長，但所有這些人都不曾發揮出任何顯著的作用。

當時國內最好的軍校——保定軍校，就在直系的統治中心，但由於不受重用，大量的保定軍校畢業的學生，北走胡，南走越，只有少數留在直軍中甘當幕僚，未能形成像奉軍那樣的人才隊伍的梯次配備。

第二次直奉戰爭時，直軍的人才已是青黃不接。正如吳的幕僚白堅武所言，“當直系盛時，識者已有隱憂之痛，以用人一端言之，陳陳相因，無些許吸收新進以為元氣補充。觸目均屬驕逸腐朽之氣，安往而能持久也。新陳代謝之旨，非獨曹了無所知，即吳在當時亦有所未悟，故所用不偏徇於鄉籍，即沾濡於關係，間有論列，收效甚難，餘聞陸軍學生為直系所排斥不用，出關者相續不絕，可證直系用人之失策矣”。

直奉大戰後，吳佩孚的核心力量已經瓦解。北伐戰爭的兩湖戰場上，面對滾滾而來的國民革命洪流和年輕的北伐軍的凌歷攻勢，直軍，這支曾經橫行大半個中國的百戰勁旅，由於沒能及時地輸入新鮮血液，在政治的和軍事的巨潮面前，再也抖不起往日的威風，很快地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摧枯拉朽，灰飛煙滅了。

值得一提的是，與吳佩孚第三師繁殖的嫡系有所不同的是，由直系分化出的孫傳芳部五省聯軍，由於孫傳芳、齊燮元、周蔭人、盧香亭、劉宗紀、鄭俊彥等都出身中日新式軍校的關係，卻比較注意吸收新進，集中了一大批畢業於士官、陸大和保定軍校畢業的學生，形成了人才的梯次配備，如後來成為國民革命軍將領的陳調元、王金珏、上官雲相、施中城、裴昌會等。雖然它同樣遭受到北伐軍的打擊，但由於其新的造血功能，使它的為數不少的年青將領和部隊，在國民革命的大潮面前，撥轉了政治航向，脱離行將滅亡的舊的營壘，投入國民革命陣營，從而大大延續了它的生命。

（原創並發表於1998年，編輯於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