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仿製藥巨頭觸目驚心的造假案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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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最大的仿製藥生產國印度，曾經的仿製藥巨頭企業蘭伯西一度行銷全世界，但如日中天之後，終於夢斷美國，最終倒閉收場。今天的文章講述的是蘭伯西製藥公司的研發主任拉金·庫馬爾博士發起的一項公司內部調查如何改變了公司的命運。
撰文 | Katherine Eban
翻譯 | 高天宇
2004年8月18日印度古爾岡
早晨8點30分，外面的熱浪已經令人窒息。迪內希·薩庫爾環顧會議桌旁的六名項目經理，看見六張疲倦的面龐。他們知道這次會議很重要，但不知道議程是什麼。薩庫爾將給他的團隊佈置企業盡職調查史上最奇怪的任務之一，但他決定先將真正的原因保密。
“庫馬爾博士給我們佈置了一項新任務。”他開口説道，“他想知道我們能否證明公司提供給各國的所有數據是真實的。這將是對公司全部藥品的一次回顧性調查，他想知道在過去20年中，我們對提供給各國監管機構的信息有多大的自信。”
他的團隊成員看起來都很驚訝，但這項任務又確實沒有超出他們的職責範圍。他們的本職就是繪製出蘭伯西的所有數據圖表，因此，首先確定這些數據是否準確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薩庫爾示意他們看一塊白色書寫板，他已經在上面畫了一張圖表。圖的縱軸是世界上所有蘭伯西出售藥物的地區，橫軸是各式各樣的問題：市場上有哪些產品？它們是在什麼時候註冊的？註冊時使用的真實檔案在哪裏？支持的數據又在哪裏？在那個市場出售了多少批次？它們是在哪家工廠生產的？
薩庫爾給每個手下分配了一片區域，並吩咐他們，將公司在那些市場的原始生產數據和提交給監管機構的陳述進行對比：兩份數據對得上嗎？還是有所差異？那些陳述符合當地法規嗎？
在這之前，還從來沒有人拼出過公司運營的完整圖景。在這之前，蘭伯西的內部各自為政。不同的地區由不同的團隊負責開發產品，他們相互之間幾乎從不見面比對記錄。公司的藥物是如何獲得批准的，乃至是在哪裏獲得批准的，誰都沒有一個完整概念。而現在薩庫爾卻要求他的團隊做一次多角度評估，範圍上要覆蓋全世界，時間上要回溯好幾年。
至於薩庫爾自己，他首先拜訪了負責法規事務的副主任阿倫·庫馬爾 (ArunKumar)，阿倫已經得到拉金·庫馬爾 (兩人不是親戚) 的指示來配合薩庫爾的工作。
阿倫的辦公室就在薩庫爾樓上，他帶着一臉困惑等來了薩庫爾。“其實大家都知道的。”他在迎接薩庫爾時説。
“知道什麼？”薩庫爾問道。
“知道真實的情況。”阿倫説。他接着描述了蘭伯西在一些地區是如何任意妄為的，那些地方的監管最弱，被發現的風險也最低。
“你是説，那些地區市場上的產品並沒有充分的數據支持？”
“嗯，不是全部都有。”阿倫翻弄着辦公桌上的一份報告隨口説道，“我們知道漏洞在哪裏。”
薩庫爾被他的漫不經心驚呆了。“這個情況你向管理層彙報過嗎？”
“有什麼好彙報的？”阿倫回答，“他們都知道了。實際上他們很可能比我還清楚。”
薩庫爾心想他肯定是弄錯了。他問阿倫，既然申請中包含這樣的漏洞，他身為審核數據準確性的人員，又怎麼能夠放行呢？
“這就説到根子上了。”阿倫回答。雖説申請文件是他準備的，但是各地區負責法規的領導，比如美國的艾卜哈·潘特，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修改任何一份申請。他們直接聽命於最高管理層，不需要知會阿倫或徵得他的同意就能簽發申請文件。
薩庫爾覺得這簡直不可思議。在類似BMS（編者注：百時美施貴寶，源於美國的跨國製藥公司）這樣的公司，法規事務主任對提交給美國藥監局的文檔全權控制，這樣的安排也有充分的理由。負責法規事務的高管一旦簽發了申請，就表示他們確認了申請數據是準確的。在政府機構的記錄中做虛假陳述，這可是犯罪行為。
“你告訴我，你説的不是那個意思！”薩庫爾追問道。
“美國和歐洲市場太高端，如果被抓，損失太大，所以對那些地區的藥物不能公然冒險。”阿倫解釋道，“但是像拉丁美洲、印度 (和非洲)，就完全是另一碼事了。”
薩庫爾聽得目瞪口呆：“這些事還有誰知道？”
“大家都知道的嘛。”阿倫回答，接着補充了一句，“大家都知道命令是從哪裏來的。”
“就不怕會引起反彈嗎？”
“都控制好了。”阿倫説，“一切都控制好了。”
薩庫爾震驚不已，他不得不宣佈會議結束，好離開讓自己冷靜冷靜。
當他走進自己辦公室的大門時，他的行政助理問他：“你怎麼了？你這樣子像見了鬼似的。”
薩庫爾癱坐在椅子上。
他知道品牌藥產業內部也有不遵守規章和有失操守的現象。在他離開BMS之後，公司的財務總監以及全球藥品團隊的負責人就成了被告，罪名是刑事共謀、證券欺詐，通過隱瞞滯銷的存貨來誇大銷售和利潤。這些指控後來被撤銷了。
操縱股市或危害股東利益是一回事，被告人可以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達成協議，不必認罪。但阿倫剛剛描述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對新藥必須開展檢測，才能確認它們符合配方、穩定且有效。得出的數據是證明這種藥物能救人而非殺人的唯一憑證。但是在蘭伯西員工的眼裏，數據卻是一件完全可以替換的營銷工具，他們似乎完全不必考慮這樣做會對患者產生什麼影響。
這是赤裸裸的欺詐，結果可能危及患者的生命。
薩庫爾覺得這件事太過嚴重，讓他一時難以接受。但職責仍然驅使他在當天晚些時候回到了阿倫·庫馬爾的辦公室。
“把這些事都挖出來沒有意義。”阿倫告訴他，“繼續調查，你只會被公司開掉。你就告訴拉金都查過了，沒有什麼好再查的了。”
“我不能對上級撒謊。”薩庫爾説。
“你們這些美國回來的是怎麼回事？去了幾年就當自己是世界道德警察了？”阿倫質問他，“你以為美國那些大型藥企就不做這些事？”
在大型藥企工作的10年間，薩庫爾從來沒有見過或者想象過這樣的行為。他是很年輕，有點天真，但他也很固執，不會輕易讓步。“工作還是要做的。我們從哪裏開始？”他不耐煩地問道。
阿倫不情願地走到一塊白色書寫板前，畫出一張圖表，上面列出了蘭伯西在不同地區的品質問題：美國和加拿大最低，歐洲其次，拉丁美洲高一點，印度更高，最頂上的是“世界其他地區”，包含幾個最窮的非洲國家。
“我會從這裏開始。”阿倫指着圖表上的最高點説。
薩庫爾仍覺得眼前一團黑。他需要的是數字。阿倫把行政助理叫來幫忙。薩庫爾問那個小夥子，提交給監管機構的文檔中，與公司檔案不符的數據佔了多大比例？那名助理閃爍其詞：“這個……各個地區都是不同的。”
“你給我估算一下各個地區的數字。”薩庫爾説，“美國大概多少？”
助理思索片刻，估算出一個數字：“50%到60%？”薩庫爾簡直喘不過氣來：蘭伯西提交給美國藥監局的文檔，有超過一半都作假了？就這樣還算品質最好的地區？
“那歐洲的情況怎麼樣？”
“差不太多。”助理回答。
“印度呢？”
支吾了一番之後，助理答道：“100%。”他解釋説，在印度檢測新藥純屬浪費時間，因為監管者根本不看數據。因此印度的銷售代表乾脆自己編一份文檔，然後提交給印度藥品管控總局 (縮寫DCGI，以下簡稱印度藥控局)。要通過印度藥控局的審批，需要的不是真實的數據，而是良好的人脈。人脈他們是有的，助理表示。
這樣的欺詐規模把薩庫爾嚇壞了。想到那些服藥的患者，他就感到渾身不舒服。薩庫爾告訴兩人，他需要了解詳細的情況：每種產品要逐年列出，還有每份申請中的作假情況。
當薩庫爾手下的項目經理們着手分析時，包括收集數據、開展訪談以及參觀實驗室和工廠，公司內部森嚴的等級成了主要障礙。薩庫爾的團隊不僅太新，而且根據印度企業文化中不成文的規定，團隊成員的資歷也太淺，不夠格向部門領導問話。團隊的一名成員負責追查亞洲和巴西市場的數據，他回憶説：“我們是不受歡迎的人。”於是他們只能靠突然到訪和死纏爛打來開展工作。他們不打招呼就來到工廠。他們等候幾小時就為了能和部門領導談話。他們驅車幾小時前往遠處的生產工廠。一點一滴地，團隊成員們將信息組合在一起，艱難地拼湊出了蘭伯西的秘密：公司操縱了生產過程的幾乎每個環節，從而快速製造出漂亮的數據，確保公司盈利。
薩庫爾團隊的每個成員都彙報了相似的案例：在經理的授意下，公司的科學家們將高純度成分替換成低純度成分以節約成本。他們修改檢測參數，使雜質過多的配方也能通過。他們偽造溶解研究。為了生成最佳結果，他們將品牌藥磨碎了裝進膠囊，代替公司自己的藥物接受檢測。他們將品牌藥的檢測結果疊加在自家藥物的檢測結果上，再用於申請。在一些市場，公司還偷偷對數據流做了混合和匹配，把某一個市場的最佳生產檢測數據偽裝成另一個市場獨有的數據，再交給當地的監管部門。而在其他市場，公司乾脆編造數據。文件作假無處不在。公司甚至捏造了自己的標準生產流程，讓美國藥監局的調查員對照着檢查公司是否遵循了規章。有一次，幾名員工在文檔上寫下更早的日期，然後連夜將文檔放進一個潮濕的房間以加速其老化，以此在視察中糊弄監管者。
公司也懶得隱瞞這種經營手段。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從高級經理、研發主任到負責配方和臨牀試驗的人員，個個如此。基本上，蘭伯西的生產標準可以歸結為不出事就行。
薩庫爾從多年的訓練中得出經驗，好藥不是通過最後檢測的那一個。它的品質必須在生產的每一個環節接受評估，品質就體現在隨每一個環節相伴生成的數據裏。在生產過程中要記下一系列檢測結果，每一個都是通向品質的關鍵路標。但由於蘭伯西只注重結果，規章和要求都受到了漠視。良好生產規範好比停車標識和不方便的彎路。而為了達成有利的結果，蘭伯西想怎麼開就怎麼開，一路上繞開路標，重設交通燈，事後再調整里程數。就像公司的分析研究主任後來對一名審計員説的那樣：“開展實驗的同時記錄數據不符合印度文化。”
薩庫爾團隊的一名成員幾個月前剛剛激動地加入蘭伯西，現在卻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他沒有數據證明這些藥物不安全，但也沒有可靠的數據證明它們是安全的。他只能下班回家後力勸親友不要購買蘭伯西的產品。
薩庫爾每天工作14個小時。他試着把每個市場的情況做成電子表格，其中包括申請時和藥物一同上交的數據，公司提交給監管者讓產品獲得批准的數據以及支持這些主張的現有數據。他晚上要在辦公室待到9點，準備次日的工作計劃。回到家裏，他還要不顧妻子蘇娜爾的反對，走進他位於地下室的辦公室一直工作到半夜，將團隊上報的數據彙總起來。和平常一樣，他對這個項目含糊其詞，蘇娜爾也不問他。他同樣沒有追問自己那個更大的問題：調查自己的公司，會對他的事業產生什麼後果？如果他能後退一步，或許就能看清這項任務潛伏着怎樣的危機。
他只是一門心思想了解這場危機的規模：欺詐怎麼會嚴重到這個地步？這種遠遠超出他想象的行為，該用什麼詞來描述呢？最後，經過幾天的工作，一個詞語在他的腦海中浮現出來，只有它能明確地描述他所瞭解到的現象：犯罪。是的，就是這個。他正在揭露的，是一場在全球蔓延的犯罪。
經過幾周詳盡的研究，薩庫爾將團隊關於拉丁美洲、印度和其他市場的初步發現呈交給他的上級拉金·庫馬爾。
那是早晨7點30分，庫馬爾平常上班的時間，兩人在他的辦公室見面。外面的走廊還很安靜。薩庫爾將幾張初步調查表格擺到庫馬爾面前。它們顯示，多種藥物根本沒有經過恰當的檢測，甚至沒有檢測，也沒有數據可以支持公司聲稱的情況。庫馬爾一言不發地仔細閲讀着。“這肯定不對。”他最後説道。這看起來確實不可能：蘭伯西在提交檔案前居然沒有對藥物做過檢測？庫馬爾從來沒聽過這樣的荒唐事。“你肯定是看漏了數據。”
“我們仔細查了，沒有這樣的數據。”薩庫爾堅持。
“你們必須回去重新檢查。”庫馬爾也不讓步，“這肯定錯了。”
在庫馬爾看來，唯一可信的解釋是，薩庫爾要麼看漏了現有的檢測結果，要麼對調查結果做了錯誤分析。要不然，就是薩庫爾揭露了一種還沒有先例的做法。在之後的幾周內，庫馬爾一遍遍地叫他回去複查，乃至薩庫爾最後召集團隊開了一場會議，好讓庫馬爾直接聽聽他們的説法。
這些團隊成員也被這次調查的結果驚呆了，他們面對自己的發現不知所措。迪內希·卡斯胡里爾後來回憶道：“對我來説，腐敗是安然那種公司做的事，他們更可能在利潤的數據上含糊其詞。”文卡特·斯瓦米納坦起初只預料到公司有“裙帶關係和低效率”的問題。他完全沒有想到公司的所作所為在危害人們的生命。
在聽完薩庫爾團隊每位成員的彙報之後，庫馬爾終於醒悟了：公司正在全球範圍內欺詐並危害患者。他將這些信息濃縮成一份四頁的報告，呈交給公司CEO布賴恩·坦皮斯特。報告的標題雖然平平無奇，叫《在不同國家就不同產品提交的不充分申請文件》，使用的也是公司保證品質的那一套灰色地帶的語言，內容卻是爆炸性的。它揭露了蘭伯西提交給世界各國監管機構的文件中的系統性詐騙。“對於大多數提交給巴西、墨西哥、中東、俄羅斯、羅馬尼亞、緬甸、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和非洲國家審核的產品，它們要麼捏造了不存在的數據，要麼挪用了其他國家其他產品的數據。”
庫馬爾的報告指出，公司一邊削減成本，使用那些市場上最便宜的原料，一邊從其他監管更嚴格的市場調來數據上報，用這種危險的偷換手法來掩蓋產品的低劣品質。報告還指出，公司將未通過純度檢測的有效藥物成分與檢測結果良好的成分混合，直到其符合要求。
報告還指出，在印度及拉丁美洲，公司產品的驗證方法、穩定性結果以及生物等效性報告都“無法找到”。簡單地説，就是蘭伯西無法確認這些市場的藥物成分。例如，薩庫爾團隊收集的數據顯示，自2000年起在巴西獲批的163種藥物中，幾乎每一種藥的申請文件包含的都是虛假的批次記錄和不存在的穩定性數據。
報告指出，在大多數申請文件中，蘭伯西都將小型研發批次 (約2000劑) “有意誇大”成規模為100倍的展示批次，然後對較易控制的小批次欺騙性地開展關鍵的生物等效性和穩定性檢測。結果造成商業規模的批次未經檢驗就出售，將數百萬患者的生命置於危險之地。
庫馬爾還寫了一封標記為“機密”的電子郵件，連同報告一起呈給了坦皮斯特。他在電子郵件中説，不遵守規章只是問題的一部分。“看來有些問題在一年多以前就暴露出來了，但我找不到任何旨在陳述或解決這些問題的文件。”在電子郵件末尾，他表明自己最終忠於的並不是公司，而是真相。他寫道：“如果沒有充分的數據支持，我不能允許任何信息用在任何申請文件中。”後面還補充了一句，“如您允許，我將就目前我與上述問題有關的責任及保障，聽取倫敦法律顧問的意見。”
在回覆中，坦皮斯特向庫馬爾保證公司會公正處理。
雖然形勢嚴峻，但庫馬爾向薩庫爾透露，如果給他權限，他應該可以解決問題。
其他員工也漸漸懷疑起來。2004年5月，就在薩庫爾開始調查的三個月前，凱西·施普倫 (Kathy Spreen) 博士加入蘭伯西的美國辦公室，成為負責臨牀藥及藥物監督的執行董事。她之前在惠氏和阿斯利康工作過15年，這次加盟是為了設立蘭伯西的品牌藥分部，為現有藥物創造新的劑量和配方。在施普倫看來，她的工作是為蘭伯西提供法規輔導，引導它通過美國藥監局錯綜複雜的監管體系。
一開始，公司的生產技術似乎超出了她的預想。一次，入職才幾個月的她正為公司的Riomet（譯註：糖尿病藥物二甲雙胍的一個版本）發佈會準備幻燈片，她注意到一件不同尋常的事。這種藥物在血液中的濃度數據似乎和品牌藥完全一致。她記得當時心想：看看這家公司多有能耐，仿製藥的生物等效性數據竟然可以直接疊加到它模仿的原版藥上。
大概一個月後，施普倫又對比了抗痤瘡藥Accutane和公司曾暗暗下過功夫的仿製藥Sotret的數據，發現兩者的數據幾乎完全相同。她這才開始擔心起來。如果數據好得不像是真的，那它就很可能是假的。
她知道這些數據中有鬼：即便是同一種藥的兩個批次，在同一家公司的同一個工廠，在同樣的條件下生產，也會有輕微的不同。而另一家公司用另一種配方生產的相似藥或模仿藥，其檢測結果理應是不同的。
帶着內心的疑惑，施普倫要求印度同事給她發送支持檢測結果的數據。對方一次次承諾馬上發來，又一次次地爽約。她得到的只有藉口：數據“太亂”，他們“不好意思”發給她。她哀求印度的同事們：“就算寫在廁紙背面也沒關係，總之得發送給我。”但他們始終沒有發來。
施普倫一直以為，只要她能更清楚地解釋美國的法規，蘭伯西的高管們就會明白。但無論她怎麼解釋，似乎都不能改變公司的經營方式。在印度的高管們看來，監管系統是需要繞過的障礙。他們常會吹噓某人用最巧妙的手法騙過了監管者。當一種糖尿病藥物滯銷時，一名高管問施普倫能否利用她的行醫執照給公司裏的每個人開這種藥，好讓記錄上多出幾百份的銷量。施普倫拒絕了。
她曾經要求蘭伯西的全球生產總監給她發送一份文件，證明一種抗菌痤瘡膠是遵循良好生產規範生產出來的，但對方卻提出要給她寄一張“樣子很好看”的證書。在施普倫聽來，他似乎是想寄一份偽造的證書過來。她努力解釋：“證書的樣子我不關心，我只要美國藥監局説這符合良好生產規範。”
2004年10月，在新澤西州，薩庫爾的上級拉金·庫馬爾悄悄向施普倫承認，她懷疑的事都是真的：對於公司的許多藥物，關鍵的檢測數據並不存在，提交給監管者的文件都是偽造的。一次，施普倫找到公司當時的藥物總監馬爾文德·辛格，直接提出自己的懷疑。辛格要她耐心，並向她許諾一切都會得到解決。但如果真要如此，公司就必須誠心服從規章，並對保護患者有一種緊迫感。
但在蘭伯西，這種覺悟似乎是缺乏的，而且缺乏之徹底令人震驚。在一次公司的電話會議上，施普倫向與會的12名高管表示她很擔憂蘭伯西供應給非洲的抗艾滋病藥物的品質。公司的一名頂層醫療高管答道：“誰在乎？就是死幾個黑人的事。”
和凱西·施普倫一樣，庫馬爾也對下一步要做什麼感到迷茫。一次出差回美國時，他去見了公司的律師傑伊·德希穆克。他説：“我想跟你像律師和委託人那樣談談。”德希穆克説他代表的是公司，不能作為他的律師和他談話。“但你不明白出了什麼事。”庫馬爾説，他詳述了公司內部的可怕問題，“我害怕會失去人身自由。”
“我也不能給你建議。”德希穆克説，“這方面我不是專家。”不過在接待庫馬爾之後，德希穆克還是悄悄打聽了一番，並瞭解了庫馬爾發起的調查。這位律師覺得，這種沒有適當保障措施的企業自查是極危險的。這種調查一旦開始就無法取消，而且誰也説不準查出的信息會導致什麼後果。他後來表示：“讓不通世故的人來做這件事是很糟的。”就好像庫馬爾任憑几個孩子在沒有看管的情況下玩火。
這時，薩庫爾的分析已經在公司內部悄悄流傳開了。在曼谷舉行的一次高層管理會議上，庫馬爾向與會者分發了薩庫爾製作的一張表單，上面按區域和字母順序列出了蘭伯西的各個市場，從阿爾及利亞開始，到越南結束。其中的一列是各種藥物的問題，另一列的標題是“風險” (薩庫爾指的是對於患者的風險)，還有一列是“行動計劃”。薩庫爾在患者風險那一列填寫了“高”“中”“低”三檔，分檔依據是公司的記錄中缺失了多少數據以及怎樣的數據。
但是在會上，閲讀表單的公司高管們卻把這一列誤解成了對於公司的風險。在“行動計劃”一列中，負責全球營銷和法規事務的兩名高管在空白處草草寫下筆記。筆記表明公司會考慮兩種方案：一是直接中止這些藥物的供應；二是暫時從市場上召回它們，重新檢測，檢測內容是權衡事情敗露和失去市場份額哪個危害更大。至於患者面臨的風險則根本沒有被納入考慮。
會議結束時，庫馬爾收回了表單，連同那兩個男人在上面手寫的筆記。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他開始收集證據了。
2004年10月14日，在委任薩庫爾挖掘真相幾個月之後，庫馬爾站在新德里蘭伯西總部的董事會議室中，面對着董事會科學委員會的各位成員。他的聽眾包括布賴恩·坦皮斯特，當時擔任藥物總監的馬爾文德·辛格，董事會主席、曾任新德里副市長的特金德拉·康納 (TejendraKhanna)，著名心臟病專家P.S.喬希 (P.S.Joshi) 博士和其他幾個人。公司秘書被吩咐離開了會議室。
庫馬爾向聽眾展示了薩庫爾準備的一個演示文稿，包含24張幻燈片，標題是“簡化新藥申請組合的風險管理”。在某種程度上，這個文件尚未完成，其中還不包含美國市場的數據。但現有的內容已經清楚地表明，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蘭伯西對監管者撒了謊，偽造了數據，並在出售藥物的幾乎每一個國家都危害了患者安全。幻燈片指出：“我們在40多個國家出售的200多種產品數據中都有為滿足業務需求而編造的成分。”報告還顯示，所謂的“業務需求”，只是一種粉飾蘭伯西最小化成本、最大化利益並哄騙監管者批准不達標藥物的種種行徑的説辭。
沒有一個市場或者一種藥物是例外，包括美國和世衞組織採購的用於對抗非洲艾滋病的抗逆轉錄病毒藥。在歐洲，公司使用來源未經批准的成分；捏造保質期數據，賣的是一種藥，檢測時用的卻是其他配方的藥；更改生產過程卻不記錄存檔。幻燈片還指出，最初促使庫馬爾去南非的那次維姆塔審計的結果已經被監管者注意到了，可能會進一步破壞公司的聲譽。
在一個又一個市場，公司乾脆捏造了所有數據，在巴西、肯尼亞、埃塞俄比亞、烏干達、埃及、緬甸、泰國、越南、秘魯和多米尼加共和國都是如此。提到為品牌藥公司生產某些藥物的企業協議時，一張幻燈片指出：“因為在申請文件中使用了可疑的數據，我們也給合作伙伴 (在墨西哥和南美是拜耳和默克) 帶來了風險。”
庫馬爾提出了一個激進的方案：將全部問題藥物從市場上召回；重做全部有疑點的檢測；向每一個案子的監管者通報調包的數據；制定一套流程，把相應的數據和藥物關聯起來。有一張題為“指導原則”的幻燈片列出了庫馬爾心目中公司應負的義務：“患者安全是我們的首要責任。我們的產品必須被證明是安全有效的。短期的損失好過整個業務的長期虧損。”
庫馬爾在一片沉默的會議室中完成了報告。只有一位董事也是一位科學家，對他的發現表示了一點驚訝。其他人更驚訝的是庫馬爾的宣言：如果不讓他全權解決問題，他就辭職走人。
“就不能把數據都藏起來嗎？”一名董事轉頭問坦皮斯特。沒有人回答。這片沉默讓庫馬爾明白了他需要知道的一切。坦皮斯特下令銷燬這個演示文稿的每一個副本，並將製作這個文件的手提電腦拆毀。這次會議沒有留下記錄。
庫馬爾曾經確信，在看到無可辯駁的證據、明白自己做了這麼長時間的錯事之後，蘭伯西將不得不撥亂反正。但事實並不如他所願，在這次董事會議結束之後不到兩天，他就提交了辭呈。這距他來蘭伯西上任才不到四個月。他對坦皮斯特寫道，“鑑於我們討論的問題的嚴重性質”，他的唯一選擇只能是“優雅而迅速”地離開。
作為一位公司高管創建的文件，庫馬爾的這個演示文稿可謂毫不留情。在未來的年月裏，它的幽靈還將繼續在高管之間製造分裂。在公司內部，它將被稱為“自我評估報告” (縮寫SAR，以下簡稱“報告”)。這份指控罪行的文件彷彿一根緩緩燃燒的導火索，直接燒向公司的頂層高管。
薩庫爾仍留在公司。但是庫馬爾一走，他就失去了保護。在那次董事會報告的三個月之後，公司內部的審計員來到他的部門，做所謂“例行檢查”。他們待了整整10周，其間翻看了部門賬簿，約談了部門員工。在薩庫爾團隊的成員文卡特·斯瓦米納坦看來，這些審計員就是“公司派來的秘密警察。我們最終發現，這是公司整體計劃的一部分，迪內希·薩庫爾就是他們的目標”。
4月下旬，公司突然指控薩庫爾在辦公室的電腦上瀏覽黃色網站。薩庫爾激烈否認。盛怒之下，他讓網絡管理員查看了計算機記錄，結果發現公司IT部門的人登入過他所在部門的服務器，並在幾次搜索中植入了他的IP地址。
回到家，薩庫爾告訴妻子蘇娜爾他將離開公司。他沒有多談細節，她也沒有追問，他只説要工作下去已經不可能了。
“我們接下來怎麼辦呢？”蘇娜爾問他。
薩庫爾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但是想到發生的種種，他明白自己在蘭伯西的日子已經結束了。
一個週四的早晨，薩庫爾擬了一封辭職信，並打印了能證明黃色網站是被植入他的IP地址的證據。次日下午，他來到坦皮斯特博士的辦公室，他費了點功夫才預約到和坦皮斯特會面30分鐘。
薩庫爾給他看了電腦被動過手腳的證據。他表示：“因為做了本職工作被人打擊報復，這樣的環境我待不下去。”接着他就遞上了辭呈。
不過坦皮斯特態度和藹，他説：“我明白你為什麼要走。”他告訴薩庫爾今天下午不要去辦公室，等下週直接去取東西。
到了週一，薩庫爾去了。在一旁的人力資源部長的注視下，他從辦公桌上拿走幾張兒子的照片。他們甚至不允許他打開抽屜，或者和團隊成員道個別。他在別人的護送下離開了公司大樓，司機維賈伊正在外面的汽車裏等着他。他在蘭伯西度過了動盪的22個月，離開時只花了不到10分鐘。他的事結束了——至少他是這麼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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