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憑什麼超越香港、上海，成為亞洲第一國際金融中心？_風聞

在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排行榜上，新加坡領先香港、上海，位居世界第3，亞洲第1。

還有信息顯示，2023年，新加坡的資產管理規模已經超過香港1010億美元。

新加坡一個彈丸之地，只有區區730多平方公里，不到香港的70%，比浦東新區也小近40%。

新加坡立國之初，可以説是東南亞棄子。

短短半個多世紀（建國才59年），新加坡就變成國際金融中心，憑什麼？它做對了什麼？

今天我們扒一扒新加坡的成長史。

全球金融中心排名

新加坡的獵頭公司、招聘機構打起廣告，都説這裏是“未來的全球金融中心”。

當然，它確實很強。

近些年新加坡與香港的資產管理規模及增長率

長期以來，新加坡的資管規模是不及香港的。

2017年時，新加坡的資管規模是24380億美元，落後於香港的31060億美元。

但2020年疫情發生後，亞洲資金大量流向新加坡。

從2017年至2023年資產規模的複合年均成長率（CAGR），新加坡為9.0%，香港則不到新加坡的一半，只有4.3%。

一個最肉眼可見的現象就是，新加坡的有錢人更多了。

《2023年財富報告》《胡潤全球富豪榜》等資料的相關數據顯示，2022年全球富豪人數下降了3.8%，而新加坡卻逆勢而上，淨值達3000萬美元或更高的有錢人增長了6.9%，從2022年的4206人增長到4498人。

百萬級別的富人，據統計，在2023年大約為24萬人，佔總常住人口約4%。

新加坡統計局（SingStat）指出，2023年前三個月的家庭總資產淨值（資產減去負債）為2.6萬億美元，比2022年同期增長8.2%，相當於2023年一個法國或者印度的GDP。

既然已經是全球百萬富翁密度最高的國家之一，為了服務好這幫有錢人，新加坡的家庭辦公室數量也從2019年的約200個，增長到2023年的約1100個。

除了本地富豪較多外，新加坡正不斷吸引海外富豪入駐。

這裏面就有不少中國富豪。

海底撈的張勇夫婦、四川首富劉永好的女兒劉暢、高瓴資本的張磊和邁瑞醫療老闆李西廷都已經移民新加坡。

歐美那邊也差不太多，英國戴森公司創始人詹姆斯·戴森（James Dyson）在新加坡安家置業，搞來了家族理財室；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公司的創始人瑞·達利歐（Ray Dalio）同樣在新加坡設立家族辦公室。

臉書（Facebook）的創始人之一愛德華多·薩維林（Eduardo Saverin）在公司上市之前放棄美國國籍，申請成為新加坡居民。

因為薩維林的主要收入來自於資本收益，而新加坡居民不需要繳納資本利得税，最高的個人所得税只有20%；當時美國的資本利得税為20%，個人所得税最高達到37%。

當然，美國税務局方面對此極度不開心。

這個遍地流油的國家，想不富裕也很難。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2023年新加坡的人均GDP將近8.5萬美元（約60萬人民幣），是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之一。

唯有往事難回首，網絡上有一句段子講明史，説朱元璋“開局一隻碗，結局一江山”，用來形容新加坡也差不多。

要知道60多年前，新加坡還有40%人口居住在貧民窟和棚户區，失業率在15%以上，經濟面臨崩潰。

當年一眼望去，作為國家，它實在是天選的倒黴蛋。

首先它太小了，四十多年填海造田，國土面積也只有710平方公里，比北京市通州區還要小一點。

其次，它幾乎沒有本地農業，沒有礦產資源，沒有能源，連淡水都要從馬來西亞進口——理論上説，這個檔次根本無法支撐一個國家獨立。

國土狹小、資源短缺就是能致新加坡於死地的命門。

但歷史就是這樣無情——新加坡自治邦政府與馬來西亞聯邦在幾乎所有問題上都無法達到共識，也無法進一步協商，結果就是新加坡被無情“踢出”了聯邦，在1965年8月9日被迫宣佈獨立。

新生的國家毫無生存空間。

時任總理的李光耀宣佈新加坡獨立，併為此落淚

那麼它的經濟結構是怎樣的呢？

在1959年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執政以前，除了被日本佔領的三年，新加坡農業產值只佔本地GDP的4%左右，還主要是橡膠、鳳梨種植，錫礦開發等初級產業。

工業部分約佔18%（其中製造業約佔11%），也基本是對馬來西亞原材料比如橡膠做初級加工業，順便生產些基本日用品。

服務業則佔到78%，看似很多，主要是低端的轉口貿易、本地服務，最大的服務對象則是英國海軍基地。

可就連這些基礎產業，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也面臨崩潰的危機。

1964年，和新加坡結了樑子的印尼政府切斷了新加坡到印尼的轉口貿易；

1965年，新加坡退出大馬聯邦，帶來民眾心理震盪，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

上世紀70年代初，英國人走了，隨着英國海軍基地撤離，4萬多基地僱員和相關服務業面臨生存危機，大批人員失業。

這要怎麼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呢？

新加坡有一個天然優勢，就是它扼守在馬六甲海峽，而早在200年前這條海峽就是連接東西方海陸交通的重要節點。

英式殖民地的管理方式在這裏延續多年，獨立前的自治政府在經濟上奉行維多利亞時代的絕對自由主義；獨立後也繼承了比較完整的行政制度和法律框架。

以李光耀為代表的精英領導層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優勢和劣勢，既然是一葉扁舟，索性就深深地漂向大海。

恰巧戰後東西方對壘、全球兩極化時代來臨，同時全球經濟一體化也開始啓動。

新加坡站在東西方中間，牢牢抓住了這個“樞紐”的定位，把平衡術玩得爐火純青。

這個七成人口都是南下華人的小國，結合西方管理和東方文化，開闢出獨特的“新加坡模式”。

作為危機重重的後發國家，新加坡政府首先建立的是一套強勢管理體制。

批評者認為李光耀是個獨裁者，實施鐵腕統治，認為他讓新加坡沒有新聞自由，政治上也不民主，文化發展備受壓抑，反對派長期受到打壓和迫害。

可是李光耀對自己的藍圖充滿信心，他需要他領導的人民行動黨（PAP）始終保持領導力，以確保政策的連續性和長遠規劃。

他就像一位嚴厲的家長，要把規矩貫徹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打造一個現代文明的模範社會。

1966年公佈《破壞法》，以維護市容為目的來重罰塗鴉及破壞公私財產的行為，將鞭刑範圍進一步擴大，作為維持社會治安的工具。

即使是教育部也准許中小學用體罰處理屢教不改的學生，藤條抽屁股則被當作最後的懲戒手段。

在1993年，當美國少年麥可·彼特·費爾因為故意對車子塗鴉和砸玻璃，並且涉嫌偷竊，被新加坡政府判處鞭刑和監禁時，即便美國總統克林頓親自求情，也只是把鞭刑的數量從6下減到了4下。

這種嚴厲的處罰實在罕見，引起國際社會廣泛討論，但在新加坡“遵守規矩”的思想深入人心，深入各行各業。

此外，新加坡還極端重視高效與廉潔。

新加坡模式一直強調以技術官僚為主的公務員制度，“高效”和“廉潔”是這個國家的生命線。

以前的文章，我們特意介紹過李光耀用温度極低的空調冷氣，來“讓公務員隊伍保持頭腦清醒”，懈怠是不可能的。

據説新加坡總理年薪約為240萬新幣（約合人民幣1300多萬），部長約為120-150萬新幣（約合650萬到820萬人民幣），在全球範圍內屬於頂級水平。

雖然這也引起部分民眾的質疑，認為開支過大，但支持者認同這是妥妥的高薪養廉、高薪養能。

但高薪之餘，新加坡對貪腐“0容忍”，毫不留情地發掘並懲處腐敗，《防止腐敗法》和肅貪調查局（CPIB）則是它的兩大法器。

尤其是肅貪調查局，和香港的廉政公署（ICAC）一樣六親不認，直接向總理負責，擁有獨立的調查權，可以調查任何涉嫌腐敗的個人或組織，有權實施逮捕、查封財產、搜查住所和辦公場所，以及凍結資產等。

嚴刑峻法加系統嚴密的監管，想在新加坡撈偏門，真得掂量掂量後果。

今年1月，易華仁（S.Iswaran）被控貪腐案而辭去交通部長職務並退出人民行動黨

幾十年貫徹下來，新加坡成為亞洲最安全、最廉政、最乾淨、最高效、最有契約精神的國家。

“新加坡模式”幹成了這個國家最寶貴的品牌資產，是打造營商環境的巨大招牌。

最近幾年來，新加坡一直是為數不多的擁有三大信用評級AAA級的國家之一，也是唯一一個獲得該評級的亞洲國家。

新加坡政府強勢卻並不死板，在科技創新、產業政策、外交等方面儘可能靈活，以適應複雜多變的環境要求。

作為好學生，新加坡每門功課都學得紮實，包括平衡外交關係、熟練的勞動力、低税率、先進的基礎設施、完善的法治和對腐敗的零容忍。

在外界看來，它就是自由的、清廉的、創新的、充滿活力和對商業友好的。

這些要素加在一起，激發了市場活力，吸引了大量國際投資，在建國先賢們的藍圖裏，這才是新加坡經濟騰飛的根本。

這就是教科書級別的發展案例。

當然，成功不是一蹴而就，是幾十年如一日步步為營的結果。

1960年代：轉折點

當年新加坡還是馬來西亞聯邦下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經濟轉型就從解決這兩個嚴重社會問題先開始：住房問題和就業問題。

前面提到過，當時居民中40%人口居住在貧民窟和棚户區，失業率在15%以上。

人民行動黨執政後的新加坡政府在1960年成立建屋發展局（HDB），1961年成立經濟發展局（EDB）。

林金山被稱為“公共住房之父”，後來在新加坡建國後擔任過財政部長。

新成立的建屋發展局在他領導下，把貧民窟和棚户區大規模改建成居民組屋，在1960-1963年間，建築業以23%的年增長率增長。

建築業成為新加坡第一波經濟起飛的抓手，先把失業率打下來，穩定了政治局面。

第二步，新加坡開始招商引資。

經濟發展局設立裕廊工業區，成功引進跨國企業貝殼石油公司建立煉油廠，還引進了東南亞華僑資本建立國家鋼鐵廠。

這一招搞得相當成功，即使一開始附加值很低，製造業佔GDP的比例也從1960年的10.6%一路攀升到1965年的13.5%，1975年達到22%並在1980年達到高峯期的26.5%。

製造業不僅是新加坡第二階段的經濟驅動力，也在前面提到六七十年代的幾次危機中，穩住了大盤，救了這個國家的命。

1965-1984年：新加坡模式的形成期

雖説還沒有什麼原始積累，但民生問題少多了，國家經濟也走上正軌了。

1961-1970年政府興建了11萬套組屋，1971-1980年又興建了25萬套，到1980年居住在政府組屋的人口比例已經高達73%。

失業率從1960年的15%降到1970年的4.8%。

為了解決原始資金的需要，新加坡集中力量辦大事，搞起一套國有資本體系，通過一連串國家投資行為拉動經濟（這一點深深影響了中國改革開放後的政策）。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新加坡從轉口服務業經濟轉型到出口導向型工業經濟的時代。

以國有資本政府關聯公司（GLC）和跨國公司（MNC）作為經濟兩架馬車的架構在這個時候逐步成形。

從上世紀60年代的基礎設施，到上世紀80年代的產業升級，GLC都充當了投資先驅，著名項目就包括80年代設立的晶圓製造廠，還有在90年代複製了新加坡經驗的中國蘇州工業園區。

現在世人熟知的新加坡石油公司（SPC）、新加坡化工集團（PCS），以及新加坡電信、新加坡航空、星展銀行、新加坡地鐵、新加坡港口、新加坡能源等等，都是所謂的“國聯企業”。

到1974年，新加坡開發銀行等36家國聯企業的股權，被授權給了由財政部（投資司）組建成立的淡馬錫公司。

這家公司由政府組建卻以私人名義註冊，掌握新加坡半壁江山卻又不必每年公開信息，如今在全球資本市場神秘又兇猛得一塌糊塗。

政府給淡馬錫定的宗旨就是：“通過有效的監督和商業性戰略投資來培育世界級公司，從而為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1985-2010年：經濟轉型與現代服務業崛起

終於完成了原始積累的新加坡，開始推進經濟結構多元化，重點瞄向兩個領域，即高附加值產業和以銀行、金融業為代表的高附加值服務業。

新加坡自知是個彈丸小國，玩不出花樣，主動參加了幾乎所有能進去的經濟合作組織，這種開放給它帶來了極大的好處。

國際金融中心的定位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積蓄條件。

因為前幾十年打下的良好基礎，高度開放包容又佔據戰略“樞紐”地位的新加坡，借勢東亞經濟的崛起，似乎不用費太大的力氣，就邁入了金融國家的大門。

新加坡不同產業類別的佔比

為了滿足產業需要，新加坡引進大量外來人口，公民比例從1990年的96.1%下降到2010年的63.6%。

新加坡的人口具有多語言能力（如英語、華語、馬來語、泰米爾語等），又有豐富的金融專業人才，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相當完善，能支持高頻交易和複雜的金融產品交易。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制定了透明、明確和穩健的金融監管政策，確保金融市場的高效運作和風險控制，更不用説沒有外匯管制和外匯交易限制給投資客帶來的便利。

因為大量資本彙集，這讓全球化的投資產品不斷豐富。

根據2023年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數據，新加坡的日均外匯交易量約為8500億美元，是全球第三大外匯交易中心，佔全球外匯市場交易量的超過7%，僅次於倫敦和紐約。

其他投資產品種類多且收益高，投資者不僅可以投資港股、美股和全球主流股票市場，還可以進行國際期貨期權交易或購買美國國債、進行金融借貸等融資槓桿操作。

全球前100大銀行都在新加坡設有辦事處或區域總部，資產管理公司、保險公司和其他金融機構也都紛紛如此。

另外，於是新加坡還成了全球第二大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S）市場，被認為有高股息率、低波動性等特徵。

“海峽時報指數”是新加坡最受全球認可的基準指數，截至2022年9月，新加坡該指數REITs 10年總回報率為74.7%，10年的市值年複合增長率為13%。

萊佛士坊的中央廣場

陸游教兒子寫詩時，説：“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

經濟發展也一樣，穩紮穩打，用開放、包容、實用主義的心態來對待發展道路上的每個問題。

也難怪新加坡會成為“未來的全球金融中心”，是搞錢的好學生，值得好好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