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曾計劃每年向巴西移民數萬名中國人，為什麼沒能成功？_風聞

國家人文歷史2024年09月06日 13:48:130人蔘與0評論中國和巴西，一個有着悠久的統一歷史，一個在19世紀才宣告成為獨立國家。這兩個國家雖然相距遙遠，但在近代國際關係體系形成後，隨着國與國之間交往逐漸增多，兩國在19世紀80年代，也就是中國的晚清時期，就已經建立了外交關係。

晚清巴西招募華工計劃

早在十九世紀初，中國與巴西就有經濟文化交往。據巴西國家檔案館和國家圖書館記載，在1814-1825年間，約有300名中國茶農到巴西傳授種茶技藝。他們居留於現今里約熱內盧蒂茹卡森林公園的羅德里格·德弗雷塔湖畔。這些茶農成為最早的中國移民。到十九世紀後期，巴西為了開發其種植園經濟，力圖從中國輸入大批廉價勞動力。為此，清政府同巴西進行了長期的交涉，這是兩國關係史上一段重要的插曲。

19世紀30年代以後，世界各國開始禁止奴隸貿易，巴西因此失去了重要的勞動力來源。隨後在60、70年代，巴西又參與對巴拉圭戰爭，導致巴西勞動力短缺的危機再次加重。因此，巴西逐漸將目光轉移至中國，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陸續引入華工近萬名。19世紀70年代後，巴西連續兩次派遣使臣訪華，中巴雙方就招工問題展開了深入的探討與博弈，並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但受兩國各自突發事件的影響，招工之事最終被迫終止。

中巴首次議約，是中巴兩國第一次國家間正式接觸，開啓了中國和巴西兩國外交關係的新篇章。光緒五年（1879），巴西總理派使喀拉多（Eduardo Callado）來華，其目的還是在於招募華工。已經簽訂《續訂招工章程》《古巴華工條款》《中秘通商條約》《會訂古巴華工條款》的總理衙門與李鴻章對此十分警惕，拒絕巴西招募華工。喀拉多見無力扭轉現狀，最終同中國先簽訂了一份通商條約，即中巴《和好通商條約》，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到了光緒十八年（1892），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於美國通過排華法案，中國海外移民境遇日艱，加之廣東等地當時人多地狹生活艱辛，於是就有官員提出讓中國人移民巴西的構想。1892年10月10日，前駐美公使鄭藻如向北洋大臣李鴻章遞交條陳，要求清廷主動派出使節前往巴西，談判招工辦法，以使廣東每年能向巴西移民數萬人。

正當此時，巴西經濟以種植園為主，其咖啡產量超過了當時世界總額的一半，急切需要勞動力。在此背景下，巴西政府決定派使赴華，談判招工事項。光緒十八年九月初五日（1892年10月25日），巴西駐法國公使畢薩（Gabriel de Toledo Piza e Almeida）照會清朝兼任駐法國公使薛福成，稱奉到本國外交部電，巴西總統“深願在京設館，遣使駐紮，以表悃忱而敦睦誼。”（光緒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發出，《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502頁。）薛福成因此兩電李鴻章，並轉總理衙門，請示辦法。李鴻章與總理衙門商議後，於11月12日覆電薛福成應先詳細詢問對方來意，慎重回應招工。在幾天的談判和試探中，清政府態度有所緩和。1892年11月18日，清朝駐巴黎參贊慶常與巴西駐法公使畢薩進行了會談，雙方的言論即刻轉入招工事項。大約在光緒十九年（1893）七月，香港澳門等地張貼“街招”，宣稱已與清朝達成協議，允許巴西招工。

然而事情的進展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順利，一系列的突發事件為中巴兩國妥定招工章程一事蒙上陰影。 光緒十九年（1893）十月，總税務司赫德突然發給總署一封函，致使中巴招工議約一事出現暫停。赫德稱：

“現聞澳門附近海面，有船載運華工四百餘名前赴巴西之事，而拱北税司只能管理來往華船貿易等事，於洋船載運事宜，向無奉行之章。”（陳翰笙.華工出國史料彙編 第一輯《總税務司赫德以巴國不靖宜由中國定章不準華人前往致總署函》）

赫德認為此船運載華工一事不符合章程，因此禁止華工出洋。

加之這一時期巴西國內爆發了兩次海軍叛亂，使得雙方議約之事再遭打擊。中國這邊也並不安寧，1894年7月，中國和日本爆發了甲午戰爭，清王朝疲於奔命。接二連三的“突發事件”致使中巴簽訂招工章程一事遲遲未能成行。

由於上述各種因素，在二十世紀初只有少數華人從澳門或其他地方輾轉進入巴西。但不可否認的是，早期赴巴華工對巴西的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都作出了很大貢獻。近代百餘年的時間裏，中國數以萬計的華工在巴西廣袤的土地上披荊斬棘地種茶，同高山惡水不斷鬥爭，去修建鐵路、公路、開礦山，在海軍造船廠修造船隻，在城市內經商、開餐館與煙火作坊。他們不僅為巴西帶去了歷史悠久的茶藝技術和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還促進了兩國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巴西率先打破僵局

清帝遜位後，中華民國在對內斡旋各方爭執之際，還面臨一個嚴峻問題：如何得到世界各國的承認？自晚清以來，列強在華勢力左右着政局，要獲得國際社會認可，中華民國方能爭取權利。然而，由於民初政壇瞬息萬變，各國皆選擇靜觀其變，國際承認問題拖延了一年有餘。

民國成立之初，就擔憂列強態度，外交經驗豐富的伍廷芳一語中的：成立在我，承認在人。若無統一政府，則列強只能持續觀望，與辛亥革命幾乎同時爆發的墨西哥革命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列強對華也是各懷心思：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恆力主迅速承認，以助中國恢復安定；其餘諸國更在意趁火打劫，日俄交涉滿蒙特權，英國關注西藏利益。為避免紛爭，各國主張“協同主義”，共議對華政策。

中華民國覺察到了箇中端倪，決定主攻話語權最大的美國。美國各城華人商會組織演講，遊説政界人士。在美洲頗有影響力的伍廷芳也為各大報紙撰文，鼓吹中國新氣象。在各方爭取之下，美國逐漸擔負起協調各國的重任，但由於英日俄等國利益訴求複雜，國際承認進展緩慢。到了1913年，中華民國擬定於4月8日召開國會，美國欲藉此機會促使各國正式承認，於是在4月2日通知各國：

“總統委囑本人向閣下，並通過閣下向貴國政府通告：總統擬於四月八日中國國會開幕之際承認中國新政府。總統熱切希望並懇請貴國政府通力合作，亦於同時採取同樣行動。”

孰料，英日俄等國對此反應冷淡，並未及時答覆。美國本來已經擬好正式承認的國書，國務卿白萊安卻不得不繼續觀望。

正在中美一籌莫展之時，巴西出人意料地打破僵局，宣佈承認中華民國。外交總長陸徵祥致電巴西外長，飽含感懷之意：

“昨接本國駐日本代表來電，內稱巴西代辦親賚正式公文，巴西政府現承認中華民國等語，足徵貴國厚意。從此中巴兩國邦交日臻輯睦，特懇貴公使將敝國政府感謝之忱轉達貴國大總統。”

袁世凱也為之歡欣鼓舞，回覆電文道：“貴國此舉，既屬優待，又系首倡，敝國所以感之尤深也。”不僅如此，教育部還電令全國公立學校：“巴西國於4月8日首先承認民國，所有全國學校定於4月12日特放假1天，並懸旗致敬以志友誼而表謝忱。特此佈告。”

繼巴西之後，秘魯也於次日宣佈承認中華民國。巴西秘魯此舉，客觀上減輕了美國的壓力。5月2日美國正式承認中華民國，應聲而動的是古巴與墨西哥。

中巴正式建交歷程

儘管直到二十世紀初移入巴西的華人人數很少，且經濟文化影響不大，但是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世界各地的華人不斷移入巴西，從而成為影響日益增大的移民集團。

20世紀70年代初，隨着東西方關係的緩和，尤其是中美關係解凍，許多拉美國家逐漸擺脱“意識形態邊疆”的束縛，承認意識形態的多樣性。同時，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恢復合法席位，中國的國際地位和聲望空前提高。

為實現巴西的大國抱負，1974年3月15日，蓋澤爾就任巴西總統，對1964年開始的軍政府外交政策做出了較大調整，改變了前幾屆軍政府推行的“與美國結盟”的外交戰略，拋棄“意識形態邊疆”等外交主張，轉而實施“負責任的實用主義”的多元化外交戰略。8月15日，巴西宣佈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這一舉動使巴西成為南美洲第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

半個世紀以來，面對國際風雲變幻，中巴始終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贏的原則，兩國關係始終保持穩定發展。巴西政府外交思想的轉變推動了巴西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加強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成為該時期巴西外交最重要的特徵之一。

1984年，菲格雷多成為巴西曆史上首位訪問中國的總統。1985年巴西恢復民主政治後，為了增強巴西外交的自主性，巴西再民主化後的首屆文人政府薩爾內政府努力拓寬外交空間，其中加快中巴關係發展成為當時巴西政府的重要外交選擇。1988年薩爾內訪華，在薩爾內與鄧小平的這次歷史性會晤中，雙方提出了21世紀將是“太平洋世紀”和“拉美世紀”，這種富有遠見的共識促成了中巴兩國關係由此走上快速發展的軌道。

經過20年的發展，中巴兩國政府間的互信得到了不斷增強，各自在對方外交戰略中的地位也有了很大提升。1993年中國與巴西建立“戰略伙伴關係”，並開啓了兩國關係的新時代，戰略伙伴關係不僅反映出當前中巴兩國關係發展的現狀，同時也指明瞭未來兩國關係發展的方向。自此開始，兩國關係進入不斷深化和提升階段：2004年兩國元首實現互通；2006年召開中巴高層協調與合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2007年啓動戰略對話；2008年兩國元首舉行三次會晤……

2024年是中國和巴西建交50週年。8月15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巴西總統盧拉互致賀電，體現了兩國對雙邊關係的高度重視。作為東、西半球兩大發展中國家，同時也是重要新興市場國家，中巴如何規劃未來的合作，早已超越雙邊範疇。正如習近平主席在賀電中所説，建交半個世紀以來，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兩國關係始終保持穩定發展，全局性、戰略性、全球性影響日益突出，在促進各自國家發展振興的同時，也為世界和平穩定和繁榮發展發揮重要作用。

當今世界面臨百年變局，“全球南方”正在羣體性崛起。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巴關係遠超雙邊範疇，其全局性、戰略性、全球性影響日益突出，在促進各自國家發展振興的同時，也為世界和平穩定和繁榮發展發揮重要作用。雙方在聯合國、金磚國家、二十國集團等多邊框架內就共同關心的全球性問題加強戰略協作，增強發展中國家發言權和代表性，捍衞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雙方前不久共同發表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問題的六點共識，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理解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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