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與墮落：樸素與文明的纏鬥（下）_風聞

    金國（1115—1234）初興之時，國俗極其純樸。部民收穫新谷後，美酒將成，便會殺豬宰雞迎來酋長，貴賤老幼圍坐一起，喝酒吃肉，酒至酣處，賓主共立，起舞盡歡。金國建立後僅十餘年，便一舉拿下中原的北部河山，發達國家契丹沒有完成的事業，女真人輕易就做到了。

    取得江山如此容易，讓女真人自己都感到意外。當然，這其中還有一個原因，即契丹統治下的樸素民族之間，與中原社會對立的意識越來越高漲，由於遼朝政治的昏暗，這些樸素民族迫切需要有新的領導階層出現，希望把契丹人曾經設想過卻未能實現的樸素主義社會建設的重任託付給女真人。

遼金宋格局示意圖

    然而，金國的膨脹過於急速。他們自己的根據地尚未完全鞏固，卻急着進入中原。在他們西北方向的蒙古高原上，女真人的統治尚未確立，後防空虛，這是金國的致命弱點，最終金國的霸業毀在了位於其西北的蒙古人手中。

    在新民族勃興的階段，金戈鐵馬，所向披靡。艱苦的地理環境，緊缺的物質生活，卻能有效激發國民的戰鬥力。阿骨打家族的男子都非常善於用兵，金國二十一位開國功臣中，異姓功臣只有兩人。正因如此，當國家進入守成時代，問題就顯現出來了，宗室勢力過於強大，反而妨礙了政治統一。太宗之後經熙宗，到海陵王（1122—1161）繼位後，王室與宗室之間的內訌逐漸白熱化。

    後代史書，關於海陵王的描述是相當負面的，即一位空前的荒淫暴君。但若瞭解他的內心世界，那麼我們該給予他更多同情。靠暴力在短時間內締造出來的帝國，內部必然潛藏着錯綜複雜的矛盾。對金國而言，要想盡早安穩龐大的帝國，最便利的莫過於借用宋朝已然成熟的君主獨裁政治。這樣一來，金國的政治必然會是以中原社會為中心的政治，任用中原人為官，由他們來協助統治。但是，出來反對的宗室貴族很多，因而遭殺戮的也為數不少。

    女真人中的保守派如此激烈反對海陵王並不是沒有道理的。金國不是王室一家建立起來的，而是全體女真人浴血奮戰的成果，而海陵王卻要把中原還給中原人，由王室獨自君臨中原。並且，海陵王還要平定南宋，如果南宋平定了，王室就會更加脱離女真人而成為天下之主。為王室平定南宋效犬馬之勞的是女真人，事成之後卻面臨着被遺棄的可悲下場，在這種心態的指使下，女真人乘海陵王南伐之機，擁立海陵王的堂弟即位，即金世宗，與此同時，海陵王在軍中遇害。

    金世宗（1123—1189）在位二十八年，汲取海陵王漢化遭戮的教訓，在國中教導部民保存國粹。此時金國已經建國五十年，統治國家的大政方針也漸次明確。金太祖時已命人創立女真文字，但這套文字基本上是模仿契丹文字而來的，在國家大政尚未穩定之前，只能夠任由自發的民族膨脹勢力的發展，根本無暇顧及文教事業。到了世宗時期，女真人因受中原文明的浸潤，純樸的舊風俗蕩然無存，生活的文明化程度日新月異。世宗於是建立女真太學，用女真文字翻譯經史，一有機會便教導後輩要牢記祖宗的淳厚風俗。但此時口宣聖德越頻繁，越是暴露出女真早已錯過了保存國粹的大好時機。

    世宗逝後，其孫章宗繼位，早已蠢蠢欲動的西北諸部再也不奉金命。到章宗末年，蒙古的成吉思汗鐵木真（1162—1227）自立，對多事之秋的金國而言更是雪上加霜。此時的金國早已是強弩之末，宣宗時，蒙古兵長驅直下，勢如破竹，大肆蹂躪黃河以北。宣宗齊集朝臣於殿上，君臣只能相對唏噓，別無他法。金國建國僅百年，局勢變幻竟如此急速莫測。

成吉思汗鐵木真銅像

    成吉思汗的事業其實並不是一帆風順，如果不是金國腐朽，歷史不會給他任何機會。在大草原上，成吉思汗遇上的敵手均是勇敢的遊牧民族，再三舔嚐了失敗的苦酒，不止一次地在生死之線上徘徊。艱難讓他的意志堅硬如鋼，讓他的感情冷若冰霜。勇敢無比的蒙古人，在他的旗幟下整裝待發，對四鄰發起了連年侵奪。遇國滅國，見城屠城，被其征服的民族多達上百，被征服民族送來的妃妾多達五百。

    成吉思汗曾被問到什麼是人生最大的快樂，他如是答道：破人國家，捕獲其民，看着他們在自己的眼前號哭，然後放兵搶奪其婦女財寶。成吉思汗之樂完全是其命運和環境所鍛造出來的。鐵木真兄弟四人，四人分成兩組，兩人共用一灶，因為爭奪一條魚，能把弟弟射殺，這就是少年時代的他。他的妻子孛兒帖曾遭敵人擄掠，其長子朮赤被懷疑是這期間受孕的，因此在成吉思汗的內心肯定積聚着數不清的苦惱。統帥猛獸般的民族，不僅自己要像猛獸一般強壯，其內心更比猛獸還要兇猛。文明人遇上苦惱往往會理智地排解，而樸素人卻只能依靠自己的意志加以克服。

    成吉思汗及其子孫東征西伐直至大帝國分裂的歷史無需贅言。與前代的遼、金相比蒙古的威力到底有多大。遼的版圖，往西未逾葱嶺，金的領土，往南也沒有跨過淮河。而蒙古大帝國在西方震撼歐洲封建諸國，往南顛覆伊斯蘭教團，直臨波斯灣。這不單純是由蒙古的地理位置決定的，與遼、金相比，蒙古的武力超出了好幾倍，這才是他縱橫歐亞的根本。

    遼、金的締造者，他們創業之初，在自己的部族內部佔據多數，他們具有相當濃厚的氏族貴族色彩。而蒙古的成吉思汗卻是靠一人拼搏登上最高統治者地位的。他手下的將士無一不是草莽英雄，從一開始成吉思汗就以獨裁專制的手段來駕馭他們的。

    成吉思汗的事業，不是既有勢力的膨脹，而是散沙般的遊牧民經重組後形成的強大的向心力，新興的氣象遠勝遼、金，這使得他們更具活力。然而，成吉思汗個人的感召力過於偉大，因此他的接班人便無法再像他那樣統帥蒙古了，不得不採用部族議事會（忽裏勒台）的方式來表達大帝國的意志，這其中即潛藏了蒙古帝國內訌的禍因。很快，忽裏勒台破裂，東方的蒙古帝國與西方的蒙古諸汗國分道揚鑣，走上了獨自經營的道路。

    東方的蒙古帝國在外觀上具備中原國家的形式，國號“元”。但是，蒙古人的自尊心極強，大都朝廷上通用蒙古語，天子穿蒙古服，基本上不懂漢語。帝國內部社會分成三個階層，從地位從高到低依次是，蒙古人，色目人（以回紇為主的西域人）和漢人。蒙古統治者之所以這樣分，當然有其充分的理由，不必多言。

    遠離中原文明，相信西方文明，在這一點上蒙古人的眼睛是明亮的。只是蒙古人雖然始終不懷疑科學文明，但因自尊自大，自己不屑於學習，全部交給色目人的手中，甚至將科學家、技術能手視作工匠。如果蒙古人以其純真之心，從對武力的熱忱中抽出一半的精力來學習探索科學，那麼第一場世界工業革命的歷史很有可能被改寫。可惜，他們終究是沙漠之子，他們的樸素是那一種最野性的樸素，想要取得更大的發展幾乎不可能。

    相信科學的元帝國崇拜喇嘛教。蒙古自太祖以來尚在漠北之初，對宗教毫無興趣。無興趣同時也表明了極公平。朝廷與喇嘛教結成了特別的因緣始於世祖忽必烈（1215—1294）對藏僧八思巴的信任，蒙古人樸素的靈魂與原始的喇嘛教之間產生了共鳴。大凡宗教，均是超現實的東西。正統佛教也好，儒學、道教也罷，理論逐步完善之後精神卻毀滅了。假如理論尚未完善的喇嘛教從宗教意義上來誘惑蒙古人，即使喇嘛教的教義再不成器，我們都有理由認可蒙古人的選擇。

    問題是這以後如何才能協調好信仰與政治！這是作為統治者不可迴避的職責。不幸的是，蒙古朝廷過於沉湎喇嘛教，進而傷害到了政治。説到底蒙古人只是有始無終，馬上得了天下卻不能下馬治理天下，隨着征服事業的結束，他們的沒落也就開始了。從南宋的最終滅亡到明朝的創立，僅僅隔了四十幾年而已。

    蒙古人保存國粹的觀念太強，但他們力圖保存的只是語言、服裝以及習俗這一類東西，這些所謂國粹與國家治理比較起來，全不過是些細枝末節。他們忘記了自身最重要的國粹，即樸素主義的鍛鍊。

    蒙古人帶給中原的巨大影響不是他們的文明，而正是他們的樸素。在蒙古統治期間，中原人接受了樸素主義的鍛鍊，接受了蒙古人樸素主義的再教育。一旦時機成熟，面貌一新的中原人一舉驅逐日漸腐朽的蒙古王公。大明王朝雖然內憂外患不斷，卻維持了三百年的天下，原因之一也正是蒙古人的樸素主義教育所賜。

    明朝三百年間，在長城一線與蒙古糾纏不清，可能誰都沒想到中原之鹿會落到第三者、淳樸的滿洲人手中。先來看一下清太祖努爾哈齊（1559—1626）詔諭蒙古降將的一段話：“我國習俗，守忠信，奉法度，無盜賊欺詐，無兇頑暴亂，倘遺於途，拾者必還其主。人情敦厚如此，是以得膺天眷。爾蒙古，非未嘗不手持念珠，口宣佛號，但欺詐橫逆之風不戢，以致天不爾佑，使爾等自亂其心，殃及國人。今爾等既歸我，則此後不得再萌不善之念。”

    清太祖並非自誇。1644年，越前國（今日本福井縣一帶）的國田兵右衞門等人駕馭的三艘船隻遭遇暴風被吹至滿洲，而後被帶去北京，再經朝鮮回國。這一年是順治元年，清世祖順治帝將首都從盛京遷到北京。國田等回國後，被召到江户接受幕府詢問，問答被記錄成文。稱：清國萬事皆有法度，公正無偏，上下慈悲正直一無虛言，道不拾遺，人極殷勤。又稱：主人與下人之間，親如父子。這些來自鄰邦的目擊者證言比後世清代御用文人華章麗句的讚美真實得多，有説服力得多。國田等人被問及明朝遺民的情況時，筆鋒陡然一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