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的多重因果之三，王霸兼用_風聞

一，蘇聯，這是個曾讓半個世界聞之色變的名字，或許是他曾經帶來的恐懼，壓迫感過於強烈，過於刻骨銘心，以至於在這個名字終於消散入塵煙的30多年後，竟然被某些有心人試圖篡改歷史，抹去他曾在這個世界存在的痕跡。

站在中國人的角度，這是一件多麼匪夷所思的事情。歷史嘛，“為尊者諱”，“春秋筆法”，這咱們都懂，可是這才過去30多年，歷史的見證者大多還都在呢，就這麼按部就班，明晃晃地開始篡改事實了？這可是蘇聯啊，人類歷史罕見的“巨無霸”帝國，20世紀曆史，世界格局無可置疑的參與者，締造者。這得有多強烈，多刻骨的恐懼與仇恨，以及究竟有多奇葩的歷史觀，才會做出這樣的事。進而，做出這等事情的人，組織，國家，乃至文明，究竟是對自身文化，文明不自信到什麼程度？

畢竟，作為一箇中國人，無論你站在文明還是歷史的角度，你都無法將蘇聯從整個西方的“文明史”以及“世界史”中剝離開來，正如你無法剝離美國。客觀地説，那幾乎覆蓋了整個20世紀的蘇聯興衰史，以及在“二戰”之後開啓的那一段“美蘇爭霸”的“冷戰”史，應當就是“西方文明”作為一個整體，發展到這個歷史階段時，對自身發展方向作出的一個自我修正，或者對自身未來不同方向的探索，試錯。從這個角度，無論美蘇，其實都是“西方文明”邁向下一關階段的過渡，都是文明新階段之前，自我修正，試錯，並相互印證參戰的“不完全體”。

之所以會這麼想，因為很顯然，類似的過程，在中華的歷史中，我們的確也曾有過，那就是，“春秋戰國”，“王霸之爭”。是不是覺得這樣的類比過於牽強，過於不講理？莫急，且聽我慢慢道來。

**二，**所謂霸道，毫無疑問，最終“橫掃六合”，奠定“大一統”的強秦，《商君法》是其典型代表。什麼是王道？孟子説得含糊其辭，語焉不詳，荀子就直白多了，“崇禮”，“重賢”。是不是仍然覺得不好理解？從我們如今的視角來看，無論“崇禮”還是“隆禮”，説的都是一個事，即反對進行大規模的社會變革，強調維持原有的“諸侯”之下，“卿相”階層“分封而建”的“禮法”等級制度，以最大限度地維繫社會穩定。“重賢”，“尊賢”則是説從當時已通過各種渠道廣泛接受不同程度知識教育的“士”階層人羣中，選拔任用其中擁有各種專長職能的人。“卿相”階層就不能有“賢”嗎？人家根本無需“賢”嘛，尊與重，國之大位，生而有之，賢與不賢只是個附加點綴。

這個“王道”，強調最大限度維持內部穩定，在可接受範圍內對等級森嚴的“禮制”作適度調整的策略應該説可以理解。在“大爭之世”的背景板映襯下，過於激烈的國策很容易打破內部平衡，造成動盪亂局，從而給各種外部的虎視眈眈，內部的居心叵測提供可乘之機。

那麼秦國是咋回事呢，他不同啊，首先他處於處於當時核心文明圈“中原”地帶的邊緣，背靠“遊牧”，因缺乏水利土地相對貧瘠可耕作土地有限，大片土地從未開墾，相對“中原”列國其地緣價值在當時可謂乏善可陳。其次秦國經歷了約莫百年的內部動亂，從公族到卿相，枝葉凋零，力量有限。第三，“戰國”時期率先崛起的魏國，通過連番大戰，打得秦國精鋭盡喪，並藉此越

過黃河天險，在秦國的“河西之地”站穩了腳跟。此時的秦國，整個關中平原，直面魏國強兵，無險可守，生死僅在對手的一念之間。空前的亡國危機，迫使秦國貴族團結起來形成共識，願意讓出部分利益，求“新”求“變”以圖快速強國強軍，之後嘛，就是商鞅和秦孝公的一系列“微操”了。

秦國的“霸道”，以及“商君法”，最讓我們難以理解的有兩點，首先是是他的貴族階層為何最初時能夠接受，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反抗，這個上面解釋過了，第二就是那些後人看起來嚴苛瑣碎到如今的我們看起來驚心動魄的法規，秦國的底層人民又是如何接受的，至少在初期，甚至有點歡欣鼓舞，怡然受之的樣子。

這個問題其實才是所謂“王霸之爭”的真正核心，秦國變法被“編户齊民”的絕大多數人是誰？在成為“民”之前，他們是自耕農嗎，是“農民”嗎？當然不是，既是“農民”，又何來“齊民”？他們是“野人”，他們是“分封制”，“井田制”下，被捆綁依附於土地，貴族，連從軍打仗用生命賭一個改變自身境遇機會都沒有的，跟19世紀中期之前，歐洲“封建莊園制”中勞作的，處於相同生產關係和生存狀態的，“農奴”。從“奴”到“民”，不僅是身份的改變，還有了投軍憑藉“軍功爵制”獲取極大榮譽感並上升階層的機會，你説他們該不該開心？我們後人認為秦法過於嚴苛，但那些剛剛由“奴”而“民”的秦人會説，我不要你覺得，我要我覺得，相比以前的“野人”，“農奴”狀態，我還覺得好多了呢。

自“春秋”而“戰國”，隨着戰爭規模的日益擴大和激烈，從“三家分晉”的“趙魏韓”三國發端，列國都有一定程度“解放”農奴的舉措，沒法子嘛，兵源，後勤的壓力下,不得不然。但只要外部危機稍稍平息，就又都不約而同地作了不同程度的“回檔”，這也很好理解，外部危機一旦搞定或暫緩，內部的利益之爭立刻就又在風口浪尖了，要知道，各國內部貴族之間爭鬥的殘酷程度，那可絲毫不亞於國與國之間。

只有秦國，前所未有，把“編户齊民”做的完全，徹底，甚至連商鞅自己，都承認這超出了“霸道”的範疇，在與友人的交談中稱其為“強道”。以此為基礎，秦孝公與商鞅又編練新軍，推行“軍功爵制”，並廣招六國“俊才”充實郡縣官僚，在“軍務”“政務”兩個層面大規模啓用“士人”，以取代原有的貴族階層，又藉助“遷都”咸陽再次動搖了貴族的根基。等到原有的貴族階層終於回過味並團結起來時，大局已然難以撼動。即便如此，由於外部形勢的變化，秦孝公死後商鞅仍然為秦國的內部穩定付出了生命代價。

商鞅的死，至少證明了一件事，就是那個我們如今看起來似乎更多形容詞屬性的，輕飄飄如口水仗一般的“王霸之爭”，還原到他原有的時代背景之下，竟是有着如此深刻複雜社會背景的，名詞屬性的制度之爭，路線之爭，你死我活的階層利益之爭。進一步説，正因為所謂“王霸之爭”其實是你死我活的階層利益之爭，所謂強秦的“霸道”，更是深刻徹底的社會變革，那麼如此大量的剛剛改變階層身份的，包括由“奴”而“民”，和歷史上第一次作為一個整體的，取代原有舊貴族勢力的“士人”階層，他們有沒有現成的，與自身新的身份，社會地位相匹配的“公序良俗”，社會行為道德體系？當然沒有。如此，在生產力條件極其有限，不具備“全民教育”能力，連“廣泛教育”都做不到的情況下，想要在這個剛剛經歷深徹社會變革的國家快速建立起高效，穩定秩序的方法，就只剩下了一種，繁苛瑣細，嚴刑峻法。這就是提到“霸道”就離不開“法家”的原因，反過來説，這也是為何只有“法家”才能真正成就“霸道”的答案。至於説，為什麼又會有了劉邦的“約法三章”，你看這還是當初那個剛剛完成“變法”，百廢待興，萬民嗷嗷待哺，更有亡國危機時刻懸在頭頂的秦國嗎，這都已經百有餘年過去了兄弟。

**三，**回過頭，再來看“美蘇爭霸”和蘇聯，彼此對立的“意識形態”，兩大陣營之後，難道不是同樣的制度之爭，路線之爭，你死我活的階層利益之爭嗎？進而，同樣的身處“大爭之世”，同樣的興起於“文明邊緣”，同樣的，在飛速發展的生產力推動下，在不斷擴大的戰爭需求下，封建莊園體系逐步解體，舊有的生產關係越發沉重疲憊不合時宜，新興階層與舊勢力間矛盾日益激化，同樣的在“戰敗”背景下產生的深徹社會變革，是不是這樣？還會有人覺得我是強行將兩者對比，牽強附會嗎？最後，失敗了的蘇聯如今面臨被逐步從歷史中抹除的命運，成功了的強秦呢，連同那部《商君法》以及商鞅本人，是不是在其後的2000多年裏，直至如今，都還在被所謂的“精英史觀”不斷地抹黑，被批倒批臭？他們究竟在害怕，在恐懼什麼？只要你明白了蘇聯誕生，存在的意義，明白了“商鞅變法”的內核所在，這一切，如水流就下，如利刃破竹，一目瞭然。

“王道”強調分權，“霸道”講的是集權，同樣，“美蘇爭霸”中，所謂“意識形態”對立壁壘的核心，不也正是分權集權之爭嗎。真正值得關注的是，為什麼華夏文明最後勝出的是集權的“霸道”強秦，而西方文明勝出的卻是分權的“王道”美國。無論是強秦，美國的勝出，還是蘇聯的敗亡，理由，原因，各種細節都已被説了太多，每個人都理直氣壯，信誓旦旦地認為自己説的才唯一正確。我只想説，先搞清楚我們討論的是一個什麼級別的事件，搞清楚蘇聯是一個絕對“巨無霸”型的“超級大國”，在討論這種級別國家的興衰成滅之時，無論你堆砌多少細節，都必然暴露出蒼白無力，因為無論他的興衰成滅，其理由，原因的深徹，宏大，都必然與他的級別，規模相對應，與此相對，無論你説的細節有多板上釘釘，證據確鑿，都只能是表象。

但是不管怎樣，有一點是可以確認的，那就是自從“二戰”之後“冷戰”開啓，在“美蘇爭霸”你來我往，你進我退的每一步進程中，中國都毫無疑問起到了關鍵性，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説，作為後來者，比起着眼於那一段歷史裏美蘇兩強的此起彼落，更值得被關注的是，作為公認的弱勢第三方，中國究竟是如何熬過來的，是如何撐住了那一段“舉世皆敵”難以想象的巨大外部壓力的。因為很顯然，只有理解了新中國立國前後所歷經多次艱難困苦，只有理解了上溯至1840，為了“獨立自主”這四個字，我們究竟付出了多少代價，你才能真正理解，中國是如何崛起的！

國力構成四大要素，生產力，組織力，體量，文化，在上世紀80年代“改開”之前，在新世紀之初“入世”之前，我們具備哪幾樣優勢？改開，入世帶來的又是哪一樣的飛速提升？(生產力＋組織力＋體量)×文化＝國力，生產力的快速提升又反過來推動了我們組織力的再次整合，升級，進而將文化推到更高層級，

那麼，這是什麼樣的文化？

**四，**冷戰之後，美國憑藉大勝之勢強推其理念，文化至全世界，美軍大兵身負利刃，手捧“自由，民主”聖經，全球到處砸門踹鎖，穿堂入室，至今不過30年，那杆曾經讓無數人仰望的大旗，如今早已是千瘡百孔，破敗不堪，強秦一統後，強推《商君法》至全華夏，堂堂帝國，二世而斬，有什麼不同？有什麼不同？!支撐起一個強大國家的，從來就不會是什麼“聖經”，更不會是什麼“意識形態”，“制度”之類的“祖宗成法”，而是人心。所有這些“聖經”，“意識形態”，“祖宗成法”，之所以曾經管用，奏效，是因為他符合，對應當時的人心，然而時代不會停止向前，人心終究會變化，沉醉，執迷於歷史的人，終究會被歷史拋棄。什麼是人心？文化就是人心，就是人心的集中體現。站在美國或大秦的立場，“先王遺訓”，“祖宗成法”，曾帶領，指引他們克服萬難，從勝利走向勝利，最終完成千秋偉業，這麼好的東西怎麼能丟了呢，怎麼能輕易説改就改呢？然而他們忽略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大秦帝國的體量，規模，是戰國七雄之一的秦國所能相提並論的嗎？如此龐大的體量，規模，意味着更加複雜多樣，差異顯著的地理氣候環境，資源物產稟賦，歷史文化風俗，以區區戰國諸侯之一秦國之“成法”，強推於整個華夏，好比把3歲小孩的衣服硬要往30歲大漢的身上套，行得通嗎？進而，不要説如今的美國，就説曾經的冷戰，都不是單純的兩個國家之爭，而是兩以美蘇各為代表為核心的兩大國家陣營，集團之爭。而這美蘇又是各自以什麼方式各自管理這兩大集團的呢，毫不意外，核心思想都是自我中心“地緣價值，零和博弈”。沒錯，最後敗亡的是蘇聯，但是美國呢，他在冷戰中就表現得很好嗎，若不是實在撐不下去了，他會主動打破“意識形態”壁壘，推動“中美和解”嗎？沒有中國在背後的謀劃，以及對蘇聯的巨大牽制和消耗，他拿什麼去一舉扭轉“冷戰”的頹勢，敗像，贏得最終勝局，真以為他是什麼“天選之國”？

所謂的“地緣戰略”，永遠都只具備戰術價值，也許對於小國來説是強國利器，但他從來不會，也不應該具備戰略意義。因為無論你為所謂“地緣戰略”套上多少光環，都改變不了其背後“自我中心，零和博弈”的本質。對於一個強國，大國來説，所有的戰略謀劃，排在首位的都應該是人心，文化。什麼叫做“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只有你的文化具備足夠的包容性，能夠容納，彌平所有的差異性，能夠超越所有的那些差異性形成共有的文化認同，你才能真正擁有你所掌握的，你的文化包容性的大小與你所能真正擁有的多少，成正比。

有很多人問，為什麼大秦一統華夏，而後來的主體民族卻都自稱“漢人”，而不是“秦人”呢？進而，大秦二世而亡，漢王朝又是憑什麼坐穩江山，並把自己的名字與華夏文明，與我們這個民族聯成一體，密不可分的呢，憑什麼？那些彪炳史冊的煌煌武功固然令人讚歎神往，但是，難道大秦的武功不盛嗎？帝王之道我們本無從知曉，但是漢宣帝的一句話露了玄機，“王霸兼用，雜以權謀”。

漢宣帝這話是説，王道也好，霸道也好，包括“諸子百家”，都只是在社會，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發展方向所採用的方法，手段，哪個好用就用哪個。而方法，手段原本就不應該成為什麼路線，主義，意識形態等等他不應該成為的東西，王道，霸道無論是成為形容詞還是成為動詞，都不應該繼續成為名詞。進而，在種種不同的方法，手段 ，策略之上，再以道家思想作為統攝。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全都是諸侯之道，唯有道家才是真正的“天子之道”，因為他本就出自周王室，是西周以前數千年華夏最高文化思想，以及周王室“官學”系統思想的集大成，智慧結晶。雖然時過境遷，他已不再適合成為具體而行的國策，但是把握其思想內核作為指導方向，卻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唯有兼收幷蓄，也只有一視同仁，心無芥蒂，漢王朝才能真正做到在一個空前遼闊的國土之內，讓所有人都有了發自心底的文化認同，文明認同，也讓他們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漢”。

**五，**是不是覺得太虛了，還是不大好理解？舉一個我們身邊的例子，在大力“維穩”的同時傾力“扶貧”，這就叫做“王霸兼用”，其內核是“以人為本”，還不理解那就只能慢慢理解了。什麼叫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美國的，蘇聯的，甚至諸多小國的經驗，方法，哪個好，哪個順手又沒副作用我就用哪個，哪個最適合國情又切實有效就用哪個，還可以應對，不同地域，不同方向有針對地同時用，一起用，再根據實際情況或增或減，這是相對漢王朝，在更大的體量等級，覆蓋更多差異性，更高的文化，文明層級之下的“王霸兼用”。

是不是覺得好像沒什麼，不就是務實嘛，實際上只有你的文化具備足夠巨大的包容性你才能做到，尤其是在今天，在舉世洶洶，“政治正確”甚囂塵上，各種“經學入腦”喧譁鼓譟的當下，沒有強大的“文化自信”，你就只能隨風搖擺，茫然無措。再次強調，(生產力＋組織力＋體量)×文化＝國力，文化包容性的強弱與國家，社會的體量密切相關，進而文化包容性的強弱＝文化的層級高低。一個國家，社會只有具備足夠的體量，才能在生產力組織力的支撐下，產生與此體量相對應的文化，進而只有你能覆蓋足夠多，足夠龐大的歷史，地域等等差異性，你才能在更高的層級上認識，領悟規律，從而推動自身文化進至更高層級。

無論蘇聯，還是冷戰之前之後的美國，他們的文化具備如此強悍的包容性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他們各自都擁有着龐大的體量，偏偏驅動這身體的心臟，卻又這般渺小，脆弱，他們各自的歷史文化決定了他們無法自發生成對應這龐大體量的文化，只能被動地以一個小國的文化心臟，艱難支撐着他們大國的身軀，出現各種供血不足，機能失調，以至最後轟然倒地都是必然的。應該説，他們並不是完全對此渾然不覺，也不是沒有做過各種嘗試和努力，甚至試圖尋找替代品，然而，在這“大爭之世”裏，在這滾滾向前的時代大潮裏，有誰會停下來等他們呢？至於漢王朝，至於中國，別忘了，在此之前，“華夏”的共同認知已有上千年，數千年，在這其間“文化同一”的努力從未停止過，先祖早已經由各種方向的探索，試錯，替我們付出了漫長的時間代價。歷史，才是我們最大的，獨一無二的優勢，文化，才是我們穿越這數千年悠悠歲月，始終屹立不倒的關鍵要素。

如果説，一種文化類型，一個文明樣式能夠在三五十年的時間裏快速崛起，並能在一眾包圍，環伺下支撐近百年的霸業根基，從而在人類歷史中留下難以磨滅的痕跡，除了他自身的實力，特質之外，運氣的因素也一定不可或缺，歷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疊加嘛，但若是這個文化，文明能夠在數千年的時間裏，始終屹立於世界之巔，雖然經歷多次滅頂危機，卻又能多次浴火重生，光耀天下，你會怎麼看待他？你還會認為這裏頭有運氣因素嗎，除了實力使然，除了必然性，你還會想到別的嗎？

如此，所謂“中美博弈”的因果，也應當有這麼一層，帝國的文化心臟與他的身軀之間存在如此反差巨大的不匹配，在“全球通聯”，早已不存在物理障礙，在“經濟一體化”早已成為全球共識和需求的今天，在“全球氣候大變化”已然初現端倪的當下，世界呼喚擁有着更高文化層級的國家，擁有更加具備包容性，更少自我中心，更少排他性的文化，文明，來引導，幫助這個世界，幫助全人類，應對未來種種難以預想，無法預知的災難，危機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