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死刑也無法禁止貪慾_風聞
千里驽马观天下-59分钟前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寒,討過飯,放過牛,當過遊方和尚,後來參加農民起義軍,從一個馬弁幹起,最後成為明代開國皇帝。明代立國後,朱元璋對政治腐敗尤其憎惡,對貪污腐敗官員大開殺戒,大批不法貪官被處以極刑,如開國將領朱亮祖、駙馬都尉歐陽倫等,甚至因為郭桓案、空印案殺死數萬名官員。朱元璋在懲治貪官上以嚴酷著稱,其手段有凌遲、梟首、棄市、族誅等等。朱元璋於洪武十八年(1385年)下詔“盡逮天下官吏之為民害者”,貪污銀子60兩以上的“梟首示眾,仍剝皮實草”。朱元璋下令在地方官府廣場左側設立土地廟,作為處死腐敗官員的刑場,將貪官的皮剝下來後用草填充,製成“標本”懸掛起來作為警示,民間稱之為“皮場廟”。
在鐵腕反腐的同時,朱元璋還鼓勵百姓舉報,還賦予百姓直接捉拿貪官污吏的權力。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頒佈《大誥》,其中規定:今後布政司、府、州、縣在職的官員,賦閒的官員,若膽敢“操縱詞訟、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結官府,危害州里”,當地賢良方正、豪傑之士可以將這些人抓起來綁送京城。如有人膽敢中途攔截,則梟首示眾。
在朱元璋當政的31年中,約有15萬貪官人頭落地,朱元璋也因此成為歷朝歷代中殺戮貪官最多的皇帝,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即使如此,明代初期貪官污吏不僅並未絕跡,反而滋生不已,前腐後繼,絡繹不絕,以致朱元璋也不得不喟嘆:“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佈列華夷,豈期擢用之時,並效忠貞,任用俱久,俱系奸貪。朕乃明以惠章,而刑責有不恕。以至內外官僚,守職維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奸頑之徒難治,扶此彼壞,扶彼此壞。觀此奸頑,雖神明亦將何如!”“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甚至感嘆説:“朕才疏德薄,控馭之道竭矣”。
自古以來,中國傳統政治的最大特色就是專制和腐敗,專制必然滋生腐敗,而腐敗必然依賴專制。從根本上説,封建專制主義正是滋生腐敗的根源。因此,儘管朱元璋在打擊腐敗懲治貪官方面採取了空前絕後的強有力措施,但是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也從未在根本上剷除腐敗,明王朝也難逃“人亡政息”的命運,最終以中國歷史上最腐敗的王朝之一被載入史冊。清末著名法學家沈家本曾對朱元璋的反貪如此評價:“不究其習之所由成而徒用其威,必終於威竭而不振也。”朱元璋大力反貪的歷史已經證明:當死刑也阻止不了貪慾,貪官污吏必將越來越多。
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對專制社會提出尖鋭的批評:“在這類社會中,沒有什麼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並拼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誌,**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地易手,改變着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拼命地攢錢或賺錢。**不惜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慾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佈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與此無緣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中國曆代王朝的更替變遷,無一不是這段論述的註腳。政治腐敗是專制主義的必然產物,每一個專制王朝的覆滅,都是政治腐敗的必然結局。
由此,想起黃炎培先生提出的“歷史週期率”。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澤東與黃炎培有過一次長談。毛澤東問黃炎培:來延安考察了幾天有什麼感想?黃炎培坦率地説:“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説,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因為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漸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有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週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答道:“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民主、自由、公正、法治,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標誌。死刑,是對犯罪分子最大程度的威懾。當死刑也無法阻止貪腐的蔓延,若是一旦廢除死刑,又會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