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死刑也無法禁止貪慾_風聞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寒，討過飯，放過牛，當過遊方和尚，後來參加農民起義軍，從一個馬弁幹起，最後成為明代開國皇帝。明代立國後，朱元璋對政治腐敗尤其憎惡，對貪污腐敗官員大開殺戒，大批不法貪官被處以極刑，如開國將領朱亮祖、駙馬都尉歐陽倫等，甚至因為郭桓案、空印案殺死數萬名官員。朱元璋在懲治貪官上以嚴酷著稱，其手段有凌遲、梟首、棄市、族誅等等。朱元璋於洪武十八年（1385年）下詔“盡逮天下官吏之為民害者”，貪污銀子60兩以上的“梟首示眾，仍剝皮實草”。朱元璋下令在地方官府廣場左側設立土地廟，作為處死腐敗官員的刑場，將貪官的皮剝下來後用草填充，製成“標本”懸掛起來作為警示，民間稱之為“皮場廟”。

在鐵腕反腐的同時，朱元璋還鼓勵百姓舉報，還賦予百姓直接捉拿貪官污吏的權力。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頒佈《大誥》，其中規定：今後布政司、府、州、縣在職的官員，賦閒的官員，若膽敢“操縱詞訟、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結官府，危害州里”，當地賢良方正、豪傑之士可以將這些人抓起來綁送京城。如有人膽敢中途攔截，則梟首示眾。

在朱元璋當政的31年中，約有15萬貪官人頭落地，朱元璋也因此成為歷朝歷代中殺戮貪官最多的皇帝，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即使如此，明代初期貪官污吏不僅並未絕跡，反而滋生不已，前腐後繼，絡繹不絕，以致朱元璋也不得不喟嘆：“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佈列華夷，豈期擢用之時，並效忠貞，任用俱久，俱系奸貪。朕乃明以惠章，而刑責有不恕。以至內外官僚，守職維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奸頑之徒難治，扶此彼壞，扶彼此壞。觀此奸頑，雖神明亦將何如！”“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甚至感嘆説：“朕才疏德薄，控馭之道竭矣”。

自古以來，中國傳統政治的最大特色就是專制和腐敗，專制必然滋生腐敗，而腐敗必然依賴專制。從根本上説，封建專制主義正是滋生腐敗的根源。因此，儘管朱元璋在打擊腐敗懲治貪官方面採取了空前絕後的強有力措施，但是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也從未在根本上剷除腐敗，明王朝也難逃“人亡政息”的命運，最終以中國歷史上最腐敗的王朝之一被載入史冊。清末著名法學家沈家本曾對朱元璋的反貪如此評價：“不究其習之所由成而徒用其威，必終於威竭而不振也。”朱元璋大力反貪的歷史已經證明：當死刑也阻止不了貪慾，貪官污吏必將越來越多。

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對專制社會提出尖鋭的批評：“在這類社會中，沒有什麼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並拼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誌，**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地易手，改變着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拼命地攢錢或賺錢。**不惜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慾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佈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與此無緣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中國曆代王朝的更替變遷，無一不是這段論述的註腳。政治腐敗是專制主義的必然產物，每一個專制王朝的覆滅，都是政治腐敗的必然結局。

由此，想起黃炎培先生提出的“歷史週期率”。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澤東與黃炎培有過一次長談。毛澤東問黃炎培：來延安考察了幾天有什麼感想？黃炎培坦率地説：“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説，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因為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漸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有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週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答道：“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民主、自由、公正、法治，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標誌。死刑，是對犯罪分子最大程度的威懾。當死刑也無法阻止貪腐的蔓延，若是一旦廢除死刑，又會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