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 中國為什麼沒有一所“像樣的大學”？| 文化縱橫_風聞

周川

蘇州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

【導讀】在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中，一個核心議題始終繞不開：**如何構建與國際接軌且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大學體系？**本文即聚焦百年之前，胡適從大學制度診查中國問題的探索之路。1920年9月17日，在北大開學典禮上，**胡****適曾批評北大“在智識學問方面”已經“貧窮”到幾乎是“學術大破產”的地步，**還説外界罵北大“程度不高，學風不好”，這是北大“真正的恥辱”。1932年，胡適質問，對照“歐洲有三個一千年的大學，有許多個五百年以上的大學，至今繼續存在，繼續發展；我們有沒有？”。

本文指出，**“胡適之問”可以表述為：我們何以沒有一所“像樣的大學”？****胡適心中“像樣的大學”有兩個最核心的“真義”，即“研究”和“獨立”。在胡適看來，歷史上那些“像樣的大學”，尤其是那些一流的頂尖大學，實為科學和民主的動力源，人類文明的推進器，所以他一再強調，振興高等教育“乃萬世久遠之圖”，而“吾國誠以造新文明為目的，則不可不興大學”。**正因為胡適認識到大學對於社會進步和人類文明的巨大作用，他才痛感於近代中國大學的落後和紛亂，才“語不驚人死不休”地提出“胡適之問”，並且義無反顧地為建設中國“像樣的大學”而鞠躬盡瘁。

作者指出，“胡適之問”是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對中國近代大學種種弊端的強烈質疑和批判。作為新文化運動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延續，“胡適之問”以科學與民主為價值取向，對中國高等教育近代化具有啓蒙作用。然而，當胡適以西方一流大學為參照系發問時，便擺脱不了“全盤西化”的傾向，但他在彼時也別無選擇。

本文原載**《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6年第1期，原題為《“胡適之問”：我們何以沒有一所“像樣的大學”》**，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胡適之問”：****我們何以沒有一所“像樣的大學”**活躍在近代中國的胡適，對當時的中國大學曾經提出過一系列質疑性的問題，這些問題歸結為一句話就是：中國何以沒有一所“像樣的大學”？這個問題集中反映了胡適對近代中國大學的詰難和批判，也反映了他的大學思想和主張。本文權且將這個問題稱為“胡適之問”，並通過對這個問題的初步解析，探討胡適的大學觀及其時代特徵和歷史意義。

 ▍“胡適之問”的由來與表述

問題的最初萌芽，始於胡適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期間的一次偶然經歷。1915年2月20日，**英文教授亞丹在課間很不經意地問胡適：“中國有大學乎？”這在亞丹，是個隨口一問的問題，但在胡適那裏，卻是個一時“無言以對”的難題：要説沒有吧，不是事實；要説有吧，又説不出一所大名鼎鼎的大學來。**亞丹見胡適一時語塞，説是若中國真有一所“完美之大學”，他願意將自己珍藏的數千冊英國古今劇本相贈；臨了還不忘教誨胡適一番，曰“大學乃一國文化之中心”、“國之先務”云云。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記下了這件事，並且寫道：“吾他日能生見中國有一國家的大學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國之康橋、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中國有大學嗎？什麼時候才能有哈佛、劍橋那樣的著名大學？問題的種子就此埋在了這位年輕的留學生心中，激勵着他對中國大學問題做長期不懈的觀察和思考。

（一）“胡適之問”的現實之維

胡適的問題是針對當時中國大學的現實狀況提出的。北京大學是胡適的大學教育生涯正式開始的地方，首當其衝成為他第一個審視的對象。胡適於1917年夏結束在哥大的留學生活，回國任北大教授。當時的北大正經歷着蔡元培大刀闊斧式的改革，處在脱胎換骨、舊貌換新顏的鉅變之中，各種美譽也紛至沓來。然而偏偏在此時，年輕氣盛的胡適對北大提出很嚴厲的質疑，自揭其短。1920年9月17日，胡適在北大開學典禮上發言，他要大家捫心自問：北大被外界譽為“新思潮的先驅”、“新文化中心”，我們揹着這塊“金字招牌”到底“慚愧不慚愧”？他批評北大“在智識學問方面”已經“貧窮”到幾乎是“學術大破產”的地步，還説外界罵北大“程度不高，學風不好”，這是北大“真正的恥辱”。此後數年，胡適對北大的批評幾乎沒有間斷。例如1922年，他對教授“索薪”罷教、學生滋事罷課大為不滿，公開質問道：為什麼“北京大學這幾年來，疲於索薪，疲於罷課，日日自己毀壞自己呢？”北大25週年校慶時，胡適在北大紀念刊上發表文章，批評北大“開風氣則有餘，創造學術則不足”，説北大尚未脱離“裨販學術”的階段，“這不是我們的大恥辱嗎？”

胡適於1920年代中期離開北大，先後在上海的多所高校任教，當過中國公學校長，兼任過英國庚款諮詢委員會中國委員、大學院大學委員會委員；1930年代初專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時在北大兼教，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奉命使美。在這十多年的時間裏，胡適對中國大學的現狀有了更廣泛的審察，“胡適之問”就在這個時期明確提了出來。

1932年10月25日，胡適到南開大學演講，主題是“中國問題的診察”，他認為中國患了“五鬼症”（貧窮、衰弱、愚昧、貪污、紛亂），根源不僅在“武力不如人”，更在“文化不如人”，他舉出的一個重要例證是，歐美、日本有那麼多著名的大學，而我們“何以一個五千多年的老大國家，竟沒有一所像樣的大學，沒有一處文化人才建設集中的地方？”在他看來，“一個五千年曆史的國家沒有一所大學”，是十足的愚昧，“愚昧到自己不能自救，不知自求醫藥”。他提醒大家：“我們應該平心的想一想，教育為什麼辦不好，為什麼不如人？”

1930年代掀起“中國文化本位”問題論戰，胡適是反方的主辯手，他運用的重要論據之一依然是“不像樣”的中國大學。1932年5月，胡適在反駁“東方誇大狂”的論調時質問對方：“歐洲有三個一千年的大學，有許多個五百年以上的大學，至今繼續存在，繼續發展；我們有沒有？”**胡適指出：“一個國家有五千年的歷史， 而沒有一個四十年的大學，甚至於沒有一個真正完備的大學，這是最大的恥辱。”在論辯“領袖人才的來源”時，胡適反問對手，時至今日“西方國家的領袖人物，哪一個不是從大學出來的？即使偶有三五個例外，也沒有一個不是直接間接接受大學教育的深刻影響的”。隨即他將話題轉到本國：“在我們這個不幸的國家，一千年來，差不多沒有一個訓練領袖人才的機關。貴族門閥是崩壞了，又沒有一個高等教育的書院是有持久性的，也沒有一種教育是訓練‘有為有守’的人才的。”**胡適憤然質問道：“茫茫的中國，何處是訓練大政治家的所在？何處是養成執法不阿的偉大法官的所在？何處是訓練財政經濟專家學者的所在？何處是訓練我們的思想大師或教育大師的所在？”

（二）“胡適之問”的歷史之維

胡適時常拿有千年高齡的歐美大學和歷史短暫的中國大學來比較説事：“為什麼歷史不及我們的國家，會有那麼長遠歷史的大學，而我國反而沒有呢？”這可以看作“胡適之問”的一個歷史之維，而且這個歷史之維隨年代的增長按算術規則遞加。1920年代胡適問，為什麼我國沒有一所三十年曆史的大學；1930年代他問，為什麼我們沒有一所四十年曆史的大學；1940年代他問，為什麼沒有一所五十年的大學；一直到晚年，他在中國台灣還繼續説：“我們大學制度產生得很早，但是幾千年來沒有好好持續下去，造成了有五千年曆史，而沒有七十年以上大學歷史的現象。”（胡適做的加法顯然是以1895年成立的北洋大學堂、1898年成立的京師大學堂當作起點的。）

“胡適之問”的這個歷史之維，也由於一次偶然的活動而被強化。1936年9月，胡適作為北大、南開、中央研究院的代表，前往美國參加哈佛大學三百週年校慶。當時世界各國共有五百多所高等教育機構派代表出席了這一盛典。校慶活動項目之一是所有這些代表嘉賓按其所代表機構的年齡為序排隊遊行，結果在這個五百人左右的隊伍裏，胡適所代表的北大排在第419位（南開排在454位，中央研究院則在499位、倒數第7位）。這對胡適是一個不小的刺激，令他感到很“慚愧”：“我們中國已具五千多年曆史文化最早的古國，反屈居於最末的次序。”他的問題接着也就冒出來了：歐美大學為什麼能夠長久延續，最高齡的已有九百多歲，連建國才一個半世紀的美國居然也有了三百歲的哈佛，而有着五千年曆史的中國為什麼“竟沒有成立五十年的大學”？他問道：“為什麼在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國，大學的歷史卻會這樣短？”

中國古代兩千多年前有太學，一千多年前有了書院，遺憾的是，古代的這些“大學”卻沒能持續下來，沒能發展成為近代意義上的大學。胡適對中國的這段歷史瞭然於心，他曾在這方面作過專門的考證，發表過多篇著述。越是瞭解這些歷史，就越是感到困惑，以致於他的感嘆“為什麼歐洲大學能這樣長久繼續下去，中國為什麼不能”，幾乎成了他的口頭禪。羨慕別國有千年高齡的大學，可能還是淺層的；而一旦問到“我們為什麼不能”時，胡適的思考實際上開始向深層推進了。

**▍**胡適的解答

“胡適之問”是胡適大學觀的集中表達，要對“胡適之問”做出解答，最重要的是首先要弄清楚在胡適的心目中，究竟什麼才是“像樣的大學”。

（一）胡適早期將“大學”解釋為“總而全”——學校很大、學科齊全，但他不久就放棄了對“大學”的這種外延式理解。

胡適在留美期間曾對“大學”作過一個詞源上的界定：“**大學英名University，源出拉丁Universitas，譯言全也，總也，合諸部而成大全也。故凡具各種學科合為一校者，始可稱為大學。”**而“其僅有普通文科，或僅有一種專門學者，但可稱為學院，或稱其某科專門學校”。據此定義，他對國內的“分科大學”持完全否定的態度：“今吾國乃有所謂文科大學、經科大學者，既名文科，則其為專科學校可知，而亦以大學名，足見吾國人於‘大學’之真義尚未洞然也。”1925年秋胡適到武漢講學，眼見武漢在國立武昌大學之外，又有國立商科大學以及省立的文科大學、醫科大學、法科大學、農科大學等，直言“此真是怪現狀，……近年野雞大學添了許多”。言辭多有冒犯，蓋因這些“分科大學”委實不符合他的“大學”定義。

但是胡適不久就放棄了對“大學”這種外延式的理解，這在幾件具體的事情上可以看得出來。1920年代末《大學組織法》頒佈，規定“大學分文、理、法、農、工、商、醫各學院。凡具備三學院以上者，始得稱為大學”，由此引發了擁有幾個學院才能稱為大學的爭議。胡適對此很不以為然，認為這“簡直是無謂之爭”，當初信奉“總而全”的胡適，如今對“總”到什麼程度、“全”到什麼程度的爭論竟不屑一顧；與此同時，他卻推崇“小而專”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還撰文説要建設一流的“農科大學”，可見他“總而全”的大學觀已然發生轉變了。

轉變的結果是，胡適後來所理解的“大學”之真義始終有兩個持之以恆的核心要素，一為研究，一為獨立。在胡適的心目中，“像樣的大學”一定是注重學術研究並且有突出學術成績的，也一定是能獨立自治而巋然屹立於世的。

（二）胡適秉持“研究是大學的靈魂”之主張，他心目中“像樣的大學”，首先是“一個研究學術的機關”。

胡適認為，“像樣的大學”不單單是教書的地方，更重要的在於它是“一個研究學術的機關”，是一個搞研究做學問的地方。胡適早年對北大的批評，大多也集中在這一點。1923年他批評北大“開風氣有餘，創造學術不足”，批的就是北大學術創造的短板，他所希望的是，“北大早早脱離裨販學術的時代，而早早進入創造學術的時代”。在胡適看來，那些“不像樣的大學”，當然都是不注重研究的；因為沒有研究作基礎，學校就易於墮落到“功課太鬆，管理太寬，教員不高明，學風不良”的地步，這樣的高校在胡適的法眼裏基本屬於“野雞大學”一類。

**胡適強調大學的學術研究，似乎是他“少談點主義，多研究點問題”之主張在高教領域的延伸。胡適認為：“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因為“高談主義”的最大危險就是使人自以為找到了“包治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着費心費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而“研究問題”就不一樣了，它的“極困難”之處在於需要那種“創造的智慧”，需要運用“有創造的思想力”，特別是需要運用杜威的“思維五步”。也就是説，研究問題的過程是一個很特殊的認識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既需要人運用高度的理性、創造智慧，也需要人的品德、意志來保證。胡適這樣一種理解，與洪堡的新人文主義有共通之處，也與杜威的實驗主義相連接。在胡適的觀念中，一所大學只要按照“創造的智慧”去從事學術研究，認真做學問，不僅能取得學術上的成績，而且能促進教育本身的提高，諸如提高課程程度，使教員更高明，端正學風校風等等。

在這方面顯而易見的是，胡適受到吉爾曼和弗萊克斯納的很大影響。在胡適的言論中，不僅屢屢提及這兩個美國人的主張和實踐，撰有專文予以推介，而且對他們推崇備至，稱讚他們是“對美國現代大學教育改革有大功”的人。胡適花了不少工夫研讀過吉爾曼及其創辦霍普金斯大學的資料，他特別推崇吉爾曼“研究是一個大學的靈魂”、“要把有創見的研究作為大學的基礎”的觀點，讚賞吉爾曼把霍普金斯大學辦成一所“以研究院作本體的大學”之主張，胡適認為，正因為“有了吉爾曼的霍浦金斯大學，美國才有研究院作本體的大學，美國才把舊的學院（Colleges）提高到University，才有了真正的大學”。可見在胡適的心目中，一所高校是否以研究作基礎，是它能否稱為University的關鍵之所在。胡適也同樣推崇弗萊克斯納，推崇他“大學就是一個小小的學術研究中心”的理想及其創辦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沒有課程表，沒有上課時間，只有一些有天才又有學問的第一流人才在那兒獨立思想、自由研究、自由論辯，把他們的全副精神用在純學術的思考上”。

在吉爾曼和弗萊克斯納的激勵下，胡適多次有過如法炮製的衝動。1929年2月初，身為中國公學校長的胡適對北大來客説，“希望他們把北大改作研究院”，他還正兒八經地與北大諸君合作草擬了一份“北京大學大學院規程草案”，計劃逐年減少本、預科生，使其五年之後完全成為“研究院”。抗戰勝利後胡適出任北大校長，他興致勃勃提出了一份《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聲稱“今後中國的大學教育應該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去發展。凡能訓練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與研究生做獨立的科學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學。凡只能完成四年本科教育的，儘管有十院七八十系，都不算是將來的最高學府”。胡適在這份計劃中還建議：“在十年之內，集中國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使他們盡力發展他們的研究工作，使他們成為第一流的學術中心，使他們成為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胡適的這些設想，由於當時主客觀條件的種種限制，當然沒有可能實現。不過，胡適“大學要以研究作基礎”的觀念是始終不渝的，他在北大等校推動學術研究也是大有成效的。例如，他剛進北大不久，就在蔡元培支持下創辦哲學研究所，組織學術演講會；1930年代初他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主任委員任上，撥款在北大等校設立“研究教授”席位；他在北大校長任上推動考古、原子能等領域的研究，等等。

（三）胡適秉持獨立、自由的觀念，他心目中“像樣的大學”是獨立自治、自由中立的大學。

胡適常常論及“學術獨立”和“教育獨立”，他所説的“獨立”其實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就是自立，就是自己靠自己，不要依賴別人”，也就是自力更生的意思；第二層是不受別人控制、擺佈，自己的事自己做主、自行其是的意思。胡適的“大學獨立”主要在第二層含義，即大學的自主自治，意指**大學要獨立於政治、宗教、信仰等等，使大學免遭黨派、教會、權力、金錢的控制和擺佈。**在胡適的心目中，這種獨立性是大學之所以成為大學的一個根本性的“真義”，它和學術研究至少是同等的重要。

胡適對歐美大學的組織構架曾作過一番考察，他認為歐洲大學之所以能夠長久延續，原因就在於“歐洲大學不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也就是説，歐洲的大學是獨立的，它獨立於政治制度之外，所以能較少地受政局左右和影響。**胡適認為歐美大學主要是靠三個機構來運轉的：一是大學的董事會，負責大學的財產；二是大學的教授會，負責大學的學術和教育事務；三是大學的校友會，“把母校的事變成好似自己家裏的事情一樣”。胡適據此認定，歐美大學靠着這三個機構，所以能夠較大限度地保持獨立自治，保持自主和中立。**胡適也考察了中國古代太學，結論是它們“總是隨着政治制度而變遷的”，它們“是文官考試製度的一部門”，是整個官制的一部分，太學的祭酒、司業是官，連太學的教師博士也是官；“這制度受政治的牽扯太大”，一旦改朝換代，人亡政息，太學就身不由己地跟着沉浮，當然延續不下去。胡適説中國沒有歷史長久的大學，他認為原因就在於此。

1932年，胡適拿中國的北京大學、南洋大學和日本的慶應大學、東京帝國大學作過一個對比。北大、南洋都成立於19世紀末，在短短三十年內，從晚清到民國，從直系到奉系，從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兩校隨着政局的變動而不斷折騰，數度關閉，數度更名，校長更是像走馬燈似地換，學校成為政爭的犧牲品。胡適據此指出，**中國的“高等教育是年年跟着政局變換的”，所以“至今沒有一個穩定的大學。”相反，成立於19世紀後半葉的慶應大學和東京帝國大學也是處於社會動盪的時代，但由於兩校獨立運作，所以較少受政局變化的影響，已經分別成為日本最好的私立和國立大學，享有了國際聲譽。**胡適憤憤不平地説：“我們拿北京大學、南洋公學的跟着政局變換的歷史，來比較慶應大學和東京帝大的歷史，真可以使我們慚愧不能自容了。”還好胡適沒有拿歐洲的波隆那大學、巴黎大學和中國的太學、書院比，否則不知他要慚愧到什麼地步了。

胡適把大學的獨立性看得無比重要，也有很多實際表現。1922年北洋教育部擬將北京交通大學併入唐山、上海兩所交大，廣遭反對。胡適雖然對教育部用權力強推此事也很不滿，但他對並校一議卻表示贊成，他的理由是，“京校的弊病”主要在於，“政治的勢力太接近，影響到課程與管理，並且影響到學生畢業後的出路”。一邊是教育部的權力，一邊是政治勢力的干預，胡適的選擇是兩害相權取其輕。1920年代末，胡適當中國公學校長，他自嘲是“無為而治”的校長，但他有守有為的一點是，中國公學堅持不掛國民黨黨旗，也取消了上方明令的“總理紀念週”儀式。羅爾綱當年從上海大學轉學中國公學，不能不説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羅爾綱説過，進了中國公學“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掛國民黨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國民黨紀念週”。1946年10月10日，胡適作為校長第一次在北大開學典禮上致詞，他提了許多“希望”，其中重要的一條是“希望學校完全沒有黨派”，強調大學“要獨立，不依傍門户”。1958年5月7日，胡適到私立東海大學演講，他肯定私立大學“有其優點，它比較自由，更少限制”，同時“希望東海能有一個好榜樣，把握着自由獨立的傳統，以為其他各校的模範”。對此，胡適解釋説：**“因為只有在自由獨立的原則下，才能有高價值的創造”。**胡適對於大學獨立與學術創新之間的內在關係是有充分認識的。

胡適從早期“總而全”的理解，發展到強調學術研究和獨立自治，並將這兩項看作大學的核心真義，看作“像樣的大學”最重要的品質，這表明胡適的大學觀已經開始從直觀的層面深入本質的層面，從外延的層面深入內涵的層面。

（四）在胡適的心目中，“像樣的大學”也體現在大學教育的各個具體環節，如培養目標、課程、師資、考試等方面。

胡適留學美國七年，受到比較嚴格的教育訓練，他對嚴格、規矩的大學教育過程有切身的體認，在這方面他也多有論述。擇其要點看，在培養目標方面，胡適認為大學培養出來的人之“與眾不同”處，就是“獨立思考、客觀判斷、有系統的推理，和根據證據來相信某一件事的習慣”。在課程教學方面，胡適主張借鑑美國大學文理學院模式，加強文理基礎課程；他倡導治學方法的教學，倡導研究性教學。在師資方面，胡適深知“高明的師資”極端重要，強調只有聘請“第一流的專家”才可能建設“第一流的大學”。在考試方面，胡適主張嚴格考試、不能讓學生“很容易跨出去”，他在北大教務長的任上曾經頂着學潮的壓力推行嚴格的考試製度。

胡適心目中“像樣的大學”是他的大學理念的直接體現，也是他終身為之努力的理想所在；然而在當時的中國舉目四望，胡適看到的大多卻是那些“不像樣的大學”，甚或是“野雞大學”。胡適對這些“大學”的描繪是：**“東抄西襲的課程，朝三暮四的學制，七零八落的設備，四成五成的經費，朝秦暮楚的校長，東家宿而西家餐的教員，十日一雨五日一風的學潮。”**理想與現實的反差如此之大， “胡適之問”的提出就勢所必然了。

▍“胡適之問”的時代特徵和歷史意義

中國近代大學肇始於19世紀末，終止於20世紀中，前後半個世紀。這半個世紀，就整個中國社會來説，是一個內憂外患、劇烈動盪的時期，其中有新與舊的對抗，也有中與西的碰撞。“胡適之問”是針對這個特殊歷史時期的中國大學提出來的，具有明確的針對性，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徵。

（一）“胡適之問”是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以自由主義特有的思維和言説方式，對中國近代大學種種弊端的強烈質疑和批判。

胡適是中國近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像一頭初生的猛虎”，“潑刺敢為的與舊勢力鬥爭”，“抨擊一切舊的文化和道德，在中國社會中掀起了軒然的巨浪”。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社會中的“異見者”，他們的“第一攻擊點”是專制主義和專制統治，因此這是一個有很大風險的角色，這個角色要求他們不黨、不仕、不賣，還要有膽、有識、有社會正義感。

“胡適之問”直接的質疑對象是中國近代大學，但反映出來的是胡適的自由主義立場和思維方式。胡適主張大學獨立、自治，學校“完全沒有黨派”；胡適倡導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對於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因言語頂撞蔣介石而被拘禁、光華大學教授羅隆基因發表不同政見而被校方除名等事件，他都公開予以譴責；**胡適高調反對“教育政治化”，反對“黨化教育”，反對在高校推行“訓育制度”、“三民主義考試”。如此種種，都是胡適自由主義立場和主張在高等教育領域的表現。**20年代末，身為中國公學校長的胡適以個人名義發表一系列檄文，公開反對國民黨的訓政體制，倡導“人權”、“憲政”、“民主”，受到朝野上下的猛烈圍攻，黨政高層連續發佈“決議”、“警示”、“敕令”之類，企圖嚴懲胡適。胡適也不買賬，撰文予以反擊，指出“因為今日沒有思想的自由，結果就沒有真正的思想”，有的只是“諂媚阿諛的思想”和“牢騷怨憤的思想”。胡適所捍衞的，是一個大學校長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更是一個公民的自由。

任何真正的問題都是質疑和批判的結果，而自由主義的“第一攻擊點”恰恰又是兇殘的專制主義，因此自由主義者的思維和言説方式相應地形成了自己的特點，那就是強烈的質疑性和批判性，“語不驚人死不休”。“胡適之問”在本質上是對中國近代大學種種弊端的嚴厲質疑和批判，是以批判性思維作為前提和基礎的。我們何以連一所“像樣的大學”也沒有？平心靜氣地看，這樣的提問不無過甚其詞之處，近代中國其實還是有幾所“像樣的大學”的，否則，李約瑟那樣謹嚴的學者就不會對抗戰時期的中國大學給予那麼高的評價了，但是，如果考慮到自由主義者為了加強與專制主義論戰的力度和效果，他們在表達方式上的過甚其詞，也就不足為怪了。新文化運動期間，《新生》雜誌被舊勢力辱罵為“出辭荒謬，狂悖絕倫”。胡適挺身而出公開聲援《新生》，他説：“在這種世界，我們正該用‘出辭荒謬，狂悖絕倫’八個大字自豪。”胡適解釋説，之所以言辭尖刻，“不是要人消極，是要人反省；不是要人灰心，是要人起信心，發下大弘誓來懺悔，……要發願造新因來替代舊日種下的惡因”。在胡適看來，非此不足以使沉睡者猛醒。

（二）“胡適之問”是以西方一流大學為參照系提出的，擺脱不了“全盤西化”的傾向，但他在彼時舍此似乎也別無選擇。

胡適對近代中國大學持如此嚴厲的質疑和批判態度，還因為有一個比較的參照系，這個參照系就是西方大學，當然是西方那些“像樣的大學”，尤其是那些一流的頂尖大學。以這樣一個參照系來對比當時中國的情況，反差自然是巨大的。

西方近代意義上的大學從歐洲中世紀濫觴，之後不斷“繼長增高”，19世紀中葉美國大學又後來居上，一躍雄踞天下士林。歐美大學經過千百年的發展，湧現出許多一流的大學，胡適毫不掩飾對這些大學的羨慕和崇拜，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耶魯、霍普金斯等名校，當然也包括他的母校康乃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在他的著述中不僅出現頻率極高，而且他總是讚不絕口，奉若圭璧。這樣一種羨慕和崇拜，在他二十歲剛出頭的時候，似乎就已經“生死不渝”了，否則他當時發不出“吾死瞑目”這樣的毒誓來。更重要的是，這些一流大學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辦學“通例”，諸如獨立自治、學術自由、教授治校等等。這些通例被看作大學的生命線，成為被普遍推崇的基本辦學原則。按此通例和原則來辦大學，比較有可能辦出“像樣的大學”、辦出一流的大學，否則結果就會相反。**這些通例和原則是在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被長期的高等教育實踐所證明了的，它們是大學發展和進步的結果，也是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誌。**胡適同樣不掩飾對這些通例和原則的推崇，並且大力予以宣揚和維護。1922年林紓發文攻擊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引發蔡林之爭，胡適堅定地擁護蔡元培。胡適説，他之所以擁蔡，“最重要一點”就是因為蔡元培的“宣言”，即“仿世界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幷包主義”。

其實，中國近代大學本身是西學東漸的產物：晚清學日本，民初學德國，五四運動之後又學美國。客觀地看，近代先驅者在學習西方大學的過程中雖然視野很有限，立意也不高，但態度還是比較虔誠的，也是學到了一點東西的，所以説近代中國還是有幾所比較“像樣的大學”的。如果把中國近代大學的這點成績放到世界一流大學的參照系去比較，放到世界通例和原則的背景去分析，巨大的反差立馬顯現出來，缺陷和弊端也就暴露無疑了。正是有了這樣的參照系，所以胡適才敢放膽如此嚴厲地批判中國的大學，才敢“過甚其詞”地説中國連一所“像樣的大學”也沒有。

總的來看，中國近代大學努力學習西方先進，並沒有學像，沒有真正學到家。就獨立、自治、自由這些普遍的通例和原則而言，儘管有蔡元培、胡適等人的力倡力挺，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在中國生根，時常受到粗暴的踐踏和蹂躪，即便是北大那樣的學校也常常不能倖免。原因就在於，這些通例和原則在本質上與當時中國的專制統治是水火不相容的。專制主義者本能地將這些通例和原則視作異端，視作動搖其專制統治的不穩定因素，他們懼怕這些原則，懼怕獨立、自治的大學。所以，這些大學通例和原則在近代中國基本行不通，而大學沒有起碼的獨立自主性，就像一個身體羸弱的幼童，始終長不大、長不強，終而成不了“像樣的大學”，更遑論世界一流大學。胡適説偌大一箇中國竟連一所“像樣的大學”都沒有，實在也是情有可原。當時中國的大學，從理念到制度，從過程到結果，其實際水平和學校品質，總體上與西方那些“像樣的大學”相比較，差距不可以道里計，優劣高下涇渭分明。不老老實實地借鑑歐美那些“像樣的大學”，不學習它們的那些好東西，在胡適所處的時代，除此之外還能有什麼別的選擇呢？

然而差距是一回事，承認這個差距又是一回事。頂着“全盤西化”的罵名，揭露這個差距，自證其短，是需要膽識和勇氣的，“胡適之問”的難能可貴之處也就在這裏。**雖然胡適有過甚其詞之虞，開出的藥方也很天真幼稚，但“胡適之問”卻不失其歷史的意義，它警示國人，只有承認差距，直面差距，才可能知恥而後勇，見賢思齊，真正把人家的好東西學像，學到家；相反，明明己不如人，卻偏偏死不認賬，知錯不改，那就無異於諱疾忌醫，自甘速朽，同時也等於為胡適所臆斷的那個“東方誇大狂”症提供一個鮮活的例證。**胡適説得好：“一個民族也和一個人一樣，最肯學人的時代就是那個民族最偉大的時代；等到他不肯學人的時侯，他的盛世已過去了，他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時期了。”

（三）“胡適之問”可以看作新文化運動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延續，它以科學與民主為價值取向，對中國高等教育近代化具有啓蒙的作用。

近代中國高等教育是在天朝美夢被列強的堅船利炮轟碎之後倉促上馬的，最初旨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結果自然也就囿於“長技”之皮毛。在維新運動中，新政開啓，新式大學應運而生，但其宗旨也沒有超出“謹遵諭旨，端正趨向”的格局。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之後，科學和民主兩位“先生”也同樣“西學東漸”，成為中國社會中一種全新的觀念。“胡適之問”可以看作新文化運動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延伸，它以科學與民主為價值取向，將現代大學的發展與科學、民主聯繫起來，從科學與民主的角度來思考“大學之真義”。在這個意義上，“胡適之問”對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無疑具有積極的啓蒙作用。

**胡適的科學觀和民主觀當然也都是泊來的，就科學觀而言，胡適自稱主要來源於赫胥黎和杜威，他認為“科學的根本精神在於求真理”，在於“尋求真理的精神和方法”，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他一生服膺的實驗主義，他甚至將整個科學方法歸結為他的名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就民主觀而言，胡適受孟德斯鳩、林肯、杜威等人的影響，無非也就是“天賦人權”、憲政、代議、分權那一套。胡適晚年説過，民主只不過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習慣性的行為”，而科學則是“一種思想和知識的法則”，因此，“科學和民主兩者都牽涉到一種心理狀態和一種行為的習慣，一種生活方式”。他把科學、民主這兩個哲學、社會層面上的概念，轉換到心理的層面上，可見他的科學觀和民主觀都高明不到哪裏去。但即便如此，我們還是不得不承認，在一個“還不曾和科學行見面禮”的國度，在一個實行了數千年之久君主專制的集權國家，他的這種科學觀和民主觀，已經夠用了，已經可以拿來當作批判的武器了。胡適就是高舉着如此這般的科學與民主大旗，在近代中國搖旗吶喊、四面出擊，包括他提出關於中國大學的“胡適之問”。

胡適對於現代大學與科學、民主的內在關係，是有清晰的意識的。歐洲中世紀大學以神學為至尊（胡適對中世紀大學其實很不以為然），十四、五世紀復興了“自由七藝”，但現代科學並沒有在大學生根，“各大學持續了兩百多年對新科學的反對，也是在19世紀中葉才開始崩潰”。但出乎預料的是，科學一旦進入傳統的大學，就必然會對大學以巨大的衝擊，諸如更新大學的培養目標、更新大學的課程體系、變革大學的教學方式乃至整個思想和行為方式。胡適對這一點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斷言，正因為霍普金斯、康乃爾等校以現代科學作為立校的基礎，因而才產生了“新的大學的見解、觀念、組織”，以至於促成了“美國高等教育革命”。這就不難理解胡適為什麼要把研究當作“大學之真義”最核心的要素，要努力把大學建成“一個研究學術的機關”。另一方面，就大學的獨立性而言，胡適早期只看到董事會、教授會、校友會的作用，這是他盲人摸象的地方；當他思考了中國古代太學不能延續的原因之後，他的思想也深化了，終於認識到“政治制度”所起的決定性作用。董事會、教授會、校友會這些內部治理機構固然重要，但光有這幾個機構顯然不足以保證大學的獨立性，更重要的還在於，大學的獨立是與一定的社會“政治制度”相聯繫的，説白了它是民主社會的產物；沒有民主的社會制度來保證，董事會、教授會、校友會再健全，也不能確保大學的獨立。

**“像樣的大學”需要科學與民主作為其社會基礎，反之，科學與民主的發展同樣也離不開“像樣的大學”。**早年亞丹教授對胡適“國之先務”的一番教誨，在他肯定是刻骨銘心的。胡適後來系統地鑽研、講授過西方思想史課程，對於大學在世界文明史上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他肯定心領神會。**胡適認為，世界文明史上那些“領袖人物”，如卜伽丘、彼特拉克、馬丁·路德、伽利略、牛頓、康德等，他們無一不是“或為大學學生，或為大學教授”，胡適據此認定：“歐洲的文明，絕不是偶然的事，而文明的造成，實以大學為主。”**在胡適的心目中，歷史上那些“像樣的大學”，尤其是那些一流的頂尖大學，實為科學和民主的動力源，人類文明的推進器，所以他一再強調，振興高等教育“乃萬世久遠之圖”，而“吾國誠以造新文明為目的，則不可不興大學”。也正因為胡適認識到大學對於社會進步和人類文明的巨大作用，他才痛感於近代中國大學的落後和紛亂，才“語不驚人死不休”地提出“胡適之問”，並且義無反顧地為建設中國“像樣的大學”而鞠躬盡瘁。

**“胡適之問”是八九十餘年之前提出的，針對的是近代中國大學的種種弊端，有其時代性。**時移世轉，滄海桑田，如今的中國大學早已今非昔比，其規模體量號稱世界第一，但是，只要我們不否認“世界一流大學”仍是我們上下夢寐以求的理想，不否認我們現在與“世界一流大學”仍有相當大的差距，那麼重提“胡適之問”，在當下也就不是沒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