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即遭瘋搶的首批“青春養老人”，恰恰矯正了國人對養老行業的一個誤識？_風聞

編者按

今天，據央視網報道，2020年9月，山東女子學院和上海工程技術大學成為全國首批設立養老服務相關專業並於當年招生的本科院校。今年夏天，兩所學校近百名養老專業本科生畢業，被眾多養老機構“搶聘”。此前，山東女子學院舉辦了一次就業雙選會，35家養老機構及企業為山東女子學院64名養老服務管理本科應屆畢業生提供了養老管家、社工專員等400餘個工作崗位，崗位數量遠多於畢業生數量。這屆全國“養老專業”首批畢業的學生，也被成為“青春養老人”。此消息引發公眾廣泛關注，在經濟發展經歷結構性轉型的背景下，各行業面臨的生存壓力普遍增加，應屆畢業生也常面臨就業難的問題；而養老服務行業在這種背景下卻逆流而上，甚至出現了供求關係的逆轉，背後的原因確實需要我們進一步討論和思考。

有觀點認為，這與我國步入少子高齡化的社會背景有直接關係，老齡人口的增多加速了養老服務市場需求的釋放。誠然，這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從總體背景對這類現象進行分析還不夠細緻。最關鍵的在於，看到我國“新一代”老年人結構性特徵的變化，以及他們對養老服務的新需求。本文指出，長期以來，中國老年人的自身狀況導致人們形成了關於老年人的一些思維定式和刻板印象，即認為中國的老年人通常都是文化水平很低、思想落後保守、身體素質較差、經濟狀況窘迫的。但對於“新一代”的老人來説，他們的受教育程度和接受互聯網的程度越來越高，同時經濟狀況也可能較為富裕。這將使他們具有着較強的養老產品及服務消費慾望和消費實力。“新一代”老人的結構性變化，可以從更深層次幫助我們理解養老服務行業的爆火，以及為未來養老服務行業的發展提供指引。本公眾號特推出此文，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公眾號立場。

“新一代”老年人呼喚養老政策設計新思路

翟振武 |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系教授，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5年第12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來自網絡

21世紀是老齡化的世紀。在整個人類社會走向持續普遍老齡化的大背景下，中國的老齡化進程顯得格外“亮眼”。為有效應對來勢洶洶的老齡化進程將衍生出的養老難題，政府亟需確立恰當的養老政策導向，以引導中國養老事業實現有目的、有針對性的發展。

山東女子學院舉辦養老服務管理本科專業

畢業生就業雙選會

長期以來，中國老年人的自身狀況導致人們形成了關於老年人的一些思維定式和刻板印象，即認為中國的老年人通常都是文化水平很低、思想落後保守、身體素質較差、經濟狀況窘迫的，因而他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巨大的養老壓力和負擔。然而，老年羣體並不是靜止的，隨着年輕人羣相繼進入老年，老年人內部始終處於動態“換血”之中，“新一代”老年人與“老一代”老年人在方方面面都存在很大差異，將適用於“老一代”老年人的養老政策直接套用在“新一代”老年人身上是不適宜的。這就要求養老政策的設計必須在緊把我國老齡化進程整體演變趨勢之脈的基礎上，明確定位養老事業服務對象——老年人羣體自身的特徵和變化，準確把握養老事業面臨的新形勢，最終設計出能夠真正契合“新一代”老年人自身狀況並有效引導養老事業沿着恰當的方向發展的養老政策。

值得關注的老年人口新特徵

老年人口的規模和比重是衡量一個社會老齡化形勢的重要指標，然而，這些數字描述的都是老年人口這個整體的大致輪廓，只能呈現出一個社會未來老齡化的基本情況和宏觀走勢。明確社會養老事業的發展方向並制定與之相配套的養老政策，不僅要了解老年人口整體的規模和比重變化，更要充分了解老年人口的內部差異。其中，代際差異顯得尤為重要，這是因為不同時代、不同隊列的人羣由於其自身生命歷程和社會經濟特徵的差異，在步入老年階段後將會表現出截然不同的特徵，這些特徵深刻地影響每個隊列人羣的養老需求和養老方式。就中國而言，在未來二三十年大規模、快速的老齡化高潮時期，即將相繼步入老年的人口隊列相比於目前已經處於老年階段的人口隊列，有着諸多值得關注的新特點和新變化。

**第一，即將步入老年的人羣中將有越來越多的人面臨空巢甚至獨居的老年生活形式。**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着快速的現代化、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人口流動不斷加劇，中國的家庭結構發生深刻變遷，家庭規模小型化、代際結構簡單化、關係鬆散化以及居住離散化的趨勢日趨明顯。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三四代“同堂而居”的家庭已十分罕見，一代户和兩代户則成為當下主流的家庭類型，其中有近四成（37.6%）的家庭內只剩一代人，這一代人還通常都是老年人。現階段，中國空巢老人已經佔到老年人口總數的一半，總量突破一億，其中，單獨一人居住的獨居老人佔老年人總數的近10%。隨着現代化進程的進一步提高，中國的空巢老人和獨居老人規模將繼續攀升。

需加以説明的是，前不久，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我國生育政策的不斷放開，意味着上世紀70年代以後的出生隊列在步入老年後平均將比五六十年代的出生隊列（這一出生隊列的生育期恰逢獨生子女政策實施時期）步入老年後擁有更多的子女。但這在邏輯上並不能推斷出擁有更多子女的一代在年事已高需要照料時，就一定會有更多的子女“侍奉左右”，真正實現“靠兒養老”。事實上，在現代化進程持續推進的現實社會環境下，家庭再也無法回到傳統社會時能夠獨擔養老重任的狀態，家庭關係鬆散化、居住離散化的趨勢已難以逆轉，即便多生了孩子，也無法保證年老時一定有子女常伴身邊。事實上，目前的空巢老人多數都是在計劃生育政策之前就完成了自己的生育歷程，他們大多有兩個以上的孩子，現在的空巢狀態，主要不是因為只有一個子女，而是因為現代化進程所導致的家庭結構變遷，迫使中國社會越來越多的人被動或主動地接受空巢甚至獨居的老年生活形式。

**第二，即將步入老年的人羣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解放以後，中國社會發生了迅速而巨大的變化，教育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不同的人口出生隊列由於成長於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在受教育程度上存在明顯甚至巨大的差異。

從平均受教育年限來看，其呈現出隨年齡的提高而降低的總體趨勢，也即越晚出生的人口隊列，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長。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以後簡稱為“六普數據”）顯示，2010年25-34歲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過10年，45-54歲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剛剛接近9年，而60-69歲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減少至6.5年，8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是僅有3.3年。從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來看，年齡越低的人口隊列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越高。六普數據顯示，2010年25-34歲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接近18%，45-54歲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為6%，而60歲及以上各年齡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都不超過4.3%。從文盲人口比重來看，其呈現出隨年齡降低而快速下降的趨勢。六普數據顯示，2010年80歲及以上人口的文盲比重高達44%，60-69歲人口的文盲比重已快速下降至12%，45-54歲人口中只有不到2%的人為文盲，而25-34歲人口中更是僅剩0.7%的人為文盲。

不同人口隊列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差異，將直接導致這些隊列步入老年後在文化素質和知識水平上的差異。由於越晚出生的人口隊列，受教育程度越高，因而相比於2010年時已經步入老年的人口隊列，在未來二三十年的老齡化高潮期內，將相繼步入老年的人口隊列的文化素質和知識水平將會有非常明顯的提升。

**第三，即將步入老年的人羣對互聯網的接受和使用程度不斷提升。**截至2015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已達到6.68億人，而互聯網普及率已達到48.8%。與受教育程度類似，互聯網的使用比例也呈現出隨年齡提高而下降的趨勢，即越晚出生的人口隊列，互聯網普及率越高。

現階段，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使用互聯網的人口比重只有不到8%，40-49歲人口的互聯網普及率提升至33%，20-29歲人口的互聯網普及率更是抬升到近85%的高水平。這意味着，未來即將相繼步入老年的人口隊列中，能夠接受並使用互聯網的人口比重將大大提升。可以推斷出，到2035年，中國60-69歲的低齡老年人口（即2015年時40-49歲的人口隊列）中能使用互聯網的人口比重將至少達到33%，而到2055年以後，60-69歲的低齡老年人口（即2015年時20-29歲的人口隊列）中能夠使用互聯網的人口比重將至少達到85%，而且這一時期高齡老年人口（2035年時的低齡老年人口在2055年將進入高齡階段）中，也將有超過三成的人能夠使用互聯網。

**能否使用互聯網是衡量老年人接受新事物，以及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能力的重要指標。**互聯網對現代社會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它極大地改變着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對老年人而言，是否具備互聯網使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老年人的養老方式和生活質量。互聯網是構建智慧養老模式所需依託的重要技術平台，也是幫助老年人實現自我養老能力提升的重要科技手段。老年人互聯網使用能力的增強將會使他們比現階段的老年人生活得更便利、更豐富多彩。

例如，隨着電子商務和物流業的發展，具備互聯網使用能力的老年人足不出户便能輕鬆實現各類生活用品的購買，這使行動不便的老年人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實現購物自理。互聯網的大規模使用還將極大地改變老年人的通訊方式、信息獲取方式和娛樂方式，使老年人的精神文娛生活更為豐富。

**第四，即將步入老年的人羣多為“有房族”，擁有較大的財富積累和消費實力。**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着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家庭的財富總量整體上有了巨大增長，但不同出生人口隊列在財富擁有量上還存在較大差距。

從家庭財富總量來看，現階段60-64歲的人口家庭財富擁有量最高，其次是55-59歲的人口。基本上25-64歲的人口在財富擁有量上，都遠高於目前80歲及以上的高齡老年人口。現階段對很多中國家庭來説，房產已成為其家庭財富的主要組成部分，在全國家庭財富總量中，房產所佔比例超過70%，在城市中，房產在家庭財富中的佔比更是高達近80%，房產已然成為家庭財富中的絕對“大頭兒”。因而，在衡量家庭的財富水平和經濟狀況時，不能僅僅考慮收入因素，而應將是否擁有房產以及所擁有房產的貨幣價值也充分考慮在內。

在諸如北京、上海的一線大城市中，有不少低保户是擁有房產的，僅從收入角度來看，他們無疑是非常貧困的；但如果考慮進他們擁有的房產的貨幣價值，他們則是富有的。從不同出生隊列的財富擁有情況來看，不同的出生隊列也因房產擁有狀況不同，在財富擁有量上存在着巨大差異。具體而言，現階段30-79歲人羣的房產擁有度都非常高，基本均在70%以上，其中40-79歲人羣的房產擁有比例更是高達80%。可見，現如今的低齡老年人口以及未來二三十年內即將陸續步入老年階段的人口中，大部分是“有房族”，這使得他們坐擁較為可觀的財富。

從代際生命歷程來看，這批“有房族”是十分幸運的。他們大多出生在改革開放前，成長在市場化改革背景中，他們或是通過單位福利分配或是以比較低的價格自行購買，而擁有了至少一套房產。隨着房產的價值翻了幾倍甚至幾十倍，這使他們輕鬆實現了豐厚的財富積累，具備突出的經濟優勢，而且在住房私有化且可流通的背景下，他們的房產能夠轉換成貨幣或其他類型的財富以滿足各種各樣的生活需求。然而，比這批人更年輕或更年邁的人口隊列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其中，更年輕的人口隊列由於並不擁有房產，故財富積累薄弱；而更年邁的人口隊列則大多生活在“大鍋飯”的平均主義時代，私有財產受到限制，因沒有趕上市場改革而失去了擁有房產並積累財富的機會。可以説，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成功收穫了房產的一代人是中國目前最富有的一代人，當他們陸續步入老年後，將成為最“不差錢”的一代老年人，只要具備足夠有效且便捷的置換途徑，他們所擁有的房產便能轉變成幫助他們換取養老服務的有力的資金支持，這將使他們具有着較強的養老產品及服務消費慾望和消費實力。

第五，即將步入老年的人羣面臨更加“老年友好”的生活環境，自理狀態預期壽命將不斷延長。隨着整個社會的不斷進步以及科技的推廣運用，人們的日常生活環境得到極大改善，住房設施配備得越來越好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目前，中國八成左右的住房能提供自來水和配有獨立廚房；六成多的住房能夠使用煤氣/天然氣和配有洗浴設施；一半多的住房配有沖水式廁所和暖氣/空調設備；四成多的住房擁有網絡。無論住房設施的升級還是其他生活環境的改善，都能使人們生活起來更為便捷省力，這無疑是“老年友好”的。老年羣體面臨着生理機能的日漸衰退和身體素質的不斷下滑，這會導致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持續弱化。而生活環境極大改善的重要意義就在於，自理對於生理機能和身體素質的要求不斷下降，也即能夠幫助老年人在一種更差的身體健康狀況下，更為輕鬆地實現更高程度的自理。

舉例來説，在過去較差的居住條件下，洗澡對於手腿無力的老年人而言是一件特別麻煩的事情，從準備浴盆、燒水、倒水、清洗身體再到最後排水並清理浴盆，每個環節都是對生理機能的考驗。在這種情況下，身體狀況較差的老年人顯然無法在“洗澡”這件事情上實現自理。但現代淋浴設備的普及則大大減少了洗澡的準備環節，使整個洗浴過程變得簡單易行，原來由於身體狀況較差而難以獨立完成洗澡過程的老年人，因此實現更大程度的洗浴自理。可以預見，今後隨着人們日常生活環境的進一步改善，老年人有望在更長的生命歷程中實現部分甚至完全的自理，自理狀態預期壽命將持續延長。

養老政策設計應契合老年人口新特徵

在未來二三十年老齡化高潮時期，步入老年的“新一代”老年人所展現出的諸多新特徵，對未來養老政策的設計頗具啓發意義。結合“新一代”老年人的新特徵，未來養老政策設計可以開拓兩條新思路。 

**其一，未來的養老政策設計要在現有養老政策專注於養老物質保障及資金支持體系建設的基礎上，更多地着眼於引導社會養老服務體系的構建，真正實現在“物質搞上去”的同時，確保“服務跟上來”。**養老政策應引導市場充分發揮作用以推動養老產業大發展，不斷提高各類型、各層次養老產品及服務的供給能力，力求實現全方位面向老年羣體提供多元化、專業化和高水平的養老產品和服務。

這一思路的提出，一方面是因為“新一代”老年人受教育程度更高，特別是其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更多，這些“高知型”老年人思維更活、見識更廣、眼界更寬，他們對於養老產品和服務的需求種類更為多樣，層次也更為高端，除了包括衣食住行醫等基本的日常生活需求，還涉及琴棋書畫詩等高層次的精神文娛需求，而且他們對於晚年生活的品質也有着更高的追求，因而對養老產品及服務的質量有較高的期許。

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新一代”老年人是最富有的一代，他們積累了充裕的以房產為主要內容的財富，這些財富能夠轉換成豐厚的養老資金，這使他們願意也有能力購買種類繁多且質量上乘的養老產品及服務。但現階段中國養老服務業整體水平不高且供給能力不足，這將導致“不差錢”的“新一代”老年人可能面臨“有錢沒處花”的窘境，即他們有“物質條件”卻購買不到稱心如意的養老產品和服務。例如，在身體狀況較好，想要從事各類文娛鍛鍊活動時，卻租不到設施完備的場地，只能滿大街跳“廣場舞”；在身體狀況較差，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接受幫助和照料時，卻僱不到專業的合格的家政人員或醫療護工。

其二，養老政策設計要儘可能緊密地與“新一代”老年人的自身優勢相結合，將老年人自身優勢有效轉化為養老資源和養老力量，進而減輕家庭和社會的養老負擔。具體來説，首先，“新一代”老年人能夠更為熟練地使用互聯網，為了充分利用這一優勢，養老政策應將“互聯網+”的理念引入到養老事業發展中，構建“互聯網+養老產業”的發展模式，依靠互聯網平台提供各式各樣的養老產品和服務，大大提升老年人生活的便捷和豐富程度，以減少老年人對於外部力量的依賴。其次，“新一代”老年人多為“有房族”，擁有一定的財富積累，為了充分利用這一優勢，在完善養老物質保障體系時，養老政策不僅要鼓勵國家不斷提高養老資金“供血量”，還要引導老年人實現養老資金的自我“造血”。以房產為代表的財富積累便是“造血”的重要原料，養老政策應致力於設計出多種轉/置換渠道，使房產資源能夠便捷有效地轉化為養老資金支持，真正將“以房養老”的理念落到實處。再次，“新一代”老年人有望實現更高的自我養老能力和更長的自理狀態預期壽命，為了充分利用這一優勢，養老政策應加快推進“老年宜居環境”的建設，充分鼓勵相關行業運用現代科技手段，發明創造並生產多元化的智慧養老設備，努力為提升老年人的自我養老能力創造良好的環境支持和豐富的技術設備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