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獨資醫院來了,醫生待遇能提高嗎?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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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專家表示,主動擴大醫療開放有助於推進醫療水平,但外商獨資辦醫的落地難度較大,仍面臨很多現實問題。
**撰文 |**汪航、燕小六
繼三明醫改經驗5年內實現全覆蓋之後,我國醫療領域再迎重磅消息——放寬外商獨資醫院試點。
9月8日,商務部、國家衞健委、國家藥監局發佈關於在醫療領域開展擴大開放試點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擬允許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9地設立外商獨資醫院(中醫類除外,不含併購公立醫院)。
雖然外商獨資醫院不是新鮮事物,但通知還是引發了廣泛討論。一位中外合資醫院的管理者告訴“醫學界”,這兩天,身邊有不少人都在諮詢這件事,“大家主要關注兩點:第一,是不是利好三甲醫院的頭牌醫生,大家能流動起來了?第二,投資機會是不是來了?”
對此,醫療行業眾説紛紜。不少人期待外商獨資醫院能夠發揮“鯰魚效應”,激活國內的醫療服務市場,讓醫生收入有所提升。但也有專家表示,我國醫療服務市場尚不成熟,外商獨資醫院仍將面臨諸多現實與制度困境,短期內難以形成規模。
國內醫生也能享受海外高薪了?
看到放寬外商獨資醫院的消息後,某三甲醫院主治醫師的第一反應是,今後醫生的就業渠道更寬了,尤其是對主任醫師等資歷較高的人來説,跳槽意味着翻倍的工資增長。
在社交媒體上,持這一觀點的醫生不在少數。較為典型的説法是,外商獨資醫院是頭部醫生多點執業和“飛刀”手術的新選擇,將顯著提升醫生的收入水平;對年輕醫生同樣利好,因為大家可以跳出公立醫院,換個更輕鬆的環境執業。
通常來説,外商獨資醫院定位於營利性醫院,即為在華的外國人及其家屬,以及中國的高收入人羣提供高端醫療服務。這類醫院普遍收費高、服務好、醫生待遇高,符合國外私立醫療機構的基本特徵。
但多名醫療行業的資深人士告訴“醫學界”,對國內醫療格局和醫生執業環境而言,外商獨資醫院的影響將會十分有限。
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原院長段濤直言,大三甲醫院的醫生想過通過外商獨資醫院享受到國外醫生的收入待遇,短期內依然“不太可能”。
在他看來,歐美醫生收入高是因為有一個成熟的體系作為支撐,包括醫療服務收費高等,並且民眾尊重醫生,認為醫生們拿高薪是合理的,“他們已經形成了支付習慣和認知判斷。”
以美國2021年的一份報告為例,段濤介紹,美國醫療保健支出達4.3萬億美元(約合30萬億元人民幣),佔美國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8%,“外商獨資醫院的收入構成也有所不同,可能高達90%都是固定收入,剩餘10%是績效。”
段濤認為,這樣的收入結構能給醫生提供安全的心理底線,不會因為生病、休假等原因出現收入驟降,“中國目前還沒有這個土壤,誰要是説醫院、醫生賺錢,就像是犯罪一樣。”
國內醫院的情況可能恰恰相反。對多數醫生而言,公立醫院所提供的平台和品牌優勢巨大,是他們離開體制的最大顧慮。
上述中外合資醫院的管理者告訴“醫學界”,臨牀醫生雖然有很多意見,但他們選擇待在體制內的核心原因,源於外面的“好選擇”不多,“這個‘選擇’不僅是説收入增加,更重要的是機構發展、業務模式和自己的職業規劃,以及和個人對醫療行業的認知是否匹配。”
他希望,外商獨資醫院能夠成為“攪局者”,為國內醫療領域帶來一些新東西,包括新的技術、藥品、服務流程、醫患互動模式,或者是新型管理模式,“這可能吸引那些曾在國外進修、學習的醫生們,去嘗試一些在體制內想做又做不到的事。”
現實卻是,我國外商獨資醫院的數量和規模十分有限。據國家衞健委發佈的數據,截至2021年,我國外商投資的醫療機構數量達到302家,呈逐年增長趨勢。其中,有188家是以輕資產模式運營的診所和門診部,外商獨資醫院僅有114家。
與全國超過上百萬個醫療衞生機構相比,外商獨資醫院所佔市場份額還非常小,難以對多數醫生的執業環境和待遇產生影響,即便通知允許外商獨資辦醫,但前景仍然未知。目前,真正與醫生薪酬改革密切相關的,或許是三明醫改的進一步推廣。
就在外商獨資醫院試點消息公佈的前一週,有關部門表示,將會指導其他省份每年選擇2-3個地區為重點來推廣三明經驗,5年內實現全覆蓋。業內人士指出,外商獨資醫院只可能影響極個別優秀專科醫生,而三明醫改所推行的年薪制,才是後續醫改的重點之一。
並非首次提出,業內持觀望態度
儘管對醫生的影響有限,外商獨資醫院的試點消息還是引發了廣泛關注。根據通知,此次外商獨資醫院的試點地區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蘇州、福州、廣州、深圳和海南全島。
在生物技術領域,通知允許外商投資企業在四地從事人體幹細胞、基因診斷與治療技術開發和技術應用,以用於產品註冊上市和生產,之後可在全國範圍使用。
段濤認為,這是一個積極、正向的政策,有助於提升我國整體醫療水平。上海創奇健康發展研究院創始人和執行理事長蔡江南表示,在外部環境尚不明確的當下,擴大醫療領域的開放能夠吸引外資,滿足多元化的就醫需求。
上述供職於某中外合資醫院的人士稱,自己具有外科醫生和管理者雙重身份,因此對外商獨資醫院抱有期待。“我可以通過更多平台,接診到更多有支付能力的目標患者,並且外資也需要經驗豐富、熟悉中國市場的管理者們,那就有更多的機會了。”
不過,受訪專家均指出,自己對外商獨資醫院的落地持觀望態度。他們提到,國內早在十年前就曾允許過外商獨資辦醫,但外資辦醫直到現在,也沒有產生預期中的“鯰魚效應”。
2014年8月,我國曾明確,允許境外投資者通過新設或併購的方式在北京、天津、上海等7地設立外商獨資醫院,並將外商獨資醫院的設置審批權限下放到省級。
段濤回憶,2014年的文件發佈後,上海確有幾家外商獨資醫院在特殊條件下通過審批,建設在了開發區,“(醫院)以惡性腫瘤、輔助生殖等專病作為業務重點,業務覆蓋半徑較大。”
“總體來看,在試點地區落地的外商獨資醫院並不多。”段濤認為,這其中有多方面原因,包括外資可能不瞭解中國實際、無法理清具體細節等,“這些年,更多醫院是以中外合資形式出現的,以便獲得更多本地資源、解決一些運營難題。”
到2015年,政策發生轉變。當年3月13日,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修訂併發布了《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將醫療機構列入限制類。2017年,國務院進一步明確,醫療機構的參與形式僅限於合資或合作。
CIC灼識諮詢董事總經理劉立鶴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採訪時表示,當年收緊外商獨資醫療機構的政策試點,源於主管部門擔憂這些機構可能難以納入我國現行的食品藥品監管體系,甚至可能引發胚胎移植、器官克隆等醫療倫理問題。
總體而言,外商獨資醫院在我國經歷了放鬆、收緊、再放鬆的過程。更早前,2000年規定外方在合資醫院中所佔股份最高不超過70%;2010年底,將境外資本舉辦醫療機構由限制類調整為允許類,並逐步取消對境外資本的股權比例限制。
蔡江南表示,雖然目前允許外商獨資辦醫,但落地的難度極大,外商未必有很大動力來華建設綜合性醫院,即便是針對高收入羣體的非營利性專科醫院,數量和規模也會十分有限,“對整體國內醫療格局的短期影響不會很大。”
在他看來,這絕非只是錢的問題。比如,外商獨資辦醫很難聘請到頭部專科醫師,如果沒有好的醫療專家,又難以吸引患者為昂貴的醫療服務買單,“沒有專家,外商獨資辦醫的影響力從哪來?”
仍有多項難題待解
這些年,即便是已經落地運營的外商獨資醫院,也沒能在國內醫療市場上掀起多少波瀾,相反,它們的生存狀況值得關注。
據《中國外資》雜誌2015年報道,青島首家外商獨資醫院正式開業後“水土不服嚴重”,由於缺乏社會醫療保險和相應的商業保險與之對接等原因,試運營半年來,這家醫院每個月的門診量在500人左右,難以與公立醫院相比。
時任廣東衞計委正廳級巡視員的廖新波則在接受《中國外資》雜誌採訪時指出,外商獨資醫院在設備報批、醫保、人事制度等方面缺乏細則。他介紹,雖有部分外資醫院試圖引入境外的管理理念,但這種嘗試並沒有成功。
廖新波認為,放行外商獨資醫院是好事,但所涉及到的遠遠不止發佈通知的衞健委和商務部,還涉及金融、土地保險等領域。同時,外資辦醫還要適應中國內地的文化,國人也需要接受外資辦醫的理念。
以醫院運行模式為例,美國看病就醫按三部分計價,分別是醫院服務、醫生服務和檢查檢驗,這三部分服務收費各自分開,醫生的收入與醫院的服務、藥品的收入和檢查的收入無關。而中國公立醫院是通過醫生提供廉價服務、各類檢查和用藥來創造效益,和醫生收入相關。
“如果外資醫院引進美國管理模式,醫生提供優質服務,一個專科門診平均費用150美元,醫生一天看20個病人已經很累了,不可能像公立醫院的醫生看那麼多病人。”廖新波認為,此時,不必要的檢查和藥品便會減少,但醫院很難維持運轉。
多名受訪者還提到,人才和定價是擺在外商獨資醫院面前的兩大難題。從用人上來看,國外引進和從國內公立醫院“挖人”,是外商獨資醫院聘請醫師的兩種渠道。然而,既往規定,外籍醫師來華執業面臨着資質、年限、語言等諸多問題。
至於從公立醫院“挖人”或是邀請醫生多點執業,執行起來也並不容易。比如,知名醫生難以捨棄公立醫院等潛在資源,同時,醫師自由執業和多點執業尚未全面鋪開,成為阻礙外商獨資醫院引進專家、吸引患者的重要因素。
上述中外合資醫院的管理專家還提到,外商獨資醫院想要維持運營,要麼接通商保、要麼靠個人付費。但截至目前,中國並沒有發展出保障有力、形式多樣的商業醫療險,而這恰恰是醫療服務多元化的基石。
如果只針對個人付費,他擔心大家難以對外商獨資醫院建立信任感,“如果大家都指望患者自費,那這事兒就很難規模化。沒有新的賽道,大家就還是擠在一起、爭奪同一撥病人。”
曾有外資醫療機構負責人坦承,受醫生資源以及醫保等限制,外資醫院對國內大型公立醫院並不構成威脅,頂多在牙科等高端專科醫院領域形成較為激烈的競爭。
不過,這些問題仍有希望得到解決。最新發布的通知提到,設立外商獨資醫院的具體條件、要求和程序等將另行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