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的復興 —— 需要從商丘重新出發（五）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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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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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的復興 —— 需要從商丘重新出發（二）
中華文明的復興 —— 需要從商丘重新出發（三）
接上篇：中華文明的復興 —— 需要從商丘重新出發（四）
七、宋朝——商文化的第三次復興與商丘作為中華文化之母地位的隱退1. 為什麼叫宋朝與應天府南京
宋太祖趙匡胤，建國之前是在後周（都城在開封）任歸德軍節度使，他的藩鎮所在地是宋州，就是今河南商丘。他在陳橋兵變後之所以選國號為宋，就是取之商丘的宋州，並且仍定都於後周的都城開封，改元“建隆”，史稱“北宋”。公元1006年2月，宋真宗追思先帝，想起伯父趙匡胤的“龍潛之地”宋州，更想起宋太祖生前尊號“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百感交集，遂取太祖尊號中的前兩個字，將宋州升格為應天府。過了8年，到了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宋真宗趙恆又想起商丘，將應天府再次升格，建為南京，作為首都東京開封的陪都。商丘位於開封東南方向，距離僅150公里左右。趙匡胤之所以取國號為宋，不僅因為他曾在此為官，更因宋州是商文化最正宗的發源地，因此取宋字作國號最能體現其繼承大統。
宋朝在人口、經濟、科技、商業等眾多領域都達到中國古代歷史上少有的頂峯。以後我們會深入談到，為什麼宋朝可以稱為是商文化的第三次復興。
2. 靖康之亂及對商丘作為中華文化基地的根本影響
北宋建立之後167年，即公元1127年發生靖康之亂（也稱靖康之變，靖康之恥），北宋滅亡。公元1127年6月12日，宋徽宗之子趙構於應天府南京（就是現今河南商丘）稱帝，改元建炎，史稱南宋。所以，無論北宋還是南宋，其肇始都是在商丘。趙構剛一建立南宋，君臣們就一致認為南京處在與金對抗的前線，很不安全。所以很快就開始商討遷都的事情。隨着金軍逼近南京應天府，建炎元年十月初一，趙構就率整個宮廷和羣臣從商丘起程，暫避揚州。
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人攻揚州，宋高宗倉卒渡江，想在鎮江以援江北。在宋高宗趙構不斷南遷的過程中，與羣臣多次商議過到底定都在哪裏為好，各大臣提出過很多個方案，揚州、成都、京兆、襄陽、荊南、江寧府、鄧、潭州、建康（今南京）等都曾列入過考慮對象。後逐步確定都城定在臨安（今杭州）。但在此過程中發生過一次重大的意外，這就是苗劉兵變，又稱劉苗之變、明受之變。
這是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宋高宗已經在杭州時，由苗傅和劉正彥發動，誅殺宋高宗趙構寵幸的權臣及宦官以清君側，並逼迫趙構將皇位禪讓給兩歲的皇太子趙旉的兵變。兵變一度成功，並要求建都在建康（現江蘇南京），趙構也下詔禪位。苗傅和劉正彥當政後，想要改元及遷都金陵，太后和朱勝非擔心若兩件事都不答應會惹惱苗傅，只好答應改年號為明受。後各地起兵討伐苗劉，進兵勤王。苗劉恐慌之下，被迫接受朱勝非和馮轓的提議，率百官奏請趙構復辟。1129年4月20日，太后下詔還政，皇帝復大位。勤王軍劉光世、張浚、韓世忠、張俊、呂頤浩等入城杭州後，逐步處死兵變的苗劉部下，苗劉在逃亡後被俘，後被處死於建康。在苗劉兵變平息後，宋高宗移駕建康，又多次討論建都問題。建炎三年，金兵毫不費力攻克建康，驚嚇的南宋朝野感到建康時刻都是前線。
1279年崖山海戰失敗後，陸秀夫與幼帝跳海身亡，南宋最終滅亡。崖山海戰時，四十三歲的陸秀夫見無法突圍，便揹着八歲的小皇帝趙昺投海，隨行十多萬軍民亦相繼跳海。此戰南宋的指揮官張世傑希望奉楊太后（楊淑妃）的名義再找宋朝趙氏後人為主，再圖後舉；但楊太后在聽聞宋帝昺的死訊在後亦赴海自殺，張世傑將其葬在海邊。不久張世傑在大風雨中不幸溺卒於平章山下（約今廣東省陽江市西南的海陵島對開海面）。
這一次的戰敗不僅僅是一次常規的王朝更替，而且崖山南宋皇室、官員和軍民十多萬人全數投海自殺，無一倖存，也使南宋攜帶的中華文化經歷了一次大滅絕。
雖然崖山海戰對中華文化的傳承是災難性的，但經過如此之長時間的沉澱，中華文化早已經傳遍中華大地，尤其科舉考試製度早在隋朝就開始，這使中華大地上的文人全都從小就得系統地學習中華文化。或者説，中華文化到此時已經在中華大地形成“全息”的局面，任何一個局部都可以恢復出整體。因此，雖然崖山海戰對中華文化的傳承造成的損失極大，卻並不會因此而致中華文化全面失傳。此後的元、明、清全都得尊崇中華文化的大統來實現王朝的統治。孔廟早在唐代就建立，此後各個朝代都尊崇孔廟。越是到後來元、清等北方遊牧民族南侵而建立的朝代，對孔廟的尊崇越盛。現在曲阜孔廟裏，清朝新建和擴建的內容是最多的。
因此，儘管崖山海戰的確對中華文化的傳承造成了極大損失，但因為源自商朝建立時就已經形成的中華文化，以商丘為核心穩定地歷經近三千年漫長的、連續不斷的沉澱、創造、再融合、形成四書五經等標準化課程、向整個中華大地全面複製擴散，其文明的基因早已經深深地浸透到整個中華大地。此後的各個朝代也都遵循中華文化的大統。因此，所謂“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的説法是毫無根據的。
1368年初，明太祖朱元璋稱帝，國號大明，定都建康，改稱“應天府南京”。1421年朱棣遷都北京（稱為順天府），南京改為陪都。由此，最初商丘的應天府南京的名號，在明朝轉移到了現在江蘇南京的頭上。
以靖康之變、南宋從應天府南遷為標誌，商丘作為三千多年中華文化之母和核心的地位逐步隱退。
八、功成不必在我的商丘商丘在中華文化形成過程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今天為什麼不為人們所關注？甚至於她在太多情況下是“功成不必在我”。我們當然需要給出其中科學的原因所在。
1. 水患
商丘之所以總是“功成不必在我”，水患是一個很關鍵的自然原因。商朝最初建都在商丘，稱亳都，而後很快就向其他地方遷移。由於商丘地處黃河下游衝擊平原，黃河定期的泛濫會淹沒並持續抬高地平面。因此，原來建設的建築會被埋沒於黃河衝擊的泥沙之下。
在現今商丘古城的位置，下面層層疊疊掩埋了六座古城。因此，在這裏建設都城的確會面臨很大的一個麻煩。一旦原來花費鉅額投資建設的都城建築被掩埋，就得重新進行建設。所以在古代的中國，這裏從防水患的自然地理原因角度説，的確不是一個適合建都城的地方。
整個商丘市平均海拔高度49米。地勢呈西北高，東南低的微傾平面，但事實上還是一個平原地形。西北部最高點海拔也只有69.5米，東南部最低點海拔30.3米。這麼平坦的黃河衝擊平原地形，使其土地非常肥沃，適宜種植。但另一方面又很容易受大雨或黃河氾濫洪水的影響。當然，這個是今天的地理情況。在3、4千年前地理更低，存在大量沼澤，適合養植水牛。
這個挑戰是商丘之所以在古代進行文明創造的動力，又是她興起後不得不將都城向其他地方遷移的關鍵自然條件的原因。
傳説當年帝嚳姬俊以分化瓦解敵人的辦法幫助顓頊剿滅了九國。顓頊看姬俊有能力，就把他封在“辛”這個地方掌管一切。這裏經常鬧水災，水來了，老百姓就往另一個地方遷徙。而重新遷徙的地方又鬧了水災，老百姓便又重新遷回來。這樣遷來遷去，老是不能安居樂業。姬俊就想了一個辦法：帶領大家把住處的地勢加高。但是加高的速度卻趕不上水漲的速度，頭天加高的，第二天又被水淹沒了。夜裏，姬俊睡不着，便跑到天上跟玉皇辯理，説：“天既然生了人，為什麼又故意與人們為難，不叫人們活下去呢？”。玉皇辯不過他，便派天神下來，一下子把“辛”這個地方的地勢抬高到了水面以上。這説明了什麼呢？
第一，中國從四千年前的老祖宗開始就認為政府應當為人民服務。
第二，即使天王老子如果有問題也要與他辯論一番。
第三，改造自然，人定勝天。與天鬥，與地鬥，與水斗。
第四，重視基礎設施建設。
這裏的老百姓再也不被洪水趕得亂跑，從此“辛”這個地方便被稱為“高辛”，姬俊便被稱為“高辛氏”。當然，玉皇派天神把辛這個地方抬高是一個神化傳説，事實應當還是姬俊帶領民眾通過大量基礎設施建設抬升這個地方。從另一個方面來説，由此也可見年年被水淹對商丘來説早就是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
始建於西周時期微子啓受封之地的宋國古城，宋國延用此城長達600餘年。西漢時，又為梁國都城睢陽城址。以後被黃河水淹沒，深埋於地下。199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聯合考古隊對該城址進行勘探和試掘，發現東周城周長約1.3萬米，其中南牆長約3600米，東牆約3000米，西牆約3000米，北牆約3500米，並已找到城門的垛口。城牆高9米，頂寬13～15米。最淺處（存留下來當年城址建築的最高處）距現地面僅有1到2米。
在現今的商丘古城下面，還層層疊疊地被黃河泥沙埋了至少五座古城：
明弘治十六年之前的歸德府城北宋陪都應天府南京城隋唐時代的宋州治所宋城漢代梁國國都睢陽城西周宋國故城。
今天，由於對黃河的長期治理，黃河沿岸的洪水氾濫問題已經得到極大的緩解。即使如此，也還是存在一定的麻煩。
2.宋代之後商丘文化歷史地位的顯著下降
自靖康之亂、南宋從商丘應天府南京遷走後，商丘所處的中華文化的核心地位受到極大的削弱。到1949年建立新中國時，已經過去了800多年，所以，人們的記憶高度地模糊是很自然的。
為什麼靖康之亂，趙構將朝廷南遷之後，對商丘的影響如此之大？因為靖康之亂深刻地破壞了二王三恪的歷史政治傳統。金軍攻下東都汴梁之後，不僅大肆燒殺搶掠，而且將徽、欽二帝及宮女、王公大臣三千人作為俘虜北上。金人對北宋二帝等俘虜極盡凌辱，這種暴行不僅是徹底打破了中國傳統的二王三恪政治傳統，而且是完全回到最野蠻的原始社會時代。這顯然給處於應天府南京的商丘之地繼任者趙構和其他所有王公貴族、文人士紳帶來了巨大的心理恐懼。所以，此後最終遷都到臨安（現杭州）可想而知會非常徹底，這使商丘的遺存文化遭到了一次很徹底的抽離。南宋時期此處被金人統治，金人的文化又與中華文化差異巨大。所以，自此之後商丘的文化底藴遭受了非常嚴重的破壞。
金朝如此殘暴和違背中華文化傳統的結果，是其自身的結局最後基本被滅種，金人的王室遭受了可説是遠超過靖康之亂的毀滅性報應。
天興元年（1232年）十二月，金國都城汴梁（現開封）在遭受蒙古人圍攻近一年，死傷慘重之後，金哀宗在大將完顏承麟等人的保護下，以搬取救兵的名義逃離汴梁。先是北渡黃河，而後逃奔歸德，旋又避難蔡州。金哀宗剛剛跑路，守將崔立便發動政變，在殺死兩位擔任留守事務的宰相後，扶立梁王完顏從恪為監國，而自己則以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的身份執政，隨即又將金國後宮、大臣全部扣為人質。崔立掌控汴梁之後，便遣使者跟蒙軍統帥速不台議和，以獻出城池、財物及金國後宮為條件，換取蒙古的支持，扶立他做中原的皇帝。對於崔立的提議，速不台很爽快地便答應下來，並要求他儘快交出城中的金帛財物和金國的妃嬪宮人、皇室男女。
天興二年（1233年）四月十八，崔立將王太后、徒單皇后、妃嬪以及皇室成員全部圈禁在青城，並於次日將他們送至蒙古軍中，旋即押解北上。在出城這一天，僅運載太后、皇后及妃嬪的宮車便有37輛，其餘還有皇室宗親500餘人，及大量的三教、醫流、工匠、繡女。這批人到了漠北，女性全部淪為蒙古人的玩物，男性皇室則成為奴隸。這與當年北宋遭受的“靖康之恥”極為相似。
《金史·卷一百十五·列傳第五十三·崔立傳》對此描述是這樣的：四月壬辰，立以兩宮、梁王、荊王及諸宗室皆赴青城，甲午北行，立妻王氏備仗衞送兩宮至開陽門。是日，宮車三十七兩，太后先，中宮次之，妃嬪又次之，宗族男女凡五百餘口，次取三教、醫流、工匠、繡女皆赴北。
蒙古大軍進入汴梁城後進行了屠城，金人基本被屠戮殆盡。
天興三年（1234年）正月十一日，蔡州城被攻破，金哀宗為免遭侮辱，遂自縊於幽蘭軒，臨死前將皇位傳給大將完顏承麟。然而完顏承麟稱帝還不到1個時辰，便在巷戰中被擊殺，金國至此正式滅亡。金哀宗臨死前囑咐侍從將其屍體火化，以免遭到敵軍的褻瀆，然而火化工作還沒完成，便被蒙將倴盞和宋將孟珙把金哀宗身上的火撲滅。事後，宋蒙兩國約定，將金哀宗的餘骨一分為二，各自帶回國中表功（“珙與倴盞分守緒骨，得金諡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見《宋史·卷四百一十二·列傳第一百七十一》）。
3.商丘不同的特殊歷史使命
對其他地方或人來説，可能更多考慮的是如何成功和出人頭地。可是商丘這個地方位於中華文化極為特殊的位置，承擔了完全不同的歷史使命。這裏太早就是都城，並且在很多代都曾作為都城。但商丘對中華文化更重要的價值，是這裏曾經作為以往朝代的後裔匯聚之地，承擔的只是傳承前朝文化的歷史使命。這不是成功和出人頭地，而是早就成功和出人頭地，最後又衰落的文化承繼之地。
那麼，商丘是否從此沉淪，淹沒於歷史的長河之中了呢？並不是。當歷史的車輪又一次從動盪之中建立新中國的前夜，商丘再次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姿態在歷史關鍵時刻復甦其文明活力。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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