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筱靖、包宏：隨地緣政治週期“起起伏伏”的日本經濟_風聞

編者按**·  2024.09.11**

9月9日，日本內閣府公佈的二次統計報告將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增幅調整為0.7%，按年率計算增幅為2.9%，與此前發佈的初步統計結果相比有小幅下調。

日本經濟既有亮點也有隱憂。自2023年，日本海外投資收益持續增加，入境旅遊消費明顯恢復，股市與房地產市場回暖。然而，日本國內消費與投資動力不足，難以支撐經濟穩定復甦，少子老齡化、需求低迷、市場缺乏活躍性、潛在增長率下降等制約日本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還在不斷加劇。

本文回顧了二戰後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與日本經濟的互動關係，旨在揭示地緣政治週期的變化對日本經濟有何影響，從而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為中國宏觀經濟研究提供可以借鑑的歷史路徑。

引言

近年來，日本經濟、產業等相關議題似乎正受到國內各界越來越多的關注與研究。無論是去年引發經濟界熱議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抑或是當前正在國內形成更多討論和共識的“企業出海”，幾乎都會以日本作為重要的參照系，擬為我國防範經濟金融風險以及構建更高質量的“雙循環”發展格局尋找一條可供借鑑的歷史路徑。

與此同時，近期亦有許多目光投向了日本當前的經濟狀況：**一面是屢創新高的日本股市和逐漸升温的通脹，似乎指示日本經濟正走出過去的“失落週期”；另一面則是日元匯率在今年多次向下衝擊歷史關口，以及消費內生動力不足等仍未緩解的結構性問題。**這些看上去相互矛盾的經濟現象，實際上向我們透露了一個當前時代背景下的特殊變化：**即日本經濟的“地緣政治化”。**對於日本這樣一個出口外向型且安保交由他國負責的經濟體，全球地緣政治環境對其經濟具有強大的外部影響力。由此，本文探究了二戰後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與日本經濟的互動關係，旨在揭示地緣政治週期的變化如何造就日本經濟的“起起伏伏”。

在當前地緣政治格局大變化的當下，我們希望通過這一探討引起各界對地緣政治與經濟關係的關注與更深入的跨學科研究，尤其是探索如何更好地將地緣政治變量納入對宏觀經濟的分析中，這對於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影響也具有重要的現實和理論意義。

美蘇冷戰週期中的日本經濟

冷戰時期，美蘇鮮明的兩極對峙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主導和塑造了全球地緣政治經濟格局。在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地緣政治大週期中，日本憑藉自身在地理位置、經濟潛力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優勢，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遏制蘇聯擴張的重要棋子。這一地緣政治位勢不僅鞏固了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並使其在經濟上得到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巨大支持，而且獲得了在安全領域“搭便車”的機遇，得以將有限的資源集中用於經濟發展。總體而言，受益於上述有利因素，日本經濟在這一週期中快速崛起，成為世界經濟版圖中僅次於美國的勢力。而從更細緻的視角來看，日本的經濟增速、結構等特徵還與更深層的地緣政治環境變化保持了同步，例如1972年前後冷戰緩和、中美和解等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日美關係的親密度，進而導致其經濟發展軌跡發生變化。由此，我們進一步將冷戰週期中的日本經濟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來進行分析。

（一）冷戰初期：

日美蜜月期的經濟奇蹟（1955-1972年）

20世紀50年代初，日本經濟基礎十分薄弱，但冷戰格局的形成和美國的戰略需求為日本經濟的復興提供了難得的機遇。通過接受美國的軍事佔領和“麥克阿瑟憲法”，以及在1951年簽署《舊金山和約》和《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等方式，日本正式被納入美國同盟陣營，並在美國的扶持下專注發展，走上了經濟復興與崛起之路。

具體來看，這一階段的地緣政治格局對日本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為贏得與蘇聯陣營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的全方位角力，美國向盟友及佔領區（包括日本）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援助。**其中，日本從佔領區政府救濟撥款基金(Government Aid and Relief in Occupied Areas, GARIOA)和佔領區經濟復興基金（Economic Rehabilitation in Occupied Area Fund，EROA）等項目中獲得了大量外部資金（大多是贈款），僅從GARIOA項目中就獲得17億美元[1]。此外，美國還提供了開放市場、鼓勵美國企業在日投資、轉讓先進技術等傾斜政策；**二是戰後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經濟秩序（佈雷頓森林體系、關貿總協定等），為日本這樣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體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環境。**日本於1952年8月加入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並於1955年9月在14個成員國拒絕給予日本最惠國待遇的情況下被美國拉入關貿總協定；**三是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帶來的“特需景氣”，更是直接加快了日本重工業的恢復和發展。**例如，日本在戰爭期間成為美軍軍需生產和維修的基地，美國政府的鉅額採購大幅刺激了日本製造業和出口貿易。

從數據來看，1955年到1972年，日本GDP從254億美元增長到3148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達13.4%，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如圖1所示）；人均GDP也從1955年的254美元增加到1972年的2988美元，增長了近12倍。同期，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數據計算可得，日本出口貿易額從20.1億美元增加到288.1億美元，年均增速達到17.2%，遠超美國（7.16%）和英國（5.1%）等發達國家[2]，並且於1965年首次出現貿易順差。在產業結構方面，日本也實現了從輕工業（如紡織業）為主向重化工業、機械製造業為主的轉型升級。1955年，日本製造業增加值佔國民生產淨值的28.9%，1970年這一比重上升到36.1%[3]；而紡織品出口佔比則從1955年的36.8%下降至1972年的11.9%[4]。可以説，**美國的戰略傾斜和默許，以及日美同盟的強力安全保障，為這一時期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提供了最重要的外部條件和戰略機遇。**經過戰後重建和20多年的高速增長，日本於1968年超越西德躍升為僅次於美國的資本主義第二大經濟體。

圖1 日本與全球GDP增長率對比（1961-2023年）

（數據來源：Choice，圖表：作者自制）

（二）冷戰中後期：

美日貿易摩擦與經濟轉型（1972-1991年）

1972年，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出現新的變化：美蘇先後簽署了《限制戰略武器協定》（SALT）和《反彈道導彈條約》（ABM），這標誌着美蘇冷戰與對峙進入緩和期；同時，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和中日邦交正常化，更是改變了東亞地區長期以來的戰略高壓。**從有利的一面看，相對緩和的全球與地區局勢為日本經濟發展提供了較為有利的條件。**當時日本已初步完成了工業化進程，經濟基礎相對雄厚。同時為應對石油危機和能源約束，日本加快了產業結構調整，實現了向高附加值、技術密集型產業（電子、汽車、精密機械等）的升級。從數據來看，日本GDP總量從1972年的3148億美元增長到1991年的31380億美元，擴大近10倍。人均GDP也從3053美元增長到25920美元，增幅達7.5倍。相比之下，同期美國GDP和人均GDP分別增長了4.7倍和3.6倍。而在外貿方面，1972年日本出口總額為289億美元，1991年則猛增至2757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達12.1%。同期美歐主要國家出口年均增速僅為8%左右。憑藉着機電、汽車、半導體等高附加值產品的大量出口，日本貿易順差額從1972年的40億美元增加到1991年的782億美元，外匯儲備也從184億美元激增至686億美元。

**但另一方面，上述地緣政治局勢的新變化使得日本在美國亞太戰略中的地位相對下降，並隨着美國對日本貿易赤字的急劇增加而爆發了激烈的經濟摩擦。**1971年“尼克松衝擊”和1972年日美紡織品談判中等事件在事實上標誌着“美國和日本之間特殊的依賴關係的終結”[5]，美國開始加強對日本經濟崛起的制衡。例如，在1976年至1989年間，美國政府頻頻利用《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對日本產品進行20次“301調查”，其中絕大多數以日本讓步自願限制出口告終[6]。而在尼克松、里根、老布什等多屆政府全面打壓日本出口，加劇貿易摩擦程度的同時，美國政府還接連推出“廣場協議”“盧浮宮協議”等措施，迫使日元大幅升值，以及通過《半導體協議》等要求日本開放市場，對日本本土製造業及出口造成衝擊。如圖2所示，為防止出口產品國際競爭力的下降，日本將部分國內工業生產轉移到東亞，出口商品價格以及製成品在出口中的佔比均在80年代達到高峯，為後續日本經濟的“脱實向虛”埋下了隱患。更為重要的是，日元升值後出口下降，導致日本被迫採取低利率政策，引起貨幣寬鬆，直接導致了經濟泡沫的出現。由於日元升值，日本人均GDP迅速接近美國，並在1990年最終超過了美國，躍居世界第一[7]。而1986-1991年間，日經225指數一度飆升至38957點的歷史高位，反映了市場過度亢奮的投機情緒。

表2 日本製造業相關指標變化（1960-2020年）

（數據來源：Choice，圖表：作者自制）

總結來看，由於這一階段仍處於美蘇冷戰的大週期中（蘇聯加大對東亞滲透、朝鮮半島局勢仍不明朗等），美國依然需要維繫美日雙邊同盟關係，其在保持技術轉讓和研發外包等支持的同時，也使日本在經貿談判中擁有一定的籌碼和迴旋空間。由此，日本經濟也得以在這一地緣週期保持了較強的增長韌性和國際競爭力。但也要看到，美國對日本的政策從來都不會因共同的敵人——蘇聯而選擇毫無保留，而是會靈活地根據其全球戰略和地緣政治利益而進行調整，甚至是“量身定做”。其一方面通過貿易摩擦使日本的經濟增速明顯低於日美蜜月時期，另一方面則通過加快日本金融自由化進程等舉措為冷戰結束後的日本經濟迷失埋下巨大隱患。

後冷戰週期中的日本經濟

作為戰後國際秩序的締造者和受益者，美國在蘇聯解體後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對日本的戰略需要顯著下降，這意味着美日同盟的性質和內涵悄然改變。**這一時期，日本經濟由於失去了此前地緣政治對峙期獲得的外力牽引而進入“遊離狀態”。**如圖1所示，1991-2012年間，日本GDP增速總體上處於較低水平，多年徘徊在0-2%之間。進一步，鑑於2012年安倍上台後採取了大力度的宏觀刺激政策，使日本經濟走出下行軌道，出現緩步上升的態勢。因此，我們將後冷戰週期中的日本經濟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即1991年之後長達20年的“長期低迷”以及2012年之後的温和復甦。

（一）地緣遇冷後的經濟困境：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1991-2012年）

**隨着蘇聯於1991年解體，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戰略出現新的考量，日本在其中的角色定位也變得相對含混。**一方面，美國期望日本維護地區穩定發揮更大作用，卻不願其過度突破“和平憲法”的束縛；另一方面，美國試圖利用日本牽制中國，但並不希望其在經濟和科技領域對美構成挑戰。1996年的《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和1997年的新《防衞合作指針》，雖然強化了美日同盟，但也折射出美國擔憂日本軍事力量增強、戰略自主性提高的複雜心態。

**具體來看，日本經濟於90年代初進入“泡沫”崩潰後的調整期。**其中，土地價格於1991年左右開始下跌，日經平均指數於1992年3月跌破2萬點，約為1989年最高點的一半。房地產和股市市場的大幅下挫導致金融體系危機，日元大幅升值也嚴重削弱了出口競爭力。而美國對日本的戰略搖擺，與日本自身的迷失形成了“共振”，客觀上加劇了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後的困境。**不同於冷戰時期的“全面扶持”，美國對日本在經濟領域缺乏實質性的傾斜政策，並對日本在經濟和科技領域的競爭力保持警惕。**同時，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尤其是中國憑藉龐大市場和低成本優勢迅速成為“世界工廠”，對日本出口導向型經濟構成全方位衝擊。從二戰後全球出口份額變化（圖3）可以看到，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通過技術轉讓和產業轉移等加劇了國內“去工業化”趨勢，而中國、韓國以及中國台灣地區等地區不僅逐漸擠壓了日本的商品出口份額，而且還削弱了日本在半導體、電子和光伏等領域的競爭優勢和東亞市場主導權。

 圖3 亞洲主要出口型經濟體的份額變化（1960-2020年）

 （數據來源：Choice，圖表：作者自制）

**種種內外交困，使得日本經濟在後冷戰時期喪失了方向感和增長動力，陷入長達二十年的低迷期。**上述態勢在經濟數據中得以集中體現。1991-2012年間，日本GDP年均增長率僅為0.8%，遠低於此前二十年3.8%的水平，也遠不及中國的10.1%和美國的2.5%。“泡沫”破裂後，日經225指數從1991年的22983點跌至2012年的8000點以下，二十年間蒸發近80%。美國經濟雖也經歷互聯網泡沫和次貸危機，但在其強大的資源調動能力下（量化寬鬆、加強與中國合作等）迅速恢復，GDP仍實現了2.2倍增長，出口增速也達6.2%。相較之下，日本在失去了地緣政治有利位勢後便喪失了對國際資源的吸引力（外力牽引）。

（二）重在內部刺激的“安倍經濟學”：

温和但有限的復甦（2012-2017年）

2008年席捲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不僅重挫全球金融市場和衝擊各國實體經濟，而且也導致國際地緣政治格局出現由美國主導的單極格局向多極化發展的趨勢。二十國集團（G20）、金磚國家（BRICS）等旨在更好協調重大國際經濟問題的跨區域性治理架構陸續成立。對於日本而言，在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後，其面對的亞太地緣政治形勢也更加複雜。一邊是中國、韓國等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崛起，另一邊則是俄羅斯、印度等國家開始積極參與亞太地區事務。儘管美國奧巴馬政府試圖通過“亞太再平衡”戰略，強化與亞太盟友的關係、推進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等舉措，維護其在地區事務中的主導權，但並未能從根本上改變日本較為模糊甚至相對弱勢的地緣政治地位。

2012年12月自民黨重新上台執政後，安倍晉三採取了一系列經濟外交和刺激舉措，意圖重構日本經濟發展所需的內外力。對外，安倍的舉措重在強化日美同盟、提升地區影響力，包括藉助TPP深化與美國、東南亞等國家的經貿關係，以及拓展與印度、澳大利亞等國家在基建、能源等領域的合作等，希望以此為重振日本經濟獲得更多的外部支持。

**但意在“重返亞太”的美國由於受制於國內不同的政治聲音與勢力，以及在金融危機後的復甦較為緩慢，並未在經濟和科技領域給予日本預期中的外部支持。**後續TPP的“夭折”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的“不健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一時期日本經濟外交和地緣位勢的侷限性。

**從數據來看，這一時期日本經濟的温和復甦主要得益於對內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即“安倍經濟學”。**其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安倍三支箭”），使日本逐步走出通縮泥淖。2013年日本CPI同比增速出現了由負轉正的變化，同比增速為0.3%，並在2014年達到2.8%，是1992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但在隨後幾年，CPI同比增速又回落至1%以下，與2%的通脹目標相比存在較大差距。2013年至2017年日本經濟保持了1.3%的年均增長率[8]，雖然高於2009年至2012年的0.3%，但遠不及同期中國的7.1%和美國的2.4%，也略低於歐元區1.8%的增長水平。安倍的寬鬆刺激政策也導致日本匯率的快速貶值，從2012年除的1美元兑80日元左右貶至2015年的1美元兑125日元。儘管日元貶值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日本出口的表現，如圖5所示，日本對主要經濟體的出口金額在2012至2015年期間都出現增長，但在全球經濟復甦乏力、外部需求增長放緩、地緣政治風險加大以及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情況下，日本出口的增長勢頭未能持續。

總體而言，由於日本的地緣政治位勢並未在安倍上台後出現根本性變化，其經濟有所起色更多依靠安倍對內大力度的刺激政策。

中美戰略競爭週期中的日本經濟

中美建交以來，美國對華政策主要以接觸策略（Engagement Strategy）為基調，其前提基礎是中國處於追趕式發展階段。經過數十年長週期的和平以及不斷擴大的經貿合作，“中美關係成長為世界上相互交融最深、合作領域最廣、共同利益最大的雙邊關係之一”。但在特朗普執政之後，其單方面改變了對華政策基調，中美戰略競爭態勢顯化。中美是當前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雙方地緣政治關係的變化將不可避免地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產生巨大外溢影響。甚至對於許多經濟體而言，這也標誌着一個新的、全球性的地緣政治週期開啓。進一步來看，由於特朗普和拜登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經濟外交政策，因此這個地緣新週期對日本經濟的影響又可以進一步劃分為兩個階段。

（一）特朗普執政時期：

“美國優先”下的日本經濟（2017-2020年）

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上任第一天便宣佈退出日本苦心經營多年的TPP，後又陸續發起針對中國、日本和歐洲的貿易戰，標誌着自冷戰結束以來的超級全球化進程出現重大逆潮。2017年底，美國又提出印太戰略，並發表《國家安全戰略》，意圖單方面構建新的區域秩序，並以“美國優先”為原則對運轉良好的全球經貿及科技合作秩序產生持續衝擊。

在這一時期，由於特朗普政府採取的“美國優先”政策本質上是“無差別攻擊”的單邊主義，這也導致日本政府更多采取觀察和接觸策略，表現為日本一方面與美國保持緊密聯繫，試圖説服其迴歸TPP以及摒棄單邊主義，並配合制裁中國電信設備；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與中國、歐洲等強化聯繫，包括幫助協調中美關係，參加“一帶一路”倡議以及與歐洲簽署一系列雙邊經貿、科技協定等。此外，日本政府也已經明顯觀察到了中美間政治氣候及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新變化，並積極尋求自身經濟戰略的轉型。2020年6月，自民黨成立“新國際秩序創造戰略本部”，推進經濟安保戰略的構建。日本有觀點認為，只要中美不發展到全面衝突，日本就可以坐收漁翁之利[9]。

**然而，儘管中美關係在特朗普上台後發生較大變化，但這並未能夠形成提振日本經濟的外力。**在日本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仍未出現轉折的情況下（包括人口、工資和消費水平等都處於下滑趨勢），特朗普反而還提出了日本承擔更多駐日美軍維持費用、對日本出口徵收新關税以及購買更多武器等一系列要求，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日本經濟的發展預期也造成了擾動。從同期的經濟數據來看，日本經濟確實未如其預想的那樣享受到地緣變局的紅利，而是繼續保持此前不温不火的狀態。如圖1所示，2017-2020年間，日本的GDP增長率不僅低於2%的目標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還呈現出不斷降檔的走勢。與此同時，日本製造業及出口水平和結構也未出現重大變化（如圖2、4所示），日本股市在這期間的漲幅不僅遠不及安倍執政初期，而且出現了海外投資者連續多年淨賣出的情況。

圖4 日本對主要經濟體出口金額變化情況（2009年1月-2024年7月）

（數據來源：Choice，圖表：作者自制）

（二）拜登執政時期：

加速擁抱美國陣營的日本經濟（2021年至今）

**與特朗普相比，作為資深外交官的拜登更加重視發展美國與盟國的雙邊關係。**其不僅始終強調建立以美國為首的“小圈子”的重要性，而且還將印太地區作為其全球戰略的核心區域而調整部署。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領導人在拜登上台後與美國的互動逐漸升温，雙方的合作關係亦隨之升級。2021年4月，菅義偉作為日本首相首次訪美，這也是拜登就任美國總統後首次接待外國政府首腦，自此日美開始深化經濟安全合作；2022年5月，拜登選擇在日本東京宣佈建立“印太經濟框架”(IPEF)；2023年1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訪美，進一步強化美日同盟關係；同年3月和5月，韓國新任總統尹錫悦和岸田文雄在美國的施壓下時隔12年重啓“穿梭外交”，並於8月在美國戴維營舉行會談。這一系列舉動標誌着日本正式成為美國新地緣政治戰略尤其是印太戰略中最重要的一環，地緣位勢顯著提高。其通過積極投入美國構建的“小圈子”，意圖在全球供應鏈、產業鏈重塑過程中獲得更多的排他性經濟利益。

上述地緣政治層面的變化確實對日本經濟產生了相應的影響，可以明顯看到這一階段日本經濟的各項指標中出現了更多的外部因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日本股票市場時隔多年後迎來外國資金的大幅流入。**2023年4月，美國股神巴菲特時隔約12年再次訪問日本，公開為日本股市站台，如圖5所示，海外投資者在巴菲特日本之行後瘋狂湧入日本股市。據統計，2023年度海外投資者在日本股市的淨買入額達到約7.7萬億日元，是2013年度以來、10年來的最高水平[10]。與此同時，日本的貿易結構也隨着日美地緣政治關係的強化而變化，如圖4所示，日本對美出口金額不僅在2022年底超過對華出口金額，而且差距也在不斷擴大。

**更為重要的是，通過積極配合美國對華半導體制裁等，日本得到了美國與西方國家對日本半導體、軍工以及其他先進技術產業的支持。**僅在2023年，日本就陸續與美國、歐盟等簽訂了合作備忘錄，推動在半導體、量子計算機等領域的共同研究，並且結束了與韓國在半導體領域的摩擦。同年，美國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 宣佈與東京大學等合作開發先進的量子計算機，英國BAE系統公司和美國軍工企業洛克希德·馬丁也分別把亞洲業務中心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轉移到了日本。而在美國積極重構全球半導體產業鏈的背景下，日本半導體相關股票亦受到資金追捧，同樣在巴特菲日本之行後逐漸與美國費城半導體指數拉開差距（圖5右圖所示）。

圖5 日本股市自2023年受到海外投資者追捧

（來源：日經新聞網）

**然而，相較於冷戰時期尤其是日美蜜月期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本輪地緣變局帶來的外部牽引力，並未與日本經濟的內生動力形成“共振”，表現出了外熱內冷的特徵。**根據剛公佈的2024年7月數據，儘管日本工人實際薪資連續第二個月上升，但此前曾26個月連續下降，是1991年有可比統計以來的最長下降紀錄。野村證券的經濟學家Kengo Tanahashi甚至分析認為，2024年6月和7月的實際工資增長並非源於基本工資增長，而是由夏季獎金支撐。其還認為7-9月日本民間消費動能弱於預期的可能性在增大。此外，由於近期日本股市的波動加大，海外投資者也開始大幅拋售日股，如圖6所示，2024年日本股市的海外投資者已由淨買入轉為淨賣出。未來，隨着日本央行的進一步降息以及出現“真正意義”上的縮表，日本金融市場的穩定性還將面臨考驗。

圖6 海外投資者對日本股市的熱情出現轉折

（來源：日經新聞網）

結語

日本的案例説明了地緣政治對一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尤其是對外向型經濟的深刻影響。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盟友，日本的地緣政治位勢與經濟發展空間與美國緊密相連。**美日安保關係，如同一個“鳥籠”，既為日本提供了安全便利，也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其經濟政策的自由度。**只要這一基本條件不變，日本決策者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考慮到與美國的國家利益協調，這無疑增加了政策制定的複雜性。

同樣地，當前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也在對更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產生深遠影響，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在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之間求得平衡。我們希望能夠藉此文開啓更加深入、嚴謹的交叉學科研究和對話，為中國等其他國家在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中提供有益參考。

參考文獻：

[1] 數據來源：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229030/us-garioa-payments-country-year/

[2] 由於現有文獻中沒有相關數據，本文基於UNCTAD公開數據，並根據CAGR年均增速公式進行了獨立計算，數據來源：https://unctadstat.unctad.org

[3] 濱野潔等.日本經濟史：1600-2000[M].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10: 203.

[4] 日本經濟產業省.通商白皮書:1956年版；通商白皮書:1973年版[EB/OL]. https://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285403/www.meti.go.jp/hakusho/index.html   

[5] 資料來源：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east-asian-studies/article/americas-role-in-the-making-of-japans-economic-miracle/9C7CC6A85CE125290BAD2735B09A882A

[6] 資料來源：https://www.takungpao.com/news/232111/2020/0727/479902.html

[7] 資料來源：https://www.aof.org.hk/uploads/conference_detail/776/con_paper_0_212_kawai-wang-paper.pdf

[8]數據來源：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3/April/weo-report?c=924,&s=NGDP_RPCH,&sy=2013&ey=2017&ssm=0&scsm=1&scc=0&ssd=1&ssc=0&sic=0&sort=country&ds=.&br=1

[9] 觀點摘自《歸泳濤：日本與中美戰略競爭——貿易戰、科技戰及印太戰略》

[10] 數據來源：https://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stockforex/55269-2024-04-07-09-42-45.html

本文作者

**覃筱靖：**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研究博士生。

**包宏：**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