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木下彪認為：“我是向兩個中國古人投降，一個人是蘇武，一個是屈原”_風聞

嗚呼，小人儒不德於天下矣，於今又論君子儒的天下觀。題：

獨立的人格   自由的思想

-----陳寅恪

中國戰勝日本了嗎--談小人儒之誤

抗戰勝利後，當時主政中國的蔣介石市恩於日本，即不要日本的戰爭賠償，更把日本戰俘運回日本，以此證其小人儒之大國情懷。

今日中日關係困難重重，中國以戰勝國之勢，本來可以收回琉球羣島，只因蔣介石猶豫，現在中國還在為一個小邊角的釣魚島與日本爭。日本乃饕餮之徒，有首無身，貪婪而兇殘。當今其依附美國，一個戰敗國居然能夠與中國、韓國、俄羅斯爭奪領土，其證一也。不能不説小人儒蔣介石遺禍無窮。

中國先聖是如何處理惡棍的？

《左傳．文公十八年》記:

“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御魑魅。”

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是堯舜時期的四個惡名昭彰的部族首領。

其後果：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這種做法後如維多利亞女王的英國處理囚犯的方法，都趕到遙遠的澳大利亞去，生死由他。至當代，在英國萬里之外的澳大利亞居然保留了盎格魯--薩克遜族的一支，而且和其它的二支即英美一道組合了一個什麼同盟，還要為澳大利亞配備八艘核潛艇。以之對付中國，中國居然成了英美眼中的“魑魅”了。

不知道是英國人讀《左傳》，得了中國真傳，還是盎格魯--薩克遜文明真的能企及中國道統。

小人儒蔣介石的以德報怨或可歸結於三：

其一、中國儒教生成的小人儒，其道內在懦弱。其實現在還常常能夠看到這類人的表演，只是他們當不了政，亂不了事，只是令人噁心。

其二、中國近代逆潮流者的共同，從慈禧的“寧與外寇，不與家奴”到蔣介石的“安內必先攘外”，總之是維穩。其結果是欲穩不穩，如當代，維穩維出貪官污吏多如牛毛。

其三、延續晚明，蔣介石具有極其強烈的黨爭意識，狹隘、自私，一如當下的“高分子”教授鄭強，於是黨即國，黨事高於國事。孫中山以“天下為公”為信念，可惜其繼承人以黨國為天下，走上滿清部落政治的路徑，其亡速也。小人儒豈能當政。

其四、留學於日本的蔣介石，沒有了同樣旁皇於日本的孫中山、魯迅等君子釀成了救國豪情，卻對日本充滿內心的恐懼，國民黨內此類人不少，如汪精衞、何應欽等等，小人儒也。

日本人能夠服的是什麼？

日本名教授、曾任天皇宮廷文官、漢學專家、唐詩大家木下彪作《日本戰後史詩》，描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在美軍的佔領管制下，人們的痛苦、失望與無奈。認為日本的軍國主義侵略，不但禍害了中國，也禍害了自己的子民。

夠深刻的，總之服了美國，當然服的是強權美國而不是弱權中國。

木下彪見南懷瑾，據説唱和如：

南老師的詩：

遊伊勢神宮（太廟）

立國同根各有時，浪傳史蹟費疑辭。喬松夾道黃花麗，為拜神宮又獻詩。

木下彪次韻：

緬邈誰知肇國時，迂儒考古漫多辭。天潢不改三千載，我仿周人賦頌詩。

（劉雨虹《南懷瑾先生側記》）

獻詩也罷，頌詩也罷，都是“迂儒考古漫多辭”。

日本人木下彪服什麼？

他説：“我是向兩個中國古人投降，一個人是蘇武，一個是屈原。”

何謂：“蘇武指的是蘇聯武器，屈原指的是美國原子彈。”

服中國是虛，服美蘇是實。當代日本和中國糾纏，一説與美國一直保護台灣，害得中國愛國主義者怒氣沖天。

台灣人的南懷瑾當然明白其中的道道，據説他看透日本的野心，依據是：

從明朝開始，日本人就想把首都設在大陸的寧波，韓國的漢城作為陪都。

因此南懷瑾評論：

“你們不是想要中國嗎？你們投降後，把你們所有的兵、老百姓通通接過來，分散到中國各地，然後派蘇州的幾個縣的人到日本，幫忙看守日本。”

木下彪回應：

“好在你沒有成為中國的領袖，否則從此日本沒有了。”

南懷瑾在台灣有國師之喻，他與木下彪對話的時候蔣介石還在，不知作何感想？

南懷瑾之論倒是與壺公評論所見略同，在壺公評論《大國的記憶》中評論韓國教授林均澤的鄉戀：

最近，有一個很有意思的韓國教授林均澤寫了一個《韓國史》，認為歷史上，上海在內的中國大部分領土都屬於古代韓國的版圖內。還有些韓國人認為孔子和西施也都是韓國人。一時間輿論大譁，以為荒謬。

林均澤的《韓國史》當然荒謬，因為他顛覆了歷史和現實存在的國家和民族的觀念。但他的議論也不是空穴來風，因為他討論的是文化――曾經存在於長江中下游和中國華南的越民族的文化。

所謂韓國人，其構成主要的就是中國商代的王族箕子的後裔，更主要的部份就是中國的海洋民族越族，這一點在唐史中有許多記載，無庸置疑。事實上，只是因為李世民痛惜四川人因造船引起的民不聊生，把征服高麗的戰事停止了（3），要不還不是愛上那就上那。後來的唐高宗就沒有這份愛民之心，他很乾脆地把高麗收入囊中。

現代中國周邊留下了一些島嶼或半島之類的國家，歷史上都曾經是中央帝國的成員，至今他們能夠與中國分庭抗禮的原因，只是因為歷代帝王們只知道馬上得天下，馬下治天下，卻不知道駕馭船舶的情趣。這其中典型的例子包括韓國、日本和越南。

在這裏摘錄一些韓、日、越南人在歷史上對中國的認同以資證明。

即如將“中華”只是作為一個文化或文明概念而言，朝鮮人在明朝被滿清滅國後就認為只有他們繼承了中華正統，逐以“小中華”自居；而17世紀的日本國學大師山鹿素行認為：“夫中國之水土卓爾於萬邦，而人物精秀於八理，故神明之洋洋，聖治之綿綿。”有意思的是，在這裏他並不認為日本作為東夷的特性而自認為是“中華”，在他看來文化的中華以“仁德”為判斷標準，既然大陸政治腐敗、社會混亂、民不聊生，又何以自稱中華呢？（4）

與“中華”難捨難分的還有深受中華文明影響的越南，北宋王安石變法引起“士夫沸騰，黎民騷動”，安南（今越南）王憂戚於心，告訴部下：“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5），當其時是主藩的關係。始於公元前二世紀，安南王國故地即歸屬中國疆土，九夷之一。公元十世紀後作為中國的屬國而存在，其統治者以夏商後人自居，如所謂大虞帝國即宣稱自己是虞舜帝姚重華後裔胡公滿的子孫，而公元十四世紀越南則直接成為明朝的交趾省，管轄十五個府，四十一個州，二百一十個縣。（6）

這種反覆的論證不絕於史籍，因此見之林均澤的議論也不過尋常之論。

嗚呼，小人儒不德於天下矣，於今又論君子儒的天下觀。

壺公評論2021/10/27隨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