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蒙古國為什麼不敢“逮捕”普京？_風聞

謎底寫在謎面上。多數人可能會覺得，認真提出這個問題以及認真分析這個問題的人，智商、情商似乎都挺低的。如果不把這個問題當做一個法律問題，而是視為一個法哲學問題。那麼提問和分析問題的人尚且可以得到諒解。

為什麼不敢“逮捕”普京？南非與蒙古分別用不同的答題姿態和思路，給出了答案。

南非總統：“逮捕普京總統意味着向俄羅斯宣戰，以這樣的方式行使政府權力是冒失的、違憲的非法行為”。

普京雖未應南非邀請現場參加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五次會晤，但南非政府發出邀請、領導人較為專業的旨在打消顧慮的預先解釋，也足以説明問題——國際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並非核心議題。

之所以説南非領導人的解釋比較專業，是因為他並沒有直擊國際刑事法院、部分國際法的軟肋。而仍在法律的領域內進行解釋，一方面並不否定國際刑事法院及其逮捕令的法律影響，另一方面則提出了新的法律難題。不執行逮捕令違反作為《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締約國的義務，執行的話則會“違憲”。孰輕孰重？從法治秩序的角度看，憲法至上，為了履行某項國際規約而違憲，顯然是有違“法理”（法律規範秩序）的。而為了不“違憲”，而置國際刑事法院的逮捕令於不顧，也合情合理，不管是學界或輿論都無法再窮追不捨。

- 2015年，受國際刑事法院通緝的蘇丹領導人赴南非參會。南非法院只在其離境後才下令逮捕，用這種象徵性的做法來敷衍國際刑事法院。

由此可見，在國際刑事法院與其締約國的關係中，前者依附於後者，後者不僅是前者的衣食父母，更主導前者的行動能力。後者可以採用各種方法敷衍前者，前者卻無可奈何。

- 2024年9月，普京訪問蒙古國。針對國際刑事法院的逮捕令，蒙古國政府發言人的聲明是“無能為力”，並表示該國處於“能源依賴狀態”，能源安全則對於國民生存至關重要。

與南非相比，蒙古國政府的回答更加直接，他們並沒有在法律領域繞圈子，而是訴諸自身的處境和能力。

在處境層面，體現的是功利主義的原則，某國加入某國際組織完全是出於功利主義目的，該國際組織不能反過來要求其締約國做有損自己利益的事情，否則該國際組織也將不復存在。

在能力層面，任何主體的行動以其行動能力為決定性前提。既然沒有行動能力，任何的苛求、評價也就變得毫無意義。

此外，在價值層面，國民生存的正當性，也遠超履行國際義務的正當性。

如果説南非的做法側重於強調“合法”，而蒙古國的聲明則更加強調“合理”。如果用符號來表示前述位階關係的話，則：憲法>國內法≧國際法；合理>合法。不管是國際法，還是國內法，其效力取決於實施主體的處境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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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談談國際刑事法院的問題。

國際刑事法院有淪為騙吃騙喝商業組織的巨大風險。該組織成立之初對於中小國家無疑是有吸引力的，似乎既可以在遭到大國欺凌時多一個伸張正義的途徑，又可以降低國內發生“不講武德”的過激爭鬥的概率。

實踐證明，這兩種想法過於天真了，無異於痴人説夢。

在其成立之後，國際刑事法院調查的絕大多數案件都與非洲有關，被非洲國家批評“選擇性正義”。對於許多中小國家來説，國際刑事法院不僅沒有體現出應有的價值，更變成了“花錢買罪受”讓“歐洲老爺們”審判“前殖民地國家”的地方。

國際刑事法院的歷史並不光彩。在其信譽受到質疑時，需要在某些事情上做做樣子，挽回自身的形象。例如，向國際社會的“權貴”們開刀。

2020年，國際刑事法院試圖調查美軍暴行。美國對國際刑事法院官員實施制裁。之後再也沒有下文。

2023年，國際刑事法院對俄總統普京發出逮捕令。美國總統表示，該逮捕決定合理，但美國不承認該決定。俄羅斯則通緝國際刑事法院官員作為回應。

2024年5月，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申請對以色列總理發出逮捕令。遭到美國反對、譴責和威脅，美國聲稱該組織沒有管轄權。到2024年9月，該逮捕令申請仍處於停滯狀態。

可見，國際刑事法院挽回自身形象的努力只不過是在“裝腔作勢”，在處理不同案件時奉行多重標準。在攻擊歐美世界共同的敵人時，不遺餘力、雷厲風行。在攻擊美國時，輕吠一聲，戛然而止。在真正的種族屠殺面前，則拔劍四顧、做賊心虛。

最根本的問題在於：國際刑事法院依賴締約國繳納的“攤款”才能維持自身存續，其所有的執法力量、執行手段都只存在於幻想之中，究竟從何種刁鑽的角度觀察，才能將其視為有公信力的司法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