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峻 | “兩個結合”與人大制度的偉大創造_風聞

曾峻 |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常務副校長、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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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峻

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形成的規律性認識**。“兩個結合”的提出，貫通了歷史、文化、國情、制度與理論，使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牢牢植根於歷史自信、文化自信之上，也為深刻理解和分析政治制度引入新變量、打開新空間。**本文即從“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角度，探究人大制度的思想魂脈、文化根脈及其昭示的制度文明新形態。

“結合”的價值依歸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從這兩句話不難看出，無論過去講的“第一個結合”，還是新近講的“第二個結合”，着眼點都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國具體實際同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均提及結合的要素，但強調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同樣，“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馬克思主義相結合”也有語義和指向上的差別。也就是説，“兩個結合”都旨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而不是為了淡化或消解馬克思主義。就“第二個結合”來説，“結合”的目的在於“不斷賦予科學理論鮮明的中國特色，不斷夯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基礎和羣眾基礎”，從而“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牢牢紮根”。因此，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從而更好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是“兩個結合”的根本任務，也是考察人大制度價值意藴的基準點。

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政黨，馬克思主義是當代中國的指導思想。這裏的馬克思主義首先指的是經典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民主、法治、國家制度等問題的基本看法構成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篇，是中國共產黨人設計、完善包括人大制度在內的全部政治制度的立論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早年生活的國度既受困於統一民族國家的缺失，又受困於單個政治體內部王權的顢頇與任性。因此，他們一方面主張建立統一的德意志，另一方面用近代民主主義思想來抨擊普魯士專制主義。**馬克思恩格斯進入英法等西歐國家後，隨着對當時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認識的深化，他們的理想不再侷限於“政治解放”而轉向“人類解放”，不再侷限於“政治革命”而轉向“社會革命”，不再侷限於“民主形式”而轉向“民主內容”。**這樣，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觀、國家觀就具有了雙重超越的取向：超越當時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政治經驗，更超越不發達國家的專制體制。一種更高級的民主政體、更具實質性內容的人民主權成為他們的終身追求，成為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價值依歸。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目睹全國性社會主義政權的建立和運行，他們唯一見證的是巴黎公社。正是從這短暫的、有限範圍的“全新的歷史創舉”中，馬克思恩格斯敏鋭地把握到未來政治的新理念、新形態。**一是人民與政權關係的翻轉。**以前的政權無論如何標榜、無論採取何種形式，都是少數人統治絕大多數人的工具，巴黎公社則第一次將政權掌控在人民大眾手中。**二是政權內部關係的再造。**近代西方思想家普遍主張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分立，但聲稱代表民意的立法權受到其他權力制衡，與他們高調宣稱的人民主權至上論存在齟齬。巴黎公社的國家權力關係擺脱了這種邏輯悖論，通過民眾選舉產生代議機關、代議機關掌控行政機關、行政機關服務民眾，把人民主權、人民至上理念貫徹到底。**三是人民與官員關係的重塑。**運用選舉、監督、限薪、“廉價政府”等手段，將社會的“主人”馴化為“公僕”。

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民主是馬克思主義政治觀的內在要求。這就意味着，在政治建設方面，“兩個結合”的首要任務就是不斷鞏固和展現社會主義政權的人民性、民主性，讓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説在古老的中華大地開花結果、煥發蓬勃生機。

“結合”的必要條件

馬克思主義政治主張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根本在於相互需要，基礎在於彼此契合。

“結合”的必要性源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本土政治發展的相互需要。一方面，中國傳統政治制度亟須轉型和升級。近代中國遭遇的連續失敗，充分説明傳統帝制及其附着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系統走到了盡頭。民國初年的政治亂象，又説明西式政體水土不服。“一戰”爆發進一步導致西方文明偶像效應銷蝕，中國自然產生了對新主義、新政制的需要。1919年，“蘇維埃”一詞見諸國內文獻。同年，《解放與改造》第6期刊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憲法中譯本全文。**1920年11月，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宣言》首次使用“無產階級專政”概念。**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決定“承認蘇維埃管理制度”。一種嶄新的政治制度被引入中國併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選擇。另一方面，直接源於蘇俄的蘇維埃政體也有一個適應中國的問題。從表達上看，“蘇維埃”在俄語中是指“大會”，於是“蘇維埃代表大會”就成了語義重複，這是“死搬外國名詞”。更重要的是，中國社會結構、階級力量對比與蘇俄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最終，“人民”這個包容性更強的政治概念成為構建中國政治制度的基石。

“結合”的可能性源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本土文化及相應體制存在一定的耦合。從馬克思主義方面看，這一思想認為一定時期的政治制度由相應的經濟、社會等因素決定，當這些因素髮生變化時，政治制度的性質和形式也必然發生變化。這是政治分析的縱向時間維度。同理，不同國家的經濟、社會、歷史、文化不同，因此不能簡單移植其他國家的政治制度。這是政治分析的橫向空間維度。由這兩個維度共同構成的時空觀，為各國獨立自主探索適合自己國情和文化特性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可能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列寧指出，即使同屬於無產階級專政國體，也可能產生“非常豐富和多樣的政治形式”。這種具體的、歷史的分析問題的方法，批判的、開放的理論屬性，為中國共產黨人探索適合國情的政體提供了思想武器。從中華文化或文明方面看，這一文化固有的開放融合、多元一體格局，使其能夠吸納、整合新思想新體制，並在制度設計上體現民族思維和民族習慣。總體上看，“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這種契合性同樣為“結合”提供了可能，也為政治制度的創新提供了可能。

**一是“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的政治理念。**儘管在傳統體制下這種政治理念難以充分實現，但卻始終是有識之士的政治追求、抵制苛政暴政的依據。這種理念演繹為“水舟關係”，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統治者自我約束的警示。經過馬克思主義洗禮，中國古代民本觀能夠成為現代民主的有益資源。**二是“兼容幷蓄、天下共治”的政治智慧。**這種格局體現在政治關係、民族關係、社會關係等多個層面，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特徵的具體反映。中國共產黨對此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和運用，比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人民的包容性、代表構成的廣泛性以及議事活動的制度化。**三是“經權有度、因地制宜”的施政策略。**中國傳統治理講求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注意從實際情況出發設置機構、採取不盡相同的管理手段，在大一統體系之下保留了一定的多樣性。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中國特殊的地理環境。多樣的自然條件以及由此造成的複雜地域差異，為新的制度實驗提供了廣闊舞台，為“邊緣地帶”的變革提供了機緣和生長罅隙。這是小規模政治系統或同質社會無法比擬的優勢。中國傳統治理方式藴含的原則，在當代中國多層次、多形式的民主實踐中得到體現。

“結合”的偉大創造

“兩個結合”是一個彼此成就的過程，也是一個相互塑造的過程，實現了中華傳統治理理念和體制的現代化，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主張的中國化時代化，當然，除“兩個結合”外，當代中國政治制度也揚棄了西方政治制度。在這種中、西、馬綜合創新中，創造出一種既繼承傳統又超越傳統、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又發展馬克思主義、既吸納人類現代政治文明又具有中國特色的“合金型”政治形態。人大制度的創新性，只有在中、西、馬三重比較中才能得到很好的體認。

**首先，人大制度的創新性是相對於中國傳統政體而言的。**如前所述，雖然中華傳統治理包含了許多有益因素，但其本質上屬於封建專制類型，如論者指出的那樣，“治道”的完善並不能彌補“政道”的闕如，民本思想並未得到充分實現，這也是古代王朝沉痾難除、跳不出“歷史週期率”的根本原因。而人大制度則屬於現代民主政治的範疇，堅持把“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人民主權思想落到實處。**正因為如此，人大制度的建立是中華數千年曆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其次，人大制度的創新性是相對於西方政體而言的。**在深刻總結近代中國簡單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慘痛教訓，深刻認識西方資本操弄政治、服務極少數權貴的本質的基礎上，人大制度堅持國家權力的統一性，不搞“三權鼎立”“兩院制”；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實行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相結合的選舉制度；堅持最廣泛的人民性、代表性，努力防止和糾治侵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行為。**最後，人大制度的創新性是相對於傳統社會主義政治體制而言的。**經過不斷改革調整，人大制度在具體制度設計、工作流程和工作方式等方面，使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説得到實際轉化和顯現，使傳統社會主義政治體制變得更科學、更規範、更具操作性。從這個角度講，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説在當代中國得到了與時俱進的豐富和發展。

當然，不論怎樣變化，人大制度的“初心”未改，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始終堅持各級國家行政、監察、審判、檢察機關由人大產生，對其負責，受其監督，始終堅持發展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各種民主形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大制度本質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説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全新政治制度。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就曾指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方案是一種既不同於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又不同於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的“第三種形式”的政治制度。2021年10月，習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指出，人大制度“是我們黨領導人民在人類政治制度史上的偉大創造，是在我國政治發展史乃至世界政治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全新政治制度”。中國人大制度從孕育到正式誕生、從初創到不斷完善，在當代中國政治制度體系中的樞紐地位不斷鞏固，對於人類政治文明新形態的貢獻不斷彰顯。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徵程上，人大制度必將得到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在人類政體百花園中綻放更加奪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