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漫長的革命”——毛澤東與文化領導權問題（二）_風聞

二、1951：“《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性質”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以土地革命的勝利而宣告完成的。這是人類歷史和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關於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就是在這樣的語境下展開的。毛澤東認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性質”。

那麼，《武訓傳》究竟提出了什麼問題？這些問題為什麼“”帶有根本性質“”？

1，土地制度、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

中國王朝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體制的基礎是土地制度。

而王朝國家土地制度的形成，是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從西周的井田制到春秋的初税畝發端，秦的郡縣土地國有制，其實就已終結了中國的土地封建制。而鑑於秦勞師戍邊的教訓，西漢武帝接受賈誼等人的建議，在新開拓的西部邊疆地區實現了屯田。至魏初，由於戰亂造成的大量田地的荒蕪，曹操率先在中原地區推行了“屯田制”，這也就是鼓勵農民直接從國家手上承包土地耕種。屯田制一方面使得國家通過土地與農民直接建立起聯繫，另一方面，則通過這樣的方式將農民捆縛在土地上。

而自唐中期宰相楊炎推行“兩税法”以來，規定農民夏秋兩季納税，只在原住址收繳，而不以農民是否定居為準，這就使得“在鄉地主”成為王朝國家税收體制承上啓下的基本樞紐。因此，我們説，兩税制上接郡縣與屯田制，下開宋代的“青苗法”和明代“一條鞭”的租税貨幣化，初步實現了顧炎武后來所説的“融封建於郡縣之中”的土地制度。它的推行，標誌着中國土地制度的一個重要變化：在唐以前，王朝國家統治的基礎主要是圍繞着皇權建立起來的。而在唐中期之後，在鄉地主鄉紳階層在維護這種基礎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9]

而自明以來，鄉紳和地主階級成為王朝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基礎的主要承載者。這種變遷在晚近思想家如李贄的思想，特別是顧炎武的“封建論”中，有深刻的表達。這些表達的共同處，就在於強調以普天下地主之“小私”而達到天下之“大公”，所謂“天理與人慾”之爭，就是皇權與地主之爭的複雜的意識形態表述——總之，王朝國家歷史上無數次的變法活動，從根本上就是圍繞着土地制度的改良、改革來進行的，自唐中期以來，其主旋律就是皇權與地主之間的博弈。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統治權力，逐漸經歷了一個“下行”和向社會、民間“滲透”的歷史過程。

特別是，清代以來，隨着“盛世滋丁，永不納税”的田税改革的推行，權力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基礎，主要是由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一家一户”的“私”的家長制度承載的。這種地方地主和豪紳制度在清末的“地方自治”運動和清政府的改良運動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一方面，以曾國藩為代表的地方豪紳力量，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中的崛起，表明地方地主階級既是王朝國家政治經濟制度的維護者，也是王朝國家文化體系的傳人和維護者，另一方面，曾國藩同時也是晚清改良主義的洋務運動和地方自治運動的發起者，這種改良主義運動既表現了王朝國家統治深入到地方的過程，也表現為王朝國家的自我瓦解的趨向——這種趨向在晚清的條件下，是伴隨着面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王朝國家“自強運動”展開的，即允許地方豪紳有興辦企業和學校的權力，以促進晚期王朝國家的税收並調整統治方式。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近代中國革命者，對地方地主階級作為王朝國家制度的主要承擔者的認識是十分清楚的，“建立民國”與“平均地權”是近代中國朝向現代民族國家的革命之不可分割的目標。這也是以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為目標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與近代以來的王朝國家改良運動的基本區別。

我們知道，第一次國內革命叫國民革命，也就是在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綱領下，如何去建立一個統一的現代國家，而這個革命的目標就是軍閥。什麼是軍閥？因為軍閥的源頭，其實就是在晚清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和“新政”中崛起的地方勢力，從歷史上看，軍閥是晚清“新政”的直接產物，因為晚清的王朝改革（新政）既是一個向地方“放權”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將王朝的攫取和控制深入到地方的過程，正是這個雙向的過程導致了清朝的瓦解，同時也造成了近代以來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比如説，不但近代軍閥的源頭曾國藩的湘軍，而且所有的軍閥都是地方勢力，無論奉系、皖系還是粵系都是。而最早指出這個歷史過程的真實的，就是毛澤東。是他第一個指出：要打倒軍閥，就必須認識到軍閥是近代以來中國王朝權力地方化的結果。軍閥的根子就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紳，所謂軍閥不過是最大的幾個土豪劣紳罷了，國民革命要成功，之所以需要一場農民革命、農村革命、土地革命，就是因為農民革命、農村革命所針對的就是軍閥統治的根子，軍閥統治的根子在基層、在地方，它是通過榨取、控制地方起來的，而離開了對於地方和農村的掠奪，離開了地方和農村在財政和人力上的支持，軍閥的統治就必然會瓦解。所以毛澤東説，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凡40年都沒有成功，原因就在於他沒有認識到：打倒軍閥就必須打倒地方勢力和土豪劣紳，從而剷除軍閥的根子。而這就是農民革命、農村革命在中國現代國民革命中的意義所在。[10]

一旦從這個高度去認識農民革命，我認為也就自然解決了“好得很”和“糟得很”的問題，也就明白了農民革命不是打家劫舍，不是痞子造反，而是從基層去建立一個現代新國家的必由之路。

2， “鄉紳”、“劣紳”與“贏利型經濟”

“鄉紳”地主階級是中國王朝國家社會制度的基本樞紐，在中國傳統社會里，鄉紳不但承載着有政治經濟功能，而且還承載着文化功能，它不但是傳統國家政治權力的載體，更是文化權力或者王朝國家制度“文化合法性”的承載者，因此，鄉紳問題成為研究中國“鄉土社會”的關鍵所在，這在社會學領域已經成為重要的共識。[11]

但是，隨着世界資本主義擴展和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傳統意義上的鄉紳發生了根本性的轉化，這主要體現在大量的鄉紳地主、或“在鄉地主”逐步移居城市，其原因：一是由於城市在近代化過程中的發展，二是由於與近代化相伴隨的國家賦税的空前加劇和税收的困難，傳統的鄉紳日益不能擔負起代替國家向地方榨取的“重任”[12]。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鄉土中國的空間結構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就是：鄉紳的淡出和劣紳的進入。所謂劣紳，往往是以包税人的面目出現，搜刮鄉里，無惡不作。而率先指出中國農村結構這種重大變化的，同樣還是毛澤東。在一系列早期農村社會調查報告中，毛認為：如果不能以農民的自我保護組織“農民會”以填補這種鄉土中國權力結構的真空，那麼，中國農村將成為劣紳的天下[13]。

當代學者杜贊奇，則從一個特定的角度豐富和印證了毛澤東的現代中國農村理論。那就是指出，與晚清和民國財政收入的逐年增加相伴隨的，是一個地方和鄉村無政府狀態蔓延的同步過程，而這是由於近代國家為了税收的渴望而啓用和依靠鄉村和地方非正式組織所造成的，杜贊奇把這種非正式組織稱為“贏利型經濟”。杜贊奇指出，儘管正式的國家機構可以依靠這些非正式的“贏利型經濟”來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卻無法控制這些非正式機構，進一步説：國家在利用這些贏利型經濟推行政策、提供服務的同時，不得不——乃至主動地與其溝通、妥協和為之發放許可證。[14]

柯魯克夫婦在他們的傑作《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Ten Mile Inn）則從中國農村生產性資本、資金的嚴重缺乏這個深刻的角度論證了“贏利型經濟”實際上作為高利貸經濟，其對於中國農村根本性的破壞作用，並從這個角度進一步揭示了中國農村生產崩潰和貧困的根源。

柯魯克夫婦的調查性研究指出，近代以來中國農村凋敝的主要原因在於生產性資本、資金的缺乏，這當然與近代國家税收的加劇有關，但這同時又反過來更加促使了近代中國農村高利貸活動的膨脹。換句話説，税收的加劇使得本來就缺錢的農村更加缺少貨幣，結果造成，在中國農村，“最有利的生意就是金錢交易，因為大多數農民總是需要它。” 根據柯魯克夫婦的研究，在1947年的河北農村，1825%的年借貸利率是很平常的——這顯然是非常令人震驚的數字。[15]

而且，要理解高利貸的蓬勃發展，僅僅從債權人的逐利衝動來解釋是遠遠不夠的，——換句話説，使得農村地主不願往生產上投資，而熱衷於通過高利貸來逐利的原因，不僅僅是由於後者有利可圖，而更在於高利貸這種方式比生產性投資——或者投資生產“更安全”。高利貸之所以比生產投資更安全，恰恰是由作為杜贊奇所説的“贏利性經濟”的高利貸者在近代中國農村社會所扮演的角色所決定的，正如杜贊奇指出，這是因為“贏利型經濟”在農村扮演着“非正式的國家機構”的作用——或者柯魯克夫婦指出：“整個治安機構，如警察、民兵組織。部隊和民政機關，由地主把持着，他們有權強行要求債務人償還債務或在債務拖欠的情況下實行抵押品的沒收。有這樣的統治手段緊緊地作為後盾，金錢的借出是這麼安全可靠而且有利可圖”。

這種惡性循環的結果是自然而然的：“靠警察武裝力量作後盾所發放的高利貸產生出的利率，比從事生產性企業所得到的利率要高得多。”[16]這顯然意味着：近代中國農村，農民嚴重缺乏生產資料和生產資金，而贏利型經濟更對於投資生產性活動缺乏興趣，因為他們有更為有利可圖的贏利手段——高利貸。上述分析觸及到近代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崩潰瓦解的根源所在。

杜贊奇與柯魯克夫婦的研究，像許許多多建立在實際的調查和數字統計基礎上的同類作品一樣，從社會經濟學的角度，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的中國農村社會理論。“贏利型經濟”、高利貸經濟，其實是對毛所謂的“劣紳”的學術化註釋——而電影《武訓傳》所講述的故事：武訓以興辦“義學”為名，購置大量田產、收取田租、放高利貸的活動，則構成了現代中國北方農村“贏利型經濟”活動的典型的文學化文本。

3，“後退是沒有出路的”

千年以降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歷史上一切中國社會改革和改良的目標也都是圍繞着土地制度而展開的。漫長中國歷史中藴含着的簡單真理，近代以來的中國革命所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就是毛澤東所深刻指出的：“誰掌握了農民，誰就將贏得中國。誰解決了土地問題，誰就將贏得農民”。

在這個意義上，傳統中國的根本問題和通往“現代”道路的基本發展瓶頸，也就是黃宗智所謂的“人多地少”。雖然直到康乾盛世，中國的小農經濟歷經千年發展到了輝煌的極至，中國的GDP在晚清甚至達到了當時世界的三分之一，然而黃宗智卻指出，這是一種“沒有發展的增長”，也就是説，農村的生產總量雖然有所增長，但這種增長卻是以人海戰術的密植，以“勞動生產率”水平之不斷下降為前提的。包括康熙大帝在內的明智的王朝統治者，之所以採用了諸如免除人頭税這樣的政策，就是因為認識到了王朝國家與農民之間“取予之道”的平衡點：農村社會的經濟增長已經被人口的增長消耗殆盡，如果再向農民索取，無異於殺雞取卵。

因此，要打破中國社會人多地少這一根本的困境，使得“傳統中國”走向“現代”，其根本方略就是：要麼需增加土地，要麼需減少或轉移人口（能二者兼備當然是上上策）。但是，對1949年的新中國來説，一方面只能走減少和轉移農村人口一條路，同時又由於城市的凋敝和狹窄，工業水平的嚴重欠發展，——這唯一的一條路，又變得何其艱難[17]。

1950年的毛澤東認為：自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通過革命和奮鬥獲得了一種歷史的真理，這種“歷史的真理”昭示着，近代中國的根本問題在於：外有帝國主義，內部人多地少。而誰能解決這兩個根本問題，誰就能完成中華民族的復興。

根據這種歷史的真理，中國的復興之路，自然必須發展現代工業。因為只有工業化，才能積累資金，國家才能有錢向農村投入。也只有工業化才能建設城市，有了城市才能轉移農村人口。同時，這條道路還意味着：在工業化的條件還不充分的條件下，首先可作的就是儘可能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解決“沒有發展的增長”這個“內卷化”問題。這也就是必須對“過剩”的大量農村勞動力進行統籌規劃，以充分發揮人力資源優勢的方式，通過這種優勢彌補自然資源的匱乏。這也就是通過對小農經濟進行現代改造，創立規模經營的現代新農業——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從而生產更多的糧食，也只有這樣，才能通過在農村辦工業，乃至第二、第三產業，從而就地安置富餘勞動力。——這條道路叫社會主義道路。

如果不走這條道路，那麼只能要麼對外擴張，通過殖民主義擴大地盤，要麼內部實行叢林原則，通過消滅大量的老弱病殘孤，減少人口——而這條道路就是資本主義的道路。

1950年，中國面臨着從小農經濟的中國，向現代中國的過渡的“前所未有的道路”，而對勞動力進行合理配置、組織起來，以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則成為打破小農經濟的重要步驟，也成為“過渡時期”政策的關鍵。

1951年，當中共圍繞着過渡時期的農村政策發生第一次重要爭論之時[18]，長期從事農村工作的趙樹理，正是從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角度，來肯定山西長治地委重新配置生產資料、勞動力和土地入股的“社會主義方向”的：“雖然勞動力和土地所有制沒有變動，但以統一經營的方式增加了土地、勞動力、投資等生產效率，以土地、勞力按比例分紅的辦法照顧了土地私有制，保證了增加產量和增加每個社員的收入——試驗的結果良好，附近的農民願意接受，中央也批准推廣。” 1951年的“山西爭論”，由長治地區，波及山西省、華北局，最終表現為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建國後政策上的第一次公開分歧。而在從中央到地方的幹部中，公開支持爭論的“始作俑者”（長治地委書記王謙）的，幾乎只有毛澤東一個，其餘的幾乎都是王謙的反對者。就是在上述文章中，趙樹理也從三個方面，揭示了廣大農村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道路和為什麼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缺乏理解。他説：“第一，在戰爭時期，羣眾是從消滅戰爭威脅和改善自己的生活上與黨結合在一起的，對社會主義前途的宣傳接受的不深刻，所以一到戰爭結束了便產生了革命已經成功的思想。第二，在農業生產方面的互助組織，原是從克服戰爭破壞的困難和克服初分得土地、生產條件不夠的困難的情況下組織起來的，而這個時候兩個困難都已經克服了——同時，好多年中已經把’互助’這一初級組織形式中可能增產的優越條件發揮得差不多了，如果不增加可以提高生產的內容，大家便對組織起來不感興趣。第三，基層幹部因為沒有見過比互助組更高的生產組織形式，都覺得這一時期的生產比戰爭時期更難領導。”[19]

趙樹理上述深刻論述，揭示了大批中共幹部，特別是農村出身的革命者“過了民主革命這一關，而卻很難過社會主義這一關”的原因所在，而這就是由於他們沒有看到，新民主革命的勝利，只是使得中國農村的生產活動在軍閥戰亂、劣紳破壞中恢復過來，它並不能、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困擾中國走向現代的兩大根本瓶頸：內部人多地少，外部帝國主義。而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為了解決現代農業和現代工業之間的兩性互補和循環，從根本上解決這兩大矛盾；如果不走這條道路，中國社會將會不得不退回到原有的“一治一亂”，即使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也不可能長期保住。

因此，“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一開始就包含不可偏廢的兩個方面，同時又不可避免地包含着這兩個方面之間的矛盾分歧：一個方面是在經濟上，在一定時期鼓勵農村的小農經濟和城市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但是，這種舊的所有制中必須包含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新的制度因素，同時另一方面，就是必須強調向社會主義的目標前進，因為後退到小農經濟和資本主義，從根本上説是沒有出路的。因此，毛澤東才説：“個體農民，一家一户，增產有限。難道可以説（過渡時期）既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又不走資本主義道路嗎？”

我們今天當然可以站在“後現代主義”的立場上，輕易地批評毛澤東的“歷史目的論”是一種現代性的形而上學，但是，我們似乎更不應忘記，所謂“歷史循環論”，則是一種更為古老的形而上學史觀，這種循環論史觀，就是建立在自董仲舒時代以降小農經濟的歷史命運之上，——所謂“循環”，用黃宗智的話來説，其實也就是“沒有發展的增長”，而所謂“一治一亂”作為儒家歷史觀的核心，就是指在小農經濟的產出和王朝國家的“取予之間”必須小心翼翼保持的“度”。

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道路是對於小農經濟歷史循環的突破，也表現為對於中國王朝史觀的突破，而“歷史進步論”和“歷史目的論”則是這種現代史敍述的核心。

1951年，也正是圍繞着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在老解放區農村山西發生了重要的思想和政策爭論。這種爭論立足於現實問題，但是卻有極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和歷史內涵。

4，現代歷史觀與文化領導權

那麼，什麼叫做“歷史目的論”？這種對“歷史”的“現代理解”是如何提出的？

“現代歷史是人類精神覺醒的歷史”。——黑格爾之所以提出這一著名的論斷，乃是因為現代歷史（在歐洲）是伴隨着啓蒙運動、宗教改革和世界地理的大發現等一系列“文化革命”而展開、而發生的。現代人類歷史與以往人類歷史的根本不同之處，就在於它是破除迷信，解放人類思想的“啓蒙運動”為根本標誌，在這個意義上，他才説“現代歷史是人類有目的、有意識的自我解放運動”，現代歷史是人類“絕對精神”（自由、民主和人權）自我實現的歷史。

作為唯物主義者的馬克思，則深刻地補充哲學家黑格爾説：黑格爾所謂的“啓蒙”，不是單純的在精神中，在哲學家矛盾的內心中自動展開的，而是在真實的歷史中，通過千百萬人的具體而真實的鬥爭展開的。真理不是在書齋裏、精神中和內心深處，而是在真實的歷史中閃光。而“歷史精神”（絕對精神）的最高目標就是“無產階級解放運動本身”。

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正是從黑格爾和馬克思出發得出結論：歷史精神的承載者不是哲學家，而是真實歷史中鬥爭着的人，即：德國哲學的“合法繼承人”是工人階級的運動，——因為在那裏，絕對歷史精神（徹底的實現人權）才最終找到了實現它的主體。

所謂歷史進步，也不是象黑格爾所認為的那樣，由在頭腦中掌握了歷史精神和絕對精神的人（哲學家們）來承載，而是為那些在現實的物質生產和階級鬥爭中掌握了歷史精神的人（有文化的勞動者）所推動，所謂歷史的基本矛盾（歷史辯證法），也不是指“處於絕對精神的不同等級的不同文化之間的矛盾”，不是指“絕對精神內部的自我矛盾”，而是指這樣最基本的矛盾：在漫長曆史中，精神成為“精神者”的特權和專利，而勞動則成為勞動者的宿命，歷史的根本矛盾，就是指“精神活動”與“物質生產活動”之間的分裂（異化）——也正是這種“精神活動”與“物質生產活動”之間的分裂，構成了勞動者求解放的道路上的最大阻礙，而克服這種物質與精神歷史分裂，就是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

因此，盧卡契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才這樣認為：無產階級之所以比資產階級更具“歷史可能性”，這就在於無產階級革命是在真實的現實歷史中展開的，它是對自我的“雙重否定”，即不但是對自己悲慘的經濟狀況的否定，同時，更是對自己文化矇昧的精神貧困的否定。與之相對的，資產階級的自我否定不是在歷史中，而是象黑格爾那樣，充其量是在自我內心中、在精神自身中進行的。因此，資產階級的根本缺陷在於它不能掌握“總體的歷史”，資產階級作家也沒有能力敍述歷史，他們不懂得歷史的真正矛盾，是基於現實經濟利益的階級對抗和文化的鬥爭，因為黑格爾所謂絕對精神的自我矛盾無非就是資產階級自我的內心的精神分裂。

盧卡契正是從這樣的角度解釋了“史詩”在現代歐洲文學的喪失，心理小説在歐洲的興起。在分析現代歐洲小説時他指出：小市民的功利主義，遁入內心和精神分裂，正是這種喪失了歷史精神的“無能的主體”的寫照。[20]——這就是他所謂：現代歐洲文學的趨勢是小説代替了史詩，小説是勉為其難的“市民社會的史詩”。

馬克思説，“歷史不過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也正是從馬克思開始，哲學就已經不是“哲學家的哲學”，不是哲學家的專利，而是作為歷史主體的“勞動者的哲學”，是哲學和絕對精神找到了實現它的主體。而這也等於説：無產階級在歷史中獲得了精神覺醒和“階級意識”，是它走向解放的第一步。

對於勞動者的歷史命運，早期馬克思的遺憾是：德國具有歐洲最成熟的頭腦和哲學，但是卻沒有一個成熟的無產階級隊伍（德國成熟的無產階級在國外，《共產黨宣言》就是為旅居外國的德國工人協會而寫的），所以馬克思這樣感慨：“為了實現思想，需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但是，當馬克思開始寫作包括《資本論》在內的經典著作時，他更加從“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發現了無產階級和勞動者的普遍命運，——對於英國來説，情況與德國恰好相反：那裏有龐大的無產階級人口和隊伍，但是英國思想卻驚人地膚淺（除了以簡單的形而上學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之外）。在英國，工人階級和勞動者階級不是具有資產階級的思想，就是根本就沒有思想。結果，英國的工人階級運動只能收穫工團主義。

現代歷史的基本矛盾是精神活動與物質活動之間的分裂，是精神者與勞動者之間的分裂，當然，這裏的所謂“精神者”，絕不是一般地指由於社會分工而從事精神活動的人或者“知識分子”，而是指一種與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繫着的文化知識結構，這一結構賦予社會生活以形式和規範，並塑造社會生活，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合法性就是這一文化知識結構的集中體現，正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分離，使得勞動者越勞動，從而就越增加生產資料所有者的財富量，從而使得生產資料對勞動的統治關係愈加基於強化，換句話説，如果不改變生產資料對於勞動的統治關係，那麼勞動者只能是越勞動就越貧困。這就是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所指出的：人的異化的起源於社會結構，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異化根源於生產資料統治勞動——即資本僱傭勞動這一文化知識結構的合法性，而不是抽象的人的意識。於是，對於資本主義的批評，同時也是對於這一精神的形而上學的批評——這就是馬克思《資本論》的副標題是“政治經濟學形而上學批判”的用意所在。

根據這樣的認識，勞動者解放的目標就是追求二者（精神者與勞動者，生產資料與勞動）的統一，而不是單純地政治解放和經濟翻身。在毛澤東看來，這種革命和解放的歷史過程，一方面是“頭腦”在尋找它的“身體”，“真理”在尋找其“主體”——這就是所謂“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相結合”，而另一個方面，則是“身體”在尋找“頭腦”，“主體”在尋找“真理”——這就是所謂的“勞動人民知識化”。這也就是馬克思所謂，重要的不是這樣或者那樣的“經濟上”的勞動者階級，以及勞動者階級悲慘的現實處境如何（政治無權），關鍵在於勞動者的階級意識。一句話——關鍵不在於勞動者是否受壓迫，而在於勞動者是否“有覺悟”。——認識到歷史和自己的歷史使命。

勞動者的革命不可能不通過宣傳而自動發生，所謂宣傳既不是標語口號也不是廣告生產，而是為了造就一種新的人和新的社會主體。這就是毛澤東在建國之後反覆強調，黨的宣傳工作的真正目的與核心，就是“人的思想工作”，而不是緊跟着中心工作轉，甚至不一定要跟生產結合得很緊。[21] 而在馬克思看來，這則是由於“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所象徵的這種勞動者最普遍的狀況決定的，這就是説，勞動者的悲慘命運，不是由於他們沒有“身體”、沒有氣力、不拼命勞動，而在於他們沒有頭腦、不會思考、不會表述，因為他們如同機器一樣，被剝奪了“學習”的權力，如同奴隸勞動一樣屬於“黯啞的領域”，因而才“越勞動就越貧困”。——在這個意義上，無產階級的貧困，從根本上説不是物質貧困，而是“哲學的貧困”。於是，我們既可以説生產力的發展在矛盾的運動中將自然的、物質的空間轉化為相對的社會的、文化的、理論的、規範的、人造的空間，同時，我們也可以説，它為“有意識的知識豐富的主體”開闢了空間，通過實踐，主體重新進入歷史中，推動生產的繼續發展。這也就是馬克思所説的：“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的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羣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説服人，就能掌握羣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説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2]

我們只有從這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出發，才能真正認識到：革命的勝利只不過意味着勞動者獲得了政治、經濟領導權，但是，這與他們獲得“文化領導權”根本不是一回事，從後一個意義上説，勞動者階級離真正“解放”的距離還非常遙遠[23]。這就是毛澤東所謂“萬里長征走完第一步”的題中之意。

“文化領導權”的問題對於無產階級之所以重要，其核心大概在於此。

革命政黨的“理論化”和勞動人民的“知識化”，這是勞動者奪取政權之後所面臨的最為突出而急迫的任務，毛澤東説：這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不同於李自成農民起義軍的根本點，它甚至更加根本地決定了革命者階級的生死存亡。而整個1950年代的“過渡時期”，也面臨着這個嚴肅的文化任務，它既是空前的經濟建設時期，但同時也是人民當家作主，從文化、教育、精神和思想上獲得解放的時期，對勞動者來説，革命最大的勝利果實不是物質財富，而是革命把學習和受教育的權力，把“關心國家和世界大事”的權力，把思考和表述的權力奪到了自己的手上。這才是這場革命最偉大之處。毛澤東深刻地指出：整個社會主義的歷史，必須是一部革命政黨、勞動者階級不斷學習的歷史，是不斷在學習中改造自我的歷史，所謂掌握文化領導權，首先就是指這一點：

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剝削者要改造，勞動者也要改造，誰説工人階級不要改造？——工人階級要在階級鬥爭中和向自然界的鬥爭中改造整個社會，同時改造自己。工人階級必須在工作中不斷學習，逐步克服自己的缺點，永遠也不能停止。拿我們這些人來説，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進步，也就是説，每年都在改造。我這個人從前就有過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馬克思主義是後來才接受的。我在書本上學了一點馬克思主義，初步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還是長期在階級鬥爭中改造過來的。而且今後還要繼續學習，才能再有些進步，否則就要落後了。難道資本家就那麼高明，反而再也不需要學習了？[24]

在中國革命剛剛勝利時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書中，毛澤東就用激昂的調子回顧了1840年以來中國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學習”過程。在他看來，漫長的20世紀的前頁的中國史，不僅僅是一般的政治經濟史、政治鬥爭史，而首先是“學習的歷史”，是“追求和尋找真理的歷史”。中國革命的歷史是“真理髮展的歷史”，中國革命的勝利，首先是“馬克思主義真理”在中國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是由於它提出並逐漸掌握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

毛澤東説，自從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歷史就找到了自己的“頭腦”，中國革命者找到了自己的“機關槍”。[25]（他還強調説：“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再次談到了“學風”問題和文化領導權問題。以下是這段最著名的話，顯示了毛澤東的歷史視野：

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再過了幾十年之後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感覺那好像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全黨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地使同志們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主義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箇舊世界，我們還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同樣的，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必須保持對於中國革命這出波瀾壯闊的“長劇”的總體認識。要獲得這種總體的認識，那就需要不斷學習，不斷獲得對於“歷史使命”的認識，不斷努力去爭奪文化領導權，爭奪表述的話語權。——在1957年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提醒共產黨説：“走社會主義道路，後退是沒有出路的。”

5，“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

電影《武訓傳》是在這樣的時期產生的：中國由戰亂到和平，由分裂到統一，由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到現代工業化“過渡時期”。

該片1948年在北京開拍，它一開始就命運多荈，期間幾經停機、歷經轟炸和火災，至1951年初終於製作完成。

從藝術上説，《武訓傳》是一幕老套的“苦情戲”，它敍述的是清朝末年，山東聊城堂邑縣一個叫武訓的乞丐，在地方鄉紳的支持下，用乞討得來的錢興辦“義學”的故事。該片的緣起，是1944年陶行知先生嚮導演孫瑜推薦《武訓畫傳》（作者為李士釗）。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進步青年欒淑濛（原名李雲鶴、1938年在延安改名江青）曾在上海加入陶行知主持的“晨更工學團”作服務大眾的義工，而1951年《武訓傳》事發後，又是江青、鍾惦斐（當時分別為中宣部電影處處長、副處長）到武訓的家鄉進行了調查，完成了長篇調查報告《武訓歷史調查記》。這個長篇細緻的調查報告以 “武訓歷史調查團” 署名，分五天在《人民日報》連載，並隨後出版了單行本（平心而論，這是當代中國文化人類學報告的典範）。[26] 它以田野調查的方式，勾勒了當地百姓口中的另一個“武訓”的形象：流氓和劣紳。

用杜贊奇的術語來説，武訓屬於典型的“贏利型經濟”（事實上，歷史調查表明，武訓的確是以乞討來的錢置辦了田產，並以地租的利息來興辦“義學”）。

電影涉及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革命是造成了文化教育的進步和平等，還是威脅、摧殘了這種進步和平等？在這個問題上，革命者不能認同《武訓傳》的敍事是顯而易見的。這絕不僅僅是因為：與地主階級聯合宣傳舊文化，歌頌和推行舊文化，看起來與剛剛結束的土改運動明顯的背道而馳，而且更是因為，它與共產黨正在農村進行的，包括推廣全民識字率、現代生產、衞生、科技等在內的“新文化”工作背道而馳——這些新文化知識才是農村所需要的，而新中國廢除土地地主所有制，就是要廢除封建貴族教育的經濟基礎，使所有農民的孩子可以受到現代教育，而不是繼續接受舊文化的束縛。正是為了表達對於農村新文化建設的高度重視，作家趙樹理在1953年開始動筆的《三里灣》中，特別寫了作為新文化推行者的青年學生，他們在農村擔任掃盲教師、會計、文書等工作，而趙説：他們的優勢就在於推行“新文化”，即“有不產生於農村的普通的科學、文化知識（例如中國、世界、歷史、社會、科學等觀念），有青年人特有的朝氣，很少有、甚至沒有農民傳統的缺點。”[27]

毛澤東本人多次強調：土地革命不僅是一場經濟和政治革命，而更是一場新文化的革命，是將五四啓蒙運動擴展、深入到中國廣大農村去的新文化運動，其目標就是與地主階級爭奪文化領導權。[28] 而廢除舊的土地所有制的意義，不僅僅是追求經濟的發展、甚至在經濟意義上的相對平等和自主，而且追求文化特別是教育方面的絕對平等。與這個現代運動相反，地方鄉紳的所謂“義學”由於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礎上，正是這種所有制形式，從根本上剝奪了下層社會有受教育的經濟能力。而他們推行的一套舊文化，實際上起着束縛農民和農村的枷鎖的作用。

電影涉及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評價包括梁漱溟、陶行知先生在內的改良主義道路，如何評價他們所推行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文化。從中國新文學史的角度來看，這也就包括如何評價《二月》《倪煥之》《星》等作品中塑造的，早期深入農村辦教育的蕭澗秋式的“多餘人”形象。如果説現代中國農村的根本出路之一，在於將農民組織起來，那麼，這些早期的改良主義和啓蒙主義者所從事的工作，恰恰是從“個人主義”角度出發，對中國農村共同體意識加以“瓦解”的工作。在這個意義上，啓蒙主義所灌輸於農村的個人主義倫理，既是一個把人們從原來的社區中抽離出來的過程，同時卻又是一個無法將他們納入一個新的組織過程中去的過程。改良主義的“陶行知道路”的絕望在於：一旦將農民從舊的村社抽離出來，而又無新的社會組織接納他們，這些被解放者只能成為個人主義倫理的犧牲品——實際上，由於沒有觸動封建土地所有制這個根本，即使將農民從鄉土社會中抽離出來也是不太可能的。無論陶行之的“個人之愛”還是梁漱溟的家族倫理之愛，都不能挽救近代中國農村社會的崩潰，他們的抽象之“愛”根本無法解決和麪對內部人多地少，外有帝國主義這一近代中國的根本局勢。[29]。

最後，大量的評論將武訓的“乞討”與魯迅的“工作”等同起來，稱為“為人民服務”——這種歌頌本身更是十分可疑的（如果不是荒謬的）。在現代性的方案中，無論是在黑格爾還是在馬克思那裏，“勞動”都是人類創造自我，爭取自由的根本品質。勞動是現代倫理的核心所在。人類的勞動是一種理性的活動和精神的活動，這一點使得人從根本上區別於動物的生存。勞動創造了人也創造了世界。而與勞動相對，“乞討”和“乞丐”完全是一種反常的，甚至是變態的，喪失“理性”的恥辱，是動物和奴隸的倫理[30]。

不過，上述這些問題與以下三個問題比起來，還都不能説是“根本問題”，這三個可以稱為“根本”的問題是：農民革命與現代國家建設、從鄉紳到贏利型經濟的轉化、從小農經濟到現代工業化和現代農業的轉化。

恰恰是在這三個問題上，電影《武訓傳》既否定了農民革命，又歌頌了“贏利型經濟”，同時也無視了幾千年來中國農村社會所遭遇的根本問題、根本出路究竟何在——否定歷史的進步，否定革命的目標（歷史的目的），這才是毛澤東所謂的“根本問題”，也是令他“勃然大怒”的根本原因：

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免予死亡；——我們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100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麼向着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築（政治，文化等等）作鬥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麼東西是應當稱讚和歌頌的，什麼東西是應當反對的。

這種系統的“反現代歷史觀”的作品卻受到的巨大的歡呼，竟然還是在中共莊嚴宣稱找到了一條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的決定性歷史時刻發生的，這使得毛澤東不禁感慨説：“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於到了如此之多，説明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在他看來：在盲目的一片歡呼聲中暴露無遺的，還有某些共產黨人一進城就喪失了歷史目標和對自己歷史使命的意識，——用黑格爾著名的比喻就是：奴隸在獲得了主人的財富的同時，頭腦上卻作了主人的“俘虜”（這與李闖王沒有區別）。毛澤東憂心忡忡地，也是十分驚訝地發現了這一切，這種發現馬上就變成了怒不可遏，他簡明地批評道：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象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電影《武訓傳》及其它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甚至向這些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哪裏去了呢？[31]

毛澤東所説的“具體的反歷史思想”，也就是指《武訓傳》的基本敍述，這種敍述顛倒了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根本動力（革命還是改良）、顛倒了中國農村社會的基本主體（農民還是劣紳）、顛倒了中國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組織起來還是個人奮鬥）。而且，毛加重語氣説，電影的問題不僅僅是“反歷史”，而且還是以後者侮蔑前者（以劣紳侮蔑農民，以個人奮鬥侮蔑組織起來，以改良侮蔑革命），因而實質上是“侮蔑歷史”——毛澤東反覆運用“誣衊”這個詞，表述的不僅是他本人——而是剛剛以千百萬人的生命為代價換得發言權的革命本身受到的，來自知識、社會和歷史輿論方面的傷害：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性質。——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衊農民革命鬥爭，誣衊中國歷史，誣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宣傳”。

而僅僅半年前（1950年11月25日），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戰死朝鮮沙場。

剛剛得到消息的毛澤東説：“中國的歷史是由革命者的鮮血寫成的。”

這是毛澤東在建國後第一次介入文藝問題的討論。這場爭論與黨內圍繞着“山西爭論”所暴露的分歧同時發生，但卻更為轟轟烈烈，這二者之間顯然有着潛在的、過去被研究者們忽略的聯繫。毛澤東對文藝的態度，表達的是他從如下角度，對馬克思主義原理的闡述：在中國這樣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經濟革命的勝利，並不意味着人民羣眾甚至革命者本身就自然的意識到這種革命的歷史必然性，革命的“受益者”和“參與者”未必都是“自覺的革命者”，一場被歷史裹挾的革命運動，和自覺的意識到“歷史”的革命運動還是兩回事。

特別是——革命者如果喪失了文化領導權，沒有真正從頭腦上“站起來”，所謂“中國人民站起來”，那就將大打折扣，正是從“歷史”的角度看，革命的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

參考文獻：

[9] 按照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的研究，西周的井田制及其豎立於其上的禮樂制度，標誌着中國封建制度的完成，根據內藤湖南的研究，秦的郡縣制完成了中國土地的國家化，其後，西漢武帝時在新開闢的邊疆地區實行屯田制度，而到了三國曹魏時代，曹操大規模的在中原地區實行屯田，屯田一方面使得農民通過土地與國家直接發生關係，另一方面則把農民捆縛在土地上，直到唐中期楊炎實行“”兩税法“”，即每年夏秋兩季納税，而不以人民定居與否，人民從此有了居住的自由，地租也開始由穀物變為錢糧，這標誌着中國土地制度的一大革命。參見內藤湖南著，《中國史通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10] 毛澤東《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1926年，《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1] 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12] 參見趙樹理的小説《李家莊的變遷》，這部小説可以視為中國近代以來華北農村鄉紳地主角色變遷的形象教材。

[13] 毛澤東《尋烏調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4] 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第75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

[15] 伊莎白·柯魯克、大衞·柯魯克《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第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6] Ibid，第11頁。

[17] 參見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以及《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

[18] 指長治地委書記王謙以土地、勞力入股的方式鞏固集體經濟的舉措和引發的爭論。詳見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人民出版社，2005年

[19] 參見《趙樹理文集》第四卷，第11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20] 盧卡契《歷史與階級意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

[21] 王曉吟《王匡人生的三個腳印》，《粵海風》雜誌，2007，5

[22]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9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

[23] 實際上，毛澤東建國後對其黨內戰友的最激烈的否定和批評就是“不讀書，不看報，不學習（馬克思主義）”。

[24]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矛盾問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

[25]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6] 《武訓歷史調查記》，《人民日報》，1951年7月23-28日連載，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單行本。署名“武訓歷史調查團”。

[27] 《趙樹理文集》第四卷，第11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28] 參看馬社香，《前奏：1965毛澤東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56頁。

[29] 早在1938年，毛澤東就與訪問延安的現代改良主義代表人物梁漱溟，就梁的著作《鄉村建設理論》進行過8次討論，梁的主要觀點是：中國文化高於西方文化，中國近代以來所面臨的問題不過是帝制瓦解之後政治傳統的中斷造成的內部紊亂，因而改造方法一方面是上層統一政令，另一方面是下層通過鄉村建設光大中國傳統倫理社會高於西方社會文化之優點，即通過這樣的改良，而不必進行革命即可解決中國之問題。毛澤東則認為，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在於內部人多地少，近代以來外部的帝國主義加強了中國社會的崩潰，這兩點是造成中國完成現代轉化之根本障礙，而這兩點只能通過民族和民主革命——也就是走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道路，才能同時完成對於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超越，這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道路，同時也是對五四以來流行於知識界的傳統/現代，東方/西方的二元論模式的超越。毛澤東與梁漱溟的談話有兩次是從上午6時談到第二天凌晨，但雙方均沒有説服對方。只是在梁晚年之時，他才慨嘆：這個談話已經有了結論，就是毛澤東是正確的，而我是錯誤的，可惜毛已經作古了。有關材料，可參見陳晉，《1938年毛澤東與梁漱溟的一場爭論》，《中共黨史研究》1990年第5期。

[30] 參見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精神現象學》以及馬克思有關論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31]毛澤東《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人民日報》1951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