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低估中國的全球貢獻，這讓中國人憤怒”_風聞

人大重陽2024年09月15日 12:30:580人蔘與0評論編者按：如何理解世界大變局下的中國與世界？明德戰略對話2024系列活動“一對一深度對話”上線，首期內容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王文對話美國西弗吉尼亞大學公共管理與公共政策教授保羅·法拉赫，雙方就人類未來發展方向與合作趨勢展開深入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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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各位朋友，歡迎大家來到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一個非常重要的欄目——明德戰略對話。今天明德戰略對話請來了一位非常重要的美國教授，保羅·法拉赫教授。

保羅·法拉赫教授是西弗吉尼亞州非常知名的一位學者，他在美國教授國際法、公共事務。過去4天我跟保羅·法拉赫教授一起在中國南部調研，分別去了上海、義烏、温州，兩個小時前我們剛剛從温州飛回北京。趁着新鮮勁兒，我想問問保羅·法拉赫教授，您多次來到中國，相比過去，這次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保羅·法拉赫：首先，非常感謝人民大學邀請我參加這次旅行，我也很高興來到中國人民大學參與明德戰略對話。我非常喜歡這次整個行程的安排，它讓我有機會重温在中國的記憶。由於疫情的緣故，我已經有5年沒來過中國了。

我注意到了媒體對於我們此行的關注，這讓我感受到了中國公眾對於我們這些外國學者的關注，以及他們對我們這些外國學者本身所擁有的專業知識，包括我們對中國現在和未來所持有看法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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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我和我的同事們一起來承辦明德戰略對話，就是希望來自發達國家的學者能夠重新發現中國的一些進展。自從2016年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以後，美國和歐洲輿論對中國的態度急轉直下。當然過去負面報道也很多，但還是有很多正面的報道。現在我每天閲讀美國主流媒體，發現絕大多數對中國都存在着要麼是誤解，要麼是偏見，要麼是抹黑，甚至還有一些謠言。

作為一位出生在意大利的美國教授，從您的角度來觀察，為什麼過去幾年歐美輿論對中國會出現如此糟糕的轉變？

保羅·法拉赫：雖然很多人認為隨着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對於世界的看法發生了變化，但是像我這樣在國際貿易、全球化以及法律和國際發展等領域工作的人來説，英國脱歐可能才是第一聲警鐘。

有一種觀點認為，全球一體化是漸進式，不可能出現倒退，但這只是一種基於個人人生經歷的看法。如果我們回顧國際貿易的歷史，就會發現全球化的嘗試和全球化進程的倒退，本身都不是什麼新鮮事，反而是一種週期性出現的東西。

在人類歷史上，經濟全球化和國家主權有時共存，有時其中一種會佔據主導地位。所以我覺得以英國脱歐和特朗普當選為標誌，世界已經進入了一種主權和國家利益佔主導的時代，它與此前全球化和互聯互通理念佔主導的時代相反。

在這個背景下，中國與特朗普治下的美國發生衝突，本質上是特朗普在做他認為有利於美國利益的事情。可能我的看法有些天真，但是我不認為特朗普的所作所為是單方面因為他對中國持負面態度，他只是選擇順應更加關注美國主權和國家利益的趨勢。

考慮到中國在全球市場上是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因而美國領導人在中美問題上選擇順應美國國家利益訴求而不是全球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同時把美國樹立為對抗中國的主導國家，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回到歐洲話題，我和很多歐洲人的看法不一樣。因為歐洲的環境是多樣的，歐盟擁有許多不同國家、不同意見，所以立場沒那麼極端。歐洲內部還是保持着繼續全球化合作、尋找更好機會的趨勢。

但是越來越重視國家利益和重視主權的趨勢，也出現在歐洲和美國的關係中，而不僅僅是中歐或者中美關係之間。在美歐之間也有很多包括貿易衝突在內的衝突。所以我不認為特朗普的當選是變化的主要因素，當然在他當選後，全球發生了很多事情。

以前政治似乎只與貿易相關，但是現在不一樣了。俄烏之間發生了持續的戰爭，包括美國、北約等這些國家的全球盟友都參與了這場戰爭。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衝突中。

所以我不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中國可以和美國、歐洲一道提供解決方案。我相信，合作伙伴關係是一切的基礎，而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積極競爭不能沒有聯合國、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參與。如果不這樣做，這些問題只會變得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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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我同意您的看法。但是從中國的視角看，其實我們還是對國際事務發展感到有些失望。2016年、2017年以後，我認為國際事務合作正在急轉直下，多數中國人都認為世界在變得越來越壞，過去中國人只是對世界的看法相對比較積極樂觀，認為世界會變得越來越好。但是我們突然發現，2016年、2017年、2018年以後，很多事情的發展超乎了我們的想象。

我寫過一篇文章，認為現在正處在自二戰結束以來最糟糕的時刻，可謂是五難並行：疫情、戰爭、難民、經濟低迷和氣候變化。在您看來，《國際法》和我們公共事務的道德力量還能發揮多大的作用？我們作為學者，在這個過程中到底應該怎樣去看待當下世界？美國和歐洲還能不能再繼續發揮世界上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樣一種領銜作用？

保羅·法拉赫：這個説起來非常複雜，我感覺在歐美，人們都想找出為現在情況負責的罪魁禍首。對美國的一些人或者特朗普總統來説，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中國。對歐盟來説，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是其他事情，比如移民、氣候變化，也有一些人會把它歸結為中國。

當然也有人將歐盟的問題歸結於美國。儘管歐洲和美國擁有特殊的跨大西洋關係，但歐洲不少人其實對美國也非常反感。既然歐洲都有人對美國反感了，那麼歐美有人對中國反感就再正常不過了。這就是政治運作的規律，這也是不同意見出現的原因。但是即使這樣，重要的事情仍然在正常運作。

當然，合作與競爭情況不會一直停滯在我們現在的狀態。所以，作為一個學者，我在2016年出版了一本書，關於中國在非貿易問題上的影響力。

什麼是非貿易問題呢？非貿易問題涵蓋了包括氣候變化、消費者保護、環保以及文化遺產保護等問題。雖然這其中很多問題與貿易存在關係，但是我們將其定義為非貿易問題，比如環境、可持續性、土著人民等問題雖然都受到全球化和貿易的影響，他們都不是國際貿易協定中關注的首要任務，但這些問題會對不同的人羣產生影響。

在歐美一些更關注貿易問題的人會説，你看全球化帶來了就業問題、以及來自中國或者其他地方廉價商品衝擊西方的市場；中國人可能會關注現在經濟不如之前發展迅速等問題。

但是另外一些人可能會極度關注由於全球化導致的氣候變化、環境破壞的問題；或者全球化導致文化遺產被破壞等問題。這就是正在發生的事情，我認為我們可以通過這些事情找到國際合作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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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我很同意您剛剛講的，美國和歐洲其實都在尋求改變。但是在很多中國人看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對美國和歐洲的誤解，美國人從奧巴馬時代開始就在尋求改變；到了特朗普時代，美國人就希望能夠進一步打破原有的規則；後來拜登推行了中產階級外交，進一步彌合特朗普當時出現的美歐之間的裂縫。但問題是，至少在多數中國人看來，這個世界並沒有變得更好。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王文

當然我也很能理解美國和歐洲，尤其是美國回到了我們不願意看到的以民族主義為中心或者主權中心論的國家狀態。過去這些年來中國人對美國的形象神話破碎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並沒有帶來改變或者變革。

另一方面，我覺得這些年來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似乎在低估着中國的貢獻，把這些貢獻視為是對世界的一種負面影響，或者變成是一個大國爭霸的新型競爭關係，這讓中國人感到不滿，甚至有的時候覺得憤怒。

中國古代先哲有一句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我們只不過是在自己經濟和國力變強了以後，希望能夠為世界做出更多的貢獻。但美國似乎並不認可和接受中國的這些貢獻。我非常贊同您剛才講的我們需要合作，但是從現在西方的語境來講，合作似乎並沒有佔到主流，我不知道您是不是這麼認為的？

保羅·法拉赫：我相信這正是我之前提到的問題的關鍵，這意味着我們正處於國家利益和主權至上的時代。所以，你剛才列出的每一個方面，都再次證實了趨勢是朝着這個方向發展的。無論是在美國和歐洲，政客們和媒體們的話風都發生了變化，都側重展現反對外部勢力和強調國家利益的強勢領導人形象。

這一現象不僅在美國出現，在歐洲、亞洲和世界各地的每一次選舉中都出現了。所以這很不幸，但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挑戰，正如我們的父輩、祖輩、曾祖輩之前可能遇到的挑戰一樣。

所以我們必須從歷史中吸取教訓，不要試圖重複同樣的錯誤。因為當祖父母和孫輩之間的聯繫消失時，一些錯誤會在80年的時間尺度上重演。為什麼會這樣？我不是這些方面的專家，但我相信這是因為記憶逐漸消失了，記憶可以幫助我們記住歷史中好的方面，也可以讓我們從歷史中壞的一面汲取教訓。

現在似乎很多領域的指標都在證實主權正在或者已經佔據了主導地位，但我也能舉出很多例子表明這些敍述並不正確，比如，之前提到的氣候變化、恐怖主義、腐敗等等。在其他領域，各國之間也在進行漸進式合作，最近的例子就是《知識產權、遺傳資源和相關傳統知識條約》（“Treaty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Genetic Resources and Associat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這一條約超越了全球南方和北方的分歧，並已經達成了協議。這個條約的對話始於25年前，它沒有在2015年或者2010年達成協議，而是在今年達成協議。在我看來，這是因為在現在的危機情況下，人們在重新評估那些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和後發但在國際社會中越來越重要國家之間的平衡關係。

這些後發國家越來越強硬地表示他們的遺產應該得到保護，因為這些問題在他們國家是根本性問題，當然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包含其中。中國有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歐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所以在我看來，有一些事情正在沿着正確的方向前進。

您提到中國不被西方視為積極的合作者或夥伴，這是事實。但同樣，這也是主權迴歸主導地位趨勢的一部分。不管是出於自願還是非自願，人們都認為中國不再與美國保持密切合作，而且由於中國的發展速度超過了以前，歐盟與中國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歐盟不再向中國提供援助，美國也停止向中國提供支持，因為中國現在已經有能力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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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最後一個問題，我們一起來暢想一下2035年的世界會是怎麼樣的？中國、美國和歐洲在2035年的角色會是什麼樣的？

▲美國西弗吉尼亞大學公共管理與公共政策教授 保羅·法拉赫

保羅·法拉赫：您現在問的問題不是讓我作為一個教授進行回答，而是讓我作為一個魔法師來想象下未來會是什麼樣子，我會盡最大的努力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個人希望中美在已經進行合作的領域繼續推進合作，其中很多領域我之前已經提到過了。但是情況隨時可能變化，因為美國現在正在進行總統大選，我們不知道哈里斯和特朗普誰會贏。

再看一下歐洲的狀態，烏克蘭戰爭仍在繼續。由於這場戰爭就發生在歐洲旁邊，對很多中東歐國家，比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來説，這場戰爭非常驚悚。他們面臨的問題非常複雜，以至於我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更不知道2035年會怎麼樣。我只能希望合作會重啓，聯合解決方案會出現。

當然很多事情也不總在人們的控制之下，比如新冠疫情就是如此。各國在很多領域並沒有真正開始合作，例如只有當我們意識到，如果一些國家被排除在新冠疫苗計劃之外，而病毒會在這些沒有接種疫苗的人羣中增長變異，然後帶來許多問題和麻煩時，他們才會採取行動，試圖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和出口疫苗。

中國是第一個這樣做的國家，古巴也緊隨其後。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古巴當局和醫學專家已經批准了三種不同的新冠疫苗。我想説的是，新冠的例子告訴我們，問題可能會隨時出現，並且可以在某些領域改變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兩年甚至四年時間，我們需要做好準備。

糧食安全保障問題也是如此，中國可以在糧食安全問題上做出更多貢獻。在中東，當俄烏戰爭爆發時，人們都在擔心會在幾周內爆發糧食危機，並隨之導致額外的衝突和移民潮。中國未來可以在這些方面做出貢獻。

我認為從現在到2035年，情況會隨着技術和國家政策發展改變。技術是希望，但是技術不能只服務於跨國公司和私營部門，而必須服務於人民。另一方面，當我們談論國家、談論人民、談論國家與國家之間關係時，不能忘記跨國公司的存在。他們非常強大，能夠跨越國界從不同國家中受益。所以我們要看各國政府如何處理與跨國公司的關係，如何看待農民的糧食安全需求，以及如何應對這場複雜的戰爭。

我可能是一個夢想家，但合作在許多領域是必要的。即使在不同領域存在衝突，我們依舊需要合作，不能忘記合作的重要性。

王文：非常感謝保羅·法拉赫教授，非常感謝各位關注明德戰略對話，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