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鵬：務必搞清楚“改革開放”的本質_風聞

**自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後，國內一些人説，中國應該和美國搞好關係，不要挑戰美國。該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2018年，我寫過一篇解釋中國改革開放大邏輯的文章，標題叫《中國改革開放是對世界各國開放》，在央視網首發，人民網、新華網等各網站都轉發了。

當時寫這篇文章，是因為一些人認為，中國對外開放就等同於對美國開放，對其他國家開放還是不開放關係不大。還有一些人認為，中國不應該惹怒美國，美國對中國打壓是中國自找的。其實，美國在2017年的國防預防報告裏，已經把中國列為主要戰略對手，對此，很多人選擇性忽略了。

中國從來是愛好和平的，我們沒有主動挑起過什麼爭鬥。在整個東亞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主動作為，對穩定本地區局勢發揮了重大作用。**第一代領導人有雄才大略，該打的打，該談的談。**妥善處理對日關係，打贏了抗美援朝戰爭，實現了國家和民族獨立，在國際上揚眉吐氣。日本戰敗後，我們連戰爭賠款都沒要，這就是大智慧。

改革開放後，我們與美國、日本等建立正常外交關係，開展經貿等各領域合作。在 80 年代，日本給了我們一些援助。很多人認為，日本給中國的無償資助很多，我認真查了一下，無償援助的佔比並不高，只有5%。日本給中國的援助大部分是有償貸款。

隨着中國國家實力上升，我們又開始遇到“捱罵”問題。新中國成立前是捱打、捱餓，國家發展壯大起來後，“捱罵”又成為新的時代問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製造國、最大的貨物貿易國，當然，在科技上，我們與美國、西歐主要國家還有較大差距，要繼續努力。

**從鄧小平時代，到江主席、胡主席時期，再到習主席時代，我們有效地處理周邊關係，有效地處理與美國等大國的關係，有力促進了國內局勢總體穩定。**我經常説，中國人享受着一個“日用而不覺”的紅利，就是政局穩定、社會總體穩定。其實，很多國家都得不到這種紅利。

在南海問題上，我們對菲律賓、越南等，該忍讓的忍讓，該協商的協商，該鬥爭的鬥爭。總體上，由於中國和周邊國家的努力，東亞地區處於一個和平穩定的局面。

**從經濟領域來説，中國主要面臨着產業鏈升級和外部霸權的壓力。**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們生產一條牛仔褲賣 10 塊錢人民幣，但是貼上外國品牌，轉手就賣100塊錢人民幣。還有，賣2萬件襯衣才能換一架波音飛機。我們不可能總做產業鏈的低端、中後端，而是要向中高端邁進。但這是要突破封鎖和打壓的。我要強調，根本不是和美國搞好關係就沒事了，事實上是很難搞好關係。

改革開放前期，美國、歐洲向中國轉移了很多技術，這就好比一個六七十歲的大富翁，身體很好，兒子也多，他看見一個窮小子想發展，借你點錢，帶你做生意，可以的。改革開放初就是這麼一個狀況，美國在中國投資，在中國市場銷售，也把中國的管理人員、科技人員帶一帶，在那個雙方力量懸殊的時代，美方願意合作。 改革開放到現在40多年了，經過學習和吸收，技術跟上來、產能跟上來、產業跟上來是必然的。我 20 年前到福建去調研，快客的老闆原來是賣糖果的，後來就造糖；安踏的老闆原來是賣鞋的，後來就造鞋。這很正常。

大家還可以想象一下這個場景：一個外賣員到一個富翁家送外賣，一推門，看到地毯那麼高級，桌椅那麼漂亮。他回到自己的陋室，模仿富翁家的樣子做個廉價地毯，做一套廉價桌椅，裝裝樣子，沒什麼不可以。久而久之，就可能提高消費檔次。人們都有追求美好生活、高品質生活的願望，相對落後國家的人們從模仿先進技術，到把技術學到手，甚至掌握一定程度的核心技術，是很自然的事。長期封鎖、絕對封鎖是不可能的。

我們不能把改革開放初期美國在中國投入和部署技術、資金、管理等生產要素，當作它特別的愛中國，特別愛奉獻。資本是中性的，技術也是中性的，關鍵是怎麼運用。**從市場經濟學的原理來講，企業都要獲取利潤，沒有什麼愛的奉獻。**當然，我也不否認存在愛，但市場經濟首先不是這個。

**我想跟大家報告一個基本情況：在聯合國成立後不久，1949年，以美國為首的17個西方國家成立了巴黎統籌組織，也叫巴黎統籌委員會，**它的職能就是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資源和技術封鎖。那時主要是以意識形態劃界，對社會主義國家也就是對發展中國家實行技術封鎖。 

到了上世紀90年代，1995年，關貿總協定也就是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要改革。為什麼？因為光在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玩市場經濟，沒有前途了。小平同志當年在北京會見外國客人時就説，“經濟上的開放，不只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恐怕也是發達國家的問題”，“世界市場的擴大，如果只在發達國家中間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注：1984年10月6日會見中外經濟合作問題討論會的中外代表）。中國實施改革開放，美歐的資本、技術到中國大市場來，主要是受市場因素驅動的，而不是因為他們很愛中國。

當然，這裏有中俄美大三角關係博弈的原因，有這樣的政治背景，但更合理的邏輯是，人首先要滿足物質財富需要，這樣才能更多地考慮情感、精神、政治層面的問題。所以，改革開放和美國對中國部署要素資源，主要還是經濟因素驅動。

1995年，關貿總協定升級為世界貿易組織（WTO）。在這種局面下，繼續用巴統組織封鎖有關成員國就不合時宜了。**於是，巴統組織就廢了，但1996年就成立了瓦森納協定，相當於巴統組織的升級版。**很多人都不談這個，“跪美派”都不談這個，只是説我們不能得罪美國，美國打壓中國都是中國自找的。瓦森納協定現在都幹嘛？就是對非西方國家搞高端技術封鎖。

西方國家的高科技在美國及其盟國中間可以互通有無，但不能給戰略競爭對手或戰略競爭者。非但如此，他還給你搞出一些名堂，比如説中國是匯率操縱國、不是市場經濟國家，現在又説中國產能過剩。相對而言，中國很少主動給對手發牌，而是疲於應對。

所以，我們向產業鏈中高端邁進，面臨着霸權主義的壓力，很不容易。但是長期看，美國也封鎖不住。技術長期封鎖不可信，因為任何技術都是有時限的。

**從全球政治環境來説，東方價值觀、東亞價值觀和西方主導的思維全球秩序是有矛盾的，對此，要有基本認識。**早在17世紀（1648年），歐洲地區形成了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體系”，即以歐洲國家為中心的民族國家之間的國際關係體系。

**當時他們沒有、也不可能考慮東亞地區，所以，這是以西歐地理範圍內國家關係為主軸的價值觀和秩序體系。**就是説，白皮膚的、信基督教的西歐國家團結起來，成為全球食物鏈的高端陣營，這個體系內部是公平交往的，但東方是不納入體系的，是他們攫取和掠奪的對象。

現在東方世界崛起了，中國、印度、巴西、東盟國家等已經成為世界舞台上巨大的崛起的力量。以原來的歐洲局部為基礎的國家關係準則和國家關係體系，應該得到改變，要把東方價值觀納入進去。

習近平總書記反覆講的中國方式、中國智慧、中國貢獻等，要在全球治理中得到體現。毛澤東主席當年也講這樣的話，“到21世紀的時候，中國的面目更要大變。中國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鄧小平同志也講過類似的話。中國人有這種天下情懷。雖然東方也有戰爭，但總體上，東方文明比以基督教為基礎的西歐文明要温和、更加和平。習近平總書記這兩年多次對中國傳統文化裏面的和平基因、和平文化做了闡釋。

最近，我受邀為《環球時報》撰寫評論，專門講中國在和平與發展層面做出的重大貢獻。應該説，中國這方面的貢獻太大了，在聯合國體系裏面，在世界貿易組織裏面，包括參與美國領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合作，都有很大的貢獻。中國還在新興多邊組織，如上合組織、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機中發揮重要作用，帶來發展紅利。

“一帶一路”合作幫助一些國家補上了基礎設施短板。柬埔寨是個內陸國，往外運貨都只能經過越南。今年8月6日，由中國援助建設的柬埔寨運河已經開工，從金邊東南修到了西海岸，將改變柬埔寨貨物出海的困境。中國對全球和平發展做出的貢獻，不論在機制上還是在產業上，做了很多，而且在持續做。

**這裏，對抹黑和攻擊“一帶一路”的説法回應一下。**有的説，“一帶一路”去的都是那些戰亂頻仍的地方，都是不容易獲得什麼利益的地方。要知道，那些好吃的肉都被以美國為首的七國集團佔了，我們拓展國際合作空間只能去那些相對弱的地方，不幹更不可能贏得國際合作的空間。何況，有很多窮朋友是持續支持中國在聯合國等領域發揮重大作用的。

還有的説，“一帶一路”光撒錢，不講效益，不可持續。當然不是不講效益，捐贈項目和市場化合作項目不能混為一談，援助項目就是援助項目，不附加政治條件和其他條件。當然，援助也有其合理的、正常的作用——只要是正常人、正常國家，都懂得交朋友。 市場化的商業項目，哪個程序也不能省。無論銀行貸款，還是直接投資，都有相應的商業模式。

還有的説，中國要用“一帶一路”替代現有的國際治理架構。這也是過度解讀了。你又説我們只到窮地方、弱的地方去投資，又説我們取代現有的國際治理架構，這不是自相矛盾嗎？“一帶一路”構建增量合作空間，與傳統的國際治理體系並不矛盾，是相互促進的關係。我們以“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已有的經濟、文化聯繫為基礎，注入現代市場經濟的合作機制，大家共商、共建、共享。“一帶一路”一開始就強調倡議，而不使用戰略一詞，就是為了以開放式、包容性的方式把工作做實做細。

關於中美經濟博弈，請注意這三點：第一，美國的跨國公司是在全世界範圍調節利潤的，談判、議價的能力強，做賬的空間也很大。從國家博弈角度看，美國努力把自己的GDP規模做高一點，同時打擊中國的發展信心，這是十分自然的一件事。大家不要以為是笑話。輿論戰、政治戰、認知戰是結合在一起的。

第二，美國可以利用美元政策在全球剪羊毛。它通過拉高美元利息，把全球資金卷吸引到美國，確實給其他國家造成了負擔。但是，這也成為它的巨大負擔，非常巨大的負擔。我預計美聯儲很快就要降息了，繃綁不住了。美國想通過瘋狂加息拉爆中國經濟，自己也受到反噬。

第三，為了托起GDP規模，美國改變了 GDP的統計方法。大家可能沒有關注的一點。美國把家庭勞動也計入GDP了。怎麼做呢？就是統計部門估一個數字，現在增加了1萬多億美元的家庭勞動GDP。美國GDP中還包括一塊金融資產。通過大規模發行基礎貨幣，支撐養老金購買和持有股票，這樣養老金持有的金融資產市值就高了。而養老金並不需要及時支取，所以就形成了居民金融資產升水，維繫GDP規模的局面。同時，美國想方設法打壓中國股市信心。 

面對這樣的外部環境，現階段中國改革還是要以經濟發展為主軸，以經濟實力增長頂住外部巨大壓力。美國搞科技封鎖、貿易打壓，試圖在中國周邊掀起戰爭。美國一直試圖在台灣海峽挑起戰事。我們面對外部壓力，要着重把我們自己的事做好。

請大家深刻理解這句話，做好自己的事，並不是不看外邊的事。要統籌好內外因素。有的人總想躲開外邊的事，説你管俄烏戰爭幹嘛，管伊朗核危機幹嘛？他們離咱們那麼遠！其實是離不開的，要統籌內外因素。

中國曆來有“和合”文明的特質，要弘揚這個文明特質。我們首先以和平的方式，以温和的、團結的氣韻做事。豺狼來了再舉獵槍。不管哪個地方的人、什麼膚色的人，只要你本着平等合作、互惠互利的大原則來，我們都合作。當前，我們面臨外部的封鎖打壓，未來還可能遇到狂風驟雨甚至驚濤駭浪，會有必要的犧牲。

（根據2024年8月27日雄安新區演講實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