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星臣|為什麼要研究和倡導小農經濟_風聞
廖星臣-乾元乡村研究中心创始人30分钟前
歷史是現實的鏡子,對現實問題的理解必須有歷史的眼光。中國的小農經濟伴隨着中國五千年農耕文明的發展依然存活在今天的中國鄉村,這既是中國農耕文明歷史的延續,也是中國國情的現實。中國是一個農業立國的國家,農業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人多地少是中國的國情,這一國情決定了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户家庭經營生產方式的主體性。正是這種歷史的延續和國情的現實,決定了中國小農經濟在未來一個時期長期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這種合理性和必要性也就強化了研究和倡導堅持小農經濟的重要性。
一、何為小農經濟
這裏説的小農經濟,既不是單純的農業經濟,也不是歷史上的傳統意義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它是一個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規模經營的農户經濟,簡稱小農經濟,一種具體中國特色的中國式的現代小農經濟。其主要內涵表現以下四個層面。
**從產業結構上,**這種中國式的現代小農經濟,是以農業為基礎,農業、鄉村手工業、鄉村的商業和服務業等一二三產業融合的小農經濟。具體來説,就是以傳統農業(含種植業、養殖業)為基礎產業,輔之以農村的手工業(包括農產加工業、傳統手工工藝業以及簡單的製造業)、小型商貿服務業(包括鄉村旅遊、電子商務以及建築、商品零售、鄉村物流)等“副業”的農工商相結合的多業融合共生(即現在人們所常説的1+2+3的鄉村“六產”)的小規模農户家庭經營的經濟形態——一種“農業+副業”、“主勞力+副勞力”的多業態共生、低門檻准入的中國式小農經濟形式。當然,本文中所説的“小農經濟”的內容,主要是基於農業這個視角來進行相關闡述的(下同)。
從生產方式上,這種中國式的現代小農經濟,是傳統農業生產方式與現代農業生產方式相結合的小農經濟。即在保留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精髓的基礎上吸收西方現代農業生產工具和技術的一種現代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具體來説,就是這種中國式的現代小農經濟在農業生產上,既要尊重農業生產自然性(陽光雨露)、季節性(春種秋收)、地域性(水土與氣候差異)和生態性(植物動物微生物的生態循環)的“原種、原種、原味”的綠色生態農業生產倫理,也要吸收包括現代農業生產裝備、生物和智能化信息(數字農業)技術等西方現代農業的成果,在減少和降低農業污染和農產品健康風險的基礎上,實現農產品總量和效益的雙提升。
從經營規模上,這種中國式的小農經濟,不是分散的家庭作坊式的小農經濟,而是基於一定的收益/投資機會成本風險計算的具有一定經濟收益的小規模經營的農户經濟。比如,在農業生產規模上,不是現在的農田地塊分散、零碎且人均不到一畝、户不到均十畝地的小農户經濟,而是人均不少於10畝、户均在50畝左右(但不超過100畝)的小規模生產的農户經濟。
從生產目的上,中國式的小農經濟已不再是滿足生產者(農户)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而大多數生產者(農户)的生產目的是為了將產品用於市場交易的小規模經營的農户經濟。
總而言之,這種中國式的小農經濟為留在農村的4—5億人口提供了更寬泛的生計渠道,更多的就業選擇機會,它凸顯了這種中國式的小農經濟在解決農民就業上的有效性。這就是為什麼説中國式的小農經濟將會在一個時期內長期存在的原因所在。
二、為何要研究和堅持小農經濟
認識中國的小農經濟尤其是中國的農業問題,就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小規模經營的農户經濟——小農經濟——將是一個長期在中國存在的現實。正如原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兼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所言,小規模經營的農户經濟在相當長時期內仍將是中國農業的基本面,而要改變這種小規模、分散的農業經營方式,是需要制度和技術進步為條件的,也是需要時間的,它將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需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因此,“小農户”仍是我國農業生產經營主要形式。這也是為什麼要研究和堅持中國式小農經濟的關鍵所在。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食為政先,農為邦本”,這句話出自北魏時期的農學家家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一書。它強調的是農業生產尤其是以糧食為主要農產品(食物)的農業生產對人類個體、國家和社會的重要性。中國是以農業立國的國家,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是安天下的產業,自古以來都視為經濟之中樞,治國之要務,所謂“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管子·牧民》)。
尤其是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面對百年未有之變局,面對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農業的安全,糧食的安全,更是攸關民生國計之大事。農業穩,則國家強;農業豐,則社會安,依然是今天小農經濟存在的最重要的歷史經驗和現實憑藉。
**農民是一個龐大的羣體。**從社會經濟學的角度,評價一個社會或國家的經濟制度、經濟活動方式的優劣和合理性與否,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看這種經濟制度、這種經濟活動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解決了當時生活在這個社會或這個國家中的人的生計與就業的問題。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農村人口一直都佔中國人口總量的大多數,直到上世紀末這一現狀才得以改變。但即便如此,中國的人口超過了14億,城鎮化率達到了70%,也還有4億多人生活在農村,農村人口在中國人口中的比例依然是一個龐大的基數。
這一點從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中可以得到證實。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大陸地區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9.0199億人,佔63.89%;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5.0979億人,佔36.11%。面對這一個龐大的農村人口基數,農民的生計和就業就成為社會要着力解決的首要問題。而事實證明,中國的小農經濟恰恰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不二選擇,至少在中國的當下是如此。
**人地矛盾是一個長期的事實。**中國歷史上就是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這是中國的基本國情。這種人地矛盾主要表現為:人口基數大,非農業經濟對農村土地需求的增長快,人均耕地越來越少。“人均一畝三分地、户均不過十畝田”,是當下中國農村耕地困境的真實寫照。而且,這種人地相爭的矛盾,在一個可以預見的時期內依然無法得到根本性的有效解決。根據第三次農業普查數據,全國小農户數量佔到農業經營主體98%以上,小農户從業人員佔農業從業人員90%,小農户經營耕地面積佔總耕地面積的70%。中國現在的農户有2.3億户,户均經營規模7.8畝,經營耕地10畝以下的農户有2.1億户。而在一些西南地區的丘陵山區,不但户均經營規模小,地塊也特別零散。
這種人地矛盾,導致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農村土地經營方式的家庭化。所以,目前中國農業生產經營組織的規模總體還不大,仍然以小農為主。可以説,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小農户經營仍是我國現階段農業生產經營的基本面這一事實。同時,也從另一個側面證實了小農經濟在中國未來一時期長期存在的合理性,也證實了研究和倡導小農經濟的必要性。
**家是一隻“無形的手”。**家,既是中國人的物理居所,也是中國的靈魂歸宿。從本質上看,中國的農民是親緣、地緣和傳統的產物,以家為中心的集體主義倫理觀成為中國農民一生奉為圭臬的生存法則和行為規範。人們因血緣而交往,因家而互動,家這隻看不見的“無形之手”,也就成為了農民日常經濟活動與生活的連接點和重要依託。
在中國,小農家庭是一個集生產、消費、教育、撫養於一體的社會基本經濟細胞,“家是事業組織,家的大小是依着事業的大小來決定的”。因此,家對農民來説,不僅是農民的生活的場所,也是農民生產的單位,農民依靠家(包括家族)便可以基本滿足他們的全部需要。事實上,在中國的農村,正是農民的這種對家這隻“無形的手”的依賴,這種基於對家的責任與義務的簡單樸素的認知,才使得中國的農民對小農經濟的情有獨鍾,這也是小農經濟在今天的中國鄉村依然具有生命力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同樣,中國鄉村社會的民情決定了家庭是中國農業生產、決策和分配最適合的基本單元。小農户在中國長期存在,有其客觀的必然性。所以,研究和堅持小農經濟也就這種中國鄉土民情下的客觀必然性使然。
小農經濟在其生產經營上有着自己獨特的優勢。從歷史的經驗來觀察,小農經濟最基本的經濟單位一直是家庭,其生產、交換、積累和消費都是以家庭為單位來進行的。土地是這個細胞的經濟命脈,男耕女織是它的基本經濟結構。可以説,中國式的小農經濟具有其持久的穩定性、分工的自然性、決策的靈活性和權威性,這些使小農經濟具有其他經濟形態不可比擬的優勢。
這種優勢,按照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的話來説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可以實現家庭內部勞動力的優化組合和優勢互補,交易成本低;(2)決策成本低,家庭成員共享的信息比較充分,家庭決策具有快速、靈活、方便、權威和隨機等優點,很能適應變化的情況;(3)承擔風險能力強,家庭的血緣關係使其成員之間凝聚力強,對投資收益的計算也比較充分;(4)在家庭內部進行分配,節省分配成本,避免結算、計量、劃分和監督等成本;(5)管理成本低,利用機會的成本也較低。正是由於中國式的小農經濟採取家庭經營方式,使農業管理更加精細且因為無需外部監督而減少了人員管理的成本。在中國人多地少的背景下,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土地單位面積產出,所以越是人均土地少的地方,基於小農經濟的農業生產的意義就越重要。
**土地是農民最後的生存保障。**民以食為天,食以土為本。土地問題一直是關乎國運、關乎民生的戰略性問題。從歷史的經驗觀察,土地對農民來説,它不僅是一種生產資料,也是一種生活資源,同時還是一份社會養老的保障。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是農民的“活命”之本、保命之本,是農民命根子。對農民來説,失去了土地就如同失去了生計的本錢。同時,它作為一種社會養老的保障,是農民對未來的預期,是農民的“續命”之根。
所以,對於每一箇中國農民來説,哪怕有一線希望他們都會盡力地去維護他們“活命”與“續命”的根本——土地的,更別説輕易的放棄。這也是導致農村土地一家一户分而佔有與使用的歷史與現實。而這一歷史與現實,又恰恰説明了在中國未來一個時期內,小農經濟作為中國農業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存在事實的不可逆轉。
三、如何推動小農經濟的發展
小農經濟作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經濟形態,作為一個時代發展的產物,其存在既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也有其國情民情和社情下的客觀性。所以,要推動中國式的小農經濟的發展,重要的是要形成推動和促進中國式的小農經濟的發展體制、機制和輿論環境。
**正視小農經濟存在的長期性。**關於這一問題前面已有諸多的論述,這裏所要強調的是對中國式小農經濟存在的長期性的正視主要是基於以下三個方面的判斷。
第一、中國的國情。正如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小農户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意見》中指出的,中國人多地少,各地農業資源稟賦條件差異很大,很多丘陵山區地塊零散,不是短時間內能全面實行規模化經營,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實現集中連片規模經營。“國情”決定了小農經濟存在的客觀性
第二,中國的社情。當下的中國社會,既不是一個傳統的農業文明社會,也不是一個現代的工業文明社會,是一個“跨入工業文明時代”又 “保留農耕文明基因”的雙重文明共存的社會。這一社情特徵,決定了中國農業經濟在現階段只能是一種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規模經營的農户經濟。“社情”決定了中國式小農經濟存在的合理性。
第三、中國的民情。家庭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細胞和最小生產單元,這就是中國的民情。這種民情凸顯了家庭對農業生產經營中的價值。 這一點中國著名的三農問題專家杜潤生先生曾這樣説過,農業受自然界變化多端的多種因素的制約,需要有人細心地、隨機應變地以高度主人翁的責任感來照管它; 農業的收益集中在最終產品上,這就要求把生產者的利益和最終經濟成果掛上鈎;農業的主要生產資料———土地是一種特殊的生產資料,要努力地養地,使生產者從長遠利益出發,高度關懷土地。而中國的歷史經驗證實,無論是“高度主人翁的責任”,還是“高度關懷土地”,農户家庭都是最適合,除此之外的無人能出其右。所以,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中,一家一户的農户生產,可能還是中國會長期存在的一個歷史現象,短期內不可能完全消滅掉。“民情情”決定了中國式小農經濟存在的“可行性”。
**創造小農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雖然説在當下的中國,這種中國式的小農經濟的存在有其客觀性、合理性和可行性,但要倡導和推動中國式小農經濟的發展,也需要相應的政策、機制和制度的支撐。具體來説:
一方面,要強化“三權分置”的農村土地改革方案,完善土地承包經營制度,為中國式的小農經濟發展提供適度規模經營的土地政策空間。具體來説,就是通過對現有的農村土地承包的資格權、經營權和收益權的“三權分置”,實現“人—地—權”的三者分離,將現在的分散性、碎片化的農村土地經營方式改變為了儘量連片、適度規模的農村土地生產經營模式,如現在一些地方倡導的“小田變大田”的實踐,為中國式小農經濟的發展提供適度規模的物質(農田土地)基礎。
另一方面,要加快現有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進程,為提升中國式的小農經濟提供“有效融合、分工協作”的產業發展機制。正如前面所述,中國式的小農經濟並非單一的農業經濟,是農工商、農文旅等多元化的小農經濟形態。所以,無論是從國家層面還是社會實踐層面都有必要着手構建一個類似“農道聯眾”提出的“五鄉一平台”的產業發展路徑,為小農經濟的發展提供有效的機制保障。當然,這裏所説的“五鄉一平台”,分別是指“鄉農”(鄉村現代農業)“鄉遊”(鄉村現代旅遊業)“鄉工”(鄉村現代加工業)、“鄉貿”(鄉村現代商貿)和“鄉流”(鄉村現代物流業,如電商快遞和冷鏈物流)以及鄉村產業發展的“鄉村數字化平台”,為農業食品安全的風險可控、農村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增加提供機制上的保障。
第三,要推進傳統農業生產方式與現代農業生產方式的有效銜接,為提升中國式的小農經濟的發展提供技術支撐。具體來説,就是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產業體系提升農業,用現代經營模式推進農業,用現代發展理念引領農業,用培育新型農民發展農業。
**推進小農經濟的現代化。**從人類發展的歷史進程來觀察,現代化是中國式小農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而且,也只有不斷地推進中國式小農經濟的現代,這種中國式的小農經濟模式才可持續性,也才有價值和意義。所以,必須處理好發展規模經營(現代大農業經濟)和扶持小農户經營(中國式小農經濟)的關係,加快推進“小農户”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
往深一處來説,就是既要認清小農户家庭經營很長一段時間內是我國農業基本經營形態的國情農情,又要把準發展規模經營是中國式小農經濟走向現代化必由之路的前進方向。一方面,要通過完善針對中國式小農經濟發展的扶持政策,加強面向“小農户”的社會化服務,使中國式的小農經濟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具有平等的發展機會。另一方面,通過資源、要素、技術、市場需求在農村的整合集成和優化重組,推動中國式小農經濟活動中的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三鏈重構”,把中國式的小農經濟引入現代農業經濟發展軌道,實現中國式的小農經濟的現代化轉型。

廖星臣(廖星成),乾元鄉村研究中心創始人。曾任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湖南省農村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浙江師範大學農村研究中心訪學專家及兼職研究員、北京綠十字副主任和半湯鄉學院鄉建研究院執行院長。主要從事鄉村建設的實踐與理論研究。主要作品有:《中國三農問題報告》(合著)、《溪口古村落經濟社會變遷研究》(合著,主筆)、《湖南省縣域發展研究報告》(合編)和《湖南省城鄉一體化研究報告》(合編)以及《農理》(合著、主筆)、《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理論篇)》(合著,主筆)、《重塑鄉村》(合著,執行主編)、《設計 改變鄉村》(主筆)、《鄉村振興農道方案》(執行主編)、《郝堂·茶人家》(主筆)和《中國鄉建學概論》(合著,主筆)。待出版的作品有《中國式小農經濟》(合著)以及《渭源模式》和《中園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