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跨國收養醜聞：許多孩子被綁架送出，親生父母未得到真實告知_風聞

奇聞不要看2024年09月19日 18:54:520人蔘與0評論核心提示：

1、收養系統受害者：調查發現韓國收養系統的黑暗面，許多被收養者如羅伯特·卡拉布雷塔發現其收養文件是謊言，他們被從親生父母身邊奪走，而親生父母被誤導認為孩子已死或病重。卡拉布雷塔等人是不斷壯大的受害者社區成員，他們指責收養機構為潛在父母而非弱勢兒童尋找孩子。

2、跨國收養醜聞：調查發現韓國政府、西方國家和收養機構聯手向海外輸送約20萬名韓國兒童，許多孩子被綁架或欺詐手段送出，親生父母未得到真實告知。歐洲已停止國際收養，韓國成立實況調查委員會，數百人提交案件審查。

3、政府與企業合謀：韓國政府不僅默許欺詐行為，還制定法律加速不受歡迎兒童的出口，西方政府對此視而不見，甚至施壓韓國繼續輸送兒童。收養機構創造兒童競爭市場，向醫院付費以獲取兒童，形成了“嬰兒工廠”現象，嚴重侵害了兒童權益。

當飛機降落到首爾時，羅伯特·卡拉布雷塔用毯子裹着自己，膝蓋像子宮裏的嬰兒一樣塞進胸前。一滴淚水順着他的臉頰流下。這位34歲的年輕人感覺自己就像一個新生兒，這是他3天大以來第一次見到他的父母。

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裏，他都認為他們拋棄了他，讓他被收養到美國。當他最終找到他們時，他得知了真相：他的收養文件上的起源故事是一個謊言。他的父母在1986年被告知，他們的孩子病得很重，他們認為他已經死了。

卡拉布雷塔是一個不斷壯大的收養系統受害者社區中的一員，他們指責他們為潛在的父母尋找孩子，而不是為弱勢兒童尋找父母，有時其毀滅性的後果直到今天才浮出水面。

一項調查發現，韓國政府、西方國家和收養機構聯手向海外父母供應了大約20萬名韓國兒童。

歐洲國家已經啓動了調查並停止了國際收養，韓國政府在被收養者的壓力下接受了實況調查委員會，數百人已將案件提交審查。

針對數十起案件調查發現：這些兒童是被綁架出街並被送往國外，他們的父母聲稱，他們被告知他們的新生兒已經死亡或病得太重而無法存活，結果卻被運走了。

文件顯示，收養機構為兒童創造了一個競爭性市場，並付錢給醫院來供應他們。韓國政府不僅知道欺詐行為，還制定了法律來加快其認為不受歡迎的兒童的出口。西方政府對此視而不見，有時甚至向韓國施壓，要求他們為兒童提供幫助，同時宣揚他們正在拯救別無選擇的孤兒的説法。

卡拉布雷塔不相信他得救了，他相信自己被偷了。在他的成年被收養者網絡中，許多人認為他們也是。

美媒獲得的政府數據顯示，自2012年以來一直向韓國尋求幫助尋找家庭的15000名像卡拉布雷塔這樣的被收養者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能夠與親人團聚。

2019年，一家韓國政府機構告訴卡拉布雷塔，他們已經找到了他的父親。他知道後，首先是喜悦，他被愛了。另一個是對他被奪走了什麼深刻的東西感到憤怒。他説，“你一直在兩個世界之間變化，一個你可以擁有而且應該進入的世界，另一個世界是你現在的世界。”

“嬰兒工廠”

上世紀80年代，韓國領養兒童的數量達到頂峯，而卡拉布雷塔的養父母正是那時帶着一條毯子去醫院，準備將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帶回家。這一趨勢得到了政府的推動。

領養行業興起於20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後的廢墟之中，當時美國接納了由韓國女性和西方士兵所生的不受歡迎的混血兒童。在擺脱戰後貧困的過程中，韓國繼續依賴私人領養機構作為其社會安全網，為經濟帶來了數百萬美元的收益，並通過從未建立自己的兒童福利計劃而節省了更多資金。

與此同時，在西方，由於避孕和墮胎的普及，可領養嬰兒的數量急劇下降。兩種文化的需求發生了碰撞：富裕國家的夫婦迫切想要孩子，而韓國則迫切希望擺脱需要養活的人口。

隨着混血嬰兒供應量的減少，韓國轉而關注那些被視為不受歡迎的公民：貧困家庭和未婚母親所生的純韓國血統兒童。

韓國官員修改法律以符合美國的法律，以便將兒童提供給某些人所嘲笑的“嬰兒外交”，以滿足西方的需求。政府批准了“代理領養”，讓家庭無需前往韓國即可迅速領養孩子，他們會在美國機場成批地迎接這些孩子。

1976年12月，韓國政府推動了一項新法律，擴大了可領養兒童的法律定義，取消了司法監督，並賦予了私人機構負責人廣泛的權力。

政府授權四家機構處理大多數領養事務：霍爾特兒童服務機構，該機構率先將韓國兒童送往美國，以及其他三家機構：東方社會福利協會、韓國福利服務和韓國社會服務。1983年衞生部的一項審計引用了所有四家機構，並指責霍爾特向貧困的生母提供超出允許範圍的付款。衞生部的回應是發出“警告”。

記錄顯示，官員們對該行業中的一系列可疑做法心知肚明：失蹤兒童被記錄為被遺棄；據稱孤兒的身世沒有得到核實；據衞生部記錄顯示，一些機構將兒童“偽裝”成未婚母親所生，以便讓他們被領養。

卡拉布雷塔於1986年從大邱紅十字會醫院被帶走。他的父親李成秀表示，一名管理人員告訴他，他的兒子患有嚴重的肺部和心臟問題。他們家裏並不富裕。管理人員説，唯一的選擇就是進行高風險且非常昂貴的手術，但手術可能會導致嬰兒死亡或嚴重殘疾。

管理人員建議李成秀將孩子交給霍爾特機構，該機構會支付手術費用，並在孩子存活的情況下為其尋找收養家庭。李成秀表示，他簽署了文件，認為這是拯救孩子的唯一方法，並流下了眼淚。

當時，大多數收養機構直接從醫院和婦產醫院獲取嬰兒，這些醫院和婦產醫院經常因提供嬰兒而獲得非法報酬。儘管收養的目的聲稱是為了讓孩子免受孤兒院的苦難，但1988年他們從醫院收集了4600多名嬰兒，佔其收養嬰兒總數的60%。

“這一切真的都是為了孩子嗎？”

有了政府的支持，收養機構開始爭分奪秒地為孩子們奔波。兩名匿名接受採訪的前收養機構工作人員表示，他們被要求儘快處理這些孩子，因為韓國法律禁止他們公開機密信息。

“我聽到的只有加快速度，再快一點，”其中一位從1979年到1984年在一家收養機構工作的人員説，“要越來越快。”即便到現在，這位女士在講述時仍然緊握雙手，抱着枕頭，她説服自己相信他們是在拯救孤兒。但她還是忍不住暗自思忖：“這一切真的都是為了孩子嗎？”

她説，收養機構的工作人員會前往韓國的每個地區尋找孩子，但他們“完全沒有努力”去確認一個孩子是否真的是孤兒。

一些失蹤的孩子最終流落海外。

1975年，勞瑞·班德在韓國的前院玩耍時，被一個陌生女人搭訕。她記得那個女人説班德的家人不再想要她了，因為她的母親又生了一個孩子。她跟着那個女人走了，心裏難過極了，覺得自己可能會死。

班德説她當時4歲，但韓國計算生日的方式不同，她的記錄顯示她當時6歲。每天，她的母親韓泰順都會去警察局、政府部門和收養機構。每晚，她都會抱着一張失蹤女兒的照片入睡。

這張照片到處都貼滿了，地鐵站、路燈柱上、零食袋上，這些都是韓國版的“美國牛奶盒”，用於宣傳失蹤兒童的信息。但班德卻在地球的另一邊，她被霍爾特機構送到了一個美國家庭，這個家庭相信她是一個孤兒。

美國接收的孤兒數量遠遠超過其他國家，而為了獲得簽證，這些孤兒必須失去一個或兩個父母，無論是死亡、失蹤還是被遺棄。收養機構抓住了“遺棄”這個詞，將其應用於他們獲取的大多數孩子身上。

韓國安陽大學學者申菲爾錫表示，1980年至1987年的記錄顯示，被送往西方的韓國孩子中，超過90%很可能有已知的親屬。他發現，被送去收養的孩子數量往往是警方統計的遺棄兒童數量的10倍以上，1985年接近9000名。

將孩子列為被遺棄者可以使收養變得更加容易，因為收養機構無需核實孩子的出身或獲得父母的放棄撫養權。海倫·諾表示，將孩子記錄為被遺棄者“幾乎是慣例”，她曾在1981年至1982年期間在霍爾特兒童服務機構為數百名孩子與美國父母進行匹配。

諾現在是首爾崇實大學的學者，她説霍爾特機構的工作人員知道機構向收養者收取每個孩子約3000美元的費用。

“我的工資是24萬韓元，相當於每月不到200美元，”諾説。“如果你送走一個孩子，這筆錢可以支付至少一名工作人員一整年的工資。”

近年來，霍爾特韓國否認了瀆職指控，並將領養人的投訴歸因於誤解和韓國的社會福利問題。東方兒童福利基金會會長金珍淑表示，該機構執行政府政策，為“被遺棄的孩子”尋找歸宿。

但其他一些機構因道德問題開始關閉項目。

上世紀70年代，弗朗西斯·卡林經營着韓國天主教救濟服務協會，該協會每月促成約30起領養，相比之下，大型機構的領養數量則高達數百。他説，西方的需求非常強烈，但沒有足夠合法的孤兒來滿足需求，導致“出現了很多妥協和不當行為”。

他説，大型機構會參觀孤兒院，搶走健康的嬰兒，留下年紀較大和殘疾的孩子。

天主教救濟服務協會於1974年停止了領養項目。卡林記得在一次人道主義組織會議上站起來説：“我們開始滑入深淵。”

四十年後，勞瑞·本德做了DNA檢測，因為她的女兒對自己的身世感到好奇。2019年，她接到一個電話：“你媽媽一直在找你”，本德掛了電話，“這就像你心中的一個洞被治癒了，你終於覺得自己是一個完整的人，”本德説，“這就像你一直在過着一種虛假的生活，你所知道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幾周後，本德和她的女兒飛往韓國。她的母親韓泰順穿上了多年來第一次穿上的最好的衣服和口紅。她在機場一眼就認出了女兒，朝她跑去，尖叫着、呻吟着，用手指穿過她的頭髮。

現年70多歲的韓泰順在她的筆記本上狂熱地用英語翻譯記錄着，這些記錄是她無數次試圖學習女兒語言時寫下的。她客廳牆上掛着孩子們的照片，其中一張是黑白的小本德的照片，彷彿時間靜止了一般。

韓泰順計劃起訴韓國政府和霍爾特，指責他們剝奪了自己與女兒建立真正關係的權利。

身份互換

這個系統將兒童變成了沒有歷史、沒有父母、沒有聯繫的人。

許多被收養的孩子永遠不會知道自己生活的基本事實，他們的生日、親生父母、是否有人想要他們或他們是否真的被遺棄，因為他們的文件是假的。

被收養到美國的羅賓·喬伊·帕克非常珍視她的文件，以至於她在背上紋上了自己的收養號碼——82C-1320。這是她與祖國的唯一聯繫。

這些文件稱她是一名叫樸珠英的女孩，1982年8月出生於釜山，她的未婚母親無法撫養她。2007年，帕克前往韓國，會見了她的收養機構“東方”列出的她的“母親”。

多年來，她們之間的紐帶逐漸加深。她們拜訪親戚，手牽手，共住酒店房間，母親還給她餵飯。為了與韓國兄弟姐妹的命名傳統保持一致，這名女子的兒子改名為樸俊英，以共享“英”這個音節。

五年過去了。帕克請這名女子進行DNA測試，希望能找到她的父親。

她們沒有血緣關係。她並不是樸珠英，她是另一個身份未知的女孩。

“我真的非常傷心、震驚、崩潰和憤怒，”帕克説，“我只能想象她是什麼感受。”

她雖然與這名女子失去了聯繫，但仍與她認為是弟弟的男子保持聯繫。

她的故事並不罕見。據前收養工作人員稱，當被收養的孩子死亡、病得太重無法旅行或被親生家庭找到時，收養機構通常會用其他孩子替換他們，而不是從頭開始重新辦理收養手續。

其中一位是在丹麥長大的米亞·桑·約爾諾，她與收養機構韓國社會服務列出的她“父親”的家人建立了密切關係。2000年，她參加了他的葬禮，甚至在傳統的三天哀悼過程中與親戚們一起接待客人。

他給了她母親的名字，她鼓起勇氣與她聯繫。她們做了DNA測試。

她們沒有血緣關係。該機構告訴她，她的文件有誤，她甚至不是文件上寫的那個女孩樸尚玉。她是金恩慧，她為一位不是她父親的父親哀悼過。

“我總是感到這種不安，”她説，“就是不知道我的那一部分，我的身份。”

帕克和約爾諾都沒有找到她們的親生父母。她們都經常想起被賦予她們身份的女孩，並想知道：她怎麼樣了？

“我們本應是一個幸福的家庭”

1988年奧運會將嬰兒交易作為國家的恥辱公之於眾後，韓國政府嚴厲打擊了收養行業。

收養數量大幅下降，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每年約8000人降至90年代的每年約2000人。但包括卡拉布雷塔在內的數萬名兒童已經身處海外。

醫院工作人員告訴卡拉布雷塔的母親，她的兒子已經死了。她三次前往寺廟為亡靈舉行佛教儀式。

1986年，隨他前往美國的文件將他描述為“一個健康的正常嬰兒，可收養”，出生於一位未婚母親，並未提及手術。

卡拉布雷塔於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返回韓國。他的父親李成秀無法忍受兩週的隔離期，第二天就出現在公寓外。

卡拉布雷塔打開窗户大喊：“爸爸”，“我的兒子”，李成秀回應道。

“我們本應是一個幸福的家庭，而不是分離，他是我珍貴的長子，”李成秀説，“三十多年來，他被迫生活在異國他鄉，這讓我心碎。”

卡拉布雷塔經常訪問韓國，他們每隔幾天就會通電話。他和母親一樣，耳朵上有一個奇怪的凹陷，和父親一樣愛笑，對鞋子、夾克和音樂有着相同的品味，也有同樣的過敏症。

那些年裏，卡拉布雷塔的母親一直保留着她空着手從醫院帶出來的毯子，象徵着她兒子本應存在的缺席。

他要求她重新給他起名，以重新接納他，作為她的兒子和韓國的兒子。在韓國，有一種説法是，只有當你給它命名後，它才真正屬於你，而且一旦命名，你就必須照顧它。

因此，他現在更喜歡他的新名字：韓立（Hanil）·李（Lee）。

卡拉布雷塔不僅指責韓國，還指責美國將他從父母身邊奪走並收養到美國的一個家庭中。

“還有什麼比奪走別人的孩子並將他們帶走更能彰顯統治的榮耀呢？”他問道，“真是膽大妄為，而且這一切都被包裹在‘你被收養真是太幸運了’的華麗外衣下。”

美媒的一項調查發現，西方政府對此類猖獗的欺詐行為視而不見，並施壓韓國政府繼續讓兒童源源不斷地被收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