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裕華：找到一個好問題，研究就成功了一半（上）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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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能力是當代社會科學界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政治學家一般將國家能力定義為國家實現國家目標的能力，這一變量直接影響到經濟發展、公共產品的供給，乃至國家和平的維護。
不同於大多着眼於現當代的既有討論，哈佛大學政府系首位中國籍教授王裕華在他的新作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The Social Origins of State Development 中將目光投向悠久的中國歷史，將政治學研究與歷史研究相結合，探討歷史上中國國家能力的興衰及其原因。他指出，強國家能力需要一個團結的、為公不為私的精英階層，然而這樣一種精英階層的存在又會威脅到皇帝的地位，這是中國古代的一個基本困境。不同朝代中精英的社會關係結構存在差異，正是這種差異造成了國家的興衰。同時，王裕華教授還指出，精英網絡結構這一機制不僅能解釋中國古代的興衰，而且如同“社會資本”這樣的概念一樣，擁有更加廣泛乃至普遍的意義。
在本次訪談中，哈佛大學王裕華教授結合最新研究，對自己的學術觀點、治學路徑、經驗心得等內容作了詳盡的介紹。我們將分兩次發佈王裕華教授的完整訪談錄，本篇主要涵蓋的內容包括：如何發現研究問題，如何進行研究準備，如何回應質疑，以及如何從學界同仁的作品中獲得啓發等。
學人簡介
王裕華，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本科、碩士，密歇根大學政治學博士，哈佛大學政府系終身正教授，在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Comparative Politics，China Quarterly等期刊發表論文多篇，著有《縛住威權之手：中國法治的興起》（Tying the Autocrat’s Hands: The Rise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新書《中華帝國的興衰：國家發展的社會起源》（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The Social Origins of State Development.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於2022年10月出版。
全文已經王裕華教授審訂。下文中，“政文觀止”與“王裕華教授”均用 Q & A 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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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發現：挖掘中國歷史，推動對國家發展的理解
Q：王老師您好，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們專訪，恭喜您的大作《中華帝國的興衰：國家發展的社會起源》即將於今年的秋天出版。您2015年出版了第一本基於博士論文的專著，《縛住威權之手：中國法治的興起》，當時那本書聚焦的是當下，現在即將出版的這本新書又回溯到中國歷史上的國家建設。在旁人來看，從博士論文到即將付梓的新書的研究領域跨度是很大的，您為什麼要寫這本書，您希望從理論和方法上貢獻什麼？
A：謝謝政文觀止Poliview的邀請，很高興能借此機會和大家做一個交流。我寫作第二本書實際上是在圓自己一個夢。我從上學的時候就喜歡歷史，高考填志願的時候，第一志願填的是北京大學歷史系，但是當時分數不夠，就被分配到了政治學系。但是我這個夢想未曾湮滅，一直想去研究歷史。但畢竟自己現在是個政治學者，最好把歷史和政治結合起來，通過歷史去研究政治，希望從歷史中得到一些政治上的啓示。在我看來，不管是我研究當代中國的第一本書，還是研究古代中國的第二本書，目標都是一致的。都是試圖通過某個時代，通過當時的故事去探究政治的本質。因為無論是在2000年前還是在當下，政治的本質—權力—並沒有太大變化。換言之，制度會有變化，人的偏好會有變化，但政治的核心邏輯沒有太大的變化。所以我倒覺得研究哪個時段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不能通過這樣一個時間與空間，看穿背後的一些東西，特別是看到政治最核心的邏輯。我覺得所有的政治學家都是如此，不論是研究美國政治還是其他國家政治，通過不同的時間跟空間的組合來擴展研究視域，從而看到政治最核心的一些邏輯，這是做研究的一個最主要目的。
當然回過頭來説，寫作這本書的主要目的還是圓我自己的夢。在寫完第一本書之後，差不多是在2014年，我就在想第二本書應該寫什麼。當時有很多想法，但想來想去最後決定試着把我對中國歷史的興趣以及我對政治學的研究結合到一塊，通過中國歷史來了解政治。我覺得這樣做有兩方面的意義：首先，滿足了我個人的興趣。其次，我覺得政治學裏面很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推動對國家形成、建構、發展的研究。從蒂利（Charles Tilly）開始，大部分的文獻都是在研究歐洲，特別是西歐的國家。很可惜的是，這一領域對中國的關注着實有限。歐洲有記錄的歷史遠沒有中國悠久，中國有文字記錄的歷史至少已經有3000年了。從秦代締造一個統一的國家後，有記錄的歷史、數據就更豐富了。但是政治學者很少把這些數據利用起來。之前一小部分學者做過一些開創性的貢獻，比如許田波（Victoria Tinbor-Hui）出版的《戰爭與國家形成：春秋戰國與近代早期歐洲之比較》（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講先秦時代的國家發展，但是在政治學裏面還沒有成為一個規模。後來在社會學領域中，趙鼎新老師的《儒法國家：中國歷史新論》（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在討論中國“儒法國家”的形成時也是追溯到了春秋戰國。但是除了這兩本代表作，政治學和社會學研究中還沒有完全利用古代中國的豐富資源。
古代中國有大量保存較好的數據，比如“二十四史”、《資治通鑑》、《通典》、《通志》，以及墓誌銘、實錄、地方上的家譜和地方誌。對此，絕大部分的政治學家基本上還都沒有開發過。我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個好的切入點，就像是一座埋在地底下的金礦，藴藏了特別多的價值，但是迄今為止大部分人都還沒有去挖掘。
當然，最開始做的時候遇到了很多困難。因為寫歷史的東西，得去找一些原始的數據。它雖然是個金礦，但因為沒有人開採過，所以呈現出的形態一直是很原始的、沒有結構的。不像很多關於當代中國的數據是現成的，比如省市官員數據、經濟指標數據、社會調查數據，很多學者已經把它們整理好了放在網上，下載後就可以進行分析。從事歷史研究就不一樣，得去自己收集數據，這一過程花費了很長時間。儘管我找到了一個好的切入點，但是我仍然面臨着一個大的挑戰，就是找到一個好的問題。我知道我要研究古代中國的政治，但是我仍然不知道我要回答一個什麼樣的問題。我花了很多時間才找到這個puzzle。
Q：就是一個困惑嗎？
A：相當於是一個研究問題吧。並不是所有的研究問題都puzzling。一個好的puzzle一般是前人沒有意識到的或者前人的研究不能很好回答的。在我看來，找到這樣一個研究問題是做研究中最關鍵的也是最大的挑戰。在準備這本書的時候，我花了差不多三四年的時間在尋找問題。在有了明確的問題之後，接下來我就去想應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然後再去找相應的數據，所以整個過程用了好長時間。我基本上從2014年底開始思考這本書，但真正着手寫作是在新冠病毒在美國大流行開始（2020年的3月份）之後。在那之前我基本上都是在閲讀、思考、收集數據，經歷了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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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準備：兩年沉浸式閲讀
Q：這麼來看，您前面大概花的6年時間都是在做奠基、鋪墊這樣的準備性工作。
A：是這樣的。我記得我來哈佛的第二年，2016年是我學術休假（On leave），不用教課的年份。我當時決定這一年把其他的事情都放在一邊，不寫新的文章，也不把精力放在別的工作論文上面。我把這一整年拿出來讀書。我當時從圖書館裏借了大量的書，又買了好多書。當時要去我辦公室，你可以看到滿地堆的都是書，都沒有地方落腳。我花了那一整年的時間認認真真讀了書，中國的權威歷史（如“二十四史”、《資治通鑑》），以及我能找到的所有歷史學家寫的英文的、中文的著作。一個朝代一個朝代地讀。儘管2017年又有教課的任務，但我還是把儘可能的時間都用來讀書。所以這樣算，我基本上是沉靜下來讀了兩年書。那兩年對我來説特別有幫助，因為我之前的研究感覺一直是停留在某一個平台上，到了一定水平，就一直停滯不前。在這個水平上可以寫一些文章，但是沒有突破。我利用那兩年好好讀書之後，終於找到了一個突破口。當然現在想起來，那兩年選擇沉浸式讀書是一個極其膽大且風險極高的賭博。我的簡歷裏在2018年到2021年之間沒有發表任何東西。在沒有拿到終身教職的情況下，花兩年時間去讀書，不寫文章，特別冒險。
我記得當時跟同事聊天的時候，他們問我在幹什麼，我説在看書，他們聽後就覺得非常驚訝，因為當時幾乎所有人都在寫文章。因為對於新入職的教師來説，發表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怎麼會有人用學術休假的時間來讀書而不寫文章？我現在想起來其實也挺後怕的，因為那兩年的時間如果最後沒有產出來一個想法，導致這本書無法完成，那是非常危險的。當時更保險的做法是去寫一些文章，就算是最後書沒寫成，但是至少兩年時間可以寫一些文章出來。但那兩年我賭對了，無論是對知識積累上還是在想法上的提升，都是大有裨益的。我在那兩年讀了幾乎所有歷史學家寫的關於中國歷史的中英文著作。時間上從漢代橫跨到清代。像陳寅恪關於隋唐的著作，毛漢光用統計方法對中古中國政治變動和社會變遷的研究，田餘慶對東晉門閥的討論，鄧廣銘對宋代政治的論述，以及鄭振滿對明清福建家族的研究，我都認真學習過。當我用兩年時間把這些大部頭的著作都讀完，一個框架就隱隱約約地在我腦海裏浮現出來了。這是一個很慢的過程，但它又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讀得多了之後，就會發現好像有這麼一個線索，能夠把中國歷史上這些不同的朝代，這些紛繁複雜的細節、人物串到一塊。這是我最大的收穫。
Q：所以這兩年是驚險的一躍，您現在應該拿到長聘教職了。
A：還沒有，我是這個學年（2021-2022）評終身教職，到22年6月份才會知道結果。哈佛評終身教職歷史上的成功率非常低，所以我只能説是盡我所能，把我能做的都做到了，剩下的就交給系裏跟學校去決定就行。（政觀注：在這篇訪談發佈前，王裕華老師已經獲得了哈佛大學政府系的長聘教職，並於2022年7月正式晉升為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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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質疑：挖掘理論背後的邏輯
Q：原來前面還有這麼多複雜的挑戰，真是不容易，祝您成功！您在完成了這樣一個驚險的一躍之後，最終產出了這樣一個成果，確實了不起。我在想，您剛才提到，因為政治學家研究國家形成（state formation）或國家建設（state building），源頭都來自於蒂利。但您剛才也説過，蒂利他們研究的對象主要是西歐中世紀各種類型的國家向近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演進的過程。不知道您在美國有沒有遇到這樣的質疑，就説當你要去用中國的歷史去發展源自西歐歷史經驗的國家理論時，很多人會質疑，蒂利這套理論是研究西方的，特別是研究西方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邏輯，你研究的古代中國並不是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它是前現代帝國（pre-modern empire）或者是王朝國家（dynastic state）。當您遇到類似的質疑時，您又是如何回應的？
A：遇到過很多這樣的質疑。在我看來，研究中國國家形成的文獻之所以數量有限並且沒有做出同研究歐洲國家形成一樣的貢獻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大家每天都在圍繞“國家”這個名詞打嘴仗。其實完全沒有必要，這是學人自擾的一種行為。展開來説，我覺得沒有必要死摳定義，從概念上討論這到底叫不叫民族-國家，還是這個叫帝國，那個才叫民族-國家。這種爭論是沒有意義的。對我們來説，最主要的任務在於理解背後的邏輯到底是什麼。比如蒂利“戰爭製造國家”（War makes the states）的邏輯是什麼？其實，蒂利總結的邏輯一言以蔽之就是，無論它是民族-國家還是什麼，只要它是個組織（organization），當面臨外來威脅的時候，這個組織就要去動員內部資源，去強化自身應對外部威脅的能力。
我覺得蒂利的邏輯不僅僅適用於國家，它同樣適用於一個社會組織、一個家族或者一個公司。在我看來，“戰爭製造國家”的邏輯應當是普遍的，那麼我們應該如何來用這個邏輯來審視中國的國家研究呢？我覺得思考問題的根本點應該落在這個問題：古代中國符不符合蒂利的邏輯？當有外來侵略的時候，古代中國的精英有沒有像當時歐洲形形色色的國家做的那樣，去嘗試建立一箇中央集權國家，建立官僚制，建立税收制度，動員國內的資源去打仗。這個邏輯本身才是最主要的。圍繞不同類型的國家去摳字眼是捨本逐末之舉。
説到這裏，我想起來我當時寫書的幾個重要動機。其中的第一個動機就是我在讀桓寬的《鹽鐵論》的時候，我突然想到了蒂利。因為蒂利説當國家面臨外來軍事威脅的時候，這些國家的精英就會團結一致去對抗外敵。但是《鹽鐵論》的記錄反映的政治邏輯卻並非如此。《鹽鐵論》記載的是漢昭帝時，為了應對匈奴威脅，由丞相田千秋與御史大夫桑弘羊圍繞漢武帝時制定的財政政策是否存續的一場辯論。換言之，當漢代中國面臨外敵的時候，精英並不團結，而是在爭論到底要不要增加國家對財政的控制。
Q：也就是精英們圍繞是否應該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而產生了分歧。
A：對，就是精英們對增加税收意見不一。桑弘羊遭到了一幫儒生的反對，而且是特別堅決的反對。整本《鹽鐵論》全面記述了田千秋、儒生跟桑弘羊圍繞財政政策的爭論，我當時讀完那本書覺得很有意思，直覺當時的中國跟後來歐洲的邏輯可能不一樣。中國有一個叫儒生的羣體，他們認為徵税是與民爭利。但事實上，原來的鹽鐵是由地方豪強所掌控的，在實施國家專賣之後，這些精英的經濟利益就被侵犯了。但儒生們不會這麼説，他們説的時候，總是從儒家那一套出發，説得冠冕堂皇，但其實背後講的就是這樣一個道理。總而言之，國家搞鹽鐵專賣之後，與他們利益休慼與共的這些豪強就沒有錢可賺了，所以他們才會反對，這就是我當時產生靈感的很重要一點。我讀到那的時候，就在想能不能把歷史上所有這些重大節點的財政政策，這些爭論，用實證的方法去做一些研究。但是我最後沒有去做圍繞《鹽鐵論》的爭論，因為漢代的數據還比較少。我能找到第一個這種規模大並且數據也比較全的爭論，就是王安石變法。所以我後來研究王安石變法，在我書裏成了很重要的一章，核心內容也發在了《美國政治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所有的這一切跟我一開始讀《鹽鐵論》有很大的關係。
Q：對，事實上您還做了唐德宗時期，朝中大臣對由宰相楊炎主持的兩税法改革的態度。
A：對，兩税法，那是書裏面講的第一場財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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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歷史與政治學的張力：明確研究目的
Q：對，所以在您的書中，楊炎的兩税法改革和王安石變法就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對此，您給出的解釋就是精英網絡結構（星狀、領結型、環形）的差異。同時，您整本書就是通過精英網絡結構的變遷這一機制去解釋中國從盛唐到晚清之間1000多年的歷史發展。在我看來，這個機制是一個變化的動態機制，而且是解釋國家興衰的廣義（普遍）機制，但是有學者可能會質疑，比如您的機制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也是一個相對靜態的機制——因為落腳點還是精英網絡的結構。他們會認為用這麼一個靜態的機制去解釋這樣一段漫長的歷史，會不會存在“裁剪歷史”的嫌疑。我之所以提這樣的問題不是我去質疑您，相反我很願意學習這種研究路數。但是問題在於我們做的很多研究，包括受到您、受到王海驍（Erik H. Wang）老師他們啓發做的一些研究，只要是我們用政治學的分析框架去解釋中國歷史時就一定會遇到“裁剪歷史”的質疑，我想請教您是如何去回應的？您是怎麼對您的發現進行辯護的——它不是一個基於特定案例而缺乏普遍意義（ad-hoc）的解釋，而是一個廣義（普遍）機制。
A：你這個問題提得很好，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明白研究想要解釋什麼東西。我書裏想回答的核心問題是在中國古代為什麼皇帝權力和國家能力在歷史的發展中此起彼伏。比如，在宋代以前，中國皇帝在位時間是在不斷變短的。我對每個皇帝的退位方式都做了一個編碼，發現在唐末，基本上有一半的皇帝都是以非正常的方式退位的，包括被篡位，被精英（也包括宦官）刺殺，由此可見當時精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總而言之，在宋代之前，中國的皇帝被精英通過政變推翻的概率是在不斷提高的，但是這一概率從宋代開始就不斷下降了。我在書裏繪製了兩張圖。其中一張是中國曆代皇帝非正常退位的概率，基本趨勢就是在唐末的時候，非正常退位的皇帝達到一個最高點。從宋之後開始下降，到明清之際就降得非常低，基本上在清代就很少有皇帝是被精英推翻的。第二張圖是中國曆代財政税收的圖，包括財政政策和税負。財力的變化與皇權的變化是完全相反的。在宋之前，國家的税收能力在不斷增加，無論是佔當時經濟總量的比重，還是人均税收，都是在不斷上升的。到了宋代，中國國家的税收收入在GDP中的佔比達到了最高峯。但從北宋開始，税收就開始下降，隨之而來的卻是皇權的提升。
Q：如果沒記錯的話，斯塔薩維奇（David Stasavage）在《民主的衰落與興起：一部縱貫古今的全球史》（The Decline and Rise of Democracy: A Global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oda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一書中提到的宋代税收佔經濟的比重是13%。
A：對，是13%左右，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比例，因為英國直到18世紀才達到這一數字，而中國在11世紀的時候就已經達到了這一水平。但問題是從王安石變法失敗之後，中國的税收就開始下降，無論是税收在經濟總量中的所佔比重還是人均税負都在下降，到了清代，當時的税收佔經濟總量的1%都不到。相比之下，皇帝平均在位時間在宋之後一直在不斷上升。所以在某種意義上，這兩張圖概括了整本書最重要的研究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弱君主能統治一個強國家，而強君主反而導致弱國家。歸根結底，為什麼宋之後的中國會建立絕對皇權，但是國家能力卻在不斷下降。有了這麼一個問題之後，接下來的研究就水到渠成了。此外，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要看變化，你剛才説，有人會質疑不能用一個不變的框架去解釋一個變的東西，所以你就要看是什麼東西在變。
在讀了很多歷史學家的作品後，我發現從內藤湖南（Naitō Konan）開始，他們都在討論變。內藤湖南首提“唐宋變革”，我當時覺得這一塊挺有意思，因為他説的節點跟我發現的節點恰好一樣，而且這在歷史學家中也基本形成了共識——唐末宋初的時候，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一個很重要的轉折。
後來給我重要啓發的一本書是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歷史學家韓明士（Robert Hymes）寫的《官宦與紳士：兩宋江西撫州的精英》（Statesma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這本書講的是宋代精英的地方化。韓明士通過對江西撫州一地精英的研究，發現在宋代早期的時候，很多人還是有跨區域的姻親網絡，比如一個人在嫁女兒或者娶兒媳的時候，都是從很遠的地方找。但是到了北宋後期以及南宋的時候，精英的地方化就非常明顯了。再看他們的社會結構特別是姻親網絡，大多數人都是在本地找姻親。精英的社會關係地方化之後，他們的政治訴求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不再關心中央的事務，轉而開始關心地方的事情，最後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地方上。就算有的人通過科舉去中央政府當官，他們的政策偏好也都是為地方着想，考慮的是地方的利益，因為他們所有的家庭關係都在地方。韓明士那本書對我的理論構思起到了特別重要的啓發，相當於是他告訴了我應該去哪裏找答案——唐宋之間發生了很重要的轉折，特別是精英的社會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原來唐代全國性的門閥士族和跨地域的關係網絡在黃巢起義的衝擊下土崩瓦解，社會關係從宋代開始地方化。認識到精英社會關係的重要性幫我把君主在位時間和國家能力連接起來。儘管我後來又用了好多時間才想通怎麼樣去建立這麼一層關係，但是我覺得能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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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謎題：追尋變革背後的關鍵機制
Q：對，您剛才説到韓明士這本書認為宋代的中國經歷了地方化，然後也提到了內藤湖南，我在想是不是還有一個人對您的啓發比較大，就是譚凱（Nicolas Tackett）。因為他在《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4）一書中寫道：在安史之亂後的中晚唐，精英仍然能通過彼此之間的互相聯姻，結成一個強大的網絡，從而實現再中央集權化。後來因為唐宋變革，宋代之後中國的精英轉向地方化。就像您説的，即便他們入朝為官，但他們首先會想到的還是自己的家族或者是地方的利益，是這樣嗎？
A：沒錯。我最開始讀的是韓明士的著作，讀完他的書後我知道了在宋代發生了這麼一件事情，我又去讀其他書，開始像拼圖一樣去拼，看最後能不能拼成一個大的圖。後來又讀了譚凱的書，讓我一下有了頓悟的感覺。我當時在讀研究宋代的書的時候，我就想知道為什麼在唐宋之間發生了這樣一個變革？譚凱對唐末的研究回答了這個問題。此外，我還讀了Robert Hartwell的經典研究。
Q：郝若貝。
A：對。郝若貝是韓明士的導師，是一個學術體系。他們覺得在北宋和南宋之間發生了中國古代歷史上關鍵的變革，而不是我們現在認為的唐宋變革。但是我發現在兩宋之交發生的這場變革跟我數據中呈現的趨勢不太吻合，因為我看到的是唐末宋初的時候中國的歷史發展出現了拐點。有鑑於此，我再去讀其他的書，我覺得譚凱那本書一下讓我找到了答案。譚凱指出，在唐末發生了一場很重要的事件——黃巢起義。而在他之前，很少有歷史學家對黃巢起義對門閥士族衰落的影響給出系統性的研究。我們現在都知道了，黃巢起義對後來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持久的影響。
Q：因為黃巢起義軍把當時壟斷國家權力的高門閥閲幾乎都殺掉了。
A：對，黃巢起義軍當時攻入了唐代的兩京，幾乎將居住在長安和洛陽，以及居住在兩京走廊上的這些門閥士族屠戮殆盡，這對中國歷史上貴族勢力產生了毀滅性的影響。唐末五代後，全國性的舊精英幾乎退出了歷史舞台，所以北宋才能比較系統地採取科舉取士的方法。
科舉讓這些地方鄉紳對土地產生更多的興趣，進而更願意去跟當地的精英結成社會關係。相比之下，門閥士族對土地是沒有什麼興趣的，他們最感興趣的是當官，他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當官，本身不需要太多的土地，他們保證世世代代當官就可以了。但是後來的鄉紳家庭，考科舉需要前期投資，有點像現在的學區房。需要有土地，從土地上獲得收入，進而再投資於教育。鄉紳一旦對土地產生興趣，就會固化到某一個地方上去，就想去結識當地的另外一些精英，建立起當地的社會網絡。所以在這層意義上，精英的地方化跟科舉的大規模鋪開有着密切的關係，而這正好發生在唐末宋初這個節點上。
注：我們將分兩次發佈王裕華教授的完整訪談錄。在下篇訪談中，王裕華教授將談及如何在研究中評估競爭性的解釋、如何向英語世界的政治學者闡明研究中國歷史的重要性、歷史數據的處理與使用等問題。
PUP 內容速遞
在過去兩千年的時間裏，中國一直是世界上領先的超級大國，只是在最近兩個世紀才落伍，而現在又重新崛起，佔據主導地位。是什麼因素導致了古代中國的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對從7世紀到20世紀的中國進行了系統的研究。王裕華重點介紹了短命的皇帝如何統治一個強大的國家，而長期在位的皇帝如何統治一個弱小的國家，他説明了為什麼中國歷史的教訓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國家建設。
王裕華認為，中國的統治者面臨着一個基本的權衡，他稱之為君主的困境：一羣團結一致、能夠加強國家能力的精英，也可能推翻其統治者。這種困境的出現是因為，加強國家能力和保持統治者更長時間的權力需要中央精英所處的社會網絡不同。王裕華研究了這些社會網絡如何塑造了中國的國家構建，反之亦然，他還研究了統治者通過分裂精英來追求權力的做法如何成為古代中國衰落的罪魁禍首。
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借鑑了一千多年的中國歷史，強調了精英社會關係在影響國家發展軌跡中的作用。
PUP名家推薦
“這部對中國國家的嚴謹和創新的研究表明，即使國家是軟弱的，它也可以是持久的。王裕華對精英網絡如何調解統治者和社會之間關係的分析，改變了我們對國家形成和生存的理解。”
——Anna Grzymała-Busse，斯坦福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對國家的成敗提供了一個可讀的、有説服力的、挑釁性的描述，涉及社會科學和歷史的主要辯論。這本書雄心勃勃，內容廣泛，理論創新，對國家建設、歷史政治經濟學和中國政治的文獻做出了重要貢獻。”
——Daniel Mattingly，耶魯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以網絡理論為基礎，提出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哪些聯繫最有可能導致持久的統治，它涵蓋了一千多年的歷史，提出了中國國家何時以及為何最穩固。這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學作品。”
——David Stasavage，紐約大學教授，著有The Decline and Rise and of Democracy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普林斯頓讀書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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