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塬與我（一）_風聞

        1972年10月18號，年初從插隊小山村返城後在屠宰場殺豬宰牛屠狗的當了幾個月臨時工後，在陣陣秋風驅動下，在母親淚眼濛濛中，我肩頭扛着鋪蓋卷手裏提着小木箱，在二道街攀上一輛地區運輸公司的躍進卡車趕赴延安地區任家台林場。吃罷午飯聽完了分配名單再登上延安軍馬場留下的渾身吱吱亂響的那部嘎斯五一卡車沿着彎彎曲曲一會平緩一會陡峭的上塬之路奔赴保爾塬。當時同車的謝文治同志對我説了一句話“以後咱們就在一個單位工作呢”，此君官至延安地區林業局局長，如今還在為人民服務的征程中呢。自從來到保爾塬那天起，我就開始了撒綠播青護衞森林四十餘載的革命歷程。如今回想起來，四十餘載歷經千辛萬苦，抓鐵留痕踏石留印一步一個腳印啊。    剛去的時候單位還師從總後勤部延安軍馬場各級組織都是按軍隊編制而就。保爾塬是第五連，下設四個班，還有一個後勤班。我去了編在第四班住在第四個土窯洞。非常湊巧，當年主，席在井岡山組建的紅軍就是紅四軍，所以“四”在人民解放軍系列裏是個優秀數字呢。君不見連空軍的第一支部隊都稱之為混成第四旅嘛。非常巧的是，四號窯洞也住進去四位。進門緊貼窗户安放北京知青陳邦平同志的單人牀。保爾塬不通電，夜間照明用煤油燈。編制規定一孔窯洞一盞燈，四號窯洞的煤油燈就放在他牀前窗沿邊上。窯掌的大炕上則並排安了三塊單人牀板，北京知青胡爾樹同志睡在了靠裏邊的那張單人牀板，與我同來的陝北青少年滑冰亞軍劉志智同志選用了中間那張，我則佔用了炕頭處的那塊牀板上。它的最大特點就是正對着窯門，無論是誰一進門首先看到的就是我老人家的寶榻，幸運的時候還能一睹我的尊容。哈哈哈，雖然陝北有牀不能對門的民間傳説，我是陝北人但打小在四川長大直到1969年才回到陝北插隊所以也不講究這些事。當時四班班長是安桂香同志。一位北京知青，人家在農村就參加了黨，那是屬於知青中的佼佼者更是組織上的後備力量呢。安桂香同志很有工作能力，對每位同志關心的都很到位。以後連隊又成立了第五班，時任連指導員的王連榮同志找我談話，説組織決定我去五班工作。那，去就去唄，於是我又成為五班的一員。五班就沒有冬暖夏涼的土窯洞居住了。全班以班長郭大寧同志為首的五位男丁都居住在連隊坡下的一間平房裏。平房的炕較窯洞大，所以郭大寧同志、趙恩養同志、劉新民同志、馬彥軍同志等四位大師都擠在了一鋪炕上。那我呢，仍舊發揚革命傳統，沿襲了在四班四號窯洞的鋪位安排，照舊睡在了正對着屋門的那塊寶地。當時連隊物資貧乏的很，牀板牀凳都沒有。連首長要我自己設法解決。徵得連隊首長同意，當然這是必須的不然“後果很嚴重”，我從飼養室找來三塊不知道啥時候解開的木板，然後提着斧子深入林子裏砍了幾根直溜光滑的樹枝，有兩根的一頭專門帶着樹杈。這在林區方便，林區唯一不缺的就是林木，看上哪根就砍哪根唄，我都挑選山桃樹砍，辟邪呀！樹枝樹杈砍好後，我先在地面掏個洞把上面帶杈的樹枝插進去埋好夯實，在乾打壘的土牆掏個眼，再把直溜的樹枝一頭卡在樹杈上一頭插入牆上的洞裏，一個結結實實的牀凳就成了，把木板放上去，嘿嘿，功夫不負有心人，牀板問題就解決了。指導員王連榮同志聞知蒞臨視察後説“嘿，牀板問題沒把你難住嘛。”平房的門窗都不嚴實，而林區幾大怪其中之一就是風兒賊厲害，尤其是冬季，那就更加襲人透骨心寒。雖然屋子當中安有火爐，但即使是火勢旺盛時，人們圍在火爐跟前，那感覺就是前面就是火焰山而背後則是南極川人前人後兩個樣呀。也許認為門窗就是透光透氣出入行進及防止野獸不法侵襲，故對維修也沒當回事就這樣熬着，直到連隊重新翻修新建房屋為止。1973年間我被抽調參與架設從富縣縣城到林場的電話線工程，這一去就是大半年。1974年麥收前，我又與魏黃生同志、張琦同志、李承春同志、李新奇同志、王亞松同志組成宣傳隊到場機務隊協助工作。直到1976年春節後的一天午飯後，我正在臨時駐地場部水井跟前的那間大教室與機務隊幾位師傅閒聊時，李世平同志悄無聲息的走了進來，然後要其他人離開，神神秘秘的低聲告訴我“黨的領導小組”決定你回五連工作。我總算結束了宣傳隊一年多工作的最後留守重任回到了保爾塬。時任連隊負責人的高明生同志看了介紹信後撓了撓頭皮，好一陣才説你打算乾點啥？我説你安排幹啥就幹啥！於是高明生同志説那就下班裏吧。1976年6月6號我奉調離開了保爾塬。從此我再也沒有去過灑有我辛勤汗水三年半之久的保爾塬。2007年11月我去以閆陽安所長為首的直羅森林公安派出所考察時，途經照八寺時應我請求在此做短暫停留。我久久遙望讓人無法忘卻的保爾塬，留下了一張濃濃深情的圖片。五班班長是安定人氏郭大寧同志。因我的母親就是安定魏家，所以我也算半個安定人，“外（未）家”嘛。説起來慚愧，我在延安二十多年就沒有搞清楚母親那方面的親戚譜。我當林警後在查辦案件中曾接觸過不少安定籍人氏，還曾鬧出過笑話來着。一次我們巡查抓住一個非法運輸盜伐林木的人。與其同行的婦人據其説是他的婆姨與案件無關，那當然我們就放行了。第二天我弟弟找我説母親要我回去有急事。我進了家門卻見那位婦人正在吃飯呢。我當時就急眼了，以為是我把她男人抓了到我們家耍賴來了。剛想發作，誰想母親説這是你大妗子。嗨，原來被抓的人是我母親的一位堂兄當然就是我的舅舅嘛。時任地區公安處副處長的任學效是我母親的堂叔當然就是我的堂外爺了，聽説這件事後一次見了指着我笑着説“外甥抓舅舅，啊。鬼子子一滿是二格梁。嗯，後生行，執法如山！”黃土地人少地大當年信息也不發達，有個男婚女嫁的不一定都清楚，所以這一牽二扯的論起來真不好説是啥親戚呢。在保爾塬時，好幾位安定人氏都説與我母親有親戚，有的還説比我輩分大。我也不敢瞎應承但也不敢不承認。剛去不久我與也是安定人氏的石國華同志（吳存英的先生）閒聊，説起這個人他“認得呢”那個人也“認得呢”“親戚”，再細説是啥親戚他就説不上來了。嗨嗨嗨，如今回想起來這些趣事真是美滋滋的很。不管咋接説，無論是誰，只要在保爾塬的大鍋裏吃了幾年飯的那都是戰友用如今的時髦話就是羣友。那，都是親個蛋蛋的親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