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此一條, 印度便難復刻中國工業化的道路…” | 文化縱橫_風聞

阿紹卡·莫迪（Ashoka Mody）印度裔美國經濟學家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教授​楊倩 毛克疾 (編譯)南亞問題研究小組【導讀】過去十年來，印度的崛起重塑了地區和全球格局。一些分析人士預測，到2027年，印度將超過日本和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那麼，印度的經濟前景究竟如何？本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觀察視角：製造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技術工人——短缺仍困擾着印度。當前，印度還未獲得全球經濟大國地位，但莫迪政府卻已然陶醉於大國幻想之中，以“自力更生”“國家安全”為由，拒絕向印度工業化急需的中國工程師發放簽證。作者認為，莫迪的自大將導致印度的發展前景堪憂。中國、韓國等二戰以後實現工業化起飛的國家無不如飢似渴地吸收海外資金、技術、人才，但印度如今不僅國內人力資本儲備遠弱於中韓當年水平，還錯把願景當現實。事實上，印度的製造業出口還在持續走低，龐大的人口基數難以轉化成勞動力優勢。從中國角度看，完整、準確、全面評估印度工業化前景尤為重要。一方面，不能輕視印度作為超大規模人口國家的巨大地緣經濟潛力，另一方面，更不能高估印度的現實能力和水平。畢竟，更多時候，正是印度決策者的自大、短視和迷信斷送了原本充滿希望的工業化之路，對印度經濟起飛造成了最嚴重的干擾和破壞。在客觀上，這踐行了印度內外之敵敢狂想而不敢實施的“壯舉”。本文編譯自《印度教徒報》（The Hindu）2024年7月30日文章，原題為《The problem with India’s blocking of the Chinese》，圖片來自作者專著《破碎印度（India is Broken）》, 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幻想大國崛起的印度，做了個可能腸子悔青的決定印度政府已承諾向中方技術人員發放更多簽證，因為大批印企正無比熱切渴望來自中國的技術支持。印企間流傳着“印度工廠管理層和勞動力相較他們的中國同行還存在‘巨大技能差距’”的説法，這甚至獲得印度工業和內貿促進局（DPIIT，譯者注：這是“印度製造”倡議的牽頭部門）秘書拉傑什·庫馬爾·辛格（Rajesh Kumar Singh）的認同。正如一家總部位於韋洛爾的鞋企所言，“中國技術人員‘高產且高效’。同樣條件下，他們可以用我們生產100件產品的資源生產150件產品。”印度工程出口促進委員會（EEPC）主席也呼籲印政府向中國技術人員發放更多簽證。印度貿易出口增長乏力，而中國增長明顯（1948-2020年數據，各國佔世界出口的百分比）從鞋類、紡織品到機械工程和電子產品，印企自華購買相關生產設備，但如若沒有中方技術人員的幫助，這些機器就無法獲得高效利用。印度各大產業聯合會、工業協會的高層也反覆提醒印政府官員：很多機器都在閒置，且出口訂單也難以完成。甚至連高塔姆·阿達尼（Gautam Adani）這樣的印度頂級財閥，其麾下的太陽能工廠也在等待中國技工獲得赴印簽證。官方公開承認印度存在巨大的技術赤字。這一表態非同尋常，令人印象深刻。少有人如此明確指出，即使是“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也需要大量專業技術。過去 40 年裏，中國正是不斷打磨這類技術才躋身全球製造業中心。同時，中國的人才成本也低於其他國家和地區。然而，儘管印度政府幾乎不對外國專家施加任何限制，但卻總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中國專家赴印。這已成為一個難題。印度必須跳上全球產業技術升級換代的快車，而中國恰恰最有能力幫助印度在最基礎的“低技術”產業中站穩腳跟。然而，由於印度政府踐行對華放寬簽證的承諾仍非常遲緩，現在是時候敦促印度政府對印度糟糕的教育事業採取行動了——這是真正的問題根源。儘管國際輿論大肆宣揚“印度經濟”，但世界並不會等印度太久。印度如果沒有外國技術援助，並大幅改善國內教育水平（這對中國也成立），那創造大量就業的經濟繁榮就是水月鏡花。▍簽證前景不容樂觀中國公民2019年獲得約20萬份赴印簽證，但在2020年中印邊境衝突後，印對華髮放簽證規模急劇萎縮。2023年，印度對華髮放的簽證數量已降至2000份。“安全導向型思維”在印度已然根深蒂固。到2024年，哪怕是區區1000份面向中國電子行業技術工人的簽證也因“嚴格審查”，紛紛被卡在“審批流程”中。儘管印度商工部官員已釋放積極信號，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印內閣部長卻潑冷水道：“中方技術人員和商人只有經過審查，且確保不違反旅行條件後，才可能獲得簽證”。顯然，要是堅持搞審查，那釋放再多的積極信號都沒用。強硬的國家安全論調很容易披上“自立印度”（Atmanirbhar Bharat）的華麗修辭，聲稱“印度製造業已步入自力更生的‘黃金時代’”。當印度經濟增長越發依賴海外技術支持，特別是中國技術的時候，印度官員卻沒有意識到“自力更生”一詞反而更具諷刺意味。印度城市非但沒有成為生產力增長的引擎，反而在20世紀80年代末落後於GDP的增長。▍國內外知識技術結合東亞經濟史告訴我們，儘管海外知識與技術至關重要，但只有配以受過良好教育的國內勞動力，才能有力激發經濟發展動能。由於印度教育薄弱，引進外國知識與技術才顯得尤為迫切。20世紀80年代，韓國企業通過拆解購進的外國設備以實施“逆向工程”。那時，韓國已有近三十年紮實的教育基礎，幾乎不需要外部人力援助。顯然，他們僅靠進口機器設備就獲取了可觀的國外技術。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中國經歷了爆發式的經濟發展，儘管當時中國教育基礎弱於韓國。然而，正如世界銀行1981年的一份報告所預測的，中國改革開放之前基礎教育的普及化和高質量，為中國快速發展做好了準備。為了促進國內發展，鄧小平派高層決策者出國考察，並引進國外資金和先進技術。事實再次證明，國內外技術的相互作用力之強大，足以推動中國成為新的全球製造業中心。與此同時，印度也建起了更多學校，招收了更多學生。但令人沮喪的是，當時基礎教育學業成果的測試結果卻表明，“印度學校幾乎沒有在教育學生”。斯坦福大學的埃裏克·漢努舍克（Eric Hanushek），在研究教育質量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方面成果斐然。他指出，印度僅有約15%的學生具備參與全球經濟分工所需的基本閲讀和算術技能，而在中國這一比例高達85%。印度在女孩教育方面落後，且印度的教育質量隨年級升高而差距逐漸拉大，大部分學生沒有做好進入大學的準備。而且中國並未止步於此。2018年以來，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開展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中，中國學生的表現超越世界最佳水平。連續多年的PISA評估和中國內部評估都顯示，中國達到世界一流學習水平的學生日益增加。印度參加了2009年的PISA評估，但因表現不佳而尷尬退出。▍“紅皇后競逐”儘管中國發展仍存在缺點和問題，但其深得劉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愛麗絲鏡中奇遇記》中紅皇后傳授的經驗精髓。如果要維持原有地位，你就要以兩倍於現在的速度奔跑，但如果想要領先，你甚至需要跑的比兩倍更快。中國大學在全球名列前茅，在計算科學和數學領域尤是如此。中國科學家在與涉及產業發展的應用科學領域都取得了重大進展。作為電動汽車和太陽能技術方面的全球領先者，中國已準備好進入人工智能領域的前沿。中國新近崛起的出口實力使其超越印度。簡而言之，中國已處於全球技術前沿——這已引起西方關切，然而他們非但沒有改善千瘡百孔的教育體系，反而以“不公平競爭”為由對自華進口商品設置貿易壁壘。這一貿易保護主義舉措，即使被冠以“產業政策”的藉口，也無法解決其教育體系的根本缺陷。印度和其他國家的精英似乎很難從中國汲取經驗。羅希特·蘭巴（Rohit Lamba）、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等經濟學家不認為印度應該繼續生產勞動密集型商品，但這顯然是錯誤的。相反，他們認為印度必須發展以技術為支撐的服務業以增加就業機會。二者合著新書《打破常規：印度未曾走過的繁榮之路》（Breaking the Mold: India’s Untraveled Path to Prosperity）強調，印度雖然要力所能及地發展製造業，但更應該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與製造業相關的服務業。這種説法忽視了印度高質量大學教育基本盤極為狹小的事實。正如歷史學家穆庫爾·凱薩萬（Mukul Kesavan）在提及德里大學衰落時所提出的，印度政治高層正在掏空這個國家最好的高教機構。▍印度的現實疫情期間，印度技術類服務出口增長戛然而止。就連印度理工學院的畢業生也很難找到工作。許多曾經在班加羅爾從事支持、維護和基本編碼等“IT經濟底層工作”的工程師，也只能在零工經濟中尋找機會。印度的IT行業在2023年提供了500多萬的工作崗位，目前這一數據在走低。較之印度10億適齡勞動人口和6億勞動力的總盤子，這些崗位顯得微不足道。儘管印度仍無法為孩子提供教育，無法為數百萬人提供體面工作，但《金融時報》的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仍然預測：印度正在成為全球經濟超級大國。然而，印度幾乎已然錯過了“中國+1”計劃的窗口期。墨西哥憑藉地緣位置的優勢，越南依靠地理位置及人力優勢，雙雙抓住了中國產品出口遭遇貿易壁壘的“窗口期”。事實上，外國投資者都在迴避印度，印度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出口（除了石化產品和化學品以外）在全球市場的份額僅為1.3%，甚至低於越南。20 世紀 70 年代初，韓國受益於貨幣大幅貶值，印度在“紅皇后競逐”中輸給了韓國。毫無疑問，如果“國家安全”“自力更生”的口號阻礙了外國專家獲得赴印簽證，哪怕只是一部分，也足以讓印度失去另一個重新開始的機遇。由於印度基礎教育和大學教育的功能失調，加之盧比升值，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出口前景將破滅。印度必須解決人力資本嚴重不足的問題，而不是醉心於全球大國的幻想。全球“紅皇后競賽”不斷加劇，印度的機會窗口正在關閉，而數百萬印度人卻還在絕望中等待着一份體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