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公知”們_風聞
艾思理-站在国家的立场上26分钟前
我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最適合聊“公知”這個話題的人了,因為我基本上經歷了“公知”這個社會現象醖釀、發生、發展、表面上式微的全過程,當年我在學術會議上見到後來著名的某個意氣風發的大“公知”的時候,社會上還幾乎沒有人用“公知”這個概念呢!後來因緣際會,我在“公知”的邊緣圈子裏面混了十幾年,如果不是理念不和,説不定早就成了有名的“公知”了,現在回過頭來看,頗有點《敵營十八年》中做卧底的感覺。不過這些經歷卻讓我既能夠從內部即“公知們”自己的角度,也可以從外部即“公知”批判者的角度,相對比較超然地看“公知”這種社會現象,我比“公知”們多了一個批判者的角度,比“公知”的批判者多了一個“公知”的角度,因此可以説我很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最瞭解“公知”的人。當然,那些當年和我一起在“公知”邊緣圈子當中混的人,肯定會罵我是叛徒、奸臣,無所謂了,當年因為沉迷“劍沉更依天”的詩句我就給自己取過一個平時寫小作文的筆名“劍沉”,預備着寫反面的文章的時候可以署名“奸臣”,年齡大了以後可以署名“漸塵”,將死之時可以署名“見塵”,如今我已經到了漸塵之年,如果能夠被罵“奸臣、叛徒”也可以算是對我的肯定和表揚了,等我見塵的時候,也就可以聊以自慰了。不説廢話,還是談正題吧。一、“公知”現象起源於忽悠孤陋寡聞的年輕人稍微好一點的大學的文科專業,有一個現象很普遍,就是有一批人天天在想着自己何時能夠成名,尤其是那些學習成績不錯考了碩士博士留校做了老師的更是如此,再加上身邊就有知名教授的例子,而且看起來這些知名教授也不比自己強多少,因此現實存在的成名的可能性就讓成名的渴望變得更加強烈。説的刻薄一點,這些人不知道在夢裏成名過多少次了,當然在夢醒之後也就失落過多少次。這些人成名的途徑也就是寫書、寫文章、講課,書出版了、文章發表了、課講完了,總會有一個反饋的,這些人逐漸就會發現,自己寫什麼樣的書和文章,講什麼內容,會獲得更加熱烈的反饋,根據反饋做進一步的調整,如此反覆,就會發現一條成名的捷徑。這個“輸出-反饋-調整”的模式最後發現的就是必須要忽悠孤陋寡聞的年輕人,原因很簡單,年齡大的人忽悠不動,這裏面既有見多識廣、思想成熟的原因,也有年齡大的人不願意改變學術圈既有利益格局的問題,年輕人尤其是大學中的學生一方面孤陋寡聞另一方面不牽涉學術圈的利益問題,動員起來容易得多。學術圈利益格局的問題我們就暫時不談了,專門就談一談年輕人的孤陋寡聞吧。我們那個時候還沒有互聯網,輿情傳播主要靠嘴,大學生的寢室就是主戰場,因此要想成名必須要動員出來儘可能多的嘴。當時的年輕人受的主要是正面教育,往好處説淳樸的很,實事求是地説是孤陋寡聞,就拿我自己做例子吧,發揮點自我嘲諷的精神。我出身於偏僻山溝中的國有軍工廠,到北京去上大學,有一天和天津的一位老兄説起來《星球大戰:帝國反擊戰》的片段,這位老兄立馬對我刮目相看,連説想不到我竟然還看過《帝國反擊戰》,我也一臉洋洋得意,實際上我真沒看過!只是在某一本雜誌上看過介紹,《帝國反擊戰》要到二十多年之後託我兒子的福才看上,現在的互聯網時代的年輕人是沒有辦法理解我們當時那個時代的。我那個時候對社會的陰暗面知之甚少,我記憶中當時只是知道有一些不良的錄像片,至於是什麼樣的錄像片我也不知道,因為我知道有這個事是由於我們家是廠裏比較早買錄像機的,有一天我父母幾個鬼鬼祟祟的同事拿了一盤錄像帶到我們家看,我父親是老好人,沒有説啥,我母親的道德感堪比英國老太太,嚴詞拒絕,那幾個人落荒而逃,結果我就喪失了第一次瞭解不良錄像片的機會。説到這裏,大家就能夠理解,當我們這些孤陋寡聞、滿腦子都是正面信息的年輕人在課堂上聽到那些所謂對社會陰暗面的批判時,是多麼的耳目一新、多麼的震撼,是多麼的發自內心的歡迎。大家如果瞭解了這個過程,就能夠理解互聯網時代到來後,“公知”們為什麼漸漸式微,因為互聯網給年輕人提供了一個通識教育的機會,大夥不再孤陋寡聞了,對社會的陰暗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脱敏了,“公知”們的影響力自然也就變弱了。當然,大家如果瞭解這個過程,就不會妖魔化“公知”們,絕大多數“公知”都只不過是急於成名的學者而已!當然他們是有問題的,他們比較統一的一個特徵是把自己成名的需要擺在了紮實的學問甚至是道德操守之上,這是他們後來逐漸被拋棄的根本原因。不過,這種事也不能全部怪他們,民國初年甚至是清朝末期的時候中國的學術界就這麼搞了,北京的某大學就出了不少這種人,到現在依然如此,具體的校名、人名我就不提了,會得罪人的!(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