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批判羅翔，講講其認知的深層次問題_風聞

對於羅翔的批判，我做一些擴充，力求批判之後亦有團結和構建。1.民族主義的定義談論民族主義，就要首先區分靜態的民族主義和動態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的本質是根性（封閉性）的體現，與其對外包容整合的枝性（開放性）相辯證統一。圖：樹木的根與枝，根向內生長，視為封閉性的演化；枝向外生長，視為開放性的演化，根與枝雖然演化方向不同，但兩者之間卻相輔相成。枝繁葉茂需要根深蒂固，所以封閉性與開放性的辯證統一，是一個生命有機體繁盛生長的基礎，類比到思想文化的演化上，即主體性和多元性之間相得益彰，保持一種中庸的平衡，即可演化出最有生命的文化體系，中華文明恰恰是將封閉性與開放性的平衡做得最好的，由此也誕生出冠絕天下的生命力。靜態的民族主義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癌變---“極端民族主義”，是此種根性的狹隘表達。其之所以在近代由西方繁盛起來，是緣起於其產業資本階段的擴張，即戰爭以及選票政治中對於族羣的選票需求。而從更深刻的角度去看，此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根性表達，是歐美全球大移民進程中的必然過程。（無論是向內移民還是向外移民，其主體民族都會面臨根性受衝擊的問題，產生與異族之間的矛盾）《教父》所體現的意大利人的抱團，就是向外移民的根性表達；特朗普現象的是向內移民衝擊本族利益後的根性表達。拿掉民族主義的符號，此種狹隘根性的表達，也演化為當代商業社會的“飯圈”現象。單批判極端民族主義這個符號，並不能真正解決對於此種狹隘根性的批判需求。必須看到其本質，才能完成有見地有水平的批判與構建。拋開靜態的民族主義，回到中華民族的歷史本身，我們看到的是，其整體層面的，動態的民族主義/動態的根性表達。從華夷之辯到天可汗。從驅除韃虜復我中華到五十六個民族一朵花。中華民族的動態的根性表達，遵循着封閉性與開放性辯證統一的演化規律。在中華民族遭遇亡國亡種之威脅時，其根性/封閉性的表達得以強化，於是乎，漢武北擊匈奴，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謝玄淝水力扛前秦，北府軍陣，草木皆兵；近代被殖民者壓迫，我們朝鮮一戰盡顯國威。而當中華民族強大安寧時，我們的枝性：開放性得以強化，於是乎廣開國門，海納百川，遂有天可汗之美名，亦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王道之理念現世。但凡辯證地、實事求是地看問題，就能夠領會中華民族這種動態的根性表達的特徵，就不會陷入互聯網上這種忽左忽右，忽而極端民族忽而極端世界的無根之辯。歸根結底，是我們的部分知識分子在思想上早就躺平了，吃老本了，跳不出西方那套二元論思維，對於西哲的實踐也是有頭無尾，對於東哲的智慧更是差之萬里。到了今天，如果還有人在狹隘片面地談論靜態的民族主義，拿義和團來內涵中國老百姓當下樸素的愛國主義情緒，那這種人就是上述躺平知識分子的典型。到了今天，談論民族主義，應該站在根性/封閉性與枝性/開放性辯證統一的高度上，動態地觀其演化，將對於民族主義的片面批判，甚至對於其所謂對立面，世界公民的片面地批判，轉化為一種對於文化共同體構建的思考。即，如何去發揮中華民族文化中優秀的智慧與沉澱，去構建一個能夠維持文化根性以及海納百川的王道文化共同體。這其實也是張維為老師等人提出“文明型國家”的現實意義，因為文明型國家談的是文化認同而非族羣標籤，其格局能夠給上述演化的規律騰出足夠的表達空間。由此，我的態度是，超越符號之爭，甚至超越理念之爭，迴歸明道，從明道出發，尋找有利於全人類進入良序的共性。基於這樣的認識高度，再與美西方進行有理有節的鬥爭/戲雕。革命需要綱領，特別是在後現代主義對於傳統粗暴解構的當下，革命更需要具有哲學高度的綱領。否則以傷痕文學、虛無主義為內核的革命，那註定就是黃巢入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爽完就了事，管他洪水滔天。2.兩個批判：駁斥兩個觀點：1.以西方那套靜態的民族主義來套我們本身動態的根性。客觀來説，西方的普世價值是在產業資本階段，經歷兩次極端的根性表達後（兩次世界大戰），全球化進程展開後，其整合全世界的枝性表達。而我們國內某一代知識分子，恰恰是生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裏，深受這套意識形態洗禮，但就是跳不出其歷史侷限性。由此，帶着普世價值的優越感，把當代因西方前期試圖徹底金融殖民中國以及後期試圖遏制中國崛起所激起的民族情緒/根性表達的強化污名化成靜態極端的民族主義逆流。這種認識本身就是片面的，缺乏認識高度的，由此碰壁也不奇怪。2.中華民族是近代才有的---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之前馬督工對這個觀點就非常推崇。但對於民族主義的定義，我前面也提到了，它本質是一種根性的表達。只要中國的領土面積有那麼大，人口有這麼多，存在少數民族，存在民族融合的客觀過程以及廣土巨族的客觀現狀，那麼對於中華民族這種文化共同體之概念的客觀需求就在。只不過此種需求不一定表達為中華民族這個詞，也不一定表達為西方近代那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因而以一個詞語產生的時間先後來否定一種文化心理的客觀存在---這是妥妥的咬文嚼字的學究行為，不值一哂。同樣，對於民族主義的狹隘化，其受害者也並非中國，歐洲亦如此。文化共同體的表達，在東西都有清晰的痕跡。在東方，文化共同體表現為動態演化至今的漢化、漢制。在西方，亦有屬於自身的文化共同體即根性的構建進程，比如羅馬化、基督化。屋大維對日耳曼地區的擴張與統治，瓦盧斯在日耳曼尼亞激進推動羅馬化（構建一種超民族的文化共同體的嘗試）被反噬，條頓森林戰役兵敗身死。擊敗瓦盧斯的身受羅馬教育的日耳曼貴族阿米尼烏斯，開展了沒有羅馬人的羅馬化。丕平獻土，查理曼登基，日耳曼人將自身與羅馬教會，基督教綁定，試圖成為歐陸的主流文明。圖：查理曼大帝加冕，標誌着自小丕平起，日耳曼民族與基督教的融合徹底成型這一切的根源在於，全世界的文化共同體進程，有一個殊途同歸客觀緣起：構建超大疆域的多民族共同體（廣土巨族）的剛需。這客觀上促成了動態根性表達出封閉性與開放性辯證統一的特點。西方在歷史上的“羅馬化”、“基督化”甚至當下由跨國資本推動的，以新自由主義為綱領的“全球化”，本身都是一種類似的尋求構建文化共同體的行為。但為何中國的文化共同體理念比西方的文化共同體理念更為深刻？1）中國在歷史上長期維持大一統，維持民族碰撞與融合（漢武擊匈奴，魏晉南北朝三百年民族大融合，貞觀天可汗，宋與遼、金、西夏、蒙古等周邊的鬥爭，元、清入主中原）2）西方未形成持續穩定的大一統，對於文化共同體的構建過度依賴於宗教（一神教的教義排他性太強，抹殺了其開放性）2.如何看待中文互聯網上對於極端民族主義的批判喜好。1）對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非常侷限的“除草劑效應”，就像往輿論場粗暴地灑除草劑，的確能夠粗暴地，帶有濺射效果地抑制一些極端排他的聲音，但既不深刻，也不精確。因為其批判缺乏哲學高度，活在西方近代構建的，侷限於資本主義擴張、戰爭，基於選舉身份政治需要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敍事種，因此並不能從根本上服務於人類命運共同體話語的構建，甚至會阻礙正常的根性表達，最終成為互聯網上圈流引戰的嘴炮自嗨，矇蔽了真正的智慧。因此，此種聲音需要自我革命，若不能自我革命，完成超越，那麼就自然會在歷史的大趨勢下成為反動的逆流，成為眾矢之地。而實際上中國的文化在根子裏並沒有廣泛的極端民族主義的問題，相比極端民族主義，文娛產業的飯圈化才是更應該被關注的事情。而呼籲中國人遠離極端民族主義，這本身就是個偽命題。不去解構民族主義，不去建構一套能夠包容民族主義的敍事框架（就比如筆者提到的根性與枝性，封閉性與開放性的辯證統一，而民族主義是一種根性的表達），光去逮着極端民族主義，用脱離了歷史縱深，哲學高度的眼光去做隔靴搔癢的批判，這其實是我們部分知識分子落後於時代的體現。2）羅翔的問題，就在於我上面所提到的，缺乏哲學高度，缺乏歷史縱深。作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作為擁有頂級流量的大V，作為專業法律人士，對於東西方思想文化的演化之認識卻如此淺薄，腦袋裏塞滿了後現代的青勾子娃兒的稚嫩觀點和知識分子無病呻吟傷春悲秋的矯揉造作。雖然互聯網上喜歡玩“法外狂徒張三”的梗，這似乎塑造了其作為公眾人物的一種存在感，但我想説的是，如果我們知識分子把認知的終點停留在玩梗玩符號層面，那知行合一的求索之路也就走死了。玩梗歸玩梗，但嚴肅的話題，應當嚴肅對待。​為何我們長期處在與西方輿論鬥爭的被動？為何人類命運共同體這面王旗之理論構建如此艱難？歸根結底是我們的知識分子好讀書而不求甚解，抱着經典抄字辯經者多，而知行合一，創新開拓的人少。下知圍繞符號跳舞搞飯圈，中知宣揚理念，上知明道而再造共同，而現實是下知甚多，中知寥寥，上知更是鳳毛麟角。一個早已過氣，甚至在國內並不普遍反而邊緣化的皇漢問題，能在2024年的今天仍然被頂流大V在公共輿論平台上引經據典地談及---這是挺丟臉的一件事情。這恰恰説明，如果一個人看待事物的思維水平拉胯了，也即是哲學的高度拉胯了，那就算是他再怎麼引經據典，再怎麼侃侃而談，也是沒有太大意義的。我們的知識界也是時候該革命革命，不是吹某些遊戲那種根本就拿不出思維水平，只見傷痕文學和憤青反抗的革命，而是真正知行合一，明道求知，入局而弈的，具有唯物辯證哲學高度的思想革命，由此完成中華民族整體智慧的天道覺醒，構建出能夠安定全人類，使之攜手走向星辰大海的王道之思。對此，淘汰劣幣，扶正良幣，對於思想文化的發展來説，遠比純粹追求流量，賺小錢錢大於一切來得長遠與實在。無論是叛逆憤青的黑神話傷痕文學還是普世價值薰陶下的多愁善感的羅聖，我之所以批判，就在於他們撐不起我們未來宏大的話語建構。菜雞們必須出本替補，菜雞們不應該賴在副本里做各種引發滅團的騷操作。只有正本清源，守正創新，自我革命，思想文化的演化才能真正做到生生不息，愈發強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