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只有“抽象的正確”——評羅翔先生最近視頻_風聞

   我看了羅翔先生《從改名換姓的愛新覺羅們談談憎恨與是非》的視頻。他在其中提到辛亥革命有煽動仇視滿族的狹隘民族主義傾向，又認為中國傳統的夷夏之辨重文化不重血統，並不如此狹隘。他表示自己贊同梁啓超的主張，認為民族主義不應“知民族而不知有個人，知民族而不知有世界”，就是説不應該徒言家國，壓制個性，不應該虛驕自大，盲目排外。    羅翔先生這個視頻當然在網上也引起了激烈爭論。有人認為他講得很客觀很理性；也有人認為他居心不良。    那麼我們究竟應該怎麼看呢？    我認為，如果我們僅僅滿足於抽象地看問題，抽象地表態，那麼羅先生説的這些都是對的。我們的確應該反對大漢族主義、狹隘民族主義，的確不應該盲目排外，不應該歧視滿族或其他民族；而且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家、宣傳家的確發表過一些盲目排滿的極端言論，對這些言論進行批評也是對的。其實，當年孫中山就批評過盲目排滿論，指出我們今天要排滿是因為滿清壓迫漢人，並不是見到滿人就排斥，更不是要滅盡滿洲種族；我們今天要革命是因為政治惡劣，並不單純是因為滿人為君主，以今天如此惡劣的政治，即便漢人為君主，我們也不能不革命。大家品一品，孫中山當年的這些話，是不是反倒比羅先生一百多年後的議論要切實有力得多呢？   那麼羅先生的問題究竟在哪兒呢？就在於他總是抽象地、唯心主義地、形而上學地看問題，將一種思想、一種言論看成似乎是主觀自生的、孤立的東西，而不是去考察產生這種思想言論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條件並進而研究這種思想言論究竟響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一種什麼樣的客觀需要，又有什麼樣的歷史侷限性。所以羅先生通篇只是在告訴我們民族主義是法國的誰、德國的誰提出來的，接下來誰又指出民族主義不能極端化，然後中國的誰學這個民族主義沒學好，走了極端……這樣引經據典，聽起來十分淵博，可背後的邏輯卻是“民族主義原本是西方几個天才學者提出來的，另外幾個天才學者又改進了它。不料近代中國有幾個不那麼聰明的學者將它學歪了，所以導致了中國的很多問題”這樣一套“從思想到思想，從個人到個人”的歷史唯心主義英雄史觀的解釋框架。至於西方學者如費希特為什麼提出民族主義，為什麼能被普遍接受，羅先生的解釋居然是“民族主義能讓個體獲得存在感，不至於湮滅在歷史長河中”。其實馬克思主義早就指出過，西方民族主義的興起，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是資產階級對內消滅封建割據完成國家統一，對外爭奪殖民霸權和世界市場的需要。再天才的學者，也只能反映這個客觀需要，而決不可能脱離這個需要憑空創造出“民族主義”。至於羅先生説個體需要從集體中獲得自身存在的意義，這我們並不反對，但這種大而化之的論斷並沒有太大價值，更為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大多數個體會認為自己只能或首先應該到“民族-國家”這一“集體”中尋找到存在的意義？這又是羅先生無法回答或避而不談的。    辛亥革命中為什麼會出現排滿思想？孫中山説得很清楚：因為滿清壓迫漢人。或者更準確地説，滿洲貴族對包括漢族在內的各族人民實行民族歧視，不能不激起他們的反抗，而這種反抗往往與對地主階級殘酷剝削的反抗結合在一起。尤其是到了清朝末年，這個對內實行民族歧視的清政府，對外又日益成為一個屈膝賣國的具有殖民地政權性質的政府，為了維護滿洲貴族的特權，以維新派“保中國不保大清”為由扼殺維新運動，高喊“寧贈友邦，不予家奴”鎮壓愛國羣眾，製造“皇族內閣”的醜劇以抗拒人民的民主要求，於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排滿口號成為各個階層人民在當時條件下能夠普遍認同的一個口號。這個口號能夠最大限度動員廣大羣眾包括那些並不很理解或認同“民主共和”理念的人也投身到推翻清朝反動統治的鬥爭中去，具有歷史的合理性，並不是什麼荒謬可笑的東西。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辛亥革命已經不是也不可能是“反清復明”，而是資產階級革命。領導革命的是孫中山等資產階級革命家，對排滿口號的解釋權也操縱在他們手裏，而他們實際上是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斬斷一切封建羈絆，獨立發展資本主義）這一意義上提出、理解和闡釋排滿口號的。即使那些主張過極端排滿的人如章太炎等，其實也並沒有真的那樣做——他們也知道歷史大勢不允許他們這樣做了，所以他們“興漢排滿”的熱情，後來更多地是用在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整理和研究上。    羅先生則似乎完全不能理解這些。這也影響到了他的粉絲。他的粉絲們與他們的偶像一樣，對問題完全不能進行任何具體的、歷史的分析，卻以為能夠尋章摘句就是有學識有思想，總是以“我正確是因為我聰明；你錯誤是因為你愚蠢，因為你是當初那些蠢人的後代”這種唯心主義的精神勝利法來自我神化，從中尋找優越感，不斷出言侮辱那些不同意他們見解，説人家是“民粹”“三低（學歷低、收入低、社會地位低）”——其實這種學歷歧視、收入歧視、階層歧視，與他們所批判的民族歧視又有什麼本質區別呢？作為一位學者、教師，羅先生不應忘記對自已學生、粉絲的教育引導之責。    另一個關鍵問題是：我們反對狹隘民族主義，那麼我們又該拿什麼更先進的思想代替他呢？羅先生又是求助於西方學者。然而，他引用的那些西方學者説來説去，不過就是些“不可不民族主義，亦不可太民族主義”“西方人歧視東方人誠然不對，東方人歧視西方人也不對”之類的車軲轆片兒湯話，而觸及不到問題的根本。    孫中山先生不愧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認識到：   “餘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這就是説，要實現無論民族內部還是民族之間的自由平等，不是靠幾個學者的清談，而是靠喚起廣大民眾，靠全世界各個民族的聯合奮鬥。   而馬克思主義則進一步指出：民族壓迫的根源是階級壓迫。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消滅資產階級，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才能最終實現國家之間、民族之間、種族之間真正的平等與團結。   我們正在進行這一空前偉大的鬥爭。   而在這一斗爭的過程中，對歷史和現實中的民族主義或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思想與言論，我們必須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聯繫具體的實際、具體的階級、具體的歷史時期、具體的歷史需要、歷史效果來進行分析探討其根源、性質與是非功過，而不能簡單化、一刀切、想當然，不能只從字面上激烈與否來評判其是否“科學、理性”，更不能將資產階級學者的話奉為聖經來裁斷一切。   羅翔先生讀書不可謂不多，專業不可謂不精，口才不可謂不好，這的確是很值得學習的。他評説歷史，所講的很多東西在抽象意義上也很對：我們可以設想，在一個沒有階級對立的理想社會里，我們像羅先生提倡的那樣修身養性、提高個人素質，當一個不偏不倚温和理性的謙謙君子，再以自己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幫別人解決一些具體問題，幾乎就可以説是成聖成賢了。可他的那些抽象正確的話，放到今天的現實中，除了帶給某些人一種孤芳自賞的優越感，卻不能讓我們在理論或實踐上真正前進一步，原因就在他沒有做到我們以上所説的那些。    超越他，就需要大家真正掌握唯物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