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聞重讀，《末代皇帝》背後的中國命運抉擇，一個意大利人眼中的辛亥革命_風聞

《末代皇帝》背後的中國命運抉擇

作者：盧卡  大頭   來源：愛思考的盧師傅

我是一個來自那不勒斯的意大利人。

之前我在知乎回答過關於韓國人竊取中國人文化的問題。當時一名跟我一起學漢語的韓國同學信誓旦旦地宣稱漢字是他們的文字。我聽到這句話的霎間感到非常震驚，因為這觀點跟我在歐洲讀到的主流史書的描述不一樣。我問他理由是什麼？他的回答是明王朝在末期被滿族人所滅，滿族人是蠻夷，原先中國人的文化傳承斷了，韓國才是中華文明的傳承者。一看他是有備而來，我本着不瞭解情況不下結論的態度，第一時間選擇了沉默。事後我開始閲讀資料來查證這個問題。隨着閲讀資料的深入，我發現事情沒有這麼簡單。韓國人愛拿出來的史料是《燕行錄》和《朝天錄》。這兩本書是來華的朝鮮使團有關人員將其在華時的所見所聞的筆錄記載。兩者的不同點是出使大明時筆記書名是《朝天錄》，出使大清時筆記書名是《燕行錄》。對當時東亞朝貢體系稍有了解就可以從書名中看出朝鮮人的態度。

（燕行錄）我在谷歌上搜索了一下，《朝天錄》可供本文引證的材料不多，而《燕行錄》中記載的重點集中在神州陸沉、漢官威儀不復，對李氏朝鮮仍能保留華夏衣冠文物制度感到自豪和自傲。乍一看，韓國人的論證挺像一回事的，但如果按這個思路走下去肯定是掉坑裏了。我是覺得這個邏輯槽點滿滿，首先韓國在1910年被日本吞併，韓國現在的語言、生活習慣中還留有日本殖民的痕跡，是不是他們關於華夏衣冠文物制度的傳承也中斷了呢？而更重要的是，韓國人、日本人一直持“華夷之辨”，強化遊牧民族入主中原這一史實。無論有意還是無意，很多人都忽略了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政治精英的操作。我作為一個意大利人，反倒是覺得中國精英的操作和意大利建國後關於族裔問題的處理思路類似。以下是我的論證思路：為什麼我會覺得兩者的思路有相似性呢？因為經常有朋友發私信問我現今的意大利人和羅馬人還有沒有血緣關係了。在這裏，我統一回復，糾結這個問題沒有太大的意義。羅馬帝國和中華帝國各自藴育了自己的原創文明，統治疆域內有諸多族裔，在處理多民族問題上有很多的經驗教訓，這其中走過的彎路是韓日這樣單一民族國家沒有經歷過的。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在這之後亞平寧半島上城頭變幻大王旗，各路民族你方唱罷我登場。日耳曼人、西班牙人、法國人、阿拉伯人等民族都曾入主過這片土地，互相之間經常打得頭破血流。到了1861年這片土地以“意大利”之名統一建國後，這片土地事實上生活着諸多民族。就算今天大家到意大利旅遊，也會發現意大利內部的人長相還是有區別的。有很多人是頭髮是深色的，也有的人長相是金髮碧眼，典型的日耳曼人長相。甚至在意大利北部的博爾扎諾省，當地有超過60%的人把德語當作母語，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也自我認同是日耳曼人。

（和華人辯論的意大利女議員西爾維亞，金髮）

（意大利超模vittoria Ceretti,深色頭髮）如果強行按血緣進行民族劃分，必然會出現族羣分裂，剛統一的意大利王國也有解體的危險。所以意大利政治精英選擇了儘量淡化問題，以意大利化進行民族認同建構。即使直到今天，意大利政壇仍有分裂勢力，南北方還是有對立情緒，但族裔問題還是被主流所迴避的話題。因為南北方的經濟差距總是會有辦法解決的，各種意大利人內部的地圖炮也只是大家飯後的談資（意大利語叫“campanilismo”，地域歧視）。但如果和前蘇聯一樣將民族認同和行政區劃綁定，那將必定會滋生分裂情緒，威脅國家穩定。而中國在辛亥革命之後也面臨着如何處理疆域內的多民族問題，下面我以電影《末代皇帝》為視角進行剖析。

（《末代皇帝》劇照）這部電影是意大利導影貝託魯奇心血之作，也是歷史上第一部獲准進入北京紫禁城實景拍攝的故事片。電影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都是無與倫比的，我早在維也納讀書時就觀看了《末代皇帝》。這裏我不對電影的藝術手法進行賞析，只從末代皇帝溥儀顛沛流離的一生來看中國在辛亥革命之後的命運抉擇。三歲就被推上皇位的溥儀終其一生都無法掌控自己的個人命運，他被當作一個政治符號，裹挾進各方勢力。他登基時，病逝的慈禧太后給他留下的是一個搖搖欲墜的帝國。革命黨領袖孫中山早在1905年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號召推翻滿族所建立的王朝。這個口號漢族民族主義色彩非常濃厚，秉承了長期存在於民間的反清組織的路線。1911年10月10日，革命黨人在湖北武昌發動起義，中國站到了命運的十字路口。

如果按照“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路線，中國的國土是不是要回縮到明王朝的傳統疆域內？那接下來緊接的是就另一個棘手問題：此前長期困擾中原王朝的邊患又要重演，國防軍又要重新守長城一線。現實的歷史進程並沒有這樣走，實際革命黨人在中國的政治根基非常淺，武昌起義爆發時孫中山還在海外。真正讓滿清皇室投子認輸的是以軍頭袁世凱為代表的新軍勢力趁機發難。手握重兵的袁世凱是個政治手腕非常老辣的野心家，在風雲突變的政局中他很善於捕捉時機實現自己的野心。面對全國上下的共和呼聲和袁世凱的軟硬兼施，滿清皇室無可奈何地選擇了退位。這一段歷史中的政治博弈是令我非常感興趣的，在此期間發生了奠定中國當今版圖的關鍵大事：滿清皇室簽了《清帝退位詔書》。

（清帝退位詔書）這份詔書中明確規定了：“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真正決定中國版圖命運的是另一條路線：五族共和。詔書有兩個核心思想：一、滿清皇室和平交權，由中華民國繼承清王朝的全部遺產。疆域內的五大族羣漢滿蒙回藏和諧相處，共建共和國。（該處的“回族”泛指內地回民和西北各地説突厥語系語言的諸多穆斯林民族，包括維吾爾，哈薩克族等。）二、作為交換，滿清皇室退位後仍保留尊號，皇室私有財產受保護，民國財政每年提供400萬兩供其日常開銷。溥儀退位後還是居住在紫禁城，直到被馮玉祥派兵趕出宮，其優待條件被廢除。馮玉祥的行為可謂革命徹底，剷除封建殘餘。但歷史不是單線條發展，這一行為帶來的直接連帶後果是日本間諜機關趁虛而入，溥儀為了復辟的目的與日本勾結，淪為日本殖民中國東北的幫兇。溥儀投靠日本人一大直接原因是因孫殿英帶領軍隊掘了滿洲的皇陵，慈禧的陪葬項鍊成了宋美齡的禮物，這在他看來，國民黨背棄了當初的承諾。

革命打碎一箇舊秩序之後緊接着便是新秩序的重建，而重建的難度、成本甚至有些時候高於發動革命。溥儀在二戰之後被定性為戰犯，後被新政權改造後特赦，晚年善終，逝世後葬於皇家陵園。相比於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被槍決的沙皇一家，新政權還是給了這位末代皇帝一個體面的結局，這是《清帝退位詔書》契約精神的延續。當時頻布詔書的是隆裕皇太后（年僅六歲的溥儀沒有行為能力），這次權力交接保證了中國歷史的延續性。孫中山在就任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總統後，實際宣佈實行的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政體，並在《對外宣言》上首次使用了“中華民族”的稱謂。

（被槍決的末代沙皇一家）這就是政治妥協的藝術，在國家意識的建構上，孫中山也把自已的路線調整為“五族共和”，他的對外表態也是：“清廷以退讓而釋干戈，皇室報酬，應示優異。”可以説，這次政治協商的成果也是中國目前領土主權的法理依據。1912年3月11日南京臨時政府公佈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明確規定：“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1949年成立的新政權繼承了中華民國的法統，在國家意識的建構上，還是“五族共和”精神的延續。總體上講，在1911年10月10日之後中國命運的抉擇期內。中國政治精英的主流共識是淡化族裔對立，代以“中華民族”的國家對立，以維護領土統一。其實，稍微有頭腦的政治精英都會明白如果堅持“華夷之變”，退回到傳統的“漢地十八省”，中國又將面臨巨大的邊患壓力。在亞歐大陸上，遊牧民族的活動直接影響到兩端的定居文明。上千年來，中原王朝的應對策略是修建長城這要的要塞工事來抵禦遊牧民族的南下。而身為漁獵民族的滿族人在入主中原卻使用了不同的策略：在中原地區還是總體保留中華文明的一整套體系。在處理邊疆少數民族的關係上，他們使用聯盟、優撫、戰爭等手段，將之前與中原王朝對峙的區域都納入了其統治疆域。滿族人在這幾百年與這些民族打交道的過程積累了足夠多的經驗與教訓。（關於遊牧民族的論述可以參考法國作家勒內•格魯塞的《草原帝國》）回看《清帝退位詔書》的內容就會發現當時的滿清皇室是帶頭表態願意留在中華民族的框架內與各民族一起建國，這個表態的影響力對穩定革命後的政局還是至關重要的。所以現在我看到一些挑起民族對立的觀點絕對不是中國政治精英願意看到的。而韓日一些學者堅持的所謂“華夷之辨”實際上用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標準，甚至有意將滿族入主中原等同後來日本入侵中國。現行國際關係體系是起源於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即以主權國家為基本行為主體。這裏簡單介紹一下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是歐洲三十年戰爭的產物。1618年，歐洲爆發了一場大亂鬥，歐洲人互砍了30年。

戰爭的導火索是統治着德意志地區的神聖羅馬帝國內部基督教兩大教派——天主教和新教互相瞅着不爽，各邦國各自站隊，結成了天主教聯盟與新教聯盟。神聖羅馬帝國之外的國家出於本國利益，有的支持新教聯盟，有的支持天主教聯盟。這裏面不僅有宗教信仰之爭，還摻雜着多方的王朝現實利益。幾乎歐洲所有重要國家和勢力都參與了這場羣毆，雙方都損失慘重，新教聯盟略佔優勢，最後是天主教聯盟求和，在德意志北部的威斯特伐利亞舉行了和談會議。大家談了4年，於1648年正式簽訂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

為什麼這個條約在人類歷史中有這麼重要的意義呢？因為和約除了明確一些領土的歸屬、新教諸教派的地位等內容外，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規定：每一個神聖羅馬帝國的邦國都享有主權，可以獨立地從事對外交往，包括宣戰和媾和。這些內容後來被不斷髮揚光大，逐漸完善形成了國家主權原則。在這個時間點之前的“國家”概念，主權是模糊的。啥子帝國、王朝，都可以無限地擴張管轄範圍，這些政權實體之間的所謂“邊界”可以隨時改變。各政權實體為了爭奪領土和各種利益，不斷地爆發戰爭。在這之後，各個國家的領土就相對地固定下來了。法理上，每個國家在領土主權及其他主權上是平等的，理應相互尊重。所有國家都將主權視為國家利益的紅線。一旦發生一國侵略別國領土這種涉及主權的行為，就是違反了國際法。所以，當今的各國在鄰土爭端中寸土不讓，糾紛中要拿出訴求領土主權的法理依據，而且以戰爭手段非法擴張領土為國際社會所不容。因為遵守規則之後維持秩序的成本更低，不然就是更為險惡的叢林世界法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這套標準隨着西方帝國的殖民活動被帶到世界各個地區。清王朝在19世紀與西方帝國對峙的過程中處於下風，原先的朝貢外交體系逐漸解體，不得不向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轉變。看時間線就可以發現，滿族人和中原王朝的關係是無法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評價的。而中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遭受日本侵略時已經是一個威斯特伐利亞式的主權國家，首先遭侵略的中國東北是國際社會承認的屬於中國領土的地區。而後來日本人利用溥儀為“幌子”建立的“偽滿洲國”是一個偽政權。中國在1911年武昌起義後其實面臨着和意大利1861年建國時一樣的局面：如何固定現有疆域，用新的民族認同建立一個威斯特伐利亞式的主權國家。因為在這之後，在進行各種領土索求就非常困難了。意大利人的外理手法和中國人的方式類似：難得糊塗，承認各個民族歷史上曾發生過的各種衝突，但輕易不會觸碰這個話題。中意兩國使用的民族認同概念更偏向德國曆史法學派大師薩維尼的觀點，即“民族”概念是一種文化概念，不是心理學、生物學、政治上的理解方式。注意我的表述，不是否定歷史，就像滿族在入主中原後搞的剃髮易服的血腥殺戮和文化禁錮政策都是客觀史實，也對漢族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但在1911年這個關鍵的時間點，中國各民族的精英最終還是選擇了淡化這種對立情緒，再造共和國。這也避免了辛亥革命重演中國歷史上一個王朝取代另一個王朝時的慘烈流血。這樣的歷程選擇是韓日這樣的單一民族國家沒有過的，韓日所謂的“華夷之辨”對已經經歷了轉型的中國意義不大，只不過是用歷史的某些片段來否定歷史的主線和主流，反而會挑起新的民族矛盾。在電影的最後，溥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身份買了門票參觀紫禁城。在這個曾經的家，他找到了皇座後面的蟈蟈籠，和被釋放的蟈蟈一樣，這個三歲就被推到歷史前台的男人終於放下了束縛他一生的身份枷鎖。

（感謝我的中國朋友大頭翻譯我的口述/Grazie mil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