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識破帝國主義的“紅白臉”——評深圳事件_風聞

   寫關於黎巴嫩爆炸事件的文章的時候，我想起了多年前曾經讀過的一首詩；這次的深圳日本人學校兒童被害事件，更讓我想起了這首詩。這就是著名詩人聞捷寫於1963年的《我思念北京》，尤其是以下幾段：

    “我為什麼如此地思念北京？

      那兒挺立着我們時代的真理士兵！

      他以魁梧的身軀阻擋了混濁的逆流，

      指點出各種鯊魚作浪興波的本性；

      拉丁美洲的鬥士高舉起熾烈的火炬，

      亞洲的兄弟驅散了瀰漫在眼前的烏雲，

      非洲的奴隸撫摸着皮鞭烙下的傷疤，

      歐羅巴工人兄弟扛着戰鬥的紅旗，

      汲取着敢於鬥爭的力量和信心，

      馬克思列寧主義戰無不勝的革命學説，

      在革命的土壤上獲得了永生……

      啊！北京啊！北京！

      中華民族五千年曆史的精華，

      六億五千萬人民頑強意志的結晶，

      階級的大腦，黨的核心，

      祖國建設的樞紐，人類和平的後盾，

      人民覺醒時代進軍舊世界的大纛，

      覺醒人民心上的北斗七星……

      每當我如此地思念着北京，

      我胸中便響徹三支高入雲霄的歌聲；

      一支是“東方紅，太陽昇…”

      一支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一支是“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鬥爭…”

      於是我就會邁開大步，踏着戰鬥的節奏，

      為着北京，為着祖國，為着世界革命，

      獻出我詩人的歌喉，赤子的心，

      一個戰士的全部忠誠。”

     詩人沒有點出那位“我們時代的真理士兵”的姓名，但我們都知道他是誰——毛澤東。

     詩人思念北京時想起的三首歌——《東方紅》《義勇軍進行曲》和《國際歌》，完美地對應於天安門城樓上那幅巨像及其左右的兩句標語：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很多人不知道，80多年前的延安也有一所為日本人開辦的學校——日本工農學校。被我黨領導的抗日軍民俘虜的日軍官兵在這所學校裏接受教育改造，很多都成為了反法西斯戰士，後來有的犧牲在抗日前線，有的還當上了抗日民主政府的參議員。1941年5月15日，毛澤東同志為延安日本工農學校開學典禮題詞： “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個敵人，就是日本軍國主義與中國的民族敗類！”

    可見，在那樣艱苦而嚴酷的戰爭歲月裏，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始終並沒有將整個日本民族視為敵人，而是以階級分析的方法，嚴格區分了日本壟斷資產階級統治集團與廣大日本人民，在日本軍隊中也區分了法西斯軍閥與中下層官兵，最大限度地孤立極少數財閥軍閥戰爭販子。其實，兩千多年前的孟子就曾指出：“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中國共產黨正是繼承併發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這一高度的政治智慧，這是她能夠領導抗日戰爭、抗美援朝戰爭以及新中國成立後的歷次自衞反擊戰爭取得偉大勝利的重要原因。在毛澤東時代，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的國際主義旗幟下，我們始終把各國人民看成自已的朋友、兄弟，看成一起推動世界革命的戰友和同志，既支持他們抵抗外來侵略的鬥爭，也聲援他們反抗本國反動統治階級剝削壓迫的鬥爭；我們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既反對別人的狹隘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也反對自己的狹隘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

    所以才有聞捷這樣的詩人寫出那樣的詩篇，反映了那個時代中國人民開闊的視野和高度的覺悟。

    而現在不少人似乎已經不能理解這個視野和覺悟了。

    在B站上有一個《我思念北京》的詩朗誦視頻，將上引的前兩段刪去，第三段也刪去了“為了世界革命”。我不很清楚他們為什麼這樣做，但我知道，改革開放之後，雖然我們國家仍然支持世界各國人民反抗侵略、剝削、壓迫的正義鬥爭，仍然致力於人類和平與進步的事業，但在某些敵對勢力的刻意誘導下，在一部分人心目中，“解放全人類”“世界革命”這樣的字眼已經顯得很可笑了。另一方面，由於蘇東劇變，當今世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又相當集中地體現為中國這一僅存的社會主義大國（而且是東方大國）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民族矛盾，或者説，這三對矛盾在外延上有很大的重合度，從而使階級鬥爭、制度鬥爭帶有了濃厚的民族色彩。在這樣空前複雜的背景下，狹隘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就有可能贏得比以前更大的市場，因為有一部分人很容易只看到民族色彩，而忽略了這是階級之爭、社會制度之爭，是關乎全人類前途的革命鬥爭。

    我們尤其需要明白：國內外反動勢力，也就是西方帝國主義及其幫兇僕從們，為了欺騙人民充當他們侵略擴張的炮灰，為了逃避覺醒了的世界人民對他們的聯合打擊，極力想造成各國人民互相隔閡、仇視乃至殘殺的局面，但又要想方設法推卸這個責任，説是各國老百姓自己有什麼“狹隘民族主義”，什麼“劣根性”。正如資本家可以一邊製造病毒一邊推銷藥物一樣，他們也會一邊向你販賣種族主義、大國沙文主義的毒劑，一邊在你中毒之後又打着什麼“人類之愛”“普世價值”的旗號大罵你的“狹隘民族主義”“劣根性”。翻譯《天演論》的嚴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曾感嘆，西方列強三百年來做到的就是“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策劃九一八事變的石原莞爾在受審時就直言不諱地對美國法官指出：“日本以貴國為師，學習如何擴張。你不妨稱我們為你們的弟子。”可是到了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寫的《菊與刀》一書中，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瘋狂而殘酷的侵略戰爭，似乎只是因為日本的“民族性”使然，於是太平洋戰爭成了“崇尚自由平等的西方”與“崇尚等級制度心理變態的日本”之間的戰爭。這樣一來，不但教會日本進行侵略擴張的西方列強被洗白了，而且按照這個邏輯，為了避免刺激日本人的傳統的等級觀念，天皇制度也應當保留；為了征服一個有慕強心理的民族，原子彈轟炸是必要的；但由於侵略戰爭是日本整個“民族性”的問題，不宜苛責某一部分日本人，所以從政治上徹底清算軍國主義分子又是不必要乃至不公平的了……美帝國主義用原子彈屠殺日本人民，卻放過了大量的法西斯軍閥財閥政客以充當自己的鷹犬，原本是為了維護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帝國主義的利益，對抗蘇聯、中國以及社會主義陣營，這一下都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

當年，美帝國主義用原子彈屠殺日本人民，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剝削階級，並不把老百姓的生命當回事（從後來披露出的美國拿人體做輻射實驗以及新冠期間美國政府放任疫情的情況看，這些壟斷資本家也不把本國老百姓的生命當回事），剛好藉此來立威稱霸。戰後，美帝國主義庇護日本軍國主義，是因為他們同屬壟斷資產階級，雖然彼此也會爭霸，但在美帝國主義已經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之後，他們的共同利益就凸顯了出來，那就是反共。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是什麼兩面三刀的手段都使得出來的。

    總之，煽動你去仇視全體日本人民的人，與罵你有“劣根性”是“愛國賊”的人，別看他們打的招牌好像截然相反，彼此還互相攻訐，其實是同一夥人，或者説，是同一種反動勢力的左右手、紅白臉。美國的驢黨和象黨就是這樣，一個高喊白“左”式的“世界主義”，一個大搞赤裸裸的單邊主義、“美利堅民族主義”，看似水火不容，其實都是為壟斷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互為表裏，沆瀣一氣。一個人如果不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不會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抓住國際鬥爭的本質，就有可能上帝國主義的當，陷入種族主義的泥坑，偏離鬥爭大方向，造成“親者痛，仇者快”的後果。當然，深圳事件的真相現在還沒有大白，也不能排除真的有人自導自演賊喊捉賊，但無論如何，擁有正確的立場和方法，才能令我們居於主動。

    我們永遠銘記：“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