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市場的流量焦慮：當社會新聞成為真實事件改編的主流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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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剛過去的中秋檔，上映了兩部基於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兩部都取材於社會新聞。

真實事件改編，鏡頭朝下

中秋檔的兩部基於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

《野孩子》的故事靈感源於2019年央視《今日説法》欄目報道的“流浪兄弟”事件。影片講述了被家人遺棄的馬亮，如何依靠微薄的不法收入來照顧另一名同樣被遺棄的6歲兒童軒軒的感人故事。

而《出走的決心》則改編自自媒體博主@50歲阿姨自駕遊蘇敏的真實經歷。影片描繪了56歲的她勇敢摒棄傳統家庭生活的束縛，開啓獨自駕車遊歷全國的夢想之旅。這一故事經媒體廣泛傳播後，迅速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往前翻，還有4月重映的《我們一起搖太陽》，其故事基礎來源於西安的一則紀實報道《最功利的婚姻交易，最動情的永恆約定》；春節檔的《第二十條》，張藝謀則直接取材了多個曾引發社會廣泛爭議的真實案件，包括温演森案、冠縣辱母殺人案、於海明反殺案和趙宇案等。

事實上，電影市場選取真實事件作為改編題材並非新奇之舉。自2018年起，這類作品便已成為影視市場的熱門選擇。然而，彼時的改編內容主要集中於涉案劇、人物傳記劇以及革命題材劇等較為宏大的主題。這些作品往往基於已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歷史故事或擁有IP價值的非虛構文學進行改編，如《中國機長》、《志願軍三部曲》、《中國合夥人》和《三大隊》等。

2020年《我不是藥神》是一道分水嶺。它的成功標誌着現實題材電影開始深度挖掘與觀眾共鳴的點。這類電影能夠快速在短視頻平台上獲得知名度，從而取代了依賴歷史故事和成熟文學IP的流量策略。

於是影視行業的鏡頭轉而向下，對準了普通人。從《我不是藥神》中反映的“吃藥難”問題，到《第二十條》對“正當防衞”權利的深入解讀；從《消失的她》探討的“婚姻”議題，再到《孤注一擲》揭露的“求職詐騙”現象；以及《出走的決心》所呈現的女性困境和《我們一起搖太陽》觸及的“死亡”話題。

新的真實事件改編作品，涵蓋了普通人一生的生老病死。

影評人向鹿指出，以前講真實故事，只是震撼於故事主人公的命運。而現在的真實故事，則更有一種切膚之痛，它們不再講述一個故事，而是開始傳遞一種情緒。

影視抓流量的邏輯變了

在抓情緒這一塊，相較於院線電影，短劇以其週期優勢，能夠更迅速地捕捉和反映市場情緒的波動。

從反映裁員危機的《裁員裁到大動脈》，到講述高考後人生重啓的《狀元重生》和《金榜題名之寒門狀元》，再到聚焦晚婚和二婚議題的《二婚有點甜》和《閃婚老伴是豪門》，這些短劇的劇名彷彿直接從民生話題的熱搜榜上摘下來的。

據曾為短劇創作劇本的馬六透露，隨着短劇行業競爭日益激烈，對捕捉情緒和熱點的要求已經滲透到劇本創作環節。這些元素被視為作品具備“爆款潛質”的重要標誌。其中，熱點作為吸引觀眾的敲門磚，能夠有效提升短劇的曝光度；而情緒則作為鈎子，能夠深度吸引觀眾，進而促成付費轉化。

但短劇本身並不負責解決問題，而是通過無腦的爽文劇情幫觀眾“出一口惡氣”。這與劇名所暗示的戲劇性結局相呼應，如“裁員裁到大動脈”或“豪門霸總愛上二婚帶崽的我”等，為觀眾提供了一種心理上的滿足和快感。

院線電影由於其製作週期長，往往難以實時反映與現實緊密關聯的事件，這類事件多數在上映前數年便已發生。院線電影更傾向於深入挖掘現實生活中的深層次問題，通過“批判”的視角來引發社會反思，而非短劇所追求的即時“爽”感。

以《我不是藥神》為例，該影片上映後引發了觀眾對“醫藥問題”的廣泛討論，最終推動了抗癌藥物降價保供、醫保政策調整以及醫療體系改革等一系列措施的加速實施。此外，201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對“假藥”認定標準的修改，也受到了該影片的間接影響，使得未經批准進口的藥品不再被一概認定為假藥。

另一典型案例為《孤注一擲》，該片上映僅六個月後，便見證了緬北電詐四大家族的覆滅，這一事件甚至被視為影片的番外大結局。

真實事件改編的案例，在現實題材電影聚焦的現實問題當中，更像是一場討論被加入了有力的論據。

二者的結合之所以能夠獲得市場的熱烈反響，既源於傳播邏輯的變化，也與當前消費降級背景下公眾對自身問題的關注度提升有關。

在《出走的決心》的豆瓣評論區中，有觀眾表達了這樣的觀影動機：“久違地踏入影院，我希望通過這部影片，瞭解與我同齡且處境相似的人們是如何做出生活選擇的。”

在文娛消費品供大於求的市場環境下，單純的影視體驗已難以吸引部分消費者，尤其是那些已不再是票房主力軍的年長羣體。然而，涉及他們切身利益的話題仍能激起廣泛共鳴，驅動新的觀影熱潮。

發行方也深知這一點，因此在《出走的決心》的營銷事件中，圍繞“導演回懟男觀眾”、“別道德綁架母親”“男性觀眾破防”以及“懟職場性別歧視”等與社會話題緊密相關的話題進行了廣泛討論。

在新的傳播與經濟環境下，影視行業吸引流量的策略已發生變化。觀眾在消費文娛內容時，更加關注與自身切實相關的話題。購買電影票不僅是為了娛樂消遣，更成為了一種對社會話題的投票和表態。

新的真實事件改編，難在真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劉藩指出，在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中，“實事求是”是不可或缺的基石。然而，從藝術創作角度看，“自由”同樣至關重要。新聞與電影，真實與虛構，兩者之間的平衡關鍵在於如何精妙地把握這兩者的界限。

過去，出於藝術創作考量，不少宣稱基於真實事件改編的影視作品，往往會在結尾處給予觀眾一個温馨和諧的結局，以此作為情感上的慰藉。但在當下，當這類改編作品被賦予更多批判現實的價值時，過去那種對真實事件的過度美化或模糊處理，已經越來越難以被觀眾所接受。

舉例來説，如果《消失的她》中的妻子最終未死，而是選擇與悔過的丈夫和好如初，又或是《我不是藥神》中的程勇逃脱了法律制裁，電影結尾僅以一行字幕簡單交代“買藥難”問題已解決，這種處理方式無疑會讓觀眾感到被愚弄。它就像是高高舉起批判的鞭子，卻最終只是在空中虛晃一槍，響起一聲空洞的鞭響。

這種處理方式甚至會對電影本身造成反噬。以徐崢主演的《逆行人生》為例，該片雖無具體原型，卻深刻反映了中年人的生活困境。然而，影片結尾以主人公重返白領階層收場，顯然在敍事策略上出現了失誤。

必須要承認，這種批判性改編並非易事。《出走的決心》導演尹麗川在回應電影改編問題時坦言，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對劇情進行了美化。原型中的丈夫存在家暴和敲詐行為，但在電影中並未完全展現。這種美化是為了讓故事能夠更廣泛地觸及更多女性的困境。

另一方面，“失真”問題也部分源於原型本身的難以複製。以《野孩子》為例，該片無法像《出走的決心》那樣直接與事件人物溝通以獲取詳細信息。由於原型故事內容僅有一則新聞報道可供參考，編劇和演員在想象一個孩子如何照顧另一個孩子的真實生活時面臨巨大挑戰，因此只能轉而加強對電影羣像的刻畫。

此外，真實事件改編還可能面臨來自事件原型的阻力。例如，2021年8月以“操場埋屍案”為原型的電影《操場》在發佈選角海報後，遭到了被害者家屬的反對，他們擔心事實被歪曲或亂改，要求參與改編事宜的商榷。

在流量焦慮的驅使下，影視市場急切地希望與時代情緒產生共鳴，與觀眾建立深度連接。然而，要找到能夠引發廣泛關注的真實原型事件，並將其完美地呈現在銀幕上，這一過程並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