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鄉成了網紅城市，和我有什麼關係”_風聞

新週刊

2024年09月25日 15:01:38 來自廣東省

在社交媒體上寫“城市傳記”的年輕人，有多少真正生活在當地？

作者/ 盧楠

編輯/ 詹騰宇

2024年4月，“B級旅行”博主史裏芬發佈了一條有關“C城”自貢的視頻，燈會上的高飽和度炫彩光影、魔幻巨物穩定輸出。但與他“冀學”系列視頻時期的吐槽狂歡相比，彈幕中頻繁出現類似“有點好看666”“賽博朋克”“好牛”的正向評價，呼應着社交媒體上主打“誇誇式圍觀”的小城探索指南。

公眾口味的變化似乎指向某種良性變化：來自更微小的“地方”的審美及其生活狀態，正在挑戰“一線”與“新一線”壟斷的理想城市模板，人們開始從城市梯級中心之外的位置尋找多元性——就像在所有走向後現代的社會中都會發生的那樣。

“這樣的結論太浪漫了。”史裏芬説，鑑於中國城市差異大，發展路徑遍佈不確定性與複雜性，輕易比較、分類、總結趨勢是冒險的，就像“為點醋包一盤餃子”。

交談中，他拒絕將城市的互聯網呈現等同於現實，拒絕將特定城市的樣本“昇華”為參照系，也拒絕籠統地定義“C城”。

比起一系列發展情況不盡相同的“C城”，史裏芬更多談到的是理解中國城市的方法論。他覺得，城市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主體換了，視角換了，看到的將是大相徑庭的故事。所以，他更關注城市的具體經驗，當它們形成聯結，形成呼應，地圖上對應的某個暗淡角落就有可能被點亮。那也是有形的地理空間與標籤之外，城市的一種重要形態。

2001年，湖南湘潭。湘潭開往邵陽的空調大巴正準 備發車，親人們互相道別。（圖/視覺中國）

以下是《新週刊》與史裏芬的問答。

《新週刊》：你會如何定義“C城”？

史裏芬：我認為所謂“C城”並沒有準確的共性，如果有的話，大概就是完全不在一二線城市之列，且面目模糊。為什麼會這樣説？因為“車牌為C”這個共性之外，每個城市的區別都非常明顯。

比如山東的“C城”是淄博，人口數佔全省人口比重只排到全省16個地級市中的第11位，而比它規模更大、經濟發展水平更高、城市對外開放更早的煙台，卻是魯F和魯Y。類似地，江蘇經濟發展最好的“蘇錫常”，與省會之間隔着的那個“C城”是徐州；廣東的“C城”珠海，可能比西北地區的所有省會都要厲害。總之，想要去比較、概括，難度很大。

《新週刊》：如果我們非要以幾個著名樣本概括“C城”印象的話，某種“侷限感”還是很突出的——或者是歷史文化名城，但關於它們的當下很難定義；或者曾經被賦予重大戰略意義，但現在地位不如從前，又帶着歷史包袱；或者直接被排名、景點、特產、公共事件扁平地定義了。你對這種“侷限感”怎麼看？

史裏芬：除了北上廣深之外，哪個城市不具備這樣的特點呢？當我們談論一個城市的發展，必須不斷地去詢問語境，去更精確地找準角度和主體。

比如所謂“歷史包袱”，歷史包袱的主體是誰？是這個城市的幾百萬人口嗎？

還是這個城市本身可以抽象為一個主體，有它自己的意志？還是這個城市的管理者，或發展主導者？

而前面提到的“幾百萬人口”又是誰？我們知道，中國絕大多數三線城市市民參與的城市化進程其實有兩波。

第一波是20世紀50年代的“三線”建設和一百多個蘇聯援建項目，在計劃經濟的推動下，他們可以當工人、當幹部、進入部隊。另一波是20世紀90年代到新世紀之交，他們被國際分工體系吸納，進入世界貿易。釐清這兩條路徑之後就會發現，問題提到的“侷限感”裏涉及的那些因素，並沒有顯著地發生作用。

相反，真正決定一個城市如何發展，能發展成什麼樣的因素，我覺得首先是地方政策，其次是沿海、內陸的區位差別，第三是資源稟賦——有海外關係，有税收優勢，效果肯定不一樣。如果把城市抽象成一個有性格的人的話，我覺得這個效果也是他真正的追求，而不是外界怎麼看。更何況，視角不落在本地的話，來自外界的很多判斷、評價是有偏差的。

以富士康為例，對於鄭州和周邊縣市的青壯年而言，只要買一張二三十塊錢的大巴票，就能一個月掙幾千塊錢工資，是一種社會福利。對於本地來説，這是某種“資源稟賦”。

（圖/IC photo）

所以，“歷史包袱的主體是誰？”這個問題後面，還可以加一系列質詢：誰想發展？誰獲得了福利？誰在玩我視頻裏的那些“狂野魔幻風”？

《新週刊》：如今我們越來越多地注意到“C城”，並且願意接受不同層次城市的“各美其美”，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打開社交媒體輸入任何一座城市的名稱，都能看到豐富且有趣的“城市傳記”。你怎樣看待“C城”出圈與互聯網的關係？

史裏芬：首先必須強調的一個前提是，互聯網只會提高人們的期待閾值，而不是降低。中世紀時，人們沒有社會晉升或者階層的概念，維持體面生活的方式就是向他們這個行業的師傅學藝，混口飯吃。但是當互聯網把更多光彩奪目的生活推送到你面前，有些人可能就不會還想着老婆孩子熱炕頭加一份中等薪水了。

換言之，互聯網只會讓你把“武康路鬆弛感”定義為時尚，而“一線”之外的城市都顯得趕不上趟。

但是當經濟下行，消費降級，我們以歐美大城市為標杆向上模仿的那條路走不通了。同樣地，以前要往北京、上海跑，但現在北京已經減量發展了。

在這種嚴峻挑戰之下，這場“各美其美”運動的主體，也就是年輕人，首先必須活下去，利用好手頭有限的資源，在滿足物質需求的同時也能部分兼顧一下精神需求。

江蘇徐州一家龍蝦餐館門前的“變形金剛”版巨型鋼鐵龍蝦，吸引不少市民圍觀。（圖/視覺中國）

大城市待不下去了回到家鄉，我能恨它嗎？我不能。我只能讓自己覺得它可愛。唯一的辦法就是爆改一下奶奶留下的家屬院房子，在社交媒體上度過“屬於90年代的非常愜意的一天”。

《新週刊》：本質上是為生活現狀尋求一種邏輯自洽？

史裏芬：是的。它絕對不是歐美那種逆城市化的、田園牧歌式的後現代現象，而是現代化進程突然被打斷後人們的應激反應。年輕人並沒有突然變得充滿人文關懷，不計較名利得失，對“一線”以外的中國報以温情脈脈的注視。

《新週刊》：互聯網可能還起到一個抱團取暖的功能，就是借不同人的觀點説服自己——我所處的這個城市其實也還行，你看大家都那麼認為。

史裏芬：是的。年輕人依然有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既然不能以增長的方式實現，就只能通過不斷的挖掘和信息交換來實現，類似於“內卷”，即發展停滯下的向內轉變。

比如，你買不起更大的商品房，就只好給你的家屬院房子裝香薰燈，裝能補充維生素D的紫外線燈。就像平成之前的日本人可能會去南美、非洲旅遊，買一堆奇奇怪怪的木雕堆在自己的大房子裏。但現在只有一個房間住了，那就買手辦、買扭蛋吧；實在不行，買點“穀子”，買個亞克力立牌也挺好。

《新週刊》：你認為互聯網上與現實中的“C城”日常之間，有多大的鴻溝？

史裏芬：經濟下行，受到最嚴重衝擊的，一定是自身造血能力不夠強的城市。

因為年輕人的虹吸效應足夠強，“一線”城市有無數工具箱裏的工具可以拿出來用。與之相比，“二線”城市遠不具備相當的人口規模來支持它的非税收入能力。

換言之，全民體制化，民營經濟存在感低，更符合真實的大多數“C城”的面貌。年輕人想在“C 城”立足，取決於他們能不能儘快找到一個更穩定的編制，比如“公檢法”會比“教師編”更好。關係的保障作用會更加凸顯，我們在一起相親，也肯定都得先看是不是雙職工、雙體制內。

（圖/IC photo）

年輕人會喜歡這種生活嗎？那些在社交媒體上寫“城市傳記”的年輕人，又有多少真的生活在當地？

《新週刊》：為“中心”之外的城市做“傳記”、造典故，其實也是你工作最重要的部分。你覺得自己的工作意義何在？你希望以什麼樣的方式，對你口中的“C城”命運進行一些建設性的回應？

史裏芬：在中國，互聯網本身的語境就是高度城市化的。談到見網友，你腦子裏的預設環境肯定不可能是田間地頭。所以，一個大前提是，我希望能通過自己的視頻，讓互聯網和不那麼“中心”甚至非常鄉土的地點結合起來，像“地理大發現”時代的探險家那樣，讓所有被忽視的景觀留下痕跡。

（圖/視覺中國）

其次，我非常希望經由我的視頻建造一種本地認同，讓湘潭人愛湘潭、蚌埠人愛蚌埠，而所有保定人都記起來，他們的父輩和他們都同樣在保定動物園裏看過同樣一隻1976年出生的老熊。

我覺得這種本地認同是社區聯結的前提。就像第一次城市化進程中的那些廠礦大院、單位小區，門衞能認識你家裏的每一個小孩，而不是像現在的小區那樣，所謂“管理”，就是保安用一把U形鎖把幾千人關起來，而沒有人出頭建立業委會、更換物業。

我希望生活在“中心”之外的人，能看見他們的城市，看見他們的小區，看見他們的生活範圍，哪怕只是週末釣魚、遛娃、野餐的遊樂場或者3A級旅遊景區。這是社會的穩定器和安全閥，也是普通個體賴以自救的依託。

《新週刊》：當你把視頻上傳到網上，城市的範疇可能遠遠不止於地理意義上的“本地”了。它可能更像一個開放式的文本，每一個參與討論、參與圍觀的人，都在拓展它的邊界、續寫它的故事，而且“微不足道”在其中是有意義的。

史裏芬：對。有很多年輕人看到我的視頻當中的一個失落的遊樂園，遊樂園現在幾乎變成廢墟了，他們有的人在澳大利亞留學，有的人在上海工作，有的人在美國定居生了孩子，但是他們都可以共同回憶到自己的童年，並且他們能夠在我的評論區裏面互相交流認識。

河北秦皇島北戴河黃金海岸沙灘上，遊客們享受着涼爽的海風。（圖/IC photo）

這些“微不足道”匯聚成一個共識性的歷史剖面，不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式的，而是在具體的時間和地點，每一個身處其間的人，鮮活地、有温度地感受到彼此。